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1月20日发表题为《新冠病毒：英美等西方国家为何仍没有从亚洲的成功中汲取经验？》一文，作者为约翰·鲍尔。全文摘编如下：

在新冠肺炎最初暴发阶段，西方当局未能像许多东亚同行那样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如今在第二波疫情卷土重来之际，它们再次难以招架，面对激增的病例似乎已经听天由命，要么就是采取之前因经济和社会代价沉重而被排除在外的封闭措施。

在新冠病毒被首次报告近一年后，西方政府仍无法或不愿效仿亚洲的管控经验，亚洲在让新冠肺炎患者保持低死亡率的同时，还将疫情给经济带来的破坏和社交隔离状态降至最低程度。

英国肯特大学病毒学高级讲师杰里米·罗斯曼说：“大多数国家似乎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基本上没有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

罗斯曼说：“至于这些国家现在为何不考虑对政策加以调整，这很难说。继续采取本国已经启动的做法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意愿有关。另一种可能是，调整策略需要承认当前做法不起作用，而且情况已经严重到需要重新作出巨大投入的程度。”

虽然许多西方国家姗姗来迟地采取了亚洲实施的一些抗疫措施，如佩戴口罩和大规模检测，不过西方当局一直迟迟不愿接受其他防疫策略，比如韩国采取的可以更加有效追踪接触者的方案及隔离措施。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文化因素在韩国等地应对疫情的方式中发挥了作用。他们认为注重个人主义的西方人在不传播病毒的事情上不那么尽心尽责，反而更担心技术方案对个人隐私的影响。

美国南加州大学凯克医学院的医学教授莱斯莉·萨克森对美国人愿意接受亚洲采取的一些措施持怀疑态度，并说美国因“高度政治化的混乱应对方式”深受其害。

萨克森说：“除了可能参与了疫苗研发竞争外，我们没有合理、系统或集中地利用西方世界庞大的人才资源来抗击当前疫情。”

其他人则认为，西方国家与亚洲地区的区别不在于价值观，而在于缺乏政治意愿和果断的领导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学专家许立阳（音）说：“我个人感觉更多地是政治意愿和领导力，而不是价值观的问题。”

许立阳认为，时至今日，对于西方以外的地方采取的成功干预措施，可能依然存在“认知不足的现象，无论是公众还是媒体——甚至可能在专家当中也是如此”。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柯比研究所生物安全研究项目负责人雷娜·麦金太尔认为，可能是傲慢心理在发挥作用。

麦金太尔说：“我认为，西方国家习惯于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中低收入国家，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高它们一等，包括对疾病的控制。”

（来源：“参考消息”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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