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前垂杨柳，珍重待春风。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等待春暖花开时节的到来！"
今天早晨，看到北京新增两例“武汉肺炎”的消息，顿觉气氛有点凝重——原来“新型冠状病毒”并不遥远。
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样的消息，当然还是2003年SARS留下的“伤痕”，一晃居然过去了17年，但回想起来，恍如昨日。记得SARS形势最严峻的时候，每天要出现数十例新增病例或疑似病例，北京城完全进入了战时状态。当时处于漩涡的中心，我的心情反而是坦然的，曾经有过一人独乘一辆大型公交车在空旷的街道上横越整个北京城的经历，沿途少见其他车辆，倒是不时能看到鸣着凄厉笛声的救护车。一开始，有关方面应对SARS的措施，确实问题重重，令人疑窦丛生。转折点是4月20日。那天，我出了地铁，看到报摊上售卖的报纸，黑体字大标题令人触目惊心“中央免去张文康、孟学农职务”。4月20日之后，形势为之一变，整个北京，全国都动员起来。每天公布新增病例，紧急设立小汤山医院，机场、车站、港口对每一个旅客进行排查，医院专设发热门诊。久不露面的“单位”也露面了，通知大家去领取可以增强免疫力的汤药，发放口罩，挨家挨户地进行排查，等等。中国就是这样，这还是社会主义时期遗留至今的优越性——超强的动员能力与组织能力，还有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习惯性地信任。实践证明，只要动员起来，认真应对，SARS病毒并不可怕，几个月后就销声匿迹了，至今也没有重现。这次武汉肺炎的出现，因为有应对非典的经验教训在前，所以有关方面的应对比SARS肆虐时要好得多，一是保持了信息透明度；二是隔离措施也比较得力。
迄今为止，“武汉肺炎”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恐慌，也没有影响大家喜气洋洋过春节的心情。但从社会的角度， SARS以来17年，有没有教训可供汲取呢？
第一，SARS的出现与传播，后来查明和国人爱吃野味的习俗有关。
据相关资料，2003年1月底之前的SARS感染者，39%与野味有关的。后来开始大规模人传人了，与野味有关的感染比例才下降。当年的调查表明，果子狸身上有SARS，浣熊身上有SARS，雪貂身上有SARS，麝香猫身上有SARS……最后查到的源头是蝙蝠。果子狸之类的动物，则是“中间宿主”，它们也是被其他动物传染的，最后通过餐桌传给人类。冠状病毒寄生在许多野生动物身上，但这些野生动物在野外并不扎堆生活，它们距离人类就更远，各过各的，本来不能互相传染。而野味市场，把本来没有交集的野生动物聚集到一起，人类也参与其中，结果就出现了大传染，大爆发。
这简直就是养蛊。养着养着，可怕的病毒就如同鬼蜮一样危害人类了。在今天的生产力条件下，人类不必吃野味就可以获得足够的营养。人们热衷于吃野味，有炫耀的因素，有迷信进补的因素，也有猎奇的因素。但无论是那种因素，吃野味都是野蛮的习俗，感染SARS则是人类对自然界过度进逼所遭遇的反噬。SARS之后，人们一度对吃野味谈虎色变，但不久之后又故态复萌了。这次武汉肺炎是不是和吃野味有关，还要等待权威的调查结论，但很显然，我们并没有在这个问题汲取足够的教训。第二，SARS肆虐期间，人们尝试了许多新的生活方式，比如分餐制，经常洗手消毒，主流媒体甚至很认真地讨论用中式作揖取代西式握手，也呼吁感冒的人如果去到公共场所，要主动戴口罩，避免传染他人。在北方，饭局上如果坚持使用公筷，会被视为矫情；在地铁、公交车、高铁上，经常看到感冒病人肆无忌惮打喷嚏、咳嗽，却不戴口罩，最奇怪的是，周围的人也以为忤，似乎并不担心会被传染；第三，SARS期间，公共交通工具、电梯等，都会标明“今日已消毒”，后来，很多这样的标签消失了，或者标签仍在，但消毒就是骗鬼了。
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疫情，除了技术进步外，还应该伴随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等提高，但SARS之后，这些好的变化没有坚持下来。
希望这次应对武汉肺炎，不仅能够取得防疫的胜利，也能够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散兵坑观察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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