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中美冲突风险的分析之分析 

昆仑戟

第一部分：前言

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美国政府最为倚重的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今年11月中旬发布了一个煌煌四卷、长达332页的关于中美冲突升级风险的研究报告。

这个系列报告总标题为：《拒止而无灾难之虞：将美中在台湾的冲突保持在核门槛之下》（Denial without Disaster: Keeping a US-China Conflict over Taiwan under the Nuclear Threshold）

众所周知，兰德公司长期为美国政府和军方提供政策建议，多年来发表了对华战略和策略的许多重要文章和报告。笔者认为这篇报告的重要性，在于其为近年来首次把美中之间直接的、正面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甚至核级别的战争作为中心来分析的专题研究报告。

“兵者国之大事也，不可不察”。而今日之域中，核者乃是用兵之最、用兵之极，同时也是不可轻言的世界用兵之大忌，值得我们花些时间对其深究细察。

在进入条分缕析的解剖之前，笔者认为我们对这份报告应该先有如下的认识：

1）所有的人都很清楚，美国是我国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统一最大和最严重的障碍。但多年来，大多数人对进行统一之战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区域拒止”上，即一旦不得不进行武统，我军的主要任务是在围台攻台之际，把美军的航空母舰等海、空军事力量拒止和阻挡在台海地区、第一岛链甚至第二岛链之外。国人一般都不太会认为美国人丧心病狂，居然会想到要对我国大陆直接进行强力的打击。这份兰德报告揭示了：美国人不但想到了，而且一直在精心策划这一打击。而且，对打击什么样的目标、怎样打击、什么样的打击范围和力度能够“恰到好处”，让我国的领导层能够隐忍而不致进行升级性特别是核级别的报复和反击，美国人似乎都事无巨细地策划周全了。

2）这份报告突出地表现出美国人对核战争的担忧和恐惧意识：当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已经掌握了安全并可靠的二次核打击（反击）力量和高超音速导弹等先进技术时，他们就不得不要考虑如何才能避免遭受核打击的问题。但即便如此，美国人还是想要“试一试”，在不触发我核打击底线和/或所谓被我“误判”等情况下对我大陆进行常规但“kinetic”式的规模性打击。彼之恐惧，我之威慑。既如此，我国就应该力行习主席“打造强大战略威慑力量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和提高战略和战术核武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对美形成降维式或碾压式的打击态势。

3）兰德报告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现在的“不首先用核”的原则下，我国的“核门槛”在我大陆遭受常规军事打击时，是否可能移动而对美国率先发动核攻击。对此，笔者不禁想起当年美军在决定是否侵朝之前一段时间，曾试探我国是否一定会出兵。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回答是，如果美国侵朝，“我们一定要管”。据金一南将军所述，美国人对这个“管”字不太能把握其确切含义，加上我国一向积贫积弱、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处境，美国人就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含糊回答说明了中国不会出兵。我们在70多年后的今天去回顾当时的场景，“管”字的回答确有含糊性：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我国高层对此可能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事实上最后是毛主席力排众议定下来抗美援朝的伟大出兵决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西方思维的差异性：中式思维的概括性中含有较大的含糊因素或回旋余地，而西方人则一定想方设法地要一个明晰而确切的答复，得不到的话往往就胡思乱想。鉴于“划确定红线”的必要性，鉴于核威慑的威力，也鉴于我国大陆人口密集、一个城市动辄有成百上千万人的现实情况，笔者认为，我国的确应考虑给美国人或其他什么人设一个明确的底线：如我大陆任何地区、任何目标、遭受敌国任何规模的打击，我国将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任何手段对其进行没有上限的反击和报复。

