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之野：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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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之野：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点击：作者：牧之野来源：牧之野微信号发布时间:2024-06-20 12:22:47

承平已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却猛然加速到来，认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是比整日内卷，陷入琐碎事务更必要和有意义的事情。

在内外影响越来越交织紧密的大背景下，如果不能清晰界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就没有办法直击要害和真正落实。

今天，我主要分析的是国际方面。

对于敌人，正如毛主席所说，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而对于朋友，哪怕是在某些领域有分歧，那也要拆掉心墙，摒弃成见，全力去争取。

除敌友之问外，其实还隐藏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们自己是谁。

因为你只有真正知道自己是谁，才能抓得住主要矛盾，能拨云见日不受蒙蔽，也才知道你能团结谁，需要多花力气，而谁是团结不来的，不能再养白眼狼。

在教员之前，中国那么多的仁人志士，一次次揭竿而起，难道他们不知道去积聚最大的力量，去发动群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吗？

他们很清楚，但是根本做不到。

他们有着自己所属阶层的认知局限性，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有自己的沟通方式、斗争方式、忍耐界限，它很难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身形，自然没办法跟中国的工人、农民产生真正的共鸣，所以更容易软弱、妥协、承受不了失败。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

只有一个“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纯粹的组织，真正做到以国内人民为己任，国家方才能在世界站稳脚跟，真正做到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国家方才能在国际斗争中百战不殆。

因此，朋友与敌人之问是认知问题，后一问则是方法论的问题，均等重要。

一、三个世界理论的划分是否依然适用？

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因为他能把深刻的洞察通过最通俗的语句表达出来。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彼时国际局势极为复杂，战后两极体系和意识形态的概念深入人心，但教员把蛋糕换了一种切法，认知上的降维打击也从此改变了国际格局。

我们从战略上指明了中国外交将以反霸权为主线，团结第二世界，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这为后来中美关系的恢复、中国外交空间的拓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而这样的战略决策，并非一开始就是定型的，而是经过了长期对国际形势的跟踪观察和研判，并结合对中国自身实际不断发展演进的成果。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最初选择了站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一边倒”战略，但却越来越发现苏联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偏差和帝国主义的味道。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表明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在崛起；次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暴露了西方阵营内部英法和美国的矛盾，教员于是开始思考中间地带的力量争取问题。

毛泽东不同意世界战略格局中“二分世界”的方法，提出了“三分世界”的观点。在毛泽东看来，二战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充满着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美国是反动势力的堡垒，积极推行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扩张政策，叫嚣美苏战争，而苏联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柱石。在这两大战略力量之间，存在着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形成了 “中问地带”。

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就苏伊士运河事件指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

沉思十年，终于从“中间地带”理论发展到“三个世界理论”。

这立即引发了全世界的共鸣，也让中国的价值观、中国创造的概念在不知不觉得到全世界认可。

所以我才在之前文章里提出：这个世界最锐利的武器不是船坚利炮，而是思想。

那么，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百年大变局的当下，三个世界理论是否适用呢？

个人浅见：也适用，也不适用。

说适用，是因为中美俄依然是世界的三个最重要的三角，而我们依然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谦卑的地位，没有表现出自己也做“超级大国”，一直都在向全世界承诺“中国再强大也不会称霸”。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中一些重要地缘政治国家开始崛起，他们既不想站在美国一边，也不完全赞同中国或俄罗斯的理念，更多的需求是壮大自己的实力，增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权和话语权，从这个角度看，“中间地带”的力量并非减弱而是不断增强。

因此，我们大的战略方向，依然是团结第二世界，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

说不适用，一方面因为这里面国家的排序和实力出现了大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世界的底层逻辑发生了质变，力量的分类方式已经从单纯的国别转向了复合型结构。

从国家绝对实力的角度，现在是“一超多极”的状态。美国美元霸权、文化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加在一起的综合实力远超第二名，但随着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过去遥不可及的差距在一步步被缩小。

从大国博弈的角度，现在有且之存在“两极”，而不是“多极化”的趋势。因为中美的实力远超追赶者，特别是在航天技术、第四次工业革命、经济、文化软实力等方面，中美占据了相对领先地位，后面的所谓“多极”不论是从制度优势和实力比较，短时间都不具备追赶的能力。

从是否自主的角度，排除被寄生、被奴役、被控制、被弃置的状态，全世界真的属于“独立自主”具备有国际秩序竞争力的大国其实屈指可数，而且那些被不同程度塑造、操控的附属国家，短期也不可能有觉醒或自强的可能。

