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不问出身：揭秘共和国开国将帅学历(图)

点击：  作者：    来源：解放军生活杂志  发布时间:2015-03-23 22:32:31

 

       在解放军1955年授予的1614名开国将帅中，只有66人受过正规教育，其中相当一部分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尽管他们出身不同，爱好各异，但在刻苦学习上却有着惊人的共通之处，而这正是他们成为解放军杰出高级将领不可或缺的因素。

 

 

 朱德：“学习好比人身上的血要流动一样，不能停息。”

　　

       朱德元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学习的一生。

　　1922年，朱德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学习。组织上规定每周要学习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当时，朱德已经36岁，语言困难可想而知。但他坚持练发音，背单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甚至连饭都忘了吃，觉也忘了睡。他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房东老太太：“这个中国人啊！简直是在拼命！”就这样，朱德很快就能用德语会话和阅读，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抗日烽火中，朱德十分注重总结人民军队的经验和教训。1938年，他写出了近10万字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一书，并在《前线》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战斗间隙，他还抓紧时间读完了《反杜林论》等许多政治理论读物。他身边工作人员说，翻开他读过的书，最显眼的是用铅笔画的红蓝道道。因为当时朱德已年过半百，眼睛有些花，晚上在油灯下看书，书中字体小，容易串行，为了避免看错，他只好拿铅笔在书上画道道。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学完了中央规定高级干部必读的马列著作。其中，单是《毛泽东选集》他就通读了9遍。有一天，朱德带病坐在办公桌前看《列宁选集》。护士小郭看到他读了很长时间不休息，便说：“首长，您身体不好，还发着低烧呢，该休息一会儿啦！”朱德摇摇头说：“学习好比人身上的血要流动一样，不能停息。正因为我年岁大了，更要抓紧时间学，才能革命到底不掉队啊！”小郭感动地说：“您年纪大了，眼力不好，让我念给您听吧！”说完，她拿起《列宁选集》一句句地读着，朱德专心地听了起来。

 刘伯承：“人家学一遍，我就学十遍；人家学十遍，我就学百遍，总是可以学会的。”

　　

       早在少年时代，刘伯承读书时就养成了背书的习惯。在学校，他每天总是第一个走进课堂，第一个发出背书声，许多课文都能背出来。参加护国军后，刘伯承依然没有丢掉读书背书习惯，一有空就坐下来学习。一天休息，他又捧起了《资治通鉴》。一些同事见他整天苦读，觉得不可思议，就拉他出去散散心。刘伯承回绝道：“我觉得干那些事没意思，不如看书，能学点东西。”这期间，他读了《二十四史》、《三国演义》等史书和古典名著，《孙子兵法》更不知读了多少遍，直到晚年大部分章节仍能背诵。

　　1927年冬，年满35岁的刘伯承被派到莫斯科红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此前他连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认识。刘伯承没有畏惧，他说：“我的基础不如别人，但是，人家学一遍，我就学十遍；人家学十遍，我就学百遍，总是可以学会的。”凭借非凡的毅力，他顺利通过了俄文关，能直接阅读俄文教材，能直接听教官讲授，并逐渐成为有很高造诣的俄文军事著作翻译家。留学期间，刘伯承系统地学习了苏联军队建设理论，广泛涉猎了拿破仑、苏沃洛夫、汉尼拔等军事家的著作，军事素养不断提升。

　　1930年刘伯承学成归国。在以后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不论环境多么艰苦，战事多么频繁，身体多么不好，他始终勤学不怠，放大镜、棉油灯和几箱子书伴随他度过了漫漫的戎马征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多次负伤，刘伯承身体一直不好，但他的学习兴致丝毫未减。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天，刘伯承在北戴河疗养，聂荣臻去寓所看他。刘伯承一见面就讲：“糟糕呀，昨天晚上去偷点东西吃，叫人家抓住了，到现在还没有结案呢？”听到此话，聂荣臻吃了一惊。这时，刘伯承夫人汪荣华忙出来解释：医生正对刘伯承采用饥饿疗法，食量控制得很严。昨天晚上刘伯承读书至深夜，饿得不行了，他便脱掉鞋子摸进厨房里找吃的。因为没有开灯，视力又不好，馒头摸到了，却把一只盘子弄掉地上打碎了，被闻讯赶来的工作人员当场给“捉”住。然而，这种好学精神使他赢得了“论兵新孙吴”的美誉。

 陈毅：苦学精神震敌人

　　

      陈毅元帅渊博的学识和潇洒的谈吐以及文学天赋，给很多接触过他的中外人士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且不论朋友还是对手，这是大家都熟知的。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后，陈毅受命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在敌人重重围困、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放松过读书学习。有一次，由于叛徒的出卖，敌人突然包围了游击队驻地。陈毅立即命令部队钻进密林中，同敌人周旋。敌人搜来搜去，终于在陈毅隐蔽过的地方拾到一个包袱，除了一件破旧衬衣外，还有几本破书。敌军官惊讶地说：“‘赤匪’苦成这样子了，还读书呀！”在这次与敌人周旋的20多天中，陈毅写下了“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迈诗句。