4）兰德报告对我国是否会“核首发”也存有疑惧。实际上，我国当年宣布“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是因为一来手里掌握的铀资源少，运载核弹头的导弹射程和精确度也较差。更重要的是，当年经济上敌强我弱，差距很大。去和美、苏两国比拼核弹头的数量，只会无谓地消耗经济、牺牲人民的生活福祉。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在当时美苏争霸的情势下不当出头椽子、保护自己的战略大智慧。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当中国已经成为美中大争的主角之一，经济和军事实力也早已进入世界最前列时，不失时机大幅度地增加核武数量和类型、进行更多的核打击试验、宣布在某些情况下对敌国（包括无核国家）不排除先发制人实行核武攻击，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安全需要，是对我国根本利益的保障，是对世界和平基石的加固，也是真正能够掐住美西方帝国主义者命门、令其不敢步越雷池的紧箍咒。

5）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从始至终都没有提及关于我国会主动发起对美攻击、即使是常规军事力量攻击的可能性，一点都没有。笔者认为，这对我国来说不是一个值得骄傲或庆幸的情况。撇开核力量不谈，我国现在的常规军事力量应远在俄罗斯之上，并继续拉开，也将把美国远远抛到后面。但我国至今采取的基本威慑模式仍是防御性的。以防御为主的威慑与进攻性的威慑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威慑：防御性的威慑呈被动性，缺乏主动性和进攻性，因而弱化了心理和态势上对敌国的威胁和威慑。

核弹头数量上的巨大劣势以及“不首先使用”的承诺，使我国不得不花费许多力量去进行“建长城”般的严防死守、进行万全缜密的核防御部署，以防备和拦截敌方第一、二波的核攻击；也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部署在遭受敌国的第一、二波核打击后，迅速重建和组织幸存的核力量对敌人进行核反击。

由于核弹头数量少（大概相差十倍），又“不能打第一枪”，当下列情况出现时——我方核机密遭到严重泄露，敌国已经有了对我方核部署精确而全面的侦测，以及敌国采用难以阻拦的现代核攻击手段如超高音速、变轨、漂移、多弹头分导等……，中国的核常备力量可能面临大部被攻击、锐减甚至消灭的危险。

由于核弹头数量太少、又承诺“不首先使用”，也可能让敌国的战略决策者心存侥幸，在某种情势下成为其首先对我发动核攻击的诱因。

我国在核弹头数量上的巨大劣势以及中国“两不使用”的承诺，使美国及其仆从国面对中国这个核大国在心理上既无须畏惧，又没有负担。因此，在代理人战争、常规战争、金融战、能源战、科技战、贸易战、国际关系特别是台海问题等领域，只要有机可乘，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挤压和挑衅。君不见，美国人在明知我国已有可靠的二次核打击能力时，居然还在处心积虑地筹划武力介入台海，不正是觉得我们习惯性地只有防御或防守反击之心，而鲜有进攻之意吗？

6）这份报告对美国战略决策的重要性，可以从《Denial without Disaster》研究员兼作者团队强大的阵容见出。这个团队仅列上名字者就有10人，兰德也就是美国政府可谓是下了大本钱和大功夫。其核心的资深研究员包括：

•中国问题专家：如Nathan Beauchamp-Mustafaga和Elliot Ji,他们在中国军事战略和核政策方面有深入研究。

 

•核战略专家：如Edward Geist,专注于核威慑理论和升级动态。

 

•军事技术专家：如Jeff Hagen和David R. Frelinger,在常规和核武器系统方面有专长。

根据有关信息，兰德在选择撰写这份报告的研究人员时执行了四项严格的标准：

•战略研究能力：这些作者能够代表兰德在亚太安全和核战略研究方面的核心实力。

•政策影响力：作为兰德的资深研究员，他们的建议更能被美国政府所看重和接受。

•跨领域合作：不同专业背景的作者合作，必须体现兰德整合多学科知识的能力。

•持续性研究：同一团队参与多卷报告，能够显示兰德对长期、深入研究的重视。

7）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份兰德报告用了“denial”（ 意为“拒绝”或“拒止”）作为其标题的第一个词。但我们看到，兰德报告研究的核心内容明明是美国在计划对中国的首先进行“kinetic”（意为“强力”或“致命”）的打击，却要玩弄修辞伎俩，把进攻掩饰成防御、把侵略伪装成反侵略。此一字之用，是对美西方帝国主义险恶用心的欲盖弥彰，其凶恶又虚伪的本质昭然若揭。

