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在观看中央向抗疫英雄颁授共和国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直播的同时，我被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击中了。这些外卖员不也是帮我们度过疫情难关的人们吗？

当马克思在1844年提出异化的概念时，是不会想到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家能把异化做到如此的极致。对，就是互联网时代人人推崇的“极致”。

在互联网+算法的驱动下，几百万外卖员成为算法机器上的螺丝钉，疲于奔命、无法喘息。

他们把自己的青壮年完全奉献给一个没有任何个人成长空间的行业。如果有一天他们还有性命离开这个行业时，剩下的是失去健康的身体和对社会完全失望的心灵。

当然也可能在不远的未来，他们就会被迫集体离开这个行业。取代他们的是无人驾驶和自动送货机。他们只是互联网巨头们用更多的机器控制社会生活进程的一块过渡跳板。

这些外卖员之前也许是制造业工人和建筑工人。他们从工厂和建筑工地中走出。他们也许被外卖这项看似更有自由度的工作吸引，羡慕风驰街头的潇洒。

但从他们骑上电瓶车的那一刻，他们就是系统的提线木偶，一个根据系统指令必须完成系统指标的木偶。为了完成任务，他们争分夺秒，从忽视交通规则，到忽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在算法驱动下，在劳动自由的假象下，外卖员的价值被榨到最后一滴血汗。效率，效率，还要效率！指标被不断地提高，时间在系统中消失，只有更拼命才能追回失去的时间。

具有讽刺的是，这些外卖员穿着有巨头们标志的衣服，遵守着巨头们用系统制定的劳动规则，他们的劳动关系却经常被外包甚至根本缺失。

互联网被用来打破或者绕过原来社会约定的劳动关系。巨头们甚至不再需要给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福利。劳动者保护和劳动法在高科技面前似乎就要让位。

于是，在外卖员的价值被完全榨取的同时，所有的附加成本都由社会来承担。每年数以万计的交通事故伤亡，外卖员缺失的社会保障，最后都由社会来整体担负。收益留在了企业，成本扔给了社会。

如果简单通过形式上的外包就可以规避劳动关系中企业的责任，那同样的形式是否可以推广到所有的员工？

每个企业对所有员工，不论工种，是否都可以如此？还是因为这些外卖员别无选择，只能承受？在生产线工作发生事故尚且能算工伤，外卖员被算法逼出交通事故就活该自己负责？

通过算法，互联网巨头建起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商业帝国。企业家能让外卖员参加上市仪式，却不会给他们福利增加毫厘。外卖小哥可以登上《时代》杂志封面，却不能拥有五险一金。

当然，我赞成企业通过新的商业模式创造需求。外卖行业提供了几百万的就业机会，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但同样，这些外卖员们也集体创造了数千亿美元的公司价值，他们是否也能从这些价值中分一点锅汤？无约束的市场经济让个体劳动者在企业面前毫无谈判的能力。

在冷冰冰的算法面前，传统劳资关系的最后一点温情都被剥夺。在传统企业中，每个劳动者至少是企业中的一个成员。

现在，他只是系统中的一个编号。他为企业服务，却从不和这企业发生所提供服务外的任何关系。

企业产生的负外部性由社会承担，这本质上也反映了监管的缺失。如果每个外卖员的违反交通规则都算在其服务的企业头上并由此评定该企业的安全服务水平，如果每个外卖员的伤亡都计为工伤并享有职工工伤的福利和赔偿，外卖企业们的系统规则自然会调整到合理的范围。

资本逐利，当企业不用为其产生的负外部性买单时，企业不会考虑这些社会成本有多大。要改变企业系统的规则，我们也需要合理的外部监管。

也许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着伪善。我们每天在大城市坐拥全世界最好的互联网服务，享受半小时即到的美食和饮料，却很少会为这些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中缺少机会的人考虑，为什么他们只能成为算法的螺丝钉？在我们用各种文章赞扬他们帮我们度过疫情难关的同时，是否也能共同推进他们应有的福利？

在高科技企业家们仰望星空的同时，能否也留意一下身边的血泪？在社会对创新极其宽容的时代，他们用什么回报这种宽容？

作者 | 沙烨（复旦学者） 来源 | 文化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