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派纷争与党管干部

西方政党政治以两党或多党竞争为主要特点，以政党之间围绕权力进行博弈为基本形态。

随着西方政党日益为利益集团所操控，政党演变成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工具，竞选活动成为利益集团摄取政治权力的“角斗场”，政党活动沦为相互掣肘、相互否决的“政治游戏”。

经过党派斗争和“否决政治”后“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政务高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岗位之需、事业之需。

同时，西方政党竞选制度决定了执政党一旦下野，其党内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其制定的规划或政策也会被推翻。所以，西方经常是一届“对着”一届干，政策短视、急功近利，难以着眼长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在领导干部的选用上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从党和国家大局出发，根据事业发展需要，按照严苛的标准、严格的程序，确保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被挑选、任用到适合的领导岗位上。

党管干部不是只任用共产党的干部，而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不是实现党的私利，而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在制度上杜绝了西方依靠财团、金钱参选而在当选后“论功行赏”、政治分赃的现象。

因而，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能够围绕事业规划接续奋斗，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直至达成奋斗目标。

财阀政治与事业为上

西方财阀集团利用制度规则，构筑了最庞大、最顽固的既得利益藩篱，将政治献金、政治分肥、“旋转门”等具有明显利益交换特征的腐败行为，通过制度设计变成合法行为，甚至允许将一己私利掺杂进公共政策之中。

对于这些财阀集团的制度性“寻租”，普通民众无力改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少数人左右政治，一再改变游戏规则。

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影响巨大，美国商务部当地时间7月3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2.9%。自3月18日以来，有将近4300万美国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

但是，在美国实施疫情封锁的两个月里，美国亿万富翁们的财富增加约4340亿美元（30873.9亿人民币），增幅近15%。

在西方选举政治制度设计下，选举所需的巨额资金，只有富人和利益集团才支付得起，政客与利益集团通过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完成利益交换。不论哪个党派当选，都实行有利于财阀集团的政策。

坚持事业为上，是我们党选好人用准人的根本出发点。不同历史时期，我们选干部用人才，都着眼于事业需要。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选用对党忠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干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选用懂政治、懂业务、又红又专的干部；改革开放时期，我们选用有知识、懂专业、锐意改革的干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事业为上，以事择人、人岗相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就是领导干部最重要的任务。组织部门把疫情防控一线作为考察识别干部的第一战场，到防控一线考班子、察干部。

据统计，疫情防控一级响应以来，仅河北省就有81人因表现突出被列为近期拟使用对象，6人火线提拔，170人因落实不力、失职失责受到组织处理或党纪政务处分，其中免职撤职19人。

坚持事业为上的领导干部队伍，其整体水平和决策能力始终保持高效而科学，能够很好地推动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

政治献金与执政为民

西方政治献金制度，其本质就是权钱交易的合法化、制度化，捐赠者“投桃”，被捐者上台后“报李”。

20世纪70年代的“水门事件”，给美国政治制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此后，美国政府对政治献金做出严格的限制，规定了金额上限。

然而，2014年4月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取消个人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总额的上限。这意味着，美国富人从此可以随心所欲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客捐款，这让美国政治彻底被金钱操弄。

2017年6月，特朗普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退出《巴黎协定》。美国参议员希尔顿·怀特豪斯一语道出背后玄机：推动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幕后推手是全球化工巨头科氏企业。只要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科氏企业就可以不受环境条例管制而获得巨大利益。

与西方政治献金合法化截然不同，中国的领导干部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得接受任何团体或个人的捐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对公款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大办婚丧喜庆等问题进行严管严查，持之以恒正风肃纪。

十八大至2018年12月，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累计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的人数高达206428人。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阿什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满意度超过了93%。

当前，中国各级领导干部坚守执政为民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正以最大热情、尽最大努力奋战在“六稳”“六保”和脱贫攻坚的第一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监督虚设与全面覆盖

西方国家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体系主要包括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舆论监督。

一是法律监督。许多西方国家虽然都颁布了严格的法律法规约束公职人员的行为，但是，西方资本家又巧妙地设计了政治献金、政治分肥、“旋转门”等制度，让这些法律法规变为一纸空文。

二是行政监督。西方“三权分立”制度赋予了议会对行政的监督权，而无论参众两院之间,还是一院内部,都缺乏一个有力的机构或机制来组织、领导各委员会的监督活动。

三是舆论监督。表面上，西方媒体是私人传媒企业或独立新闻机构，不受政党控制。实际上，那些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垄断财团，往往会把媒体的所有权和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所谓的舆论监督，只不过是“忽悠”选民、政治争斗的“秀场”罢了。

我国领导干部监督机制比较系统、全面。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深刻总结管党治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在违纪到违法、“好同志”到“阶下囚”之间设置了层层防线，实现了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和国家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让日常管理监督与党员领导干部如影随形、不留空白。

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已成为国之利器、党之利器。据统计，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湖南衡阳破坏选举案、山西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等一系列大案要案，都在巡视中被揭开盖子。

同时，强化权力制约监督，切实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推动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推动党内各项监督协调联动，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使各项监督制度形成合力、相得益彰，构建起了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

中国领导干部选用制度植根于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立足当代中国实际，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进行了不断完善，促进了优秀领导干部充分涌现，推动着党和人民的事业一茬接着一茬干，创造了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西方国家的政治人才选用制度，始于权力制衡，变于选民选票，囿于财阀集团，困于短视政策，已经蜕变为“表演”与“作秀”，不仅无法产生杰出领导人，反而导致政治人才的逆向淘汰，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

与西方政治人才选用制度相比，我国领导干部选用制度具有显著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方面，也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奥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