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请求赴朝参战，打响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先后有24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战士奔赴朝鲜战场。历经三年的炮火洗礼，他们中有的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有的人却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
　　
　　对于回国的那些战士而言，那壮怀激烈的岁月是他们一生难以磨灭的印记，沁入血液，融入骨髓。即使到了60多年后的今天，听到“抗美援朝”四个字，他们的双眸依然闪耀着光芒。“一天是战友，一生是战友。”一个志愿军老兵这样说。63年来，有这样一群人，从年富力强到白发苍苍，一直在自发地、不计成本地寻觅着曾经的战友。他们寻找的不仅是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不仅是那段无法磨灭的记忆，还是他们心中永不熄灭的理想之光。
　　
　　我们关注这些“最可爱的人”，听这些也许不常记得眼前事的老兵精确地叙述当年的经历，不仅是为了重温志愿军战士当年的英勇顽强与无上荣耀，更是为了不让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蒙尘，以珍爱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和祖国边陲的安宁。
　　
　　伴随着衰老而至的记忆力退化，一度让88岁的安传培很难利索地从1数到10，他时而不知道3后面应该是几，时而嘴里念着“5”，手上却比划着8。“数字对我已经没有意义了。”他摇摇头对家人说。
　　
　　直到三个月前，安传培接到个电话：“对，我是安传培，参加过抗美援朝志愿军。”然后，家人听到他不假思索地报出一串数字，“是20军60师179团1营2连……”
　　
　　为战友“千里走单骑”

        “老安同志，终于找到你啦!”当听到安传培报出番号，电话那头的刘石安激动不已。刘石安今年82岁，与安传培一样，他曾是志愿军20军的一名老兵。一次外出吃饭时，他偶然听人说起认识一位志愿军老兵，“我当时就把自己的手机号留给对方，请他帮忙联系老安。”一星期后，这位朋友辗转打听到了安传培的电话，两人接上了头。
　　
　　“之前听说老安是解放前从宁波入伍，曾经驻守上海，我就猜他可能是我们20军的。”刘石安说，20军是诞生在上海的部队，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上海。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20军临时接到调令，军人们坐上不知目的地的“闷罐车”日夜兼程，直到抵达天津，领导让刘石安下车去买《天津日报》，他和战士们才猜测，他们可能是首批入朝作战的志愿军。后来，这支基本由上海子弟兵组建的队伍，成了在朝作战相对时间最长的部队，在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足足打了两年多。从朝鲜凯旋后，20军还打过一江山岛等战役，由于建制至今仍在，战友联络也相对容易。
　　
　　1970年退伍回到上海后，刘石安就给自己找了个“副业”——找寻20军抗美援朝的战友。他为此买了辆自行车，每周日从位于徐家汇的家出发，骑车去战友家探望。刘石安说，他通常一次跑3户人家，最远要骑两三小时路程去杨浦区，“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事，就大家一起聊聊天，见着他们我心里就高兴，就踏实。”
　　
　　这样年复一年，刘石安联系上的战友从一开始的十几个人，到后来的几百号人，“现在我已经联系上了1200多人了，每年我们还要举行大型聚会”。
　　
　　后来，随着年龄增长，刘石安不得不终止“千里走单骑”找寻战友的方式，改为写信。在通信中，刘石安读到了不少战友记忆里的动人故事。
　　
　　“这些好的作风与精神，难道不正应该留给后代吗?”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退休后的刘石安开始向一些战友约稿并编辑成书。2009年，为纪念2010年抗美援朝出征60周年，他与另外几名热心老兵商议，请全国各地参加过志愿军的20军战友每人写一段回忆录。为此，刘石安一个人担负起联络工作，通过写信、打电话甚至亲自登门造访向400多人约稿，最终收获了200多篇稿件，汇编成《抗美援朝日日夜夜》一书。
　　
　　“战友里文笔好的特别多。”刘石安说，他至今记得有位叫毛缨的战友，是位军旅作家，文笔相当不错。
　　
　　“毛缨?!”听到这个名字，安传培记忆深处的弦被拨动了。抗美援朝归来后，毛缨曾与他一同在宁波养伤，也是他找寻许久的战友。上世纪50年代末出院后，安传培回到上海工作，毛缨则去了杭州，两人常有书信来往，后来因“文革”断了联系。上世纪80年代，安传培有一次与家人去杭州旅游，特地循着20年前信上的地址去找毛缨，只可惜那里已换过几轮住户，打听不到毛缨的消息了。
　　
　　“老刘同志，能不能麻烦您个事儿，帮我找到毛缨?”安传培问。

