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刘伯承（右）站在毛泽东主席旁边】

1929年2月，在上海的党中央，曾经指示朱德、毛主席离开红四军到上海去，要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全部分散，减少目标。

这时正处在革命低潮。毛主席答复中央说：我们离开不得，离开了部队就会散掉，如果一定要我们离开，那就请派恽代英、刘伯承来代理我们的工作。

就是说，毛主席推荐恽代英代替自己，推荐刘伯承代替朱德，可见毛主席对刘伯承军事才能的高度肯定。

当然，毛主席和朱德并没有就此离开红四军，因为不久就爆发了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军阀战争，形势变了。毛主席的词《清平乐·蒋桂战争》，就是这时写的。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毛主席坚持正确主张，红军会落到什么结局，就很难说了。

【刘伯承（右）在延安与聂荣臻（中）、蔡树藩（左）合影】

1930年，立三路线在中央占了主导地位，想集中红军的主力夺取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许多同志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急需作出重大决策的时刻，毛主席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判断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

这个问题当时只有毛主席看出来了。毛主席通过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中央代表的周以粟向红三军团做说服工作，不要冒险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到敌人进攻时再消灭之。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才把红三军团的领导同志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

那时，我们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太了不起了！

1931年，江西红军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粉碎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后，党中央派项英等来到苏区，组成中央局，下面建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当了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撤销了以毛主席为书记的一方面军总前委。

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等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们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

开始，只有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等同志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观点得到了较多的人支持，但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之间的大山上，修起了壁垒，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就果断地下令出击，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毛主席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词里“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问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的当时的情况。

当时如果实行项英等的办法，根据地就会丢掉，红军就会陷入困境。黄克诚后来回忆说：“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又比别人高明，这是明摆着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他自己没有讲过，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知道。到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他的威信大大提高了。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革命就受到重大损失。”

毛主席与刘伯承初识在1932年初。

此前，参与领导过南昌起义的刘伯承由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成归来不久，曾担任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后到上海协助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1932年初，刘伯承由上海经香港、广东、福建辗转来到中央苏区，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主席。

毛主席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同刘伯承与何长工谈话，决定由刘伯承接替何长工担任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他勉励刘伯承：“革命需要军事人才，我们要把红军大学办成‘红埔’，你有军事理论基础，要多出‘红点子’，把红大办成培养革命干部的基地。”

然而在这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上，令人扼腕叹息的事情发生了。

宁都会议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积极进攻战略”同毛主席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那些留学苏俄并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洋派革命者在这次会议上占了上风，他们不顾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的反对，排挤和剥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领导和指挥（于10月26日又撤销了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不仅给当时红军的前线指挥机关造成了困难和不利局面，而且成为后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由于这些洋派领导人不懂军事，所以当时他们依靠的是同样从苏俄归来的军事干才刘伯承，在会上将刘伯承升任为红军总参谋长。所以在这次主要是军事“土洋”之争的会议上，颇富军事韬略的刘伯承的态度很关键。但刘伯承在会上却错误地支持了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毛主席正确的军事路线。

这一错误选择，令刘伯承后来抱憾终生。

随即，刘伯承又发表了针对毛主席、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理论文章，批评他们的右倾倾向，指斥他们在战略上存在的不能打正规战、大兵团集群战的弱点。

红军将领们当时看到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观点，颇为不满。连同老成持重的朱德也找到刘伯承语重心长地说：“伯承，你可不能听别人瞎吹风啊！要说游击主义，我也有份。润之那一套证明是切实可行的。不然，我们能有这块地盘？能有这点家底？要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啊！”

按说刘伯承在宁都会议上和会议后的举动，对毛主席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毛主席从此开始在中央受冷遇，几年当中只能搞点调查研究，看看书，写写字，填填词，名义上当个苏维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发言权”。这种局面，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时，才得到彻底改观。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刘伯承、陈毅等在天安门城楼】

但毛主席后来却并没计较这些不愉快的往事，能十分公正地对待刘伯承的骄人功绩，对其赞扬有加。

第一次是在长征路上。作为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的刘伯承创造性地开展了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家支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忠于结盟之谊的小叶丹，第二天带着他的人马送走红军先遣队之后，又接连奔忙了７天７夜，把红军大部队安全送过了他的部落地界。毛主席赞扬刘伯承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令孟获心服，你却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真是比诸葛亮还有办法。”

第二次还是在长征路上。刘伯承率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大渡河，并成功地为红军前进打开了一条通道。毛主席高兴地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下凡的龙，江水怎么能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江去的！”

【前排左起：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邓小平】

第三次是在重庆谈判期间。1945年8月，国军阎锡山部进攻上党地区。毛主席下令“针锋相对，寸土必争”。9月，刘伯承发起上党战役，他先后以夺城打援、围城打援和追歼逃敌的战法，全歼阎军13个师共3.5万人。毛主席高兴地说：“伯承下了一场及时雨！”

第四次是在挺进大别山时。毛主席夸赞刘伯承是“用兵新孙吴”，还亲切地称这支军队为“刘邓大军”。

第五次是在淮海战役中。刘伯承运筹帷幄，巧用“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术决胜沙场，灭掉了黄维兵团，毛主席称赞刘伯承“吃下了一锅夹生饭”。

第六次是在建国后。刘伯承功成身退，坚辞不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甘愿去南京创办军校----南京军事学院，为新中国培养能够适应现代化作战的军事人才。毛主席为之感叹道：“生不愿称王，死不愿封万户侯。伯承是共产党人的楷模。”

这先后六次对刘伯承的公开称赞，既体现了刘伯承确实有诸多过人之处，也体现了毛主席的云水胸襟。

（作者：刘继兴，生于1970年，199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作家，文史学者，传媒高管，太原市博雅奇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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