笔者不禁想起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英雄、著名作家和文学戏剧评论家尤利乌斯·伏契克在其所著《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的结语中，曾经这样告诫善良的人们：“我爱你们，但你们可要警惕啊! ”

我国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啊，切记伏契克这一珍贵的箴言！

本综述将以分列方式对这份兰德报告进行分析,探讨其对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启示。

一、报告的核心价值

1、情报评估价值

这个兰德报告系列为我们提供了美国军方对中美冲突的最新战略思维和关切点:

(1) 详细披露了美军2030年前的远程打击能力规划,包括各型武器系统的射程、部署方案和打击效能。

(2) 系统性评估了美国远程打击能力对中国核威慑的影响。

(3) 明确承认中国已经具备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表明了美方战略判断的重要转变。
 

(4) 揭示了美军对台海冲突升级路径的具体分析框架和应对思路。

2、战略洞察

报告反映了美国军方的战略思维和对“中国威胁”的认知

(1) 美军认为中国的核政策存在模糊性，对中国“不首先使用”承诺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2) 美方高度关注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核力量的快速扩张。

(3) 美军担忧其对中国大陆的常规打击可能触发中方核反应，正在研究降低升级风险的作战方案。

(4) 报告反映了美军在制定对华军事战略时面临严重的多重困境。

二、对中国战略决策的启示

1、核心判断

(1) 美军已将中国列为“同级竞争对手”，反映出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

(2) 美方认为中国可靠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迫使其必须重新考虑升级管控策略。

(3) 报告显示美军对台海冲突升级为核战争的担忧程度远超过以往。

2、战略启示

(1) 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已获得美方确认和接受，这有助中美的稳定战略均衡。

(2) 美军对华作战计划受到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A2/AD)能力的严重制约。

(3) 美方十分担心其对中国大陆的常规打击行动可能被中方误判为核攻击。

(4) 中国需要防范美军利用常规远程打击能力对中国核力量实施"斩首"等行动。

三、美国对华远程打击的威胁

1、能力评估

(1) 美军正在加快发展多种新型远程打击武器系统，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和巡航导弹。

(2) 到2030年，美军将拥有更先进和多样化的远程打击手段选项。

(3) 美军JASSM-XR导弹可覆盖中国东部79%的军事目标。

(4) 部署在菲律宾和琉球陆基中程导弹可打击中国大陆52%的目标。

(5) 海基战斧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亦具备打击纵深目标的能力。

2、部署态势

(1) 美军计划在西太地区前沿部署陆基导弹系统，构建对华打击链。

(2) 空基、海基、陆基远程打击力量形成对华立体打击网络。

3、战略影响

(1) 美军远程打击能力对中国核力量构成潜在威胁。

(2) 美方可能利用远程打击能力实施“战略成本施加”战役。

(3) 这些能力增加了战争升级和误判的风险。

(4) 突破中国的防空系统：美军正在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等先进打击能力，可能突破中国的防空系统。

