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不可能科学地调结构：必须纠正公有制经济被严重削弱的态势(四)

四、私有制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不可能科学地调结构

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指出这种固有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原因就在于：

从商品流通一般角度来看，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①;使社会分工形成“无政府状态”②。这就必然使宏观经济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关系经常受到破坏，不断面临产业结构失衡的威胁，这会造成市场供求的失衡。只有通过全社会经济危机的爆发，才能使各产业部门被迫形成符合价值规律要求的比例关系。

从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总资本的流通环节来看，由资本主义私有制决定的社会收入分配关系，一是必然造成两极分化，这在个人消费的购买方面，就会形成“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导致“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二是个人消费力还会在资本家阶级方面“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限制”，这是因为科技革命、市场竞争规律等因素会迫使资本家，不能不扩大生产投资，相对地对资本家阶级个人消费造成限制。③这两方面都会限制有市场购买力的消费需求。但是，资本家阶级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最大化，则不断地将商品投入市场，形成不断增长的市场供给，这就使大量的个人消费商品，连带与生产个人消费商品的生产资料商品，因市场缺乏有购买力的需求而无法实现，这就必然导致生产供给和市场有购买力需求的失衡，以至银行信贷失衡，爆发经济和金融危机。

马克思的上述理论逻辑是经得起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检验的。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并付诸实践，但是仍然爆发周期性的危机乃至世界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宏观调控解救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根源就在于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实践指导的资产阶级宏观经济思想，它是以不改变或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因而只能治标不治本，只会掩盖矛盾，为下一次的经济危机埋下隐患。这里不妨简要梳理一下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调控的几种理论：

——凯恩斯主义的调结构理论。 凯恩斯主义是以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理论。④他主张驾驭消费、投资和外贸“三驾马车”，来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用马克思《资本论》的科学宏观经济理论来剖析，可以明白，凯恩斯不懂劳动的二重性，只从价值角度调结构，看不到生产领域的使用价值角度的产业比例关系;从宏观调控的实践主张上看，凯恩斯贯彻斯密教条，只从总收入的流通出发，即只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新创造的价值产品∑(v+m)的流通出发，却丢掉了社会再生产中最重要的不变资本∑c这部分产品价值如何补偿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凯恩斯片面性、非科学性。尤其不可忽视的是，凯恩斯理论是以保证私人企业的利润，也就是以巩固私有制经济基础为前提的。凯恩斯十分明确地提出，“就业量取决于企业家对该就业量的产品所预期的卖价。因为企业家会致力于把就业量维持在能使预期的卖价超过要素成本的部分为最大的水平。”⑤“卖价超过要素成本的部分为最大的水平”也就是利润(本质是剩余价值)，可见，凯恩斯提出的增加就业的条件是根据资本家取得“最大利润来决定”⑥的;所谓“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与总供给函数的交点”的所谓充分就业，是以资本家的“预期利润会达到最大化”为前提的;⑦也就是以维护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程度最大化为前提。这种理论以维护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为前提，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调整经济结构，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机制自动调结构理论。新自由主义是与凯恩斯主义对立的西方经济学派，它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认为只有私有制经济才是有效率的经济，才能使市场机制起作用，宣扬只有没有干预的市场机制自动调节，才能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其实，自发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只能事后促进产业结构的平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出，商品流通一般的内部矛盾就“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⑧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全社会社会分工或各产业部门之间形成一定比例关系，但是企业自主生产决策和自发的市场交换，并不能预先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尽管说，自发的市场机制能使市场价格趋向市场价值，但是绝不应当忽视，它最终只有通过爆发经济危机，才能事后迫使产业结构服从价值规律的调节，使宏观经济实现一段时间的暂时平衡。所以，这种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经济结构论，无异于放任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力的定期破坏。