从文明形态的角度，我们真正面对的威胁，并不是美利坚合众国或者大不列颠或哪个具体的国家，确切说并不是一系列的西方国家，而是不同文明形态+资本+宗教的混合形态一种有机体，他们之间的关联、协同、利益纠葛，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别”的范围。

简单说，在我们津津乐道讨论美国英国德国哪国的时候，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终极进化”，从而超越了“国家”范畴。

而这必将在未来的数字领域显得更加明显，它对别国的控制、渗透已经不再仅仅依靠过去的“土地、人口”等要素，也不必将大规模战争冲突当做首选行动。

主要发生在看不见、摸不着，打不到的没有硝烟的战场，是以不发生毁灭性战争为前提，以硬实力为基础，以生物战、金融战、科技战、贸易战、舆论战、信息战、认知战、太空战等多形态，进行的没有任何国家法、没有任何底线的一场综合形态的战争。

“敌人”和“朋友”的概念，变得越来越相对，它既存在国际社会，也同时存在在每一个国家的国内，因为我们真正的敌人已经演化成了一种可以伪装，可以变幻形态，可以寄生，难以被摧毁的“高级智慧”。

而过去长期和平发展的惯性，让我们的民众放松了警惕，认为“世界本该如此”。

它与我们的文明，与我们的基因、组织架构都不太一样，但也不是说它就是铁板一块，总是能铺排“一盘大棋”，它是动态的、博弈的、复杂的、但也是致命的，我们很难直接窥探其内部的情况，只能通过行为来反推和验证其逻辑。

有时它会用意识形态作为标签，有时强调经济模式，有时会引发战争。

比如西方资本的集体协同撤退，比如绞杀tiktok，已经超出了过去简单“资本逐利性”的逻辑。

在这种大背景下，如果机械套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或者过去我们惯有的斗争方法、经验作为我们对外对内政策制定的依据，很可能出现比较“混乱”、对不上号的情况。

我们需要将不同的模型和当前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构建新的决策和应对系统。

二、杜鹃鸟

当想准确形容我们面对的是个什么玩意儿的时候，我想到了杜鹃鸟。

过去我是相信“人性善”的，不愿揣测有的民族或人一开始就“异化”，但看到了杜鹃鸟之后，或许从丛林法则的角度来看难以定性，但仅从人类的道德准则去评价，这就是“恶”。

杜鹃鸟具有孵卵寄生性，自己不孵化，它会飞到别的鸟窝，扔掉宿主的蛋，然后把自己的蛋下在那里。

最重要的是，大部分的鸟妈妈分不清楚哪个蛋是自己的。

而因为基因的原因，杜鹃幼鸟会比其它鸟类出壳快，它会先出来，抢着吃大量喂食，然后把别的蛋和幼鸟挤下巢穴摔碎摔死。

其实这种复杂的形态有机体，与杜鹃鸟有着近似的特性。

过去，在产业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秩序中，土地、人口是必争的要素，战争则是最为重要的手段，但从效率和成本的角度讲，并不划算。

这就有点像鹰隼或乌鸦具有攻击掠夺别的鸟巢的行为，但会遭到奋力抵抗。

特别是经过了越南战争、朝鲜战争、阿富汗战争后，资本主义慢慢也在进行改良和进化。

为了赢得冷战，美国觉得，用经济和战略的方式展开竞争，要比美苏发生战争要更安全。

它在不断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同时建立了筛选、隔离等一整套体系制度，形成了个体的相对比较优势，用操控人心的方式获得胜利。

操控而非直接，本身就是更高维度的方式。其实就类似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知行合一”对应强迫式的说教。

这也是为什么民主党建制派自我觉得管控竞争可以赢得中美博弈的道理相似。

因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后，为了攫取最大的利润，它把自己的产业和污染都转移到了外面的国家，并通过全球化的网络和美元霸权，采用“孵卵寄生”的方式，实际操控了很多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体系。借用强大的舆论操控力，去给操控国精英阶层洗脑，去复制和植入自己的一整套体系，包括民主制度、金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等模式。

