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时，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非常不一致，唯物史观对于中国革命的真正价值并不被许多人所认识。在当时经验论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党的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邓中夏等，认为哲学（当时也称玄学）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应该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取代。李汉俊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代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的学说不是“抽象的哲学”，而是“具体的科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哲学，而是“马克斯科学”。唯物史观究竟属于社会历史科学还是一种新哲学?抑或唯物史观本身就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科学与哲学被严格区分的语境下，科学被认为是提供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知识，而哲学作为本体论和方法论，并不提供经验性的知识。马克思把社会历史看作是处于一定现实生活中的能动的主体的人所进行的社会发展过程，他批判“抽象的经验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把历史看作“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和“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考察力求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事物，其唯物史观虽然“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但却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既是社会历史科学，又是我们考察社会历史的行动指南，是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同时具有科学与哲学双重属性。

蔡和森和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认识不同于经验科学论者，他们不仅对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有正确的判断，而且对唯物史观在党的革命事业的指导地位方面也有清醒的认识。

学术界一般认为，毛泽东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主要受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但同时，蔡和森的哲学思想和建党思想对毛泽东也有重要的影响。毛泽东与蔡和森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结识后就成为志同道合的挚友。此时，毛泽东的哲学立场还不完全是唯物主义的，毛泽东在1917年所写的《心之力》的论文得到其老师杨昌济的高度赞赏。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当时其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1918年，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回国。这期间，毛泽东与蔡和森之间进行了比较频繁的书信往来，通过这些书信，可以看到蔡和森建党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

1920年初，蔡和森到法国以后，“猛看猛译”马列主义著作，并通过书信将自己的学习心得与毛泽东交流，把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传播的形势告诉国内的毛泽东。1920年8月13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阐述了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并主张中国应该走俄国的革命道路。蔡和森在信中写道：“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认为，中国要走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阶级战争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同时蔡和森认为，要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四种利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组建共产党。“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大概在1920年11月底，毛泽东收到了蔡和森的这封信。同年12月初，毛泽东给蔡和森回信，信中讲到“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毛泽东赞同蔡和森提出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反对萧子升和李维汉提出的“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主张及无政府主义。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主要阐述了唯物史观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指导思想的重要性。蔡和森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并将唯物史观视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的出发点。由此，蔡和森还列出了一个公式：“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由此公式来看，蔡和森对俄国革命的方法、目的的理解是比较准确的，也是符合《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基本理论的。蔡和森把唯物史观看作是俄国革命的“出发点”，是指导俄国革命胜利的思想基础，这种深刻理解迥异于当时经验科学论者忽视哲学的错误倾向。就在这一封信中，蔡和森还提出，中国流血的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组建党组织十分重要。他在信中提出，“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蔡和森是最早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响亮名字的领导人。蔡和森对组建党组织与唯物史观关系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少见的，这与蔡和森“猛看猛译”马列主义著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直接的关系。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组建共产党与唯物史观关系的理论，毛泽东基本上全部接受，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1920年底，毛泽东收到了蔡和森的这封信，他在回信中写道：“来信于年底始由子升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蔡和森的这两封信是影响毛泽东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因素，使毛泽东反思了唯理观（唯心论）的错误，彻底摆脱了唯心主义的思想影响，把唯物史观看作是党的指导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延安时期，埃德加·斯诺在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回忆了他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他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事实上，当时的毛泽东还只是在理论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主要是通过阅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这三本书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他转变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还需要革命行动上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革命道路的选择。1920年冬天，毛泽东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使他认识到政治改良的道路“绝无希望”，“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革命才能成功。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赞同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革命道路来改造世界的主张，他明确表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中国应该采用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激烈革命方式，而不能走改良的道路。此时，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与旧思想彻底决裂，标志着他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提出的“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的光辉命题，成为其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理论根基。该命题的提出，对此后中国正确革命道路的探索和中国共产党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都起到了思想奠基的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毛泽东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虽然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对党的革命事业的指导作用，但他并不是教条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八七会议”虽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并没有注意防止“左”倾错误，导致此后的党中央又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大危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但教条主义的危害更大，为了系统批判“左”倾教条主义，毛泽东于1930年５月，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强调的核心观点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从根本上讲，这篇文章讲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讲的是共产党人遵循的思想路线问题”。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王明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毛泽东主张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针对王明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提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毛泽东之所以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中坚持搞社会调查，特别是农村调查，其目的就是要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扭转当时党中央错误的思想路线。

