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胖东来遭到许多媒体人的围攻，似乎是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捅了“蚂蜂窝”，成群的“蚂蜂”向他冲来，气势凶凶，很是吓人，硬是搞得他这个“有泪不轻弹”的男子汉都流出眼泪了。他含着泪说：“这么多年以来付出心血，付出真诚，呼唤真诚，呼唤美好，一直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无论有多大的委屈，都让自已慢慢去觉醒去化解。”

在我的印象中，胖东来是一家办得很不错的民营企业。公司人性化管理，对员工很关爱，听说职工每月上班时间才7个小时，每周不超过40小时，一年中假期有150天，不像有的私企为了利益最大化，随意增加职工工作时间，每天工作达10多个小时，还说“996是福报”。而且胖东来给职工的工资福利却不错，拿出半数净利润分给大家，连保洁员的月工资都达到5000元以上，不像有的私企老板只顾自已大捞特捞，不顾职工的疾苦。同时，胖东来公司对职工的要永也严格，连职工外出骑摩托都有“必须戴安全帽”的规定。对结婚收天价彩礼、婚宴大操大办的，也有“取消一切福利”的规定。总之，那家公司的一些做法，都是为了职工好，给我留下的是美好的印象。

我是个脑筋不会“急转弯”的痴汉，对胖东来被媒体人围攻这件事总是想不明白。不是说要保护民营企业，要给他们提供好的营商环境么，怎么对这家办得很好的民营企业，却有这么多媒体人进行围攻，巴不得将它“拉下马”呢？莫非是于东来犯了什么“祸国殃民”的大罪？我为他惊恐了好一阵子！经过查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原朱是于东来办了一件非常值得赞颂的大好事，他只不过是“木秀于林，被风吹之”而已。原来我是虚惊了一场，终于放下心来，哈哈大笑了一阵。

于东来办了什么大好事呢？原来是11月20日他在个人抖音上发布了这样一段文字：“从明年起，胖东来人结婚不允许要彩礼或付彩礼。婚礼不能铺张浪费，婚礼酒席只能邀请亲朋好友、不能超过五桌！如果做不到，公司从制度建设上制定将取消一切福利。”“未来的胖东来人，不允许靠父母买房实车，完全有能力靠自已创造和享受美好人生。”

你看看，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怎么于东来办这样一件值得讴歌的大好事，还会遭到媒体人围攻昆？难道真的“做了好事还要遭雷打”吗？太不可理喻了！

如今有的人呀，不知怎么搞的，结婚要天价彩礼，并已经成了一股飓风，让许许多多男青年及其家长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这可不是危言耸听，我在网上经常看到这种令人作呕的现象：嫁女变成了卖女，娶妻变成了买妻。且不说婚前男女双方犹如同到商场买东西，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商定好要收多少多少彩礼（金额都是10万以上），购多少多少平方的楼房、什么型号的骄车等等，终于“生意”谈妥办好，才定下结婚日子。就是事先没有议定价码的费用，比如什么“下车费”（即新娘坐车到新郎家时，下车要交的费用）、“改口费”（即新娘在婚礼仪式台上见到公婆，由原先叫叔叔或伯伯、阿姨，现在改叫公公婆婆或爸爸妈妈的费用）等等，都是狮子大开口，要几万、几十万，钞票当场不付清（少一元都不行）就不下车、不改口。新郎请求新娘先参加结婚典礼，过后再如数补上这些费用，也遭到新娘断然拒绝。而且竟然不顾众多亲朋都已经到达婚礼现场的情况下，也丝毫不顾情面，脸不红心不跳地当众讨要，毫不客气！这哪里是什么结婚办喜事？分明就是趁机打劫、敲诈勒索、抢夺钱财麻！难怪有的新郎实在气愤不过，忍无可忍，在婚礼仪式会上当众宣市：“这个婚我不结了！”扯下胸前戴的大红花下台走人，让全场亲朋非常惊讶！

在这种陋习、恶习如同旧粪坑中的沉渣纷纷浮起的形势下，难道我们全社会，包括机关、媒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家庭和全体公民，不应该都以实际行动来净化我们的社会风气吗？好不容易出了一位勇士于东来，这位胖东来公司的创始人提出了一个好的倡议，难道不应该肯定、赞扬吗？为何还要遭到媒体人如此疯狂围攻呢？实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红楼梦》中“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的故事。故事说的是：贾雨村在担任应天府尹时，审理了一起涉及薛藩和冯渊的人命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由于涉及到四大家族的利益，贾雨村在门子葫芦僧的“点拨”下，选择了徇情枉法胡乱判案，办成了一个“糊涂案”，让毫无罪、错的冯渊败诉，变成了“逢冤”。这个故事，用来比喻审理案件的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因受到压力而做出不公正的判决。

从这个故事让我联想到于东来，他是不是有点像冯渊变成“逢冤”呢？我看有点像。于东来做了大好事，毫无错误，更没有犯罪，却遭到媒体人犹如“蚂蜂”般的疯狂攻击，这不是遭到多么大的冤屈又是什么呢？

