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激进变革的尝试
吕宁思
马斯克与拉马斯瓦米的政府效能改革计划:一场激进变革的尝试。
11月20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由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联名撰写的文章,题为《政府效能部的改革计划》。文章一开始便指出,美国政府的大多数执法决策和财政支出,并非由民选总统或政治任命的官员作出,而是由数百万非民选、非任命的公务员执行。这种体制不仅对纳税人带来巨大成本,也让根深蒂固、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成为国家发展的威胁。然而,政客们对这种情况却长期纵容。
特朗普总统特别任命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负责组建“政府效能部”,以削减联邦政府的规模。他们在文章中表明立场:“我们是企业家,不是政客;是局外的志愿者,而非联邦官员或雇员。”
他们提出与传统政府委员会不同的方式,明确表示将直接采取行动,削减成本,推进三大核心改革:
1. 撤销监管2. 减少行政管理3. 节约成本
改革策略与具体计划
文章强调,他们将通过现有法律的执行推动改革,而非依赖新立法。他们计划废除通过行政命令增加的繁琐法规,为官僚机构裁员提供正当理由。在此基础上,减少法规执行需求,进一步缩减机构职能和预算。
对于受到影响的公务员,文章表示,将帮助他们向私营部门过渡,并通过现有法律提供提前退休和自愿离职金等选项,确保体面离职。
在财政节约方面,文章具体列举了几项目标,包括:
• 结束每年5000亿美元未经国会授权的政府超支行为;• 停止向公共广播公司提供5.35亿美元拨款;• 取消对国际组织的15亿美元贷款拨付;• 削减拨给计划生育等团体的近3亿美元支出。
此外,他们特别批评了国防部的采购程序,指出五角大楼已连续七年未通过联邦合同审计,对其每年8000亿美元预算的使用几乎毫无透明度。
历史性机遇与未来愿景
文章最后指出,当前的政治环境为联邦政府的结构性削减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在特朗普的选举授权和最高法院6比3的保守派多数支持下,他们决心挑战华盛顿的利益集团。他们将目标设定为在2026年7月4日美国建国250周年时,打造一个开国元勋引以为豪的联邦政府。
简单评论
1. 震撼与意
与特朗普的关税和移民政策相比,马斯克的削减政府官僚计划显然更具冲击力,势必引发强烈反弹。但如果能成功推进,这一计划的意义将极其深远。拉马斯瓦米曾比喻,美国若像古罗马帝国处于衰败期,此次改革有望成为复兴的契机。
2. 国际影响
美国的颠覆性改革可能对欧洲各国产生示范效应,特别是在相似体制框架下运行的国家。同时,莫斯科等持有“美国进入崩溃期”观点的观察者,也会密切关注这一改革能否扭转局势。
3. 挑战与风险
尽管愿景宏伟,但撼动美国庞大的官僚体系并非易事,困难重重,甚至存在高风险。这一改革能否成功,将取决于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是否真能如他们所言,以全新的方式行事。
接下来,就看他们能否成为“局外人打破体制困局”的传奇了。
马斯克发布改革政府计划
马斯克 拉玛斯瓦米
2024年11月20日《华尔街日报》
我们的国家建立在一个基本理念之上:由我们选出的人(the people we elect)来管理政府。然而,美国当今的运作方式已经不再如此。大多数法令,并非国会通过的法律,而是由未经选举的官僚颁布的“规则和法规”——每年颁布的法规数以万计。大多数政府执法决策和自由裁量支出,并非由民选总统或其任命的政治官员做出,而是由政府机构内数以百万计的未经选举、未被任命的公务员决定,这些人自认为可以凭借公务员保护机制而免于被裁。
这种认识是反民主的,而且与建国者的愿景背道而驰。它给纳税人带来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获得了一次历史性的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11月5日,选民们以压倒性多数选出了特朗普,并赋予其进行全面变革的使命,他们应当享有这一结果。
特朗普总统已邀请我们二人领导一个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简称DOGE),以精简联邦政府的规模。树大根深且不断膨胀的官僚体系对我们的共和国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政治家们对此已纵容太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行事。
我们是企业家,不是政客。我们将以外部志愿者的身份——而非联邦官员或雇员——从事服务。与政府委员会或咨询机构不同,我们不会只是撰写报告或剪彩,我们将真正削减成本。
我们正在协助特朗普过渡团队,识别并招聘一支精干的由小政府主义者(small-government crusaders)组成的团队,其中包括一些美国最杰出的技术和法律人才。这个团队将在新政府中与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紧密合作。我们二人将在每一个步骤上为政府效率部提供咨询,以推动三大类改革:
废除过度监管,减少行政开支,节省成本。
我们将聚焦通过基于现有立法的行政措施推动改革,而不是通过制定新法律的方式。我们改革的指导思想是美国宪法,而且特别关注最高法院在拜登总统任期内做出的两项关键裁决。
