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由苏联回到延安。图为毛泽东等到机场欢迎时的合影。前排右一为王明，右三为毛泽东，左一为陈云。

王明回国对毛泽东独立自主抗日方针的挑战

洛川会议后，北方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奔赴抗日战场，很快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和夜袭阳明堡机场的胜利。接着，八路军开始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执行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随后，除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外，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红军改编后，有些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以做官为荣耀）。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强调“一定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一定要克服投降主义或迁就主义”。

其时，王稼祥去苏联疗伤，并接替王明、康生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7年11月中旬，王明和康生由莫斯科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27日，在迪化的陈云搭乘苏联送王明、康生的飞机经兰州于29日一起到达延安。

离开莫斯科前两天，斯大林会见了王明、康生和王稼祥；行前一天的晚上，季米特洛夫又同他们三人谈了话。到延安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在机场迎接。毛泽东还致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毛泽东和王明是首次见面。从毛的欢迎词看，从离开莫斯科和到达延安的场景看，王明回国确实是件大事。

王明在毛泽东与张国焘要不要抗日的路线之争中，是站在毛这一边的。由王明起草于1935年8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对准备抗日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共产国际和王明对毛泽东北上抗日路线的支持，给了躲避抗日的张国焘当头一棒。王明回国后曾对张国焘说，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李特、黄超已被当作“托派”枪决。王明这一做法使张国焘惶恐而受到重大刺激，他经过一番考虑，最后决定脱离中共。

但是，历史证明王明和毛泽东所站的准备抗日的立场是同中有异。毛泽东是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上准备抗日的。王明是站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立场上准备抗日的。如果抗日的具体做法与苏联的利益不一致时，王明会毫不犹豫地维护苏联利益而予以反对。1936年初，毛泽东决定红军东征山西，意在打通抗日通道。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却说东征是“想挑起日苏战争”，在莫斯科的王明则作五律《惊人之计》，反对东征。他们是一个鼻孔出气，都是站在苏联的立场上说话的。

尽管立场有别，但王明与毛泽东准备抗日的大目标一致，反对张国焘消极躲避抗日也一致。这是应该肯定的。这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对王明回国持欢迎态度的第一个理由。更重要的还在于王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政治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准备向抗日转变的历史关头，他回国后，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和沟通，对中共实行的抗日政策，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大事”“喜从天降”的含义。

王明回国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也是件“大事”：当时苏联正面临着来自西方纳粹德国的威胁，非常担心日本从东方进攻，使苏联处于两面应战的不利局面，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能拖住日本以减轻东方压力。1937年11月14日，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中共应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王明显然是带着这些意向回国的。

让毛泽东等未曾想到的是，王明回国后对中共实行抗日的政策产生的却是重大的负面影响。

王明到延安10天后，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从第一天一直讲到第二天下午。他说：“我们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他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

王明的报告是对洛川会议确定的持久战、游击战、独立自主三大战略方针的否定，中心是否定独立自主的抗战方针。毛泽东是洛川会议的灵魂人物，王明的报告处处都是对着毛泽东的，只是没有点名批评罢了。但对刘少奇则毫不客气点名批评。在解释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王明举例说：“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区不能建立与（陕甘宁）特区同样的政策，要同样用旧县政府、县长，不用抗日人民政府的，少奇同志写的小册子提得太多了”。

王明讲的那一套，使一些对洛川会议精神认识不透彻、对合作抗日与保持独立自主关系的尺度掌握不准的同志，一时难有分辨能力。有斯大林的背景，王明也曾扬言说他“跟斯大林谈过话”，这就把党内不少同志给唬住了。于是，不少重要领导人在不同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如说“抗战以来对国民党本质上的转变估计不足”，“我们强调独立自主，便走到与统一战线对立起来”；“把全面抗战与片面抗战对立起来”，“在党方面，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把独立自主发展到各方面，妨碍统一战线”等。

会上，王明还诬陷陈独秀是每月领取日本300元津贴的间谍，说什么“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担心陈独秀来延安会抢了他的风头，降低他作为莫斯科代言人的影响力。

会议增补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组成。会议确定中共七大筹委会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

虽然会议没有对王明的报告形成决议案，洛川会议确立的政治路线仍能继续实行，但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冲击波。后来，毛泽东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王明是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说话的，但在党中央争夺领导权的表现，与共产国际对他的要求则是相反的。据王稼祥回忆：“季米特洛夫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把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延安毛泽东与武汉王明的对峙

中央政治局会议一结束，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就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央长江局的双重身份赴武汉，于1937年12月18日到达。王明表现得很迫不及待，不仅在于他在十二月会议后第4天就急忙赶到武汉，更在于他把武汉看成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而看轻了延安指导敌后抗战的作用。后来，周恩来说王明“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阁”，毛泽东讽刺王明“梳妆打扮，送上门去”。