（二）纠正本本主义错误必须作实际情况调查

在毛泽东撰写《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时，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还没有充分显现，但毛泽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教条主义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会对中国革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毛泽东认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毛泽东指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虽然此后党中央并没有完全防止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错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错误差一点断送中国革命，但是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对教条主义危害的预见非常正确和深刻，《反对本本主义》对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反对本本主义》完成后，毛泽东将注重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方法贯彻到工作当中。从1930年到1934年，他先后进行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撰写了调查材料。所形成的《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主要调查农村社会的阶级状况和城镇手工业商业状况，以明确我们所能依靠的阶级力量，是比较深入系统的调查材料。在《<兴国调查>前言》里面，毛泽东批评了当时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工作方法，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他提出党的正确的政策要建立在详细的科学的调查基础上，要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制定政策，而不能想当然地随意决定政策，其中包含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主要是为了了解乡苏维埃和市苏维埃政权是如何进行工作的。当时的一些上级领导发布了许多命令和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针对当时工作中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为了能够更好地领导苏维埃工作，毛泽东选择长冈乡进行了调查，因为长冈乡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在基层苏维埃工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有利于“团结千百万群众于苏维埃的周围，争取一切苏维埃工作适合于粉碎敌人‘围剿’的要求”。为了确保党指导政策的正确，毛泽东还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名义起草了《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其中强调了调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在这个通知的最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毛泽东的这些调查材料反映了在当时的实际工作中，已经基本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只不过，这些思想还没有上升到哲学思想的高度。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在进行革命战争和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过程中，由于有了注重调查、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领导打退了敌人三次大规模的“围剿”，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得以不断巩固和扩大。“无论是军事路线，土地革命的路线，根据地建设的方针，还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都已提出明确而系统的、适合中国国情的主张”。但就在这个时候，从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指责、排斥，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毛泽东坚持原则，拒不认“错”，决不放弃符合实际的正确主张。同时，毛泽东还坚持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抵制和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像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会昌调查和于都调查，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通过扎实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能够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制定正确的决策，并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同时，“左”倾教条主义对毛泽东的打击迫害使他对教条主义的危害有切肤之痛，“左”倾教条主义坚持“城市中心论”又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毛泽东从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上来反思“左”倾错误。对教条主义的清算工作直到长征胜利，党中央到延安后才得以实现。

（三）毛泽东正确实践哲学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只是纠正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错误，并没有来得及全面纠正王明“左”倾思想路线。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两次胜利（北伐的胜利和长征的胜利）和两次失败（大革命的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的经验教训。“在一定时期内，一部分领导人之所以犯全局性的、严重的错误，主要是没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起来”。1937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总结了党成立15年以来的路线，他说：“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要纠正或者避免这些错误，就必须使党员干部真正认识和掌握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毛泽东认为，与右倾错误相比较，“左”倾错误更难以克服。“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而“左”倾则不一样，在党内有其存在的深厚的社会环境和深刻的思想认识根源，“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毛泽东认为，党内长期存在“左”倾错误的传统，而且未能得到彻底解决。这些错误的存在是因为“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而当时“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因此，纠正“左”倾错误，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对此，毛泽东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创新工作，特别是他在1937年完成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

