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科学界都在为新总统的紧缩政策感到不安，川普上台后先是暂停了各大学术机构的资助支出，然后又大刀阔斧的削减总额。虽然这是美国政府总体紧缩的一部分，但是也不排除这是管理者和公众对于学术界的生产力提出了质疑：这么多年钱没少投，但是高水平的成果却没见多少，整个科学资助体系是不是有问题呢？还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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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川普政府针对科学研究经费的削减政策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预期的政策如果全部成行，将导致科研机构可获得的资金面临“断崖式下跌”。尤其是有关“间接经费”的改革可能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2月7日，NIH突然发布新政策，将所有新旧拨款的间接成本率上限设定为15%，取代此前逐个协商的模式。这一决定声称参考了私人基金会（如盖茨基金会的10%-15%上限），旨在将更多资金用于“直接研究”，预计每年节省40亿美元（2023财年间接经费总支出为90亿美元，占当年350亿美元总拨款的26%左右）。科学家们指出，15%的上限远低于实际运营成本，等于让机构自己填补缺口，而大多数大学并无余力做到这一点，只能大幅削减人力支出，减少岗位来平衡账目。

科学家们为钱发愁并非杞人忧天，因为现代科研确实是个“吞金兽”。从粒子物理到天文观测，大型科学设备的高昂造价令人咋舌，而这些项目往往仰赖政府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如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始建于1998年，总成本超92亿美元，还不包括每年约10亿美元的运行维护费用。几年来为科学界带来无数惊喜的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JWST）则更为“烧钱”：这台NASA主导的“天文巨兽”初始预算仅5亿美元，因技术难题和工程延误飙升至100亿美元，这只包含了发射和五年的运营费用，后续投入难以估量。

而日常的学术资助其实开销更大，根据美国国家科学与工程统计中心的数据，2023财年，联邦政府研发（R&D）总投入为2050亿美元，其中学术研究约占400亿美元。NIH是最大金主，2023财年拨款386亿美元，2024财年增至392亿美元，主要支持生物医学研究。NSF同期拨款分别为88亿和87亿美元，覆盖基础科学和工程领域。NASA科学任务理事会（SMD）2023财年获77亿美元，2024财年降至74亿美元，用于支持JWST、火星样本返回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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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问题来了：学术界拿了这么多钱，究竟拿出了多少成果呢？2023年发表在Nature的一项研究提出了“颠覆性指数CD(Consolidating/Disruptive index)”，所有研究成果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化型研究 (Consolidating)，一类是颠覆型研究 (Disruptive)。显然人们希望D的数量多一些，表示颠覆性的研究数量更多。

然后他们分析了1945年至2010年间论文和专利的CD指数，发现无论在哪个领域，颠覆性指数都在显著下滑：社会科学论文的CD指数从0.52降至0.04，物理科学从0.36降至0，专利中计算机技术的CD指数从0.3降至0.06，医药领域从0.38降至0.03。语言多样性分析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趋势，论文标题中“新词组”占比减少，高频动词趋同（如“base”在2010年跃居首位）。尽管高颠覆性研究的绝对数量保持稳定，但整体上科学界显然更倾向于沿着既有路径不断深化，而非开拓新领域，这一点毫无疑问。（延伸阅读：Nature：颠覆性大滑坡，科研还能有实质创新吗？）

正如Nature杂志2025年1月刊评论所言：“更多资金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突破性创新。”学术界的创新能力似乎正遭遇“瓶颈”，原因何在？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史上很多突破性的创新都是年轻人作出的，充满想象力和热情的年轻人具备更强创造激情，如人们津津乐道的爱因斯坦在“奇迹年”发表了四篇划时代论文，包括狭义相对论和光量子理论；沃森和克里克在25岁和35岁的年纪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居里夫人拿诺贝尔物理奖的时候才35岁。根据Nature 杂志2018年的一项分析，20世纪初，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在获奖时完成关键工作的平均年龄为30-40岁。

如今的科学体系已经变得昂贵而复杂，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持，连一般性的成果都很难搞得出来。而在纯科研和商业应用的边界日益模糊的时代，出了实验室没钱也同样寸步难行：如最热门的AI领域，任何一种大小模型的开发背后，都是以巨量资金支持的算力为基础，没有这个平台，什么奇思妙想也很难有机会实现。

根据社会学者艾西瓦娅·坎杜贾 (Aishwarya Khanduja) 的分析，在1980年代，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超过18%的PI年龄在35岁以下，而到了2014年，这个数字暴跌到仅剩2%。与此同时，66岁以上PI的比例却稳步攀升，2014年接近10%。这当然不能仅仅用人口结构的变化来解释，而是反映了在资源分配体制上的根本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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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研究人员首次获得R01资助的年龄时，这种时间上的扭曲变得更加明显。R01（首次以独立PI身份获得长期资助）传统上被视为独立科学生涯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但过去25年来，这一分布曲线明显右移：首次获资助的年龄中位数从35岁左右延长到了43岁左右。到了2024年，NIH针对年轻研究者的R01拨款更是仅占总预算12%。如果承认年轻人作出突破性发现的概率更高的话，那么这种资助体制明显是在降低突破性成果出现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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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领域也有类似的问题。从总量上看，数据似乎显示资金并不短缺，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充裕掩盖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效率损失，称之为“风险投资悖论”：资本越多，创新反而越少。这种悖论在行业的结构演变中清晰可见。最新数据显示，风险投资总额已跌至2018年的水平，新入行的风险投资家首当其冲——首次成立基金的经理们筹集的资金从2022年的200多亿美元骤降至2024年的仅40亿美元。这不仅是周期性的低谷，更是一种制度性的困扰：许多行业被过去的成功所束缚，越来越多地依赖历史模式分配资本，而非着眼于未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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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集中度说明了一切。前30家公司揽下了490亿美元，而188家新兴公司加起来才筹到91亿美元。这种情况很像另类的马太效应：过去的成功成了人们判断未来投资的主要依据，已经初见成效的公司更容易获得更多的钱，而让真正新颖的想法越来越难获得资助。同样的逻辑在学术界同样适用：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更容易获得新的资助，因为他的辉煌履历暗示出成果的概率更高，虽然事实上未必如此。

尤其是随着学术界获得的资金总量在不断攀升，在这个行当里“混碗饭”甚至是发点财都成了一种可行的谋生手段，那么针对整个系统的弱点和漏洞展开学术不端的操作就成了打不完的地鼠，浪费和盗取越来越多的资源。（延伸阅读：只要考核论文指标，就永远都有简历美颜：消除论文工厂需要釜底抽薪）面对这样一个效率低下，整体分配逻辑可能有严重问题的体系，财政拨款的增减还重要吗？永远都在呼吁增加投入的科学界，是不是也应该拿出一份阶段性的分析和反思报告，并做出足够的改变让人们重拾信心呢？

参考文献：

1.https://www.aaas.org/programs/r-d-budget-and-policy/fy-2025-rd-appropriations-dashboard

2.https://science.nasa.gov/mission/webb/about-overview/

https://ncses.nsf.gov/data-collections/federal-budget-function/2023-2025#data

3.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8-06846-0

4.https://mp.weixin.qq.com/s/O0GNf6XtPBovOwqIA9UGjw?token=988183002&lang=zh_CN

5.https://theconversation.com/how-much-does-scientific-progress-cost-without-government-dollars-for-research-infrastructure-breakthroughs-become-improbable-249566

6.https://goodscience.substack.com/p/the-slow-cancellation-of-innovation

作者：知社 ；来源：知社学术圈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