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比研究北京研发投入现状及与国际创新城市间的主要差距，可以发现：北京研发投入总量明显提升，但研发投入结构有待优化，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和对国际研发资金的吸纳能力相对不足。北京应聚焦世界科技创新前沿，优化各研发主体的研发投入结构；进一步创新研发经费使用方式，加大力度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同时，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提高研发投入的精准度，精心打造国际研发机构聚集区，提高研发外向度。

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是北京的四大城市战略定位之一。充裕的研发要素和合理的研发投入结构，是提升科技创新实力的基础和保障。研究北京研发投入现状及与国际创新城市间存在的差距，对优化北京研发投入结构、提升北京科技创新实力、充分发挥北京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北京研发投入现状：投入力度大，结构需优化

从研发投入总量分析，近年来北京实现了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的双增长。2010—2017年，北京市R&D（研究发展）经费内部支出逐年增加，以9.8%的年均增长率由821.8亿元增加至1579.7亿元。R&D人员稳步增长，以5.68%的年均增长率由269.9万人增加至397.3万人。其中，高素质研发人员占比明显提升，本科及以上R&D人员占比由74.8%提高至84.7%。

在研发投入结构方面分析，从研发经费的资金来源看，政府在研发经费投入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同时企业作用有所增强。2010—2017年，北京市R&D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始终保持在50%以上，明显高于其他资金类型；企业资金所占比重明显增加，由2010年的32.9%增加至2017年的39.2%；而国外资金占比相对有所下降。从研发经费的执行部门看，科研机构和企业是研发经费投入的主要执行部门。2010—2017年，科研机构执行的R&D经费内部支出占比保持在50%左右，明显高于高校和事业单位；企业执行的R&D经费内部支出占比则保持在35%—40%。

从研发投入效率分析，北京市研发投入效率总体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1998—2006年为下降阶段，北京市研发投入效率有所下降，即综合技术效率由0.602下降至0.370。规模效率保持在0.7左右，而纯技术效率由1998年的0.981下降至2006年的0.563。纯技术效率相对不足，使综合技术效率（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出现明显下降。2007—2017年为上升阶段，北京市研发投入效率呈明显增长态势，即综合技术效率由2007年的0.405增加至2017年的0.982；纯技术效率由2007年的0.496上升至2017年的1.000，规模效率由0.816上升至2017年的0.982，二者拉动了综合技术效率的提升。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研发投入的规模收益出现递减，需进一步优化研发投入要素配置。1998—2013年，北京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增加投入可明显拉动产出增加，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实现研发投入要素的“稳增长”；而2014—2017年北京市总体处于规模收益递减的状态，这意味着研发投入要素的增加未能带来等比例的产出增加。因此，优化研发投入要素配置结构，是这一阶段提升研发投入效率的关键，核心任务是实现研发投入要素上的“调结构”。

与国际主要创新城市比较：指数差距较大，增速优势明显

根据2014—2017年GPCI（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报告，国际城市研究开发指数排名前10的城市分别是：纽约、伦敦、东京、洛杉矶、首尔、新加坡、波士顿、芝加哥、旧金山、巴黎（以下简称“国际主要创新城市”）。以2017年为例，从研发经费和研究人员数量看，北京研发经费支出得分为10.4，而国际主要创新城市平均得分为42.6；北京研究人员数量得分为24.9，而国际主要创新城市平均得分为54.9，两项得分均与国际主要创新城市存在差距。从研究人员素质及其所处的研发环境看，北京在研究人员就业机会方面表现突出，得分为67.0，高于国际主要创新城市平均得分50.3；而在研究人员素质、研究人员开展学术活动的机会、研究人员收入、研究人员生活环境等方面均相对不足，得分均低于国际主要创新城市。