　　在转战大江南北的战火硝烟中，陈毅总是人到哪里，就把书箱带到哪里。他的行李中总是有书，有他经常阅读的《联共党史》、《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古乐府》、《李白诗选》、《杜甫诗选》等。若有时间，他也看《桃花扇》、《搜神记》、《牡丹亭》等一类可以从中了解历史和风俗人情的书籍。因此，他的办公桌上、柜子上总是摆满了各种书籍，每天临睡前，他总要坚持看几页书，写写日记。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先后担任上海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外交部长等职。繁忙工作之余，他读起书来仍达到忘我的境地。有一次，陈毅到一个亲戚家做客。进门后立即被一本书吸引住了，就埋头读了起来。到吃饭时，亲戚见陈毅还不出屋，就把蒸熟的糍粑给他送过去，让他趁热吃了再看。陈毅随便答应了一声，就边看边吃。可是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书上，结果把本应蘸糖吃的糍粑误蘸向墨汁，弄得满嘴黑糊糊的都没有觉察出来。过了一会儿，亲戚进来看见这一幕，忍不住笑出声来。陈毅这才发现自己闹出了笑话，于是解嘲地说：“喝点墨水没有关系，我正觉得肚子里墨水太少哩！”

贺龙：学习比吃饭、睡觉重要

　　与刘伯承和陈毅不同的是，贺龙元帅的求学道路十分独特。他出身贫苦，从小务农，后来赶骡子贩盐。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他“两把菜刀闹革命”，靠着作战勇敢被提升为护国军的团长、旅长。然而，由于不识字，作战时，他只能在副官的手掌上写上“贺龙”二字，口授命令，然后让副官到部队去，将手掌张开让大家看，再高声宣布命令。这种由人代言的方式，一直维持到1927年。

　　南昌起义后，宋庆龄发表了宣言。起义的第二天，派驻贺龙部队的党代表周逸群将宋庆龄发表的宣言念给贺龙听，贺龙听后要周逸群再念三遍，周逸群又连续念了三遍，贺龙说：“这篇文章真好。你周逸群是知识分子，念了四遍。我不识字，听了四遍。现在我们两人比比看，看哪个背得出来。”结果，贺龙一口气将宣言背诵出来，一字不差，周逸群反倒背不完全。贺龙哈哈大笑起来，说：“知识分子不如大老粗啊！”

　　周逸群看到贺龙流利背宣言很是惊喜，于是他诚挚地说：“你的聪明我五体投地地佩服，但是光听人家念文章，自己不能亲自读，那是不好的，倘若别人将重要的地方有意念错，你也不知道，那岂不坏了大事？”贺龙沉吟了一下，豪爽地说：“你真是说出了肺腑之言。我诚心地接受你的忠告，从现在起，我要抓紧学习，请你做我的老师。我决心每天学会认字20个。我说这话是算数的！……”

　　果然，贺龙开始像小学生一样勤奋学习。不管工作多忙，也不管酷暑寒冬，他每天坚持学习，不是读就是写，不会就问别人，从不间断。有一回，他指挥部队打仗，紧张的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虽然48小时未合眼，但他仍抓紧战斗空隙争分夺秒地学习。身边工作人员见状，称赞说：“贺老总真是把学习看成比吃饭、睡觉还重要。”由于贺龙的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记忆力好，再加上勤奋，很快在学习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红军长征时，他已能熟练地阅读马列著作和中央的文电，掌握了各种文体的写作，并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

 

徐海东：决不做“半个中国人”

　　

       被称为“中国的夏伯阳”的徐海东大将，从小只读过两年半书，却有着极强的求知欲。1938年9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休息时，大家走出会场，三三两两在院子里散步。徐海东看见毛泽东和贺龙走到一起说笑，便凑了过去。他们正讲读书的事，徐海东自称是个“老粗”，怕自己插不上嘴，转身要走，只听毛泽东叫他：“海东，一块走走嘛！”

　　路上，毛泽东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这时，毛泽东瞅了瞅徐海东，问道：“海东，你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

　　徐海东是窑匠出身，从小只听说书人说过刘关张“桃园三结义”，诸葛亮火烧曹营和梁山泊好汉的故事。至于《红楼梦》他根本就不知道。于是只好回答：“没有看过《红楼梦》，不知说的什么。”

　　“那，你只算半个中国人喽！”毛泽东一句幽默的话，说得身旁的人都大笑起来。

　　故事并未结束。在抗日战场，徐海东常常想起毛泽东的话。他总想找本《红楼梦》看看，可是战火弥漫，每天四处奔波，哪里找得到这样的“闲书”？1940年，出任华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的徐海东因为积劳成疾，又因8次负伤，病得不能起床，只好躺在担架上打游击。他多次病危，因不能指挥作战而心急如焚。1941年5月，毛泽东给他发来电报：“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既然作战的事无法过问，他只好安心养病。在病床上只要想起毛泽东的话，徐海东就喃喃自语：“只要我不死，就要读完《红楼梦》，决不做‘半个中国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找到《红楼梦》，徐海东每天就耐着性子一字一句往下读，终于把这部旷世佳作读完了，硬是在病床上把“半个中国人”的帽子摘掉了。

