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1年的1062万到2022年的956万，再到2023年的788万，中国新生儿出生正呈断崖式下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东升建议，生个孩子国家给一居室；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认为，生个孩子政府给100万奖励……真是吃灯芯草放轻巧屁兼掐腰放屁，说得轻松。不说这是“何不食肉糜”的腔调，至少也吻合那句俗话-----“有毛还讲秃子吗？”

事实上，即便政府真能够兑现这些，许多年轻人也还是不会满意。他们认为，生育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社会、文化、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问题。要想真正解决生育问题，不能只从国家的角度出发，而要多从年轻人的角度出发，尊重他们的选择，改善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幸福感，才能激发他们的生育意愿。而不是用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来给年轻人增加压力和负担，让他们更加反感和抵触。

生育问题究竟是不是经济问题呢？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

为什么“说不是也不是”呢？即便钱给得足够多，是不是就人人都愿意生育？显然不是。比如，天黑了孩子没到家，你会不会担心？孩子未来能不能成龙成凤，你要不要忧虑？好不容易大学毕业，还要为其考虑就业、恋爱、成家、生孩子、带孙子……实在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不说其他物质性的东西，单是一生为孩子这些事操心烦心揪心，劳心伤力，算不算生育成本？

生育问题十分复杂。而其中，毫无疑问，曾经的生育政策干预，具有极大的影响。

想想吧，如果不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生育政策强行横插那么一杠子，家家户户都还一如既往就那么生，动辄兄弟姐妹六七个地生，哪里会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

过去家家户户六七个孩子地生，“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又老三”，大家彼此彼此，家家也都习惯。我就听说有户人家，害怕碗被孩子打烂，竟在长板凳上凿了六七个眼----那就是孩子们的饭碗，孩子们趴凳子上吃饭，俨然“排排坐，吃果果”，饭后凳子一掀，用水一冲，完事。

现在，即便面对各方面费用暴涨，如果每对夫妻愿意给孩子维持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样的物质生活水平，不说生六七个，生三两个总还不是问题。但就因为现在的年轻父母多是独生子女，他们打小优渥惯了，谁还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过自己父母辈那样的童年生活呢？这就叫----没有比较便没有鉴别，是生育政策人为制造了这种太过截然的历史比较。而一种平衡，一旦被打破，欲求再平衡便往往很困难。

这就如春节。先是禁燃禁放烟花爆竹，年味便打了五折；三年疫情，人们更是连“往年酒”也都忘却了，年味又被打了五折。以前我总以为春节是天生神圣的，经过这么一折腾，我才发现，春节原来也是泥塑木雕般脆弱，并不是天生神圣。现在虽然不再一刀切地禁燃禁放烟花爆竹了，可春节一旦在人们心目中失去了神圣感，现在即便提倡燃放烟花爆竹，人们恐怕也不再有当初那么浓厚的兴致了。这就如一个人，不管是多么大的人物，如果“文革”中被剃过“阴阳头”坐过“喷气式”，即便后来平反，其在人们心目的形象也大打折扣了。

歪脖子树最难矫正。懂得很多事情不可逆的道理，决策才能多些谨慎少些任性。

（作者：陶余来 合肥市包河区总工会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