王明等同蒋介石会谈。蒋虽提出要王明“在汉相助”，却没有给他一官半职。建国后，周恩来回忆说：“当时蒋介石也不要王明，连个部长都没有给他当。毛泽东同志说，要是给他一个部长当，也许情形更坏。”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央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代表团与中央局合为一个组织，对外为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当时长江局内分工如划线，职责分明，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王明路线并未影响到所有人、所有事。但项英、博古受到影响，王明本人如周恩来所指，“党外步步投降，党内处处独立”，在中国共产党内一度形成了延安毛泽东和武汉王明对峙的局面。

12月25日，王明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时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先生精明坚决、雄才大略，力能胜任领导全国抗战”，“抗战以来，中国在各方面已有相当进步，例如政府开始成立全中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同时，开始建立了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的基础，更有重大意义。”这天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宣称：“我国军民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先生领导之下，开始形成了我统一的国家政权和统一的国家军队……要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

“党内处处独立”，突出地表现在王明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声，却反对延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达指示。1937年12月25日，王明起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随后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这并没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却擅自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发表。1938年2月10日和22日，《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先后发表王明起草而署名为毛泽东的《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这又是既没经过中共中央批准、也未征得毛泽东本人同意而擅自发表的。

1937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常委除张国焘正接受批判外，在延安和在武汉的常委各有4人，在延安的是张闻天、毛泽东、康生、陈云；在武汉的是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1938年2月下旬在武汉的常委回延安开会（即“三月政治局会议”）。3月1日，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显然，他是担心王明在武汉的所作所为会影响敌后抗战局面的发展，但多数常委并不明白他提议的真正含义。会议对王明去不去武汉进行表决时，以5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王明回武汉，为了实现在武汉的常委超过延安，曾写信要陈云去武汉，被陈云拒绝。不久，博古回延安，陈云对博古说：“王明应回延安与毛主席一起工作。”博古说：“王明讲，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人数并不比国民党统治区的多，延安发电不应用中央书记处名义。”陈云当即报告了毛泽东。以后，中央给长江局的电报就不用书记处名义，改用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康生、陈云。

“党内处处独立”，还表现在王明对洛川会议确定的游击战战略和持久战战略的否定。2月底至3月1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认为国共双方“一个是认为只有打游击战争，另一偏见便是不要游击战争，这都是不好的”。他的话实际上是反对强调游击战。3月5日，毛泽东在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中说：“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的配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以其他二者为辅，在将来要使阵地战能够有力地配合运动战，而游击战，在它对于战斗方式说来，则始终是辅助的。但游击战在半殖民地的民族战争中，特别在地域广大的国家，无疑在战略上占着重大的地位。”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对王明关于游击战说法的批评与纠正，也是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捍卫。

这次政治局会议曾决定王明去武汉留一个月即回延安。王明不理睬这个决定，留在武汉不走。他还以个人名义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又不报经中央批准，在《解放》周刊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回答怎样抗战时，要求“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普遍地”三个字是要抹煞八路军、新四军的作战特点，要求八路军、新四军也要以运动战为主，这是明目张胆地要推翻洛川会议确定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重申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说明了军事斗争的长期性。5月下旬，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不久印行出版了《论持久战》，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要的军事代表作，也是指导如何抗日的纲领性军事著作。

7月上旬，中共中央电示长江局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此文，王明借口文章太长不予发表；中央又要求连载，他也拒不执行。后经周恩来等以《新群丛书》名义印成单行本随《新华日报》附送并正式销售，推动了持久战战略思想在全国的传播。

王明一再阻止《论持久战》在《新华日报》刊载，表明了他对持久战战略的反对立场和与毛泽东争夺领袖地位的阴暗心理。

1938年夏，王明作诗《论持久战（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中心错误）》，攻击《论持久战》。诗曰：“四亿弗凭斗志哀，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盾牌。”

党的七大前后，王明拒不承认他不同意关于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结论，也拒不承认是他阻止了《论持久战》在《新华日报》发表。晚年王明的自述则供认了他仇视《论持久战》和阻止其发表的事实。

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对王明的关键性胜利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解决独立自主抗日还是依附蒋介石抗日问题的一次关键性会议，是毛泽东对王明的一次关键性胜利。

该会是在王稼祥回国带回共产国际指示的背景下召开的。2月底至3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了解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实际情况、了解王明回国后种种表现的任弼时去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情况并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向共产国际递交了长达15000字的手写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报告大纲，还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就此作了说明和补充。这使共产国际深入了解了中共抗战以来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定》，支持了中共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和任弼时的谈话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七八月间，王稼祥回到延安。