 

　　盘点解放军中留过洋的开国将帅

 

        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初称“中国工农革命军”,1928年朱毛会师后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开始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1948年11月1日,正式统一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又习称工农子弟兵,因为它与工农的关系如此密切,所以人们很少将其与“洋”字挂钩,也很少有人统计过解放军中到底有多少出洋留过学的人员。根据解密后的外交档案记载,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曾选派过几百名现役干部到苏联军事院校学习深造,学成回国后担当了各方面的重任。此外,解放军中还有一些高级将领在建国前乃至建军前曾出国留过学。二者中获得开国将帅衔者初步统计有56名,约占开国将帅的3.5%。现将他们作一简介(以出国先后为序,其中于1955年荣获军衔且以后没有晋升者不再注明授衔时间)。

　　 

 

陈毅赴法勤工俭学前在上海的留影

 

       1920年，陈毅（后排右一）在法国与同学合影。前排右一为其胞兄陈孟熙。同年底，陈毅参加了由李富春、李维汉、颜昌颐等发起组成的工学世界社。该社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社会革命”为宗旨。

　　陈毅：1919年至1921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因参加留法学生掀起的“拒款运动”,被当局扣上“煽动‘赤化’,‘参加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罪名,于1921年10月间被驱逐回国。回国后于1923年在北京中法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离校参加李大钊领导下的工会和学生运动工作。1926年,携李大钊的介绍信到武汉会见四川军阀杨森,经杨介绍认识了朱德。1927年,在南昌起义部队任政治指导员。1928年,随朱德参与领导了湘南起义。历任师党代表、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新四军支队司令员,江南、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长,国防委员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24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部分成员在巴黎合影。前排左一为聂荣臻，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聂荣臻：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苏联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2月转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军事。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后到中共广东、湖北省军委工作。1927年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南昌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后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历任广东省军委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政委,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政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华北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京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1923年，在德国哥廷根留学时的朱德

       1922年9月上旬，朱德和部分留德人员在哥廷根合影。前排右起：朱德、贺治华、郑太朴、张申府；后排右起：孙炳文、高语罕等。

　　

       朱德：1922年9月赴德国留学。1924年3月入德国哥廷根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7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数月后入莫斯科郊外的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军事。1922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回到上海,接受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分配的工作任务——到四川军阀杨森部任职,以阻止杨森投靠盘踞在湖北的北洋军阀吴佩孚。8月朱德抵四川万县完成任务,9月蒋介石委任杨森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任第二十军党代表兼任代政治部主任。1927年初,朱德遵照党的安排,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后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南昌起义后,任第九军军长。朱毛会师后,历任红四军军长,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指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建国后继续任解放军总司令,并任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曾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委员长等职。

1927年11月，刘伯承受中共中央委派从上海来到苏联，该照片为刘伯承与苏联青年的合影，前排戴眼镜者为刘伯承。

　　

       刘伯承：1927年赴苏联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1928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11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学习。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被誉为“川中名将”。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与杨闇公、朱德等发动泸州、顺庆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12月31日,被国民革命军委任为新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赴苏联学习回国后任苏维埃区域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930年12月到上海,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32年1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长征中兼中央纵队司令员。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曾兼任中央红军北上先遣队司令员。抗战爆发后,任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期间,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

叶剑英元帅戎装照

　　叶剑英：1928年至1930年,赴苏联入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17年夏,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加入粤军。1921年任江防舰队陆战队营长,曾率部参加护卫孙中山、反击叛军陈炯明部的作战。1924年任建国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参与筹办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新编第二师代师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通电反蒋,从吉安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获中将军衔。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兼任第四军教导团团长,率部南下广州,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军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1930年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不久,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军委总参谋部部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长征中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一、四方面军汇合后,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西北军委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1936年底,任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1937年8月,任八路军参谋长。1941年2月,任中央军委参谋长。1947年2月,由北平军调部回延安后,历任解放军总部参谋长,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北平市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主席兼广州市长,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国防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第八、九届政治局委员,第十至十二届政治局常委,第十、十一届中央副主席。

肖劲光大将

　　萧劲光：1921年至1924年、1927年至1930年,两度赴苏联学习,1930年从列宁格勒军政学院结业。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转为共产党员。1924年从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安源路矿从事工运工作。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获陆军中将军衔,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再度赴苏学习,回国后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1931年12月起,先后任红五军团政委、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委。1934年,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受到撤职、开除党籍、判处5年监禁的错误处理。后解除监禁,到红军大学任教员、科长。遵义会议后纠正了对他的错误处理,被任命为红三军团参谋长。长征到陕北后,任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1937年春,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并先后兼南满军区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1949年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1950年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陈赓大将照片

　　陈赓：1926年9月至1927年2月,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留校任连长、副队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从苏联学习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中共中央机关做过情报工作,后在工农红军中历任团长、师长、步兵学校校长,八路军旅长,纵队司令员,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中国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