　　
　　酷暑中的老兵聚会

　　
　　几天后，安传培收到了刘石安的信，信中说他联系了多位在杭州的战友，同时得知毛缨已在前几年去世。
　　
　　读完信，安传培失神了很久。“我们都到了这个岁数，走了也正常。”他喃喃自语道，“只是走前没见上一面，终究遗憾。”之后的几天，他总在懊悔当年应该多给毛缨去信，或者应该让小辈通过互联网帮他寻找，“一同在朝鲜打过仗，感情真的很亲”。
　　
　　好在这封信之外，还有一份让安传培情绪高涨的文件。那是一纸落款为“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军联络组”的邀请函，请他参加7月底举行的抗美援朝纪念活动。
　　
　　这场活动的牵头人是该联络组的组长、今年81岁的何文俊，他在抗美援朝时期是装甲兵司令部的通信兵。当年报名参加抗美援朝时，何文俊是上海交通大学通信学院无线电工程专业的大二学生、校学生会通讯组组长。“去参军时，我只与母亲通过一封信说了实情，家里全靠她‘打掩护’。”何文俊说，他深知参军必将遭遇强大的家庭阻力，因为他生于富商之家，从小念的是贵族学校，考上名牌大学后，家人早早为他规划好了人生。“但我那时只想参加抗美援朝，报效祖国。”何文俊说。
　　
　　说起一个甲子前的那场战争，何文俊总是谦虚地说，作为通信兵立功的机会大，伤亡的风险小。但实际上，这位“何技师”却要冒着枪林弹雨维修各种坦克装备上的无线电设备，连朝军的无线电修复也需要他去支援，“当年会通讯技术的人太少，去朝鲜的全国就8个人，最后回来了4个”。
　　
　　时至今日，无论是在装甲司，还是在步兵、炮兵、空军等兄弟作战部队，许多老战士即使叫不上何文俊的名字，也能一眼认出他。
　　
　　在何文俊的不懈奔走下，现在上海抗美援朝志愿军联络组已经聚集起了3200多位老战士。“7月底的纪念活动，我们从中邀请了100人。”他说，88岁的安传培是与会者中年龄最大的。
　　
　　尽管天气预报说当天最高温度将近40℃，家人很是担心安传培的身体状况，但看着老人已经为此兴奋了一周，谁都不忍心拂他的意。最后，女儿决定陪他一起去。
　　
　　通知上写着上午7点到人民广场集合，但安传培4点多就起床了，“其实一个晚上都没睡好，太激动了，没想到60年后还能再见到战友。”他抖抖颤颤地穿上惟有出席重要场合才穿的衬衣、西裤，对着镜子照了又照。军装很厚，安传培却执意要带着，还让老伴别上所有抗美援朝的奖章。“没有军装，别人以为我是混进来的怎么办?”安传培认真地说。
　　
　　到达集合地点后，安传培上了1号大巴，车上都是20军的老战士。第一次见面，刘石安紧紧握住安传培的手，车上的老同志们也纷纷与他握手，道着“欢迎”与“保重”。
　　
　　这样的握手太亲切，安传培差点落下泪来。在他的印象里，60年前的年轻小伙们也是这样握着手，对新同志说“欢迎”，向奔赴战场的同志说“保重”。只是有好些人，没等到凯旋的那天。

