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华士”是一个威士忌酒的品牌。笔者由此想到，“知华士”谐音“知华士”，可以指美国新生代的“知华派”，但这不只是一个谐音梗。“芝华士”品牌的调和威士忌在中国面临的境地，和“知华士”这些美国新生代“知华派”在美国面临的境地相似。

威士忌可以按照制造方式划分为调和类、单一麦芽类。“芝华士”品牌主打调和类，它是中国威士忌市场的“元老”之一，现在却逐步被以日本品牌为代表的单一麦芽类威士忌抢了风头。而单一麦芽类威士忌品牌，在中国的宣传战略就是强调文化、稀缺性和品质。当今美国也有很多吃着中国主题“政治红利”的人，正在通过强调自身“政治文化正统”“能力素质稀缺”“忠于美利坚国家利益”的方式，要么把美国新生代“知华派”力量抢回来，要么挤压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我们对待美国新生代“知华派”，要把握代际特点，结合当前局势用好他们。

伴随中美博弈走向深水区和美国政治舞台出现代际转变，不仅政府层面各种“中国”主题的机构纷纷成立，美智库界也竞相“与时俱进”跟进，例如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就成立了“中国中心”，请了一些反华政客以“知华”名义充门面；大西洋理事会在经费充足后新成立了“全球中国中心”，开展跨大西洋政策研究的同时也更多关注中国，等等。但这些智库的“知华”学者影响力是否得以拓展、其观点是否影响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尚待观察。

目前美国政坛对华氛围整体并不积极，很多内心并不反华的人也在给自己树立“对中国强硬”的人设，或至少避免被贴上“亲华”标签。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要和美国新生代的“知华派”打好交道，首先要掌握“知华”概念在美国政坛生态链中的位置。

若部分“知华派”受到打压，“知华”概念是否也会被歧视？并非如此。事实上，恰因美国政坛关注中国，且氛围整体偏向“反华”，“知华”在美国政坛生态链中的位置反而被抬高。越是想依靠“反华”去分一杯羹的人，越在意别人是否认为其“懂中国”。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关于“没有人比我更懂某某”系列言论中，“没有人比我更懂中国”几乎成为他的口头禅；前国务卿蓬佩奥，以及他的首席中国政策及规划顾问、美籍华裔余茂春，也都是围绕“我懂中国，因此可以更精准的伤害中国”给自己打政治广告。当然，不管是特朗普、蓬佩奥还是余茂春，最多也只是在“让别人认为他们懂”方面有些功夫，实际他们并不真的懂中国。和面对一些实力远逊美国的国家不同，面对中国这种重量级选手，“知己知彼方可百战不殆”的道理，美国人不仅明白，而且看的很重。

二、不同来源的“知华派”

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美对华政策大辩论呈现“代际冲突”》的文章，指出美国战略界持续进行的对华政策大辩论正产生“代际分野”，相对费正清、傅高义、李侃如等老牌“中国通”，美国新生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对华认知上更负面、对华政策主张更具攻击性。这不难理解：代际变更中发生了太多事，中美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美国政府对华战略已经并还将继续调整，而这些新生代在时代洪流中还抱着“仕学互促”的个人追求。

他们中有相对“稳定”的代表，例如拜登政府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是个曾在中国留学的80后学者。2012年，他作为美国政府资助项目的一员在中国西南边境待了一年，期间还曾游历喜马拉雅山，通过实地走访研究了中缅、中巴、中印边界问题，这使得他关于中国大战略的论述在学术上虽然中规中矩，却有大量文献和数据来支持，因此说服力较高。再如像拜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位80后朱利安·格维茨，因受其父耶鲁法学院中国中心主任葛维宝（对中国法律制度深有研究）的影响，自幼学习中文、通晓中国历史，还来中国《财经》杂志做过实习生，那段经历让他成为深入中国社会一线的记者，促成他日后研究中美经济学家往来历史的兴趣。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新生代“知华派”的在华经历都如此“传统”。比如特朗普政府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也译作波廷杰），曾任路透社与《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这两家媒体本身对华立场也不那么友好。博明自称在中国工作长达七年，采访期间曾有“被政府情报人员监视”“被警察打过”等种种“坎坷经历”。我们不必纠结这话成色几分，但即便这是其个人的“广告词”，也不可否认不同的经历会对不同人的“中国观”产生不同影响。进入白宫后，博明被认为是特朗普政府中少有的中国专家，推动了华盛顿多项对华鹰派政策。