(5) 威胁中国的指挥控制系统：美军可能对中国的军事指挥设施实施打击，摧毁中国的指挥控制能力。

1、能力认知

(1) 美方承认中国已建立可靠的核反击能力，美国因此需要调整对华军事战略。

(2) 美方认为中国核力量的生存能力显著提升，难以对其实施有效的反核打击。

2、战略影响

(1) 迫使美军重新思考对华军事行动的升级风险。

(2) 影响了美军远程打击作战方案的规划和实施。

(3) 增加了美方对华军事行动的顾虑和制约。

(4) 增强了中国的战略威慑效果。

(5) 限制了美军的军事选项。

(6) 提高了美方对核升级风险的重视程度。

五、误判风险的担忧

1、美国的主要担忧

(1) 美军常规打击可能被误认为是核攻击,触发中国的核反应。

(2) 中方可能误判美方意图而先发制人。

(3) 不同目标类型之间的界限模糊和增加了误判风险。

(4) 对中国核使用门槛缺乏准确认知,可能误触中方红线。

(5) 打击行动可能危及中方核力量,使中方受到"使用或丧失"的压力，因而触发核反击。

2、触发中国核攻击的关键因素

(1) 武器系统特征相似性：常规和核武器的发射平台和飞行轨迹可能相似。

(2) 打击目标的多重属性：某些军事目标可能与核设施邻近。

(3) 中国指挥控制系统的脆弱性造成高敏感反应。

(4) 决策时间短：高超音速武器等缩短了中方的预警时间。

(5) 信息不对称：在冲突中双方获得的信息不完全,可能导致误解各自的意图。

3、美方的应对措施

(1) 研究降低常规打击的升级风险。

(2) 制定与中国的危机沟通机制。

(3) 调整作战计划以避免触及敏感目标。

六、美国战争准备的评估

1、军事准备

(1) 美军正积极地继续发展针对中国的作战能力。

(2) 台海冲突是美军重点规划场景。

(3) 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4) 制定针对台海冲突的各种作战预案。

(5) 需要应对弹药储备匮乏等实际限制的情况。

2、战略意图

(1) 继续维持对华军事威慑。

(2) 准备应对台海危机。

(3) 寻求避免核升级的军事选项。

3、政治考量

(1) 美方对打击中国本土持谨慎态度。

(2) 美方担心冲突升级导致核战争。

(3) 必须充分强调核升级管控的重要性。

七、对中国核政策的影响

1、中国受到的政策压力

(1) 美军远程打击能力对中国核力量构成潜在威胁。

(2) 美军常规打击的精确与否可能影响中国核威慑的可靠性。

(3) 美军的军力发展可能影响中国的核政策，但不会改变中国的根本战略取向。

2、中方可预见的应对选项

(1) 保持核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2) 强化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和可靠性。

(3) 明确核威慑的底线和红线。

(4) 继续推进核力量的现代化。

(5) 加强战略沟通降低误判风险。

(6) 中国可能进一步强调其核威慑对美的确信度。

八、中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影响

1、美方评估

(1) 中国防空系统的加强增加了美军远程打击的难度。

(2) 中国的防御系统需要400-800公里的预警距离。

(3) 影响了美国打击武器的选择和使用方案。

(4) 中国A2/AD（反）能力构成重要挑战。

(5) 推动美军发展新型穿透能力。

2、美国的应对措施

(1) 发展高超音速武器突防能力。

(2) 优化打击弹道和隐身性能。

(3) 采用饱和攻击战术。

3、美国须进行的技术考量

(1) 己方不同打击系统的特征。

(2) 对方防御系统的有效性。

(3) 己方成本效益比较。

九、核门槛变化的判断

1、美方的依据

(1) 中国核力量的快速发展。

(2) 战略环境的不断变化。

(3) 中方指挥控制系统的脆弱性。

2、美方要考虑中方的关键因素

(1) 核政策的模糊性。

(2) 威慑的可信度。

(3) 战略稳定性。

(4) 核力量建设规模和速度。

(5) 军事战略的调整迹象。

(6) 危机时期的威慑信号。

十、中俄战略合作的影响

1、对中俄合作的推动因素

(1) 美军战略调整的压力。

(2) 中俄共同的安全关切。

(3) 大格局下战略平衡的需求。

2、中俄的合作方向

(1) （对美西方）战略威慑的协调。

(2) 军事技术合作。

(3) 地区安全合作。

(4) 中俄可能加强在导弹防御等领域的技术合作。

(5) 中俄可能加强在核政策等方面的战略协调。

(6) 中俄可能增加联合军事演习,以应对美国威胁。

(7) 中俄可能在国际场合更多协调立场,共同应对美国压力。

然而,中俄战略合作也有其固有限度。两国虽然面临共同挑战,但各自的战略利益和关切并不完全一致。中国在加强与俄罗斯合作的同时,也会保持战略自主性。

结论与建议

这份兰德报告系列的研究十分详细、周密、甚至带有难得的自我审视的角度和因素，因而为我们提供了其宝贵的内部资讯，揭示了美国对中国军事能力的基本评估和战略考量。这些信息有助于我国更好地理解美国的战略意图，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国防政策。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报告当然反映了美国的一些过度自信、固有偏见和误解误判。