　
　　去朝鲜再看一眼英模

　
　　在车上，刘石安带头唱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虽然当年的青壮小伙已然是耄耋老人，但唱起这首歌时气势依然。
　　
　　“60年前，我也领唱过这首歌。”刘石安永远不会忘记，1953年7月27日中午，战士们正在战壕外吃午饭，忽然听到广播里传来“美军签署了停战协议……”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刘石安带头用筷子敲打饭盒，领着战士们唱起了这首歌。
　　
　　“如果这辈子有机会，我想再去一次朝鲜。”听着熟悉的歌词，熟悉的旋律，安传培对坐在身旁的刘石安说。
　　
　　“老安，我给你讲讲现在的朝鲜吧!”看着惊讶的安传培，刘石安赶紧作了个“嘘”的手势，“替我保密，想去的人太多，我得低调。”
　　
　　今年6月，刘石安跟随中央电视台《断刀2》栏目组前往曾经战斗过的朝鲜：“全国去了12个老战士，上海就去了我1个。”60年前，刘石安所在的20军是打破麦克阿瑟最初“圣诞节计划”的主力军，也是参与长津湖战役、青川江战役、黄草岭战役、金城反击战等著名战役的中坚力量。
　　
　　“再次到达长津湖地区时很激动，但我发现这60年的变化太大了。”刘石安说，如今那里已没有太多战争的痕迹，惟有几处战壕、弹坑证明这里曾发生过恶战。他记得战时烧毁了不少树木，现在又逐渐长成了树林。当时，那里几乎没什么人家，偶尔有“阿玛尼”(朝鲜语“老妇人”)头上顶着罐子，冒着炮火给志愿军送土豆，如今这里建起了十多户比较新的农村小平房。
　　
　　感受更深的是在柳潭里，这里曾是20军打败美军“王牌部队”陆战一师的地方，也是电影《英雄儿女》中抱着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王成的原型杨根思牺牲的1071高地。杨根思当时是20军58师172团3连连长，当他带领连队打退敌军的8次进攻后，全连只剩下他和机枪组了。为了保护武器，他命令射手们带着打完子弹的重机枪撤下去，自己独自留在阵地上。当敌人快要踏上1071高地时，他抱着一个冒烟的炸药包冲了过去，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杨根思是志愿军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我军至今仅有杨根思和黄继光获得过这一荣誉)，也是志愿军中第一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他生前所在连队被命名为“杨根思连”。刘石安特地向摄制组提议寻找杨根思的墓地，可惜没找到。“也许是在更高的地方，”刘石安说，“我们这些老同志现在爬到200米高就爬不动了，只得就地录影。”
　　
　　在半山腰，摄制组问刘石安对这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想了想：“就讲讲‘冰雕连’的故事吧。”他说，当年出征是秘密入朝，许多来自南方的战士就穿着夏秋两季的衣服奔赴战场，朝鲜冬季的最低温度要达到-40℃，成排、成连的战士因此冻死在山头。在阻击美军陆战一师的高地上，当清晨美军进攻时，发现负责阻击的志愿军一直不开枪，还有几名战士握着手榴弹，吓得美军先头部队不敢贸然行动，直至几个胆大的美军爬上志愿军的阵地才发现，原来整连的志愿军官兵都在寒夜里被冻成了冰雕。“他们一直保持着作战的姿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说着说着，老人哽咽了。
　　
　　抗美援朝战役中，共有183108名中国军人牺牲在了朝鲜战场上。刘石安说，这次去朝鲜的第三天，他们在主办方、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安排下，前往距平壤20公里的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拜，这里矗立着20多座英雄人物铜像：毛岸英、黄继光、邱少云……让刘石安欣慰的是，陵园很干净，也常有中国游客前来祭奠。离开时，刘石安和其他老同志为烈士们敬献了花圈，挽联上写着“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部分志愿军老战士”。
　　
　　“就是了却个心愿，60年后总算又来了。”刘石安说，为了这次拍摄，他准备了20天：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从书上翻出当年的作战地图一遍遍地看那些山脉、水系，除了找战斗地点，还找出了几名战友的牺牲地点。此外，他借阅、购买了大量有关抗美援朝的书籍，每晚看到11点，“直到眼睛酸得实在看不动了才休息”。他还把抗美援朝时期获得的所有奖章都装进了行李箱。他甚至想若是有时间，找人“突击”补习一下朝鲜语。
　　
　　“您现在还会说朝鲜语吗?”安传培问。
　　
　　“只会一句了，‘多摩晁少(同志们好)’。”刘石安说。
　　
　　为了“最后的陪伴”
　　
　　在位于奉贤永福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的一处展台中，展示了大量朝鲜书籍、邮票，这些都是由停战后去过三次朝鲜的何文俊捐献的。
　　
　　何文俊是最后一批回到祖国的抗美援朝战士，那已是1958年8月。1956年，何文俊被送到前苏联列宁格勒学习无线电技术，并于一年后返回朝鲜教授朝军无线电修理技术，帮助当地完成建桥盖房等基础建设。
　　
　　回国后，在朝鲜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安排下，1959年冬天，何文俊作为团长再度赴朝。在20天的访问里，何文俊们被安排与朝鲜国立艺术团住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换补给品，何文俊用1听果酱、2听肉罐头换了朝方1罐泡菜。活动结束时，朝鲜艺术家为了纪念与何文俊的这段友谊，赠予他一幅亲手制作的贝壳画。如今，这幅贝壳画被他捐赠给了纪念馆。
　　
　　那次，何文俊在朝鲜买回来许多东西，基本都捐给了这里。他留给自己惟一的“赴朝纪念品”，是当年打仗时从枫树上摘下来的一片红叶，“我一直把它夹在书里”。
　　
　　同样捐献了不少战时物品的83岁老战士陈浩泉说：“这些记忆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希望捐出来让更多人看到，有现实教育意义。”陈浩泉1950年赴朝时是铁道兵，1953年因腰部负伤回国治疗，此后长期担任党宣和青年工作。前两年老伴去世后，他无偿腾出了位于市中心一室一厅的老公房，作为联络组的活动场地。对于永福园投资6000万造志愿军广场和纪念馆，陈浩泉“从心底里感激”：“我感觉我们的第二、第三代对朝鲜战争知道得太少，我们这些人走了以后，谁还记得?”
　　
　　说起为什么要投资建设这座没有经济回报的纪念馆，永福园董事长徐渭岳坦言，缘起于1989年一位买墓人的“控诉”：一位家境贫寒的奉贤妇女因买不起墓地，大骂殡葬行业暴利无情。她的几个子女告诉徐渭岳，在他们幼年时，父亲为保家卫国牺牲在了朝鲜，母亲年轻守寡，含辛茹苦带大他们。徐渭岳后来得知，原来这名妇女是志愿军战士毕福祥烈士的遗孀。
　　
　　同样的情况徐渭岳又碰到了三四次，同是奉贤人的他专门前往位于辽宁丹东的抗美援朝志愿军纪念馆查阅资料，发现全国出兵的240万人中，有18680人来自上海，且多是奉贤、南汇一带的“阿拉兵”。在牺牲的183108名烈士中，上海籍有1634人。
　　
　　“我能为这些老战士做些什么?”从丹东回来，徐渭岳一直在寻找机会，直至去年条件成熟后，筹备多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馆终于奠基。今年3月，这座上海惟一全面反映抗美援朝历史的专题纪念馆建成，展出了通过老战士捐献等多种途径筹得的历史照片500余幅、珍贵历史文物200多件。
　　
　　走在如同抗美援朝时期上甘岭坑道一样的展馆，见到熟悉的印有“最可爱的人”的搪瓷水杯、行军铺盖、军装、奖章，看着30分钟的战争纪实片，安传培眼眶泛红。“回家以后，我要把当时的战争物品找出来，捐到这里。”安传培告诉女儿，听说几位志愿军老战士特地重新来这里买墓，“我也要‘搬’来和战友们在一起，这是我们最后的陪伴。”

