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这是一首《燕山亭·北行见杏花》的词。

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宋徽宗赵佶与儿子宋钦宗赵桓等一行，分乘860余辆牛车，一路恓恓惶惶，被金兵虏往北方五国城，受尽屈辱折磨。途中，宋徽宗见到盛开的杏花----真美啊！于是情不能禁，乃作《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怎么样？与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是不是有得一拼？

赵佶真是好兴致，都到这份上了，还不忘填词风雅。他可曾知道，要不是他成日里忙书画，又何至于有此靖康之耻？

相比之下，宋太祖就没有他这般酸腐。

宋军围困金陵时，李煜托病不出，让使臣徐铉与宋朝斡旋。徐铉总觉得太祖不够有文化，而夸赞李煜博学多才，有圣人之能。太祖就让徐铉吟诵李煜的诗，徐铉吟诵了李煜的名篇，太祖大笑：“寒士语尔，我不道也。”徐铉不服，请宋太祖赋诗。此时，不但徐铉自以为将了宋太祖一军，大宋满朝文武也都怕太祖下不了台。不料太祖不慌不忙，说自己年轻时曾有一次在华山下喝醉露宿，醒来后看到天上明月，就有了“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一诗。徐铉大惊，不仅是没料到舞刀弄枪的赵匡胤居然有这般诗才，更被赵匡胤的境界所震慑。若仅论文采，李煜无疑胜过赵匡胤，但同为君王，比的当是治理天下的格局；沉迷于诗词歌赋，的确不过是一介寒士的追求。

后来李煜来到京城，宋太祖设宴，席间请李煜列举自己最为得意的一联诗来。李煜沉吟许久，才举出“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两句。赵匡胤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满怀之风何足尚。”如果简单地把其所言视为对诗文的不屑，未免低估了宋太祖的格调。太祖此语，是对李煜身为国君却无法担当起应有重任的批评。

当年李煜让徐铉与宋朝斡旋，宋太祖就非常不满，对徐铉说：“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许他人酣睡？”宋太祖“天下一家”的胸襟与李煜但求苟安的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才有日后赵匡胤面斥李煜“满怀之风何足尚”的场景。

一句话，宋太祖瞧不上李后主的“纯文艺”。

南汉末代皇帝刘鋹是一个能工巧匠，归降宋太祖后亲手用珠子做了一个鞍勒献给太祖，这个鞍勒的外形就像一条在玩耍的猛龙，栩栩如生。宋朝的工匠们都惊讶于刘鋹的手艺，宋太祖却不以为然：“移此心以勤民政，不亦善乎？”在宋太祖看来，刘鋹沉迷于手艺就好像李煜酷嗜诗词一样，没有承担起君王应有的责任。

历史上，似南汉末代皇帝刘鋹这样的“能工巧匠”还真不少：唐玄宗热衷梨园，宋徽宗痴迷书画，还有在宫中搭建市集亲自做买卖的汉灵帝刘宏、“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这些人天生异禀，干皇帝都屈了料了。

数学上有句话----两点之间，有而且只有一条直线。同理，作为帝王，必须有而且只有一个本事----识人。自古有为帝王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听到“陛下得人矣”“又得人矣”的贺赞。当然，帝王也可以有其他特长，但那些都只能是业余爱好。人的精力毕竟有限，要做称职帝王，就只能将“识人”当成唯一专业，否则便是十足的不务正业。

刘邦最大财富是有张良萧何韩信；刘备最大成功是桃园三结义；朱元璋遭郭子兴猜忌，不要三千兵马，只带走18位兄弟……

有了人，何愁不成事？

《韩诗外传》记载：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子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子期问于子贱，子贱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劳。”

同样治理单父，宓子贱“鸣琴而治”，而巫子期披星戴月，也不比宓子贱政绩卓著。原因正在于，宓子贱管人，用人干事；而巫子期一竿子插到底，直接管事，很有点蒋介石经常绕开军长直接给师长下命令的味道。

直接管事，原因多种：或因为是光杆司令无人可驱，或是不相信手下的忠诚，或是不相信手下的能力，或是怕功劳被手下抢了，再或是怕人情被手下给做了……

只有胸怀大格局的人，才不会计较这些琐屑，而只会一心奔着目标，“虽千万人，吾往矣”。

当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最是识人为难。漫说赵括马谡之被错认，连孔子也有走眼的时候，慨叹：“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曾国藩也刻有一方小印：“生平恨不识鲍超”……

作者：陶余来 合肥市包河区总工会 ；来源：昆仑策【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