对中国也一样。

我们看一下，国内这么多年，还剩下多少“民族品牌”没有被国外染指。

美元潮汐之下，稍有不慎，百年企业就会被低价收购。

仅摩根大通一家，就持有中国最主要几家房地产企业的股份，这样，在合作发展之时，它可以获得我们发展的红利，而在关系紧张之时，它反手就可以将此作为金融战的弹药。

如果不加限制，早就不是现在的状况。

阿根廷的米莱，再过几年，就能把阿根廷国内最好的资产，都卖给贝莱德和先锋领航。

这样，五年一换，资本就可以通过操控政治、经济的方式，长期不流血不付出代价的方式，控制这个国家。

用白手套和看不见的体系，完成过去需要用战争和条约才能完成的征服。

看似非常文明、绅士，其实更为隐蔽和残暴，让很多国家成为“僵尸”。

并且，最为重要的事，与那些受蒙蔽的鸟妈妈一样，本国的民众很难意识到并且形成共识。

过去，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国共中有良知的官兵都知道一起打鬼子，还有国共合作。

如今，在“民主、自由”的外罩下，可以被看见的敌人消失了。

不仅消失，它还能给你植入蛊惑人心的观念，通过改变精英阶层、培养公知群体，来渗透影响整个国家。

直到最后，鸟妈妈发现只有一只和自己长得不像的宝宝时，也会把它当子女。

就比如在菲律宾民众中诋毁中国疫苗的事情，最后的结果，就算死了几万菲律宾人，又能怎样呢？没有人会在乎真相的。

控制脑，比让你的身体残缺更可怕。

所以，乌克兰真的能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不会有多少人真的意识到这背后的逻辑。

就像部分犹太资本利益集团寄生在盎撒文明体系里一样，以色列最开始是没有核武器的，它也是一步一步，像杜鹃下蛋一样，实现了最后的质变。

这种资本之间互相博弈、妥协，操控政府，达到某一阶段利益的方式，从美国自身就开始实验，一直不断寄生和复制到其他盟友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由内到外亲疏远近不同的几个体系。

有英美这种联合体，也有对德国、瑞士、加拿大这种慢慢实现影响的受体，还有一开始就军事控制支配文化阉割的傀儡体等等。

乌克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俄美都在用过同样贿赂、欺骗、暗杀争夺其国内政治力量的过程中，俄罗斯因为自身的贪腐和制度漏洞，普京是被欺骗的，最终在软实力的斗争上输给了美国。

在所有亲俄派都被清算之后，乌从此彻底沦为傀儡体。这种杜鹃鸟式的寄生模式，在当下很多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比如台湾地区的台独势力，就在日本和美国的支持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几十年内完成了自身的“进化”。看起来台湾省还是那个台湾省，从文化、教育、军事等等，内部都变质了，看不出来而已。

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蛋孵出来的鸟了。

基本上用的软实力，只要不打仗，桌下不择手段。

就像提出“软实力”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说，各国可以在经济上相互联系，军事力量不再是它们之间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能指望他们的民众和精英能自决，能觉醒，能想出更好的制度体系吗？

个人保持悲观。

他们没有那种能力，有且只有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目前还不敢用。

我们的对手，是一个由多种不同类型资本（目前金融垄断资本占优，从美股前三财富创造和贡献占比就知）、糅合基督教和多种西方文明形态的有机体。

因此，当我们看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日本、英国、韩国等这些国家时，可以从国别作为抓手落地，但大的逻辑上，其实还真不能以尊重“国别”的方式去思考问题。

否则，他们内部一协调，就会出现头三年经济制裁澳大利亚，结果加拿大通过转口贸易弥补，后三年制裁加拿大，澳大利亚通过别的方式贴补的不那么有效的结果。他们交叉持股，共享利润，制裁了个寂寞，自然也不会有威慑，换一拨人，全不认。

它是一个有机体，可以左手倒右手，那我们就要摸清它的脉络、触手、血管，制定能打疼它的策略。

三、短期中期语境下的“朋友”和“敌人”

在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谈“敌人”是危险的。

在斗争为主题的时代，不谈“敌人”是致命的。

“朋友”这个词可以广泛的用，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但是“敌人”这个词不好界定，因为一旦用了，没判断准，就可能造成战略误判。

而且，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不是一成不变，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现在与“三个世界”理论不太一样的场景就是，我们很难直接指出“敌人”是谁。

你说美国真的是我们的敌人吗？

如果我们把美国当做一个整体，都是我们的敌人，那我们如何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

仅就是我们说国际秩序之乱始作俑者的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利益集团，它对中国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也有不同意见。

看美国对我们，策略很清晰，从来都是把D和我们的人民分开。

但它的政策也因为自身的不协同而出现打架和“精神分裂”的状况，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地方。