　　
　　“战友的力量”焕新生

　　
　　从志愿军纪念广场返家当晚，安传培的老伴打开一个上锁的抽屉，把安传培军装上的奖章一个个取下，归拢在一个老旧的信封中。安传培饶有兴致地打开另一个信封，里面是战友们在朝作战时期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从朝鲜归来后，战友们寄给他的。柜子的一角有一本红皮日记本，纸张已经泛黄，第一页上写着“回忆录”三个大字，下面则写了十来个标题，“跨过鸭绿江”、“炮火连天迎国庆”、“第一次战斗”……
　　
　　看着这些标题，安传培好似打开了记忆的洪闸。他点着“智擒敌特”一节说，那次他护送8名掉队伤员去营部，路上遇到一个号称买药的朝鲜人，同行时，这人总在伺机打听部队的番号，引起了他的警觉。他表面上热络地与这人聊天，营部在东就说在西，上午行军就说下午出发，就这样混淆视听地边走边聊了两三个小时。接近营部时，他让一个轻伤士兵假装肚子不适去方便，实则跑去营部报告，很快几个精壮的战士冲出来擒获了这个敌特。在营部领导的审讯下，敌特很快就招供了。他装作买药的那杆小秤，就作为战利品奖给了立功的安传培。“就是这个，”安传培从抽屉中取出一卷纱布，展开后便见一杆干净如新的小秤。
　　
　　他又指着“一封未写完的情书”一节告诉家人，自己曾亲眼看到一名重伤的战友从前线被救下，当时那位战友只能趴在担架上，却坚持给远在上海的女友写情书，可惜还没写完就牺牲了。安传培说：“虽然我与他仅有一面之缘，但到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朱伯康……”
　　
　　“我要把这些故事都回忆起来，然后写下来。”安传培说。
　　
　　家人说，有些故事他们也是第一次听。“这两年，爸爸的精神很少这样好，也很少说这么多话了。”安传培的女儿说，她感觉父亲参加完战友聚会归来后，精神状态似乎一下好了许多，记忆也慢慢复苏了。
　　
　　刘石安得知这些后很高兴，打电话给安传培说：“是革命的力量、部队的力量、战友的力量，让你焕发新生啊!”
　　
　　这几日，安传培在家人和老战友的推荐下，“追”着各类抗美援朝的纪录片和电影。每当电视里提及“20军60师179团”时，总能引起老人的特别关注。有一次，他正在看一部介绍朝鲜烈士陵园的纪录片，电视里传来解说声：“这是一级战斗英雄沈如根的铜像，沈如根烈士是原志愿军20军60师179团……”
　　
　　“沈如根同志不是回来了吗?他是活着的烈士!他受了重伤，当时人们都以为他牺牲了。”安传培有些着急地喃喃自语，他看了看茫然的家人，“我还是给刘石安同志打电话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