媒体人本来是高级知识分子，怎么会连好歹都分不清呢？他们的智商是不该怀疑的。至于有不有什么“利益关系”驱使，让他们成了“利令智昏”者？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这么想：于东来为国为民为其公司职工着想，希望净化一下污浊的社会风气，提倡移风易俗、婚礼新事新办，这样的大好事，你们不赞扬、讴歌也就算了，怎么还要围攻、“网暴”，是何道理呢？我还想，大概你们也知道于东来做的这件事没有错、更没有罪，但你们又想把人家搞垮，再拍手称快：“于东来终于被拉下了神堂，翻车了，大快人心呀！”边说边笑，不亦乐乎！你们避而不谈这件事本身的对或错、好或坏，而是“绕道攻击”，胡说他是什么“机构干预个人私生活”、“干预个人私域”，“赿界管理”、“管得太宽了”，“职工的私生活关你于东来什么事”，“你是家长呀，爹味那么重” ……

在我看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机关，对干部职工，既要关心他们的工作，也应关心他们的生活，既要关心爱护他们，也要对他们有严格要求，这才是做得对、做得好。只要管得对，不怕管得宽管得严。古人言：“严师出高徒”、“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负责人对职工、老师对学生、父母对子女严管严教，只要不是无理错管，而是管得正确，就是真正的爱，也是负责任的表现。反之，什么都不管，放任自流，让大家随心所欲，“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这是不负责任、不作为的表现，对员工不是爱而是害。

如今有些媒体人，该发声的事，他们装聋作哑；不该发声的事，却大喊大叫。就说结婚收天价彩礼、大办婚宴这件事吧。旧习、陋习、恶习，已如旧粪坑里的沉渣被搅得乱翻乱滚的时候，他们不站出来说个“不”字；而当于东来提出一个想改进一下这种坏风气的时候，他们却变成了嗡嗡叫的“蚂蜂”。唉，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能发一声长叹！

谈到“管得宽管得严”“该不该管”的话题，我讲一讲党对我严格要求使我受益一辈子的事：

我是1953年在资兴县人民银行工作时结婚的。我妻子姓谢，比我小两岁，当年才刚18岁，大家都叫她“小谢”，也是在同一家银行工作。那时我们两小口都很年轻，年轻气盛，又不懂处理好夫妻关系的方法。

婚后第三年，有一次，因一件小事（现在已记不起是什么事了），我和妻子发生争吵，尖针对麦芒，谁都不让谁，赿吵越凶。

吵着吵着，小谢突然说：“不跟你吵了，看你这个鬼样孑，凶神恶煞，老虎要吃人一样。看来日子无法过下去了，离婚！”

我想，咦！你竟然拿离婚来威胁我，谁怕谁呀！ 正在气头上的我，回她道：“好，离就离，你写报告我签字。”

也是在气头上的小谢，真的拿起笔就写出了《申请离婚的报告》。

说实话，我不想签这个字，但已经说出了“你写报告我签字”的话，若不签，不等于“投降”吗？也就无奈在上面写上了自已的名字。

那个时候强调“革命大家庭”意识，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都看成是兄弟姐妹。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都把干部职工看成是大家庭中的成员，既非常关爱，又严格要求。就是结婚、离婚的事，也要先由单位领导批准，再到民政部门去办结婚征、离婚证。

我们的申请离婚报告送到行领导手里后，平时对我很好的郭行长（兼党支书），在做了一番了解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

“小欧，你这不是胡闹吗？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闹离婚。你以为婚姻是儿戏呀，说什么两人感情不合，我问你，你俩谈恋爱时怎么如胶似漆？孩子都生了，还说感情不合，胡说！亏你还申请入党，你知道党员要宻切联系群众吗？你可好，连自已的爱人都团结不起来，够入党条件吗？回去好好学党章去。”他把申请离婚报告退给我。当我要动身走时，他又说：“党员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你要主动向小谢认错，赔礼道歉。”

我回到家里，照郭行长的指示做了。我妻子本来对我很有感情，我俩谈爱时，县公安局有个小伙子也喜欢小谢。他从柜台上递了一张示爱的纸条给她。小谢看后，当着那青年和营业间那么多同事和顾客的面，把纸条撕掉了，表明她要“吊死在欧植竹这一棵树上”的决心。我们吵架时她提出“离婚”，其实是一句气话，并不是真意。现在见我向她认错道歉了，她也就说：“那天我也有错，太不冷静了。”两人都作了自我批评，也就和好、恩爱如初了。此后我和她共同生活了60多年，再也没有大吵大闹过，有的同事还称赞我们是“模范夫妻”呢。

你们说说，这不是党组织对我严管严教而挽救了我的婚姻么？要是我以“这是我的私事，你郭行长不要用机构来干预我个人的私生活”“你不要想当家长，爹气太重”，硬是坚持己见把婚离了。那么，我现今这个四世同堂17口人的幸福家庭，不也就没有了吗？

嗨！如今有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受美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严重侵蚀，非常厌恶单位组织上和家中长辈的管束，总想能“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才好。“你管我干嘛！”这句话几乎成了一些人的口头语。殊不知这样的结果往往不美妙。就单说如今的结婚彩礼这件事吧，我前面已经讲清楚了，那种爱情变“爱钱”，且爱钱爱到不要脸的程度，是美好还是悲哀呢？傻子都懂的事，我不想在此浪费笔墨了，就此打住。

最后再强调一句：媒体人不该当“葫芦僧”制造“葫芦案”一一糊涂案，即冤假错案。

（作者：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