而俄罗斯真的是我们永远的朋友吗？

如果像斯大林一样，普京个人有什么不测，俄罗斯国内亲美派上台，我们怎么办？如果俄罗斯被迫用了战术核武器，我们该怎么办？

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在国别界限被模糊，真正的操控者躲在幕后的时候，大国之间的国别关系已经不能简单用“敌人”或“朋友”来判断，特别我们这样一个要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超级大国来说。

模糊要比准确更符合国家利益，而现实情况也是，我们确实也不便明确。

当前，我们又到了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求生存，求发展的阶段，而并非能够完全自主掌控一个领域。

比如亚洲，这本来是我们的稳固后方，就类似美洲于美国。

后院不能起火，才有精力去构建新型国际秩序，如果变量太大，其实就难以保持秩序的相对稳定性，没有了稳定性，也就没办法形成更为有效的世界性影响力。

日本、韩国、菲律宾如果不能稳住，朝鲜和越南又何尝不是麻烦。

还有：台湾省。

因此，所谓的中东“脱离石油美元”这种，现在看并不成立，它虽然是一种趋势，但不是当下确定的结果。因为伊斯兰文明有自己的考虑和抗争，我们只是各自实践各自的世界观去对抗旧有秩序，寻求利益的最大化，但尚未形成理念层面的共识。

这个世界是功利的，在你难以真正形成绝对实力之前，不少国家会选择居中渔利，但即便如此，只要不绝对站在敌人那边，也是对我有利。

不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本不太容易看到世界的本质。

一个哈马斯与以色列的战争，我们就看到了近年来全世界的变化。一是穆斯林人口的比例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二是西方人口的减少和对舆论控制力的降低；三是底层民众对本国所谓“精英阶层”及发展中国家对旧秩序的不满；四是西方文明在逻辑和本质间的自相矛盾。

如果我们尚不能特别清晰地形容和指向“敌人”，那么，分清不同维度上谁是我们的朋友，相对要容易一些。

从短期和中期看：

从文明的维度分析，非西方文明是我们首先要尽可能团结的朋友，借用亨廷顿的分类，比如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也包括日本文明。

而在西方文明中，从不同的政治光谱分析，他们的中间派和右派是我们更容易争取的。

从国别的维度分析，尽管分析框架已经不限于国别，但最终政策落地要通过国别。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在今年4月的报告里列出了一些国家，他们认为，这些新兴强国的崛起也会影响美国的战略，任何一个新兴强国都不会产生与中国同等的影响，但它们因为地缘政治影响力和外交抱负，他们会共同产生重大影响，而美国影响这些国家发展轨迹的能力有限，在美国与中国的博弈中，它们几乎都不与美国站在一起。如果美国还是像冷战一样想让他们靠边站队，那将是重大的战略失误。

有几个重点国家：阿根廷、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沙特、南非、泰国、土耳其。

就我自己来说，从重要性的角度来讲，还要加上伊朗、委内瑞拉、埃塞俄比亚、古巴、中亚五国等。

只需要鼓励和支持这些国家的进一步自省和壮大，就能在客观上抑制有机体的发展壮大，阻碍它获得既有全球利益。

因此，鼓励“多极体系”本身，就是对全球霸权的削弱。

30年前，土耳其曾经是最温顺的美国盟国，安全和繁荣依赖美国，而每一次周期经济危机时，美国都会帮助它摆脱困境。如今，它却是北约最头疼的内部刺儿头。

而因为有机体自身的霸权和扩张性，他们忍不住去干涉他国，由此一来，它更会加速全球“去美元化”的进程。

英国、瑞士和日本，分别是其中重点抓手。

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它犯错误就好。

从阶层的维度分析，在有的地方，我们要偏重争取民心，而在有的地方，我们需要偏重争取精英阶层，不宜笼而统之撒胡椒面。

比如在俄罗斯，实话讲，俄罗斯普通民众对中国并没有那么了解，他们的精英阶层中的部分也更偏向西方，但是，也有部分对我非常友好。我们就要抓主要矛盾。

比如在日韩，也包括我们的台湾地区，他们的精英阶层基本都被美国控制了，友华派被死死压制，我们就只能想办法研究一下走群众路线，去拱他们与美国本来就存在的矛盾，或者从文化和地缘上得分。