面对美国执意加强的远程打击能力及其依然固守其对我统一大业进行武力干涉的帝国主义霸道行径，中国需要：

1）继续大力提升防御和威慑能力、特别是加强进攻型的威慑能力和态势。

2）在保持战略定力,保持我核政策延续性基础上，适当改变“不首先使用”的原则。

3）确战略红线，对打击我大陆（今后含台湾等）的敌对势力降低用核门槛。

4）增强威慑的清晰度，以我为主地防止导致冲突升级的“误判”。

5）有条件接受美方增强战略对话机制的提议，在沟通中以我为主。

6）在显示将坚决维护我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接受美国建议，进行互动。

7）加强与俄罗斯、朝鲜等拥核友好国家进行海、陆、空的联合军事演习，强化我整体威慑力量和态势。

8）合作，深化国际战略合作，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美西方所谓的“增进战略互信”多是空话、假话，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以实力和充分使用自己优势力量为基础的。从中美博弈的长远来看，我国应当充分显示对自己日益增长的核、常军事实力进行使用的决心，掌握主动权和话事权，迫使美方认真思考其对华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的惨烈后果和悲惨下场。不如此就不能在管控美西方惯以挑起的风险和事端，就无法避免冲突升级的失控。只有时不时地扬起打狗棒，中国才能有效应对美国的军事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

戴为群译/校

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据报道下令中国军队准备在2027年之前入侵台湾的情况，以及中国正持续进行建设的核力量，引发了美国对美中冲突前景的担忧。而这一与中国的冲突将与美国在冷战后期与手中没有核武器的地区大国进行的战争截然不同。综合四卷的分报告，本报告总结了美国联合远程打击，特别是美国空军的轰炸机部队，在不会引发灾难性的升级、特别是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应如何适应以更好地平衡军事行动效能、部队生存能力和冲突升级的管控，以实现预期的军事和政治目标。

本报告是以混成法方式研究出来的结果。该方法结合了区域研究、分析战略理论和历史案例研究，所有这些都以操作性的分析作为依据。

作者们的研究 （1）使用了开源的中文原文军事著作;（2）通过历史案例研究和对可追溯到 1950 年代早期兰德战略分析理论的广泛回顾，以及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的文献综述，对开源中国军事著作中有限的信息进行了补充;（3）参阅了公开可用的美国国防部文件以及最近的非政府性美国兵棋推演;（4）建立了一个分析性框架，将中国的核升级与美国联合远程打击的特定技术或运用特征进行了综合考虑。

主要发现

1.如果美国全力倾注与中国作战并要赢得战争，就必须为核升级做好准备，并更加重视对有关风险进行管控。

2.中国的核门槛在哪里尚不清楚，并可能是移动的，这意味着美国有机会使这个门槛变得对己更为有利（但也有可能使它变得更糟）。 

3.军事操作的效用、部队生存能力和（核）升级管控之间可能会产生某种平衡。

4.在美国军方可控范围内，对（核）管控升级最具影响的因素是（攻击）目标的选择。

5.武器和弹药的供给情况将直接影响美军管控（核）升级的能力。

建议

1.优先发展强大的拒止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中国大陆进行强力打击的需要，以此降低核升级的风险。

