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七七事变”87周年 | 蒋介石根本不要华北土地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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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作者：党人碑来源：党人碑微信号发布时间:2024-07-08 10:39:05

1937年7月，守卫在芦沟桥上的中国士兵，不知道是不是方大曾拍的照片？

清初的明末遗民刘献廷，在其笔记《广阳杂记》里讲过一个洪承畴的段子：

“洪经略入都后，其太夫人犹在也，顺治四年（1647）七月，自闽迎入京，太夫人见经略，大怒骂，以杖击之，数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死汝，为天下除害！’经略急走，得免。太夫人即买舟南归。”

这就是闽剧、京剧《洪母骂畴》的张本，不过只是美好传说罢了，并非史实。但在抗战爆发前的北平，刚刚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家中，却实实在在上演过一出相似剧目。

宋哲元的女儿宋晋昭回忆说，宋哲元那段时间，经常跟日本人一起看戏打牌，有次回家，就被老母亲堵着门口骂。

冯玉祥“西北军”系统出身的宋哲元

老太太一脸的不高兴，质问儿子：

“听说你常跟那些接近日本鬼子的人在一起，是真的吗？”

宋哲元沉默了半天才说：“是真的，我是故意作给他们看的。”

宋晋昭提到这段旧事，专门说：

“向来在家不谈政事，这是他怕祖母生气，才说出来的。”

这也从侧面说明，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哪怕是华北农村出来的小脚老太太，在民族气节上也明辨忠奸。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可见一斑，民国已非明末，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妄想灭亡中国，都是痴心妄想！

宋哲元的母亲、沈太夫人，1939年（来自《老照片》135辑）

问题来了——

即便宋哲元的母亲沈太夫人，这样一位山东农村的老太太，都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汉奸投降派如此深恶痛绝。那为什么后来被国共都褒扬为“民族英雄”的宋哲元，却在“七七事变”前，特别是《塘沽协定》签订后到抗战爆发前夕，一度被批评为“亲日派”。

连后来深度参与低调俱乐部的胡适都看不下去了，1936年5月31日写了篇《敬告宋哲元先生》，要求宋哲元彻底明白自己的立场，不要滑向汉奸的边缘，那可是既对不起喜峰口牺牲的二十九军官兵，更要难逃千万年的遗臭。

宋哲元干啥了，民族英雄与亲日派汉奸竟只有一步之遥，他与日伪方面虚与委蛇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小算盘呢？

1933年，“长城抗战”的宋哲元

地方实力派爱国吗？

熟悉近代学运史的朋友，都知道“七七”之前有个重要时间节点的“一二·九”。

1935年的“一二·九”，北平的爱国学生打出的口号中，有一条叫：

“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

第二年，也就是1936年6月13日，北平学生再次举行抗日大“散步”，口号却变了，换成：

“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一方面，固然是我党在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派出刘少奇同志到北平出任中央代表、北方局书记后，面对民族矛盾上升及抗日运动高潮的形势，开始运用正确的政策来争取、影响宋哲元。

二十九军的主要将领

另一方面，也是小鬼子欺人太甚，非要逼着华北的宋哲元学东北的溥仪，当华北的“儿皇帝”，把冀察两省、平津二市变成又一个“满洲国”。

“一二·九”还有个口号叫“打倒冀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全名叫“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于1935年12月18日，是设立的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的“特殊化”地方政权组织，是日本帝国主义“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与国民党政府投降卖国政策相结合的产物。

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这里面除了蒋介石的大号忘八蛋之外，宋哲元和地方实力派也是中小号的啥啥啥。西北军中有“湖南才子”之称的北平社会局长雷嗣尚，就向傅斯年吐槽宋哲元这些人：

“你们不要拿宋哲元当圣人看，他是要地盘的，若非与日本勾搭，早调走了！”

冀察政务委员会部分委员和日军陆海将领合影，二排长髯老贼就是王揖唐

但是宋哲元要平津冀察的地盘，是只想向日本人负责，不想向蒋介石负责吗？

显然也不是，宋哲元的如意算盘，其实是对这两方都不负责，只对自己负责！

蒋介石不是没拉拢过宋哲元，说得很好听：

“如明轩（宋哲元的字）不能在河北占住，则可退河南，我将河南给他，再不然可退陕西，必将陕西给他！”