比如在非洲、拉美一些国家，精英阶层和民众对中国相对了解和友好，就可以一把抓，上下齐抓，久久用力。

想想美国对韩国怎么做的，就是掌控财阀+培养大量的公知+宗教底层路线齐步走对不对。

在发达经济体里，有两个国家特别值得注意，美国和法国。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民众，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在道德上是更“崇高”和“道德”的，并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是普世的，相信他们的国家在世界上有一股向善的力量，并视之为使命。

因此在美国，我们也要区分不同类型的精英和民众，兔主席写过一篇专门分析美国内哪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哪些根本不要再付出任何努力的文章，看了以后很受启发。

我们完全可以把重心放在争取美国的年青一代上，他们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彻底，更加左翼和进步，更能接受社会主义的一派。

从地域的维度分析，东南亚是我们的大后方，东亚是我们的基本盘，基本盘不牢，地动山摇，问题总归是要解决的。

而从其他区域看，我们需要团结的第一顺位是拉美，然后是欧洲、中亚、非洲、大洋洲。

解释为什么是拉美？

这不仅仅只是围魏救赵的策略，而是，整个拉美长期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中，一些国家有社会主义的历史传统，左翼和中左翼对中国有天然好感。

美国的朋友告诉我，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因为拉美民众和中国有非常相似的文化，比如重视血亲、家庭和家族，比如较为认同政府强有力的管理。所以，他们中相当部分对中国都很亲。

另外，根据美国人口的流入情况看，拉美裔对美国政治影响力趋势是上升态势。

墨西哥、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巴拿马、巴哈马等每年有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美国，但其实资本不需要他们当家做主，只是单纯需要廉价劳动力。

也就是，他们的获得感、存在感是比较低，而随着人口的进一步增加，政治觉醒和自决是必然。

还有一些思考的维度，篇幅所限，就不在这里写。

在短期和中期的语境中，如果确定为“敌人”，那么就要具象化到名字，列入制裁对象，解决打击，比如雷神、贝宜陆上和武器系统公司、联合技术系统运营公司、宇航环境公司、ViaSat公司和Data Link Solutions公司等这些。

因为他们不是我们想象的“为了利益可以怎样”的那类资本，而是真正要维持有机体生存的有强烈“生存信仰”的一小部分人，是他们要置中国于死地。

这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而从长期看，则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了，需要回到“我们自己是谁”这个问题上来了。

四、我们自己是谁

不知大家近些年有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不论身处哪个国家，都会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读者群里有不少都在海外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的翘楚，通过多年努力已经跃升中产及以上圈层，但是，连他们也感觉，这些生活了十几年的第二家乡，越来越不对劲。

外在表现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形态，比如经济，比如疫情，比如通胀，比如治安，比如关于俄乌、巴以的撕裂等等，但其实本质上，是有不少人都开始反思一个问题：

人类应该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为什么现在会是这个样子？

时代的变革，是从思想的变化开始的。

人类会开始反思这个世界的秩序、生存状态，会开始寻找答案，就像二战后。

为什么tiktok会爆火，而又为什么会被谋杀，其实都与这些有关。

人类是对这个世界有期许的，忍耐力也是有限的。

当很多白人、犹太人看到巴勒斯坦人被屠杀，他们内心过去树立的价值观也崩塌了，才发现，原来过去很多东西不是没发生，而是看不到。

很多人开始怀疑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架构。

而tiktok最开始也只是为了“娱乐”和流量，没想到无意间达成了引起民众觉醒和共鸣的效果，如果存活更久一些，就能将过去有机体布置的舆论控制体系撕得粉碎。

这个世界的精英逻辑和民众逻辑，本质是对立的，说辞是双标的，现实也是虚幻的。

之所以我们为人，因为有人性，因为每个人个体里，都存在善恶两面，就像阴阳，只是比例不同，在不同情况下主次要面不同。

如果从善的角度讲，我们是有人类普世认同价值，比如平等、公平、自由等，只是这些词，并不是西方解构后服务政治的那些概念，而是人类发自内心的善良，想要构建一个美好世界的朴素愿望。

之所以“乌托邦”、“共产主义”概念已经被抹黑和玩坏了，是因为那是那个有机体最害怕的东西——普通民众的觉醒。

这一点，很多智者都早已看到，马克思并不是唯一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描述这种矛盾，并尝试用一种理论解决这种困境的人。

我们从中华文明很早以前哲人提出的“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等理念，它本质与“共产主义”有近似的地方，只是在当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所能认同和展现的最佳方案，但并非唯一方案，而只是其中的一段有价值的探索。