——西方供给学派的调结构理论。供给学派属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流派。由于在美国曾被里根总统采纳过，而近年来对我国经济学界又有一些影响，所以这里单独提出。供给学派主张降低税收来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但是，在产业结构已经失衡的情况下，降税只能起减轻企业成本负担的作用，对于私有制经济来说，这有利于维护私人企业主的利益。然而，由于降税同时涉及社会的所有企业，这就不能改变由企业构成的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同时，降低企业税收，势必降低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节，是不能没有财政支出的，尤其在国家财政负担较重，甚至仍有赤字的情况下，普遍地降税，反而降低了国家实施财政政策调结构的能力。这会有雪上加霜的后果。可见，这种降税主张不可能能对调整经济结构起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经济学界有些人搬用供给学派的理论来提出调结构主张，这是错误的。对此习总书记做出了严肃批评，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⑨

——民主社会主义的宏观经济调节理论。民主社会主义属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经济思想，主张发展混合经济，但是不改变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从宏观经济方面看，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控制和干预，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权实行一定程度的限制;通过高税收，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来推行阶级合作，消除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矛盾，因此，可以把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简称为“维护私有制加公共财政再分配”。问题在于，不改变私有制经济基础，就无法消除社会收入的两极分化，也不能真正控制市场机制的自发性;而实施高福利政策，国家财政支出过重，必然入不敷出，不能持续。2014年有一本西方流行的书《21世纪资本论》，⑩受到中国理论界关注。该书作者皮克迪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持批评态度，相对那些认为贫富差距是经济有效率的动力的资产阶级学者，有一定进步性;但是，他的经济思想和方法，却仍然属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范畴。他是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上，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他所提出的消除贫富分化积弊的方法，主要是从再分配关系(如税收方面)上做文章，并没深刻剖析当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经济基础的严重弊端和腐朽性。在唯物史观看来，改良主义只能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隔鞋搔痒”，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总的来看，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以拜物教观念和私有制天然合理的观念看待宏观经济;看不到前面已经指出的，宏观经济一般的结构包括商品流通一般、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的社会分工、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社会总资本一般的结构关系(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关系)这五个基本经济层面的结构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片面地把产业结构视为第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混淆了物质生产和非物质生产;他们只从物的方面看“资源配置的结构”，看不到其背后是人们在社会总劳动中的社会劳动分工关系;看不到在产业结构中，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既要满足相互之间的实物补偿，又要满足相互之间的价值(社会劳动)补偿;看不到经济结构中的所有制层面与产业结构层面是不可分离的;更看不到体现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经济结构中具有能动性、对其他经济层面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层面。因此，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必然弄不清经济结构失衡的真正原因，也不可能提出调结构的科学方法。

由上述分析可知，即使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产生宏观经济调控和“国家计划”，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不加改变，国民经济机制的主动轮就会掌握在资本家阶级这个剥削阶级手中，宏观经济调控就必然无效。在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资本更为集中，极少数人与绝大多数人的对抗性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即便统治阶级用国际剥削的超额垄断利润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搞福利制度，也不可能避免爆发危机，还会使经济危机越来越深化。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得坚信，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成了社会的经济基础，宏观经济调控就不可能有效。在当今中国，要科学地调整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民经济宏观结构，在理论指导上，就必须在实际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坚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真理性，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壮大国有经济这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①《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2页。

②《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13页。

③参见《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

④凯恩斯之后的西方宏观经济学有不少改进和发展，先后产生“新古典综合”、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等多个流派;但是，这些理论并没有超越凯恩斯的基本理论，这些流派的学者都承认自己的理论与凯恩斯理论存在着联系。参见[英]布莱恩·斯诺登、霍华德·R·文 著，佘江涛、魏威、张风雷译：《现代宏观经济学：起源、发展和现状》[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页、第13页。

⑤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正文第19-20页。

⑥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正文第28页。

⑦参见凯恩斯著、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年，正文第30页。

⑧参见《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

⑨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6年5月10日第1～2版。

⑩[法]托马斯·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14年。

【何干强，察网专栏学者，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