但这种话，搁在中原大战，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将领们，还真会信，但现在是啥时候？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办绝，这些人岂能再信？

1933年，蒋介石在保定接见宋哲元，左起：孙殿英、宋哲元、蒋介石、孔祥熙、秦德纯

所以宋哲元就骂街：

“蒋言大半为诈，小半为实，且似始终未以华北为念者，且对事实问题皆未谈及，看起来，我们只能自行救华北矣。”

怎么救？就是都不得罪，结果就是都给得罪！

徐永昌后来吐槽宋哲元，说宋哲元得了“冯玉祥病”：

“明轩竟如此，是否为冯焕章习俗之所化？”

由此引申，冯玉祥（字焕章）的“善变”是跟谁学的？

我的答案是：

这都是地方实力派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从胎里带来的“二重性”导致的，不光冯玉祥系统，民族资产阶级的地方实力派都有这个病，甚至说到今天，民族资产阶级也是如此。

二十九军将领

毛泽东同志在1925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

“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入侵中国，地方实力派极力主张对日抵抗。这方面他们要比蒋介石这个买办资产阶级，更清醒，看得深远。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幻想美英干涉来“主持公道”，李宗仁就吐槽说：

“帝国主义者同是压迫我们的，所不同的是经济侵略和土地吞并而已。若靠帝国主义为我们打抱不平，这不仅是一种可耻的观念，而且必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结局。”

长城抗战时的二十九军大刀队

话虽如此，但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使然，他们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其又表现出软弱妥协性，很难成长为领导人民群众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领导力量。

所以他们都动摇，既想革命，又怕革命，反而不如买办资产阶级“坚定”，后者彻底认命了，看到洋大人跪就好了，反抗什么？洋大人说啥是啥，怎么折磨我都是幸福！

买办资产阶级靠不住！

津门落日照残台，环海楼船冲腹地。

弃觚介子嗟何及，可惜神州三辅地。

千里金城门户开，中原戍垒没秋苔。

投笔班超去不回，边防一失马嘶哀。

长城抗战中，二十九军缴获的日军武器

这是一首清末诗人黄荐鹗的诗《过大沽口》，大沽口——熟悉近现代的朋友都不陌生的地名，虽然我没去过，却知道此处是近代北京的咽喉，从1840到1937年，帝国主义军队7次入侵京津，5次由大沽登陆。

中学语文课本里，鲁迅先生那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三·一八惨案”的直接导火索，也因大沽口而起来。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支持奉鲁军反对国民军的大沽口事件。

十年之后的1936年1月，又爆发了一次大沽口事件，事件的两方几乎都没换人，还是日本鬼子和二十九军（此前的国民军）。

原本在塘沽与大沽之间，驻有中国军队：

商震的三十二军和宋哲元的二十九军。

记者方大曾为卢沟桥事变所做的新闻报道

1月初，冀东伪军赵雷部强行进驻塘沽，与三十二军发生冲突，导致三十二军让出防地，造成塘大间只剩二十九军的一三二师刘汝明部刘金山旅的一个连驻防。

门户大开，鬼子自然登堂入室，60头日畜突然占领塘沽车站。

与此同时，日商因从大沽走私货物被二十九军查获，反而诬陷中国军队，不但欺负日本“合法”商人，还撕毁膏药旗，侮辱了畜生们的大你笨帝国。

这就是所谓的“大沽口事件”。

鬼子借机步步紧逼，向中国方面提出六项要求：

方大曾的通讯报道《我们为自卫而抗战》

1、河北省政府主席及二十九军军长正式书面向日方道歉；

2、大沽驻军部队、公安局分局直接责任者罢免；

3、逮捕犯人严重处分；

4、损害赔偿；

5、第二十九军部及河北省政府须下令所属以后不得再有侮辱日方行为；

6、保证将来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事情还没处理完，两天后又发生了“正阳门事件”。