其实，叫不叫共产主义，或者叫不叫马克思主义，都不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作为人类，作为存在良知的生灵，我们希望人们之间不要互相仇恨、残杀，希望我们能团结起来，去探索宇宙，去为人类谋福利。

但人类中，总有那么一小撮人，他们认为自己的智商更高，可以通过收割、剥削、压榨别人来满足自己的不劳而获，他们在完成了资本的积累之后，能够构建出这么一套“高维”的制度。

这一小部分人，以及他们构造出来的一种混合有机体，才是人类真正的公敌。

可是，它们躲藏在政治、国家之后，有着军事、法律、思想的保护，有时候表现为帝国主义，有时表现为霸权主义，你看不见，摸不着背后的东西。

它不仅仅只寄生在美国，从荷兰到英国，从英国到美国，它如今已经存在世界的大部分国家。

它也尝试寄生控制中国，但是，我们是有信仰的国家，我们的制度，并不适应他们的生长。

但是，在中国，也有相当一批它的力量，就在我们身边，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革命其实类似发烧的机理，正常免疫系统的发烧，能够排出这些毒素，但不正常的，比如阿根廷现在的情况，没有彻底的革命，不可能有救。

这种混合有机体已经变得很智能，他们也是基于信仰的集合，不受任何控制，他们操控着西方的制度，基督教既是他们的理念支撑，同时也是他们的武器。

世界基本都在他们的掌控中，而且，谁也没办法停下，他们自己也不可能叫停，杀了谁都不管用，唯一的宿命只能一直往前跑。

“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全部理论当中，始终贯穿着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是“自我毁灭”，而非外力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家的不断创新，正是为自己死亡做好了墓地，因为资本主义不能驾驭如此大的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然摧毁资本主义。

而考茨基则认为：

这个“自我毁灭”不是指的眼下的矛盾就是毁灭，而只是内在矛盾在当下的一种显现，是必然性的萌芽状态。

毁灭，没那么容易，它还会不停地挣扎。

人类会发现，每一次科技革命，本来应该带来的是人类生活品质的进一步提升，而并非越来越卷，越来越痛苦和焦虑。但现实是，不论什么工业革命，必然导致财富越来越向极少数人集中，而绝大多数人，过得越来越痛苦。

不管什么科技革命，人工智能出现目的和结果也必将一样。

这才是当下这个世界，为什么tiktok越来越火爆的底层逻辑，虽然它投喂的系统设置并不好，但客观上它唤起了存在与世界人民中普遍的共鸣。

这才是一股无法估量的力量。

教员意识到了，共产党人做到了，所以有了新中国。

我建议大家都重看一下斯诺的《红星闪耀中国》，去看看那时候共产党人眼里闪耀的光，就知道力量从哪里来。

所以，我们自己是谁，才决定了我们的朋友是谁，我们的敌人是谁。

如果我们是以人类为己任，我们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从远期看，从理论的高度和深度看，我们必胜。

但是，理念从提出到落地，中间有漫长的距离要走，要靠双脚一步步去实现。

那么，谁去实现这些？面对疯狂的打压，我们怎么办？

有句话，我改了一下：

不管你怎么讨好这个有机体，这有机体一定还是要想办法干掉你；不管你怎么看不起人民，能救你的只有人民。

不论我们制定什么策略战略，我们生存最重要的有一个原则：

大多数原则。

以我们这种思考世界的方式，要想不被打垮，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人民大众才是我们唯一能够依靠，也是决定性的力量。

他们的表现形式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热爱和平、善良的大众。

不论他们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是白人还是黑人黄人红人绿人。

我们必须要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

只要他们是愿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构建和谐世界的，就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只有把自己打碎，把身架放下来，把手背在后面的官僚主义丢掉，才能真正团结最广泛的力量，而不是视为术层面的权宜之计。

这是一个思想和行为演变的过程，也是进化的必经历程。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最近，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旅行，惊叹中国的发达、民众的和谐、治理的有序和治安的安全，在海外引发了一定的关注。

我们越来越会发现，当你把自己做好了，向内求，同时就是改变世界的过程。

因为到了最后，真的总归是经得起考验。

如果我们做好自己的事，在脱贫攻坚之后再推进共同富裕，让中国的民众也能居者有其屋、病者有其医、勤者有其业。辅以tiktok这样的能够唤醒民众的技术手段，仅需把中国的真实情况展现给世界，就足以摧毁一切诋毁。

这才是有机体最害怕的。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要构建出不以掠夺为目的的金融模式，为世界人民幸福生活助力，成为不一样的资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