近年来，一些美西方甚至台岛内的反华媒体越来越倾向会找一些所谓“华裔学者”参与时事评论，而这些人本身带有对我意识形态的偏见，甚至早年在国内属于“异见人士”。例如夏业良，曾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2013年被北大停止续聘，现在是美国卡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他自称“提倡自由民主、法治、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竞争”，最近时不时在美国媒体上妄评涉华时政。从年龄上看他虽然不是“新生代”，但他出现在美媒视野中的时机却是在“新形势”背景下的。

还有一些有台湾背景的华裔学者也被美西方自欺欺人地打上“知华”标签，比如美籍华裔经济学家文贯中，是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原国民党中将文强之子。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中国城市化问题、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常被一些美国反华媒体拉去为攻击大陆、美化台湾而发声。

除了美政府官员、学者（以及伪学者），另一个值得我们深入观察的“知华”群体来自社交媒体。近年来，许多在华生活的外国人涌入社交媒体分享他们的经历和对华印象，微博、哔哩哔哩网（B站）、小红书、抖音这几大平台是外国创作者进入中国互联网的主要入口，此外国外的脸书、推特、照片墙上也有不少“知华洋网红”。比如美国犹太人郭杰瑞（Jerry Kowal），就是B站2018、2019年度的“百大UP主”。他原为美食博主，其视频中不乏介绍中国美食和城市生活的元素。2020年新冠疫情延烧全球后，他回到美国走上街头实地采访，透过视频传递美国疫情现况，引起更多人追踪；之后他又拍了讲解美国政治、美国选举制度和种族议题的视频，甚至受到央视新闻连线采访，大谈美国疫情以及黑人佛洛伊德死亡事件。又如，以聚焦中外文化差异起家的“歪果仁研究协会”近年来也开始关注香港抗议、新冠疫情等时事话题，向世界传播有关中国的叙事。

网红始于个性、颜值或视角，但会借助互联网工具瞬间爆发，并逐渐形成经济。所有具备吸引眼球与传播裂变效益的载体，都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价值风口。这些人无法直接左右美政府政策，但可以对美国社会舆论起到作用。他们生活在中国老百姓当中，自带“接地气”的属性，相比华盛顿的政客、智库专家，更能快速的抓准那些，可以引起中美两国民关注的时下议题，且有商业利益驱动，就是容易做工作的“草根知华派”——利用网红的公众影响力和知名度，即便难以左右风向，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测试和感知风向，且在一些情况下，或许也能反映到中美两国的政策上。但须把握，会说中文且在中国生活了几年的外国人，如若因某些动因，决心吃“反华”或“辱华”的饭，编起故事来也会更生动，我们至少需要防范他们“骑墙”。此外，利用他们也宜避免“用力过度”，像是“老外竖起大拇指”“中国就是我的家”这类粗制滥造的设计和话题，已经引起国内网民的反感，同时还会引发反华势力抹黑我“大外宣”，美联社就曾发布一篇调查报导称“中国政府招募外国网红，专门在美国社交媒体上为中国大外宣服务”。