七七事变爆发之初的日本侵略军

华北不断出事，鬼子不断搞中国军队，宋哲元应该不应该请蒋介石支持他，但显然从“中原大战”到“九·一八”，再到华北历次事件，宋哲元对蒋介石是不信任的，也敢信任。

宋哲元曾给老长官冯玉祥写信说：

“华北事件，现虽告一段落，然审察环境，将来困难正多，彼方谋我，无有己时，中央以全国智力集中应付，尚无胜算。今乃欲以华北一隅与之撑拒，前途利钝，不卜可知。”

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尴尬，既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却知道买办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但他们作为地方实力派，实力就是存在的基础，是在日蒋中间存在的资本，万万不能蚀本，所以只能不断左右横跳，直到把自己玩死！

七七事变后，正在交涉的两军人员，左二即挑起事变的甲级战犯牟田口廉也

蒋介石根本不要华北土地人民！

七七事变前后的宋哲元，到底是怎样一个历史人物，这些年各种评论很多，传统称赞他抗日，可也有人说他动摇，还有人说他是被迫抗日，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

我的观点是这些都是真的，但也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放在历史当中去看，换言之宋哲元为什么动摇？

喜峰口、罗文峪苦战的宋哲元，在“塘沽”到“何梅”等一系列协定签署之后，越来越消极，大骂：

“谁要再相信蒋介石抗日，谁就是傻瓜浑蛋！”

芦沟桥铁路桥下的日军哨兵

作为江浙财团和买办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蒋介石，罔顾宋哲元集团的利益，为了不得罪日本人，不惜多次出卖宋哲元集团的利益。一来二去，后者自然对蒋介石离心离德。你不管我，我只好自己救自己，所以作为小军阀小军头的宋哲元，只能在蒋日之间左右横跳，采取“既要积极备战，又要尽力避战”的态度。

说白了，即便有小心思，也是蒋介石给逼出来的。

远了说，“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何尝不是如此想法？

“中东路事件”，说好一起动手，你给我背书，结果关键时刻你掉链子了，搞得我丢人摔家伙。你已经坑了我一次，我傻也不会再上二茬当，所以你有你的小算盘，我也得有我的小算盘。

正在向卢沟桥以北龙王庙我军阵地进攻的日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日本压迫下，想抵抗，南京不给援助，要撤兵，南京又不答应，进退维谷，犹豫不定。这时日本又恫吓张学良，东北你要再不赶紧滚蛋，我就顺便吞并你的平津。张学良权衡利弊，华北地盘要丢了，那可真就是丧家之犬，无家可归了。最后只能丢掉东北，舍车保帅。

想的挺好，舍车保帅，平津是华北精华，税收大户。

可是，这边日本人算计张学良后，蒋介石继续算计张学良，把东北军从平津调到鄂豫皖，又调到陕北，围“剿”共产党、红军，同时跟陕西的地方实力派杨虎城争地盘，等于是一箭三雕。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杂牌除内乱，蒋介石的算盘珠子拨弄得噼啪作响，张学良和杨虎城也不傻，自然惊心动魄，最后不得不跟我党我军搞“三位一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西安事变前的蒋介石与杨虎城、张学良

地方军阀的基本特征是地盘和军队，而地方实力派除具备这些基本特征外，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在日本入侵下，他们身上地方军阀的反动性、封建性和落后性减弱，而爱国性、民主性和进步性却明显增强。

在日本鬼子和蒋介石的双重紧逼治下，这一期间有件事情，就可见宋哲元的心态之一斑。

《何梅协定》后，蒋介石就已经认为华北恐怕是保不住了，但他不是积极备战，而是忙着把“好东西”赶紧拿走，至于华北的人民，还有这里的土地，归不归日本人，日本人怎么折腾，就完全不放在心上了，于是加速了将档案文物、纸币印刷厂、银行储存银块南运的计划，宋哲元认为此举动摇军心，强行扣留。

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托二十九军驻京代表李世军（原冯玉祥的机要秘书），从中说项，希望准予放行。

1933年，国民党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右起戴眼镜者铁道部政务次长、陆军少将钱宗泽，再右首席代表、参谋本部厅长、陆军中将熊斌