在西弗吉尼亚州诉环保署案(West Virginia v.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022)中,最高法院裁定,除非国会明确授权,政府机构不能制定涉及重大经济或政策问题的法规。在Loper Bright诉Raimondo一案(2024)中,最高法院推翻了“雪佛龙原则”,裁定联邦法院不再对联邦机构解释法律或其自身制定规则的权力加以宽容。综合来看,这些案件表明,当前大量的联邦法规超出了国会根据法律赋予的权限。
DOGE将与政府机构的法律专家携手合作,借助先进技术,依据这些判决对政府机构颁布的联邦法规进行审查。DOGE将把这一法规清单提交给特朗普总统,他可以通过行政命令立即暂停这些法规的执行,并启动审查和废除程序。这将使个人和企业从未经国会通过的非法法规下解放出来,进而刺激美国经济。
当总统废除数以千计的此类法规,批评者可能会指责其滥用行政权力。事实上,这恰恰是对行政权力滥用——即未经国会授权便出台数以千计的行政法规——的矫正。总统尊重国会的立法权,而不是尊重隐身于联邦机构内的官僚。利用行政命令增加繁复的新规则,以替代立法,是一种违宪行为。不过,为了遵循最高法院最近的裁决,使用行政命令来撤销那些错误地绕过国会的法规则是合法的、必要的。而且,在这些法规被完全废除之后,未来的总统不能简单按下开关按钮重新激活它们,而必须要求国会重新通过。
大幅削减联邦法规为在联邦官僚体系中进行大规模裁员提供了合理的逻辑。DOGE计划与各机构中的受任命者合作,识别每个机构为履行其宪法允许和法定授权的职能所需的最低员工数。联邦雇员的裁减人数至少应该与联邦法规的废除数量成比例:法规越少,负责执行法规的雇员就越少,而且,一旦行政机构的权限得到恰当的限制,该机构制定的法规就会越少。被裁的员工理应得到尊重,DOGE的目标是提供相应支持,帮助他们过渡到私营部门。总统可以利用现有法律,为他们提供提前退休的激励措施,并提供自愿离职补偿,以帮助他们优雅地离开。
传统观念认为,法定的公务员保护措施阻止总统乃至总统任命的政治人员解雇联邦雇员。这些保护措施的目的是保护员工免受政治报复。但该法案允许进行不针对具体员工的裁员。该法案还赋予总统“制定竞争性服务管理规则”的权力,这一权力是广泛的。以往的总统曾通过行政命令修改公务员规则,最高法院在Franklin诉Massachusetts(1992年)和Collins诉Yellen(2021年)诸案中裁定,他们在修改时并不受《行政程序法》的限制。凭借这一权力,特朗普可以实施任何数量的“竞争性服务管理规则”,以遏制行政机构的膨胀,从大规模裁员到将联邦机构迁出华盛顿地区。要求联邦雇员一周五天在办公室工作,将会导致一波自愿离职潮,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如果联邦雇员不愿到岗工作,试图享受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特权,美国纳税人拒绝向其支付薪水。
最后,我们的重点是为纳税人节省成本。有些怀疑论者质疑DOGE仅通过行政命令能够削减多少联邦开支。他们提到1974年的《预算控制法》,该法案禁止总统停止国会授权的支出。特朗普曾提出该法案违宪,我们认为当前的最高法院可能会支持他的观点。但即便不依赖这一点,DOGE也将通过瞄准每年超过5000亿美元的未经国会授权或未以国会预期方式使用的联邦开支,来帮助结束联邦政府的过度开支。这些开支包括每年用于公共广播公司的5.35亿美元、用于给国际组织拨款的15亿美元,以及用于资助像计划生育组织等进步团体的近3亿美元。
联邦政府的采购流程同样存在严重问题。许多联邦合同已经多年没有经过审查。在暂时中止支付期间进行大规模审计将会带来显著的节省。最近,五角大楼连续第七次未能通过财务审计,这表明该机构的领导层几乎不知道其每年超过8000亿美元的预算是如何被花费的。批评者声称,我们无法在不削减像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等福利项目的情况下有效地缩减联邦赤字,这些项目需要由国会进行缩减。然而,这种说法转移了对浪费、欺诈和滥用问题的关注,这些问题是几乎所有纳税人都希望终结的,而DOGE旨在通过识别精准的行政行动,直接给纳税人节省成本。
凭借决定性的选举授权和在最高法院的6:3保守派多数,DOGE获得了一次历史性机会,以实现联邦政府的结构性精简。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来自华盛顿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击。我们预计将会胜利。现在是时候采取果断行动了。
DOGE的首要目标是在2026年7月4日(我们为项目设定的截止日期)消除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没有比为我们国家交付一个让建国者骄傲的联邦政府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我曾经与印度裔同事共事多年,也在印度裔的校长、院长、教授手下工作过,也在印度裔医生的手下接受过住院治疗。非常清楚他们的素质、能力与中国专家学者之间的差别。很多留学生,或者在海外名企工作的中国裔认为,印度裔仅仅是英语能力强、嘴巴会说话、会巴结领导而已,其实没有什么比他们强。认真看看美欧的顶级大学、咨询公司、硅谷企业、医院中有多少印度精英们校长、院长、科系主任、C-level ,就应该知道,他们与中国精英们的差别绝不是是什么英语沟通能力强、会讲话的问题了。看看这个马部长的联席拉部长,妥妥的一个印度裔精英的素质、能力、经历、担当,就知道不同了……
——宝林
来源:王育琨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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