总体来说，美国年轻一代的“知华派”更关注当下、更擅长语言表达和技术性细节，但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不够深厚。关键在于，“知华”和“支（持）华”是两个概念，“知华”并不代表亲华。美国新生代的“知华派”虽不尽然“反华”，但整体也分积极、消极、冒牌三类：积极一类围绕中国事务确实有一定的积累，且认识和行动整体较为理性，有时会偏正面；消极一类围绕中国事务有一定的了解，但认识和行动不稳定，整体偏负面；冒牌一类并不了解中国，仅以宣称“知华”作为获得人气与收益的筹码，这类人中以反华谋利的居多。在当前美国整体的政治环境中，围绕三类开展工作时，宜首先把握一个总体原则，“知华”也许和“支（持）华”有一定的关系，但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不宜将两件事绑在一起。

一是用好“知华派”。对于明显抱持“支（持）华”态度的人，既然他们已经跳出来支持我们，我们宜以适当的方式予其支持和肯定。对于具有发展潜力及合作空间的人，可以对他们从“知华”到“支（持）华”的过渡有所期待，但在促成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所开展的各项工作宜把住“知华”的原始概念，动作上向他们提供相对立体的多层次沟通交流机会，语言上只谈“水平”不谈“性质”——肯定他们对中国有所了解，但仅限于此，不必把评价往“支持中国”“有益交流”的方向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成长年代不同，美国年轻一代没经历过苏联和冷战，一方面冷战思维不像前几代人那么强，另一方面正因“见识少”，所以也比较容易被美政府“忽悠”。中国年轻一代成长在国家快速发展且“外部挑战经历丰富”的环境下，相较前几代人更自信的同时，并不缺乏紧迫感、危机感，他们或许可以成为撬动美国新生代“知华派”中积极一类的力量。

二是看清消极“知华派”。一般认为，他们虽然消极，但未堕入“逢中必反”的境地，可以拉一把、引导一下。和传统看法不同，笔者认为这件事宜更理性看待。须把握，在样本足够大的情况下，改变一个人永远比找到一个人难；“非战争手段”下，改造一个人的真本性所花的时间和精力，足够去找十个原本就志同道合的人。一方面，我们可以投入的精力和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另一方面，换位思考一下，国内和身边那些“看起来与我总体一致，但时不时变脸的人”，虽有一些是坚持原则，但更多是以此为筹码“显示水平”，博取关注和重视，且其中其实不乏“骑墙者”。消极“知华派”的引导宜慎重，要始终把握他们“消极”的本质，不是每一个看似“模棱两可”的人都值得投入精力和资源。对那些确有潜力的人，我们可邀请他们多来中国看看，通过商业合作、人文交流、学术联合研究、实地调研走访等方式拓宽渠道，推动他们更客观全面地认识中国，这能为中美人文交流回暖打下基础，但首先宜判断清楚对象。

三是打击冒牌“知华派”。余茂春是典型的冒牌“知华派”，此外，还有前文所述的那些在反华媒体上频频发声的“华裔学者”。“冒牌”的关键在于与大势相悖，即便脑袋不是完全空白，但逆势而动的局限最终只能把他的价值剩作“一张东方人的脸”，这既现实又残酷。分析他的动机也许有价值，但更重要的是提炼打击“冒牌”的规律。这种规律不是只针对“东方面孔”，而包括范围更大的试图以“知华”作为“反华”的前提，在美博取利益的“白黑黄们”。对这部分人的打击方案，在境内宜抓两手，一是强化其“反华”形象、贴紧标签；二是强调其水平低劣、不够专业。但面向境外，特别是对其所属国家或阵营的受众，只需围绕其水平低劣、不够专业开展动作，把其从自身赖以生存的土壤中拔出来，不宜过度强调其“反华”的政治立场，减少其借力扩展自身空间的机会。

但我们也需清醒认识到，美对华政策不仅取决于“中国通”或“知华派”的态度，而取决于特定时期的总体外交战略以及特定政府的对华政策偏好。同时，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对“知华派”也存在制约，我对于新一代“知华派”在美政府对华决策方面的作用不宜高估，而应利用好他们与老一派“中国通”的代沟、利用好他们自身的特性、处境去分类做工作，赢得更多舆论及其他博弈分野的筹码。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