《实践论》主要是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写的。毛泽东认为，认识依赖于实践，实践决定人的认识，“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而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教条主义从本本出发，生吞活剥地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去指导革命，否认认识依赖于实践，忽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经验主义局限于片面的感性认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这两种思想路线都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无论是思想落后于实际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思想超越于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彻底批判了“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把实践看作是认识的来源和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为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

《矛盾论》主要是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深入地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毛泽东认为，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这一辩证关系原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进行艰苦的研究工作，不能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一般真理当作固定不变的抽象公式。正如王明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一样，他们不能正确认识把握中国的具体国情，只知道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必然对中国革命造成危害。“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毛泽东认为，如果掌握了矛盾问题的精髓，就可以克服教条主义思想，避免经验主义错误。

《实践论》和《矛盾论》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剖析了党内“左”右倾错误的思想根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以后的延安整风作了理论准备，为系统提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实践论》和《矛盾论》还为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阐述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观点，实际上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实践论哲学在群众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毛泽东的实践论哲学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

要真正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彻底批判教条主义，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指导下，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整风运动，才最终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以“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照搬共产国际的“新政策”，仍然坚持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只不过这次是从“左”倾转向右倾。王明反对中共中央确定的全面抗战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抹煞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区别，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独立自主原则。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命题，马列主义虽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不应当把它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样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而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教条主义必须休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但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尚未肃清。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明确阐述了“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的科学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的态度看作是党性的表现，是党的指导思想在工作作风中的表现。1941年8月，毛泽东起草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其中特别强调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警告全党：“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通过这个表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内涵得到彰显。通过整风运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肃清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使全党深刻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也使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为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经过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艰难的探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蔡和森等许多共产党人都作出了贡献，但毛泽东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无疑起着决定的作用。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毛泽东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与唯物史观融会贯通，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通过调查研究来把握中国国情，坚决同党内的“左”右倾错误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不断反思革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反思“左”右倾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保证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得以形成。

（一）必须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

毛泽东认为，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基础，当时党内之所以存在各种“左”右倾错误思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广大党员干部还不能立足于唯物史观来正确认识和分析革命形势。因此，毛泽东要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并推动在全党进行整风运动，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肃清了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性。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时代依然是指导共产党人的强大思想武器，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这样才能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和驾驭全局能力。面对新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里提出，要把握好新时代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念，提高党员干部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增强干部服务群众的本领。习近平指出有些党员干部“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因此，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习近平多次强调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要求全党同志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掌握过硬的“看家本领”，才能担当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提高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是新时代提高党员干部“看家本领”的需要，也是继承我党“学哲学、用哲学”光荣传统的需要，是应对新时代风险和挑战考验、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需要，归根结底，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需要。

（二）必须要注重调查研究，立足中国实际思考和解决问题

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就是对中国客观实际的把握，而掌握客观实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纠正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需要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照抄照搬苏俄的经验。只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客观要求。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习近平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提是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习近平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一种工作方法和党员干部的基本功，而且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党员干部进行调查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简单套用其他地区其他国家的模式和经验。“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注重调查研究。

（三）回应时代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但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此，毛泽东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毛泽东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确立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决定性地位。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目的和动力，实践还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通过实践检验为正确的真理性的认识还应该回到实践中去，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自觉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探索，其目的还是为了指向现实，回应当时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清算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确立党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创新，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也要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在当今新形势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都迫切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近年来，学术界在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方面进行一些探索，虽然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功能、体系和研究范式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分歧，但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许多专家都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应该解读当今重大问题、重大命题，特别是应该充分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哲学思想的地位，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哲学思想的基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原创性的哲学命题，更好地发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实践的功能，不断提高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执行，确保党的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在新时代，正确贯彻党的思想路线，首先要继承我们党“学哲学、用哲学”的良好传统，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思想武器，提高党员干部的“看家本领”；其次要继承我们党重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了解不断变化的中国实际，全面把握我国的基本国情；最后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加快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不断巩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作者：崔海亮，延安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王玉，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毛泽东研究》2022年第6期，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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