2.建立起美国联合远程打击部队在结构、态势和能力三方面的组合，以便在经授权后在各种可能对中国大陆的打击中执行战争计划。

3.确保能够实施各种目标计划的能力，以帮助平衡行动效率、部队生存能力和升级管理。

4.操控和管理中国在战争前和战争中对（美）远程打击的感知（perceptions）。

5.将升级风险的考虑纳入（武器）采购过程，特别是那些对中国领导层来说可能是高度升级了的（武器）系统。  

本报告为一份四卷本研究的第二卷，研究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围绕台湾的军事冲突升级为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风险，特别是研究了美国使用常规联合远程打击的军事力量时可能如何触发或至少促成这种升级。本卷旨在为更深广的研究提供背景和关联范围，着重关注美国的常规联合远程打击军事力量及其使用的选择。为了研讨美国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常规远程打击的核升级风险问题，作者们认为，重要的是首先评估美国领导层可以使用哪些军事力量以及如何对其进行运用。这种考虑源于一个基本假设，即不同的远程军事力量、不同方式的远程打击战法、以及不同的目标集群将对（核）升级的动态产生不同的影响。至于美国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将如何使用常规远程打击，没有单一或明确的答案。作为替代，作者们在本研究中勾画和描绘了这个问题的一些底层逻辑和轮廓。 

主要发现

1.地缘政治的趋势、敌方军事力量的进步、以及美国各军种间的竞争为美国发展出更多样化和先进的常规联合远程打击能力提供了动力。 

2.当前和可预见的美国联合远程打击系统的变化为自己带来了权衡取舍的重要机遇。而中国则会面临不同的操作难题。然而，目前尚不清楚特定的武器系统特性将如何影响战时（核）升级的动态。

3.凭借可预见的常规联合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可以将中国大陆的大多数潜在目标置于危险之中，这为常规远程打击的各种作战目标打开了大门。

4.不同的作战目标有利于各自不同的目标集群，但目标集群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这将明显增加中国误读美国远程打击意图的可能性。

5.历史表明，美国政治领导层可能不会授权在未来冲突期间对中国大陆进行致命的打击。

6.打击中国大陆目标对美国国防部官员和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决策门槛，但并非是（核常）二元的。

7.在大多数台海对抗情景的兵棋推演中，美国常规远程打击的初始目标是作战防御（单纯的拒止），以阻止对台湾的两栖攻击。 

8.缺乏足够的、为中国海上军事目标量身定制的常规远程打击弹药给美国带来压力，促使其考虑转向对中国大陆的打击。

9.在台海情景的兵棋推演中，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远程打击与多个意外或无意的升级动态有关。

以中国为挑战的对照方、以中国入侵台湾为对应场景，美国国防部 （DoD）在考虑施行其假设未来与中国冲突的方案时，必须在作战效用、部队生存能力和核升级管控三方面作出平衡。由于中国拥有安全可靠的二次打击核报复能力，美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须考虑如何调整其常规军事行动，以避免触发中国率先使用核武器。

本报告是探讨美国联合部队如何在台湾冲突情景中更好地平衡军事行动效率、部队生存能力以及核升级管控的系列报告之一。作者们研究了在中国不断发展核力量态势和持续进行核建设的背景下，在台湾冲突的情景中，中国率先使用核武器的潜在阈值和驱动因素。他们的总体发现是，如果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全面军事冲突，核升级将永远是一个合理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将升级的风险降低到零。随着中国核态势的不断发展，美国现在正在与一个拥有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的中国打交道。这表明，美国在规划其行动时必须积极考虑中国将如何解释和应对美国的常规打击，并为应对中国率先使用核武器做好充分准备。

主要发现：

1.中国不断发展的核力量结构，尤其是其安全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要求美国在与中国的任何潜在冲突中采取不同的升级管控方法。

2.美国的联合常规远程打击是中国率先使用核武器的主要风险驱动因素，但远非唯一的风险因素。

3.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强力打击不太可能成为中国领导人的核常二元升级阈值，但对中国大陆的打击仍然存在升级风险，而且中国的反应很难预测。

4.到 2030 年，中国对于其核态势的理论、国内政治和技术方面相关的决定可能会为中国在冲突中升级核武器带来额外的风险因素。

5.国防部必须学会接受（live with）中国的核信号而与其共舞。 

6.以下是最有可能推动中国率先使用核武器的六项美国军事行动（或中国认为美军正在进行这些行动）：（1）对中国共产党（CCP）领导层的常规攻击（斩首）；（2）对中国核力量的常规攻击，包括其具核常双重能力的设施和与核相关的指挥和控制部门；（3）对中国关键基础设施的常规攻击，尤其是那些会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的攻击；（4）对民用核基础设施的常规攻击；（5）对主要城市和其他政治或经济中心的中高强度常规攻击；（6）任何使整体战略形势对中国政权不利、特别是将使中共领导层对其政权或个人生存感到担忧的常规攻击。

