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一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习近平向获得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右）和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左）颁奖。图源：新华社

“玩卫星”的院士李德仁

李德仁院士快85岁了。最近，他在为一个大项目奔忙——计划发射超200颗卫星的“东方慧眼”星座项目。

今年2月，“东方慧眼高分01星”成功发射。这是“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的业务首发星，集通信、导航、遥感为一体，具备在轨实时生成与分析功能，能够有效提升用户获取遥感信息的速率。

李德仁想把这个事情继续做大。他计划到2030年，“东方慧眼”智能遥感星座发射252颗卫星，形成一张“星网”。“那时，我们的卫星使用成本会更低，每个人都有望轻松使用卫星数据，实现从‘玩微信’到‘玩卫星’。”李德仁满怀期待。

从青葱岁月到耄耋之年，李德仁跟测绘打了一辈子交道。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在德国留学的李德仁就在国际测绘学界出名了。他首创的从验后方差估计导出粗差定位的选权迭代法，被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创立的误差可区分性理论和系统误差与粗差探测方法，被国际同行专家认为“解决了一个测量学的百年难题”。

留学期间，李德仁拼命地学习、钻研，用不到两年时间完成的博士论文，获得斯图加特大学博士论文历史最高分，迄今无人超越。尽管收到多家国外科研机构的工作邀请，李德仁却一一婉拒：“我们与外国有很大差距，我得赶快回国。”

1985年2月，李德仁获得博士学位。同年春天，他已站在母校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台上。当时，卫星遥感技术在中国还是一片未被开垦的“荒原”。 

回国任教后，李德仁干的第一件事便是编教材：先后编写《基础摄影测量学》和《解析摄影测量学》，又依据自己的博士论文编写了《误差处理与可靠性理论》。他还攻克了卫星遥感全球高精度定位及测图核心技术，解决了遥感卫星影像高精度处理等系列难题。

1992年，李德仁新选为中科院地学部学部委员。图源：新华社

正对李德仁办公桌的墙上，挂着一幅“汶川地震唐家山堰塞湖三维晕渲染地形图”。5·12汶川地震发生时，中国只有3米分辨率的遥感卫星，而且数量很少，无法第一时间“看清”汶川的情况，李德仁只能在全世界找朋友要卫星数据。

“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我们遥感人没能顶上！”这成为李德仁难以释怀的缺憾。2010年，中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要把中国的卫星分辨率从原来的5米、10米提高到亚米级。作为牵头人之一，李德仁亲自带领团队开展高精度数据处理技术攻关。

2013年，高分专项首发星高分一号成功发射；2019年，国内首颗民用亚米级高分辨率立体测绘卫星高分七号发射；2022年，分辨率达到0.3米至0.5米的商业遥感卫星发射……随着高分专项的实施，中国遥感卫星实现了从“有”到“好”的跨越，中国测绘遥感技术已与美国、德国并驾齐驱，一步步走向世界前列。

2024年5月，李德仁在武汉大学的办公室里。图源：新华社

李德仁的身份很多：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测绘遥感学家，教育部地球空间信息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在众多头衔中，李德仁最钟爱的还是教师，最看重的事情是上课。

每年大一新生开学，李德仁都会如约出现在武汉大学“测绘学概论”课程的讲台上。他经常告诫学生：“把一件事情老老实实做深做透是测绘人的基本风格，不能到了我们这一代管得不严，把这个优良作风丢掉了。”

2022年，在李德仁推动下，武汉大学联合国内10多所高校共同论证遥感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建设。目前，全国已有300多所大学开设了测绘遥感地理信息专业。

今天，李德仁的学生遍布世界，各有建树。“科学研究就是不断创新，不断接力。”李德仁把学生视作自己最大的成果，“我要给他们指一条路，让他们自由发展，超越我。”

“7-11院士”薛其坤

早上7点到实验室、晚上11点离开，这样的作息，薛其坤雷打不动地坚持了30多年。他有个外号，叫“7-11院士”。

“7-11”工作习惯的养成，源自薛其坤在日本求学期间接受的“魔鬼训练”。对此，薛其坤不以为苦，反而认为“一个人要有所成就，第一是天赋，第二是努力，有1分天赋，需要99分努力”。

1999年，不到36岁的薛其坤通过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回到祖国，进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2005年，他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随后，他率领团队朝着一项“从0到1的突破”发起冲击——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理论物理学家的预言对不对，需要实验物理学家去验证。多年来，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如同传说中的“宝藏”，让各国实验物理学家魂牵梦绕，却没人能证明它真实存在。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出现的条件非常苛刻，实验失败是家常便饭。每次失败后，薛其坤就会再次带着团队优化样品、改进方法，再失败、再优化、再改进，不断循环往复。2012年初，团队似乎解决了所有能想到的问题，但实验结果离最终成功看起来还非常遥远。

关键时刻，薛其坤用自己“做针尖”的故事给大家打气。攻读硕士期间，他用到的实验仪器是场离子显微镜，样品是金属针尖。在导师的严格监督下，薛其坤每天至少要试做3个针尖，两年做了1000多个针尖。他认为，虽然这段时间没有发表任何文章，但熟练掌握的实验技术，对后续工作帮助很大。

2015年5月30日，薛其坤在清华大学的实验室里工作。图源：新华社

薛其坤身上的这股子韧劲从哪儿来？他说，自己生长于山东蒙阴县的山村，是沂蒙山里走出来的孩子，不怕挫折、“皮实”。打小就想当科学家，但也遇到不少挫折：考研考了3次，博士读了7年……他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是“不能耍小聪明”“既然不是天才，那就做好‘笨人’”。

在很多人眼里，薛其坤是个“矛盾统一体”。他身上有中国人传统的一面，作为科学家却处处求“新”，想法经常跟大家不一样。有学生科研遇到困难，他总是及时鼓励，还经常给实验室的同学带夜宵；但碰到不太认真的学生，他又会严厉批评，要求反复修改论文，每个版本都要发给他。

薛其坤从不在实验室浪费一点时间。他说，一定要非常努力地工作，不分昼夜地工作，争取不枉花国家一分钱，对得起国家对我们这个实验室的支持。

2012年10月12日，薛其坤收到一条短信：“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出来了。”他迅速返回实验室，组织团队设计方案，多次重复验证。经过2个月的集中测试，大家终于得出了完美的实验数据。那条短信，至今保留在薛其坤的手机里。

这一成果在《科学》杂志发表后，立即引起国际物理学界轰动。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评价，这是“第一次从中国实验室里发表的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2024年6月，薛其坤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图源：新华社

随后，薛其坤迎来一系列高光时刻：2016年，首届未来科学大奖；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22年，菲列兹·伦敦奖……无论获得多少荣誉，薛其坤对科研的极致追求没有变：“夜深人静时，与论文、数据打交道，那种感觉很纯粹、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