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办党校的目的，在于让党员干部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路线和党的基本知识，从而进一步坚定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安源老工人易友德后来回忆，安源党校开办期间曾有一门课叫《社会进化》，

“讲课内容是从历史讲起：（1）野蛮时代；（2）渔猎时代；（3）畜牧时代；（4）农业时代；（5）工业时代。在讲各个时代分别讲政治、生活、组织、生产情况，并结合现实情况讲。”

这个回忆虽很简单，但从讲课的内在逻辑看，明显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理论，落脚点在于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样，就将学理性与政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到了苏区时期，这一原则得到了进一步发扬。如董必武为学员讲授《社会发展史》时，从“猴子变人”一直讲到“人类社会最终必然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他还结合中国的实际和个人的体会，

“讲中国社会的发展、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农民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

这个讲课，则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理论、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同时密切结合中国实际，从而讲清楚了为什么要革命、怎样革命等现实问题。

还有一堂课是《社会科学》，由杨尚昆讲授。学员肖锋回忆，

“班主任（即杨尚昆）给我们讲社会科学，……还问大家有没有神鬼？同志们七嘴八舌讲不出道理来。班主任讲，我们党是信马列主义的，世界上没有鬼神。鬼神是从古代奴隶主、封建地主阶级到今天资产阶级反动派欺骗人民、奴役人民的精神武器，穷人求神拜佛仍然受穷，只有打倒土豪劣绅才能翻身解放。老师把这些道理一摆，我们都口服心服。”

在这里，杨尚昆同样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并以此来阐述苏区为什么开展土地革命和反“神权”斗争的原因。

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

苏区时期，到党校讲课的同志大多是既有丰富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在授课过程中，他们往往能用贴近现实、贴近生活或生动具体的典型事例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因而真正做到了释疑解惑和价值引导。

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毛泽东曾给学员讲授《中国苏维埃革命史》。在讲这个课时，他首先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讲起，同时紧紧围绕当时农村革命这一实际，来阐述“我们的国情与别国不同，革命道理也就不完全相同”的道理。因为他所讲的课是学员最关心的革命理论问题和革命实际问题，加上“他的讲课既有马列主义理论，又有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学员普遍反映：

“听毛主席讲的课，通俗易懂，摆事实讲道理，越听心里越亮堂。”

陈云在给学员讲《职工运动史》时，同样能结合当时中国革命实际。他在讲五卅惨案的时候，就曾以大量的实例来描述当时工人的勇敢和不怕死，并以此来阐述“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产生共产党的阶级力量”。在分析五卅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时，则从中国国情出发，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联合农民做同盟军，革命才能胜利”。这样的讲授，很容易唤起学员毕业之后要深入农村、深入做群众工作的自觉。

在闽浙赣省委共产主义学校，方志敏的讲课同样令学员难以忘怀。学员饶玉鸾回忆，

“我于1932年5月参加了省共产主义学校学习。学习期间，方志敏同志每隔一星期就要亲自上一次课，他的讲课通俗易懂，又慢、声音又大，使我们接收快，收获大”。

为什么方志敏的课如此受欢迎？就是因为他的课能够将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从而真正做到释疑解惑。

坚持传授性与启发性统一

理论传授不等于填鸭式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要靠死记硬背，而是要创造性地学，要融会贯通，特别是要运用理论讲授、问题研讨、调查研究、自学等方式来激发学员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苏区时期，各级党校就是这样做的。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就鼓励学员到调查研究中去思考理论和现实问题。

1933年7月，第一期高级训练班学员到会昌县招财区调研。在那里，学员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受敌人破坏和天灾影响，群众生活很困难，田岸、河口、新溪三个村庄有35%缺粮户。早稻被敌人抢光，晚稻未熟，人民挨饿，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

为此，他们联名向会昌县委写了报告，同时将情况以书信方式向该班党支部书记汇报。最终，调研小组的报告和建议得到了董必武和会昌县委书记的重视，也使学员们进一步明确了党的宗旨和思想。

与此同时，党校还鼓励学员之间开展研讨交流，同时注意引导学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当时，上午和下午分别是听课和讨论时间。听课的时候大家都认真记笔记，不懂就问，讨论的时候积极参与。通过讨论，最后达到了互帮互学、解决问题的目的，从而提高了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成仿吾讲完《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学员们“讨论起来很热烈”。有的学员问：“我们吃的饭、穿的衣服都是物质，为什么还要讲主义？”总之，“大家学习热情很高，整天争论什么是辩证法”，甚至“晚上睡觉还争论不休，查哨的来通知熄灯，还在床上继续争论”。广泛地、深入地研讨交流，往往使学员从中获得更多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