宋哲元却对李世军大放苦水，猛烈吐槽蒋介石：

“中央对华北万里江山都准备不要了，华北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难道说不值故宫里的坛坛罐罐？不值一堆废纸？不值几架印刷机？不值有限的一点银块吗？我不是故意扣留它与中央为难，我是认为蒋介石根本不要华北土地人民而感到气愤！他能多加一把力量支持我，守住北平，守住华北，岂不是什么都用不着南迁了吗？！”

李世军也觉得宋哲元这话有道理，就把话给蒋介石带到了，蒋介石非常敷衍，“嗷嗷”两声就过去了，该继续运走照旧，至于华北的军心民心，华北的土地和人民，干他何事？

顺便说，蒋介石之外，蒋家亲戚、近臣，哪个不是如此态度？

增援宛平城的二十九军

特别是解放战争中，四大家族使劲捞钱，敲骨吸髓，无所不用其极；刘峙在淮海战役前夕，部队还没收到撤退命令，他的生意经理已经得到信息开溜了，反而是部队长官要从前者那里，打听刘峙实际上的小九九！

然而，我们还是要“感谢”些日本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与丧心病狂，教会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华北军民，一切对外投降、退让与不抵抗的政策，是招来亡国灭种大祸的根本原因。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再无退让妥协余地，只有团结抗日，跟日寇拼死搏斗，国家民族才有希望，个人家庭才有保障。

正是日寇的苦苦相逼，“一二·九”运动的全民动员动员作用就彰显出来了，共产党长期宣传的抗日救国思想，终于生根发芽了，最明显的是军民抗日意识的大觉悟。

《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六期（1935年12月21日）封面人物清华大学学生陆璀

从“九一八”以后，在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主义”政策的长期影响下，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军人的抗日情绪也不免受到消极影响，恐日、失败的情绪和不问时事的情绪都有。只有一部分先进分子抗日而无群众支持是难成气候的。而每次运动，军警更是奉命阻止乃至真压。

如果说平津的警察都是本地人，以往对本地孩子的义举，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二十九军那可是下手极狠，动辄打伤多少多少，可是到了“一二·九”运动中，态度明显发生了转变。所以后来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评价，“一二·九”运动，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当然这里面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1935年12月，北京大学学生黄敬在电车上演讲，戴学生帽的是东北大学学生宋黎

“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平津地下党组织成员林一山同志曾经讲了个故事，非常具有代表性。

“有一次，我发现士兵对我们学生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

北师大有个女同学叫丑泽兰，她在北海大桥上拽住一个殴打她的二十九军士兵，痛哭流涕地质问：‘为什么城外都被日本人占领，而城内我们反对日本人，你们却来打我们。’

这个士兵求她：‘你放了我吧，你放了我吧。’

但丑泽兰还是不放手，并说：“你必须承认你错了，否则你就是打断我的胳膊，我也不放。’

后来这个士兵终于认错了。这种情况过去是不会有的。”

1932年，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合影

形势逼人，二十九军上上下下，从宋哲元到这个普通士兵，都不得不做出选择，不能再模糊两头吃了，必须明确站队，是跟着日本人当汉奸，还是站到最广大中国人民一边，共同对日，坚决抵抗，此时此刻，已经不成为一个问题了。

不管什么情况下，向真理认错，向人民认错，并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相反是光荣的。

七七事变是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是日本大规模进攻的开始，是日本企图变全中国为其独有殖民地的步骤，是中国全国性抗战开始，是全国性的不是局部的，进入了实行抗战的阶段。

但是二十九军的官兵，乃至地方实力派，如何从被动抗日，转变为主动抗日、积极抗日，进而在一切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下，如何不屈服、不犹豫、不妥协，即与帝国主义反动派彻底决裂，彻底站到人民的阵营，却仍需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北平

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选择前进，有人选择退让，有人选择摇摆，但无论如何，这并不妨碍整个中华民族的觉醒与抗争，不妨碍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旧中国将走向新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彻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设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的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

1937年7月10日，冒着敌人的炮火，穿过层层封锁线，25岁的青年记者方大曾，蹬着自行车，从北平跑到卢沟桥。他用照相机，为我们留下了二十九军将士的抗战英姿的同时，也用细腻的笔触，为今天的我们，为今天的青年人，留下一段穿越历史的寄语：

“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

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