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作传达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还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政治局会议之前，王明曾要求中央派王稼祥速来武汉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如万一不能来，请将共产国际指示的主要内容迅速电告。中央否定了王明意见，复电：“王稼祥不能来汉”，“请长江局负责人在政治局会议前早几天回到延安。”萧劲光回忆说：“王明不仅推故不参加，竟无理要求把六届六中全会搬到武汉去开，毛主席坚决反对，并讽刺王明是涂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门去的。毛主席说：我住在清凉山，靠留守兵团吃饭，哪里也不去。随后，王明又提出稼祥同志去武汉向他单独传达，当即遭到稼祥同志的严辞（词）拒绝。”王明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回到延安的。王明和王稼祥都是安徽人，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王稼祥站在毛泽东一边。

六届六中全会上，彭德怀在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肯定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肯定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必然要否定王明依附蒋介石的抗战路线和争夺领袖地位的做法。周恩来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很多干部逐渐觉悟了，王明就逐步孤立了。”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系统地谈了从五中到六中全会、抗战15个月的总结、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长期战争与长期合作、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等8个问题。该报告对15个月的抗战进行了总结，对武汉即将失守的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抗日战争将过渡到一个新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新阶段要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具有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的新姿态。中共要认真地肩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责任。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须继续反对‘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以便实现和各抗日党派的合作，发展共产党和发展民众运动；但是在同时，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也要注意反对，否则也就会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则的发展了”。共产党员要正确地认识自己、加强自己、团结自己，要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发挥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毛泽东结合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批判了王明的教条主义，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11月5日、6日两天，毛泽东在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谈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战争和战略这两个根本问题。对前者，他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不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不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针对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他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对后者，他批判了王明轻视抗日游击战争的观点，指出：“游击战争是在全战争中占着一个重要的战略地位的。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毛泽东分析广州、武汉失守后的形势，日本战略进攻接近了顶点，这是相持局面快要到来的象征。在相持阶段中，我方作战形式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敌后游击战争应分为两大区域，在已经大大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应大力加以巩固；在没有充分发展和正在发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应迅速地广大地发展游击战争。

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重要的纪律决定和组织决定。纪律决定是全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定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文件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各中央委员如果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党外发表言论与文件。”“中央委员如有违犯纪律及有重大错误发生，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政治局得依其程度之大小给以适当处分。”这是对王明武汉期间“党内处处独立”的严重警告，也是对今后王明，也包括其他中央委员的纪律约束。

组织决定是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和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对北方局作了调整，以杨尚昆为书记；王明留在延安工作。王明也不得不在会上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这就从组织上解决了延安毛泽东与武汉王明对峙的问题。

毛泽东对王明依附蒋介石抗日路线的清算

六届六中全会保证了抗日的正确道路和方向，但并没有点名批评王明。毛泽东说：“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纪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六届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不能像在武汉那样对抗毛泽东和中央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了，也不能像在武汉那样与毛泽东争夺领袖地位了。但是，王明并没有自觉地认识自己的错误，相反，在一定范围内仍在延续甚至发展着他的错误。

王明在延安对六中全会作过一首诗：《七绝·〈论相持阶段〉与〈六中结论〉（评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和结论的错误和阴谋）》。诗曰：“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这首诗可能作于1938年冬，也可能是后来写的，是对抗日战争持久战战略和游击战战略的曲解和攻击。

1939年冬，毛泽东组织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这一观点，在一个多月后他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丰富起来。

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观点后，很快就遭到了王明的反对。1939年底王明作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苦心劝其改，怒意流于形。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后来，王明又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斯大林的观点不一致”。

1941年九十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曾与王明多次谈话，希望其改正错误。10月7日，毛泽东与王稼祥、任弼时同王明谈话。王明以攻为守，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应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把关系搞好。他认为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10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明又说：《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没有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谈经济政策时，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政权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毛泽东发言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王明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攻击，既有极“左”的一面，如说“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更有极右的一面，如强调“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把关系搞好”。这极右的一面同他反对独立自主的抗战路线、推行依附蒋介石的抗战路线是完全一致的。王明的极“左”和极右立场，出发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不顾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站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立场上说话。

六届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依附蒋介石的抗战路线虽在全局上已不能产生大的影响，但对南部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则有明显的影响。项英在领导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的，但他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抗日方针认识不足，在敌占区未能放手发动群众，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决策贯彻不力。1940年10月之后，当蒋介石进攻新四军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时，项英在犹豫不决中丧失了迅速东进或北移的有利时机。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时，指出：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在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如王震旅到绥德、米脂），斩而不奏。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发展。12月26日，毛泽东起草致项英等的电报批评道：“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正是毛泽东批评的这样一种状态，使新四军在1941年初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

随后开始的整风学习运动，目的之一就是要清算王明教条主义和依附蒋介石抗战路线的影响。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概括抗战中王明路线有4个原则错误：速胜论，运动战，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组织上闹独立性。至此基本清算了抗战中王明的错误路线。

在清算王明依附蒋介石抗日路线的同时，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抗日路线进一步为全党所认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也进一步确立起来。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一年后，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由毛泽东任主席，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的七中全会主席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成员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