建议

1、国防部应准备对中国潜在核威慑信号做出应对。这些应对措施可能是从非常公开地羞辱核武器的使用，到有限但明显可见的美国核战备状态的增强。例如，为美国空中核指挥所启动持续的空中警报，或将战略轰炸机移至警戒位置并召回机组人员以确保持续的日常警戒态势（而不是立即提高防御状态级别）。 

2、国防部和更多的政府部门现在应该花时间规划将如何在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沟通。

3、国防部应考虑新兴技术对美中核升级管控前景和挑战的影响。

4、国防部应研究如何与盟友和伙伴接触，了解他们对中国核升级门槛的看法和对升级风险的容忍度。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加上中国不断扩大其核武库，引发了人们对两国之间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担忧，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在美国考虑美中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时，美国军队必须为大国冲突中固有的核升级风险做好准备。

本报告是系列报告之一，在不会引发灾难性的升级，特别是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探讨美国联合远程打击，尤其是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如何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平衡军事作战效能、部队生存能力和升级管控以实现预期的军事和政治目标。本报告集中研究了以美国进行常规远程打击始、中国率先使用核武器终的潜在升级路径。

作者们以兰德公司自1950年代以来培育的分析战略理论传统和历史上的例子为基础，借鉴了本系列报告第2卷和第3卷中介绍的美国联合远程打击的作战分析以及他们对中国率先用核驱动因素的理解，开发了一个原始框架来分析美中常规冲突中核升级的预期路径，并确定其对美国联合远程打击的影响。

主要发现

1. 可能的核升级途径有很多。一些导致核使用的原因可能似乎很牵强，但是，即使是那些乍看之下难以置信的途径也值得考虑。

2. 如果美国完全致力于与中国作战并赢得战争，就必须为核升级做好准备，并更加重视管控有关风险。

3. 美国的行动可能会或好或糟地影响中国的核门槛。

4.  美国对于军事行动效用、部队生存能力和升级管控之间可能需要进行权衡取舍。

5. 在美国掌控下，对管控升级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因素是攻击目标的选择。

6. 弹药供给的情况会直接影响美军管控升级动态的能力。

7. 美国针对中国的联合远程打击行动可能会对他国产生升级冲突的推动因素。

8. 即使不对中国进行强力（致命）打击，美国在美国大陆的联合远程打击活动仍可能升级。

建议

1.优先发展强大的拒止能力，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授权对中国大陆各种打击的核升级，包括有限的打击甚至不进行打击。

2.尽量优化军事行动效率和管理升级之间的平衡，并特别关注中国的看法。

3.制定多个目标集群以取得类似的高需求军事效果，并考虑对中国大陆打击授权的潜在多样性。

4.确保有足够规模的战略轰炸机部队结构，以应对美国国家指挥当局可能做出的决定，即优先考虑升级管理而非部队生存能力。

5.确保有质优量足的弹药，以更好地管控升级动态。

6.确保在武器的采购过程中考虑升级的风险，尤其是中国的看法，同时平衡行动效率、部队生存能力和威慑力。

7.权衡基地前移的运作益处与战略风险。

8.考虑在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 （Air Force Global Strike Command） 建立一个“高级升级管控中心”，以确保在和平时期的部队建设中得到考虑。

9.确保和平时期的训练中考虑对塑造中国期望和预判的因素，以影响中国的战时观念。

10.确保制定各种强调部队生存能力的要求和规范，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它们由于远程打击成为中国核攻击目标的可能性。 

11.确保在进行所有全球级需求的武器购置时，要求考虑中国的看法，并考虑如何减轻对美中核升级动态的潜在影响。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