新加坡与北京均地处东亚、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两地在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政府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等方面较为相似。以新加坡为典型城市，从增速、结构等方面将北京与新加坡的研发投入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对北京而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从资金来源看，政府、企业资金是北京和新加坡研发经费的主要来源，而北京对国外资金的吸纳能力低于新加坡。2010—2016年北京、新加坡来源于政府和企业的R&D经费占比均保持在90%左右；而北京来源于国外的R&D经费占比在5%以下且近年来有所下降，新加坡来源于国外的R&D经费占比自2011年起保持在5%以上且呈上升趋势。以2016年为例，北京吸纳国外资金占比低于新加坡4.4个百分点。从主要活动类型看，北京研发投入偏向于试验发展，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相对不足。2010—2016年，北京用于试验发展环节的R&D经费占比保持在60%以上，而新加坡处于45%—50%区间；北京用于基础研究环节的R&D经费占比逐年提升，由11.6%提至14.2%，而新加坡处于20%左右；北京用于应用研究环节的R&D经费占比保持在20%以上但近年来略有下降，而新加坡保持在32%左右。

从主要执行部门看，科研机构和企业是北京研发经费的主要执行部门，企业在新加坡研发投入的执行过程中优势明显。2010—2016年，北京科研机构和企业执行的R&D经费占比保持在8成以上，其中科研机构占比总体处于50%左右，企业占比处于35%—40%区间；而新加坡企业执行的R&D经费占比保持在60%左右，是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事业单位的3倍以上。与新加坡相比，北京企业在R&D经费执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相对不足。

从研发投入水平及增速看，与新加坡相比北京具有明显优势。在R&D投入强度方面，北京和新加坡的R&D投入强度均处于波动状态，2010—2016年两地均值分别为5.76%、2.10%，北京高于新加坡3.66个百分点。在R&D经费增速方面，北京和新加坡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0.7%、6.6%，北京高于新加坡4.1个百分点。在每万人口中R&D人员方面，北京逐年增加而新加坡总体呈上升趋势；2010—2016年两地均值分别为155.9人和122.0人，北京是新加坡的1.3倍。在R&D人员增速方面，北京和新加坡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6%、2.5%，北京高于新加坡3.1个百分点。

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北京研发投入偏向于试验发展，基础研究投入相对不足。近年来，北京市研发经费及研发人员主要集中于试验发展环节，而对基础研究环节研发投入相对不足。以2017年为例，R&D经费内部支出结构（即基础研究、试验发展、应用研究三项）为14.7∶62.4∶22.9，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结构为17.6∶56.3∶26.1。从各创新主体所注重的活动类型看，企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各有侧重。企业目前主要偏向于试验发展且该环节主导地位十分稳固；科研机构更加侧重于试验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地位有所增强；高校的研发活动由主要集中于应用研究向主要集中于基础研究转变。

与国外主要创新城市相比，北京研发投入数量及研发人员质量相对不足。从研发投入数量看，北京的研究者数量和研究开发经费支出与国外主要创新城市相比相对不足。从研发人员质量看，北京研发人员素质与国外主要创新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同时，北京研发人员所处的研发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需要进一步优化研发环境，促进高素质研究人员的规模集聚。

与新加坡相比，北京研发投入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与新加坡相比，北京在研发投入水平及增速方面具有优势。2010—2016年，北京R&D投入强度、每万人口中R&D人员、R&D经费增速、R&D人员增速等指标均高于新加坡，四项指标的均值分别是新加坡的2.7倍、1.3倍、1.6倍、2.2倍。而北京的研发投入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一方面北京对国际研发资金的吸纳能力相对不足，应进一步通过优化研发环境吸引国际研发资金注入。另一方面，北京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相对不足，应大力引导各创新主体，特别是高校加大基础研究环节的经费及人员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提升首都科技创新力：多方向投入，全方位发力

聚焦世界科技创新前沿，优化政府、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研发投入结构。加大政府研发投入力度，聚焦优势重点领域的原始创新。北京市应统筹布局重点领域原始创新，集中力量实施脑科学、量子计算与量子通信、纳米科学等大科学计划，引领我国前沿领域关键科学问题研究。一是支持已有的量子计算优势方案，并重视量子算法的开发。二是加大人工智能领域研发投入。北京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突出的优势，应根据基础研究、技术研发、产业发展和行业应用的不同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研发支持策略。三是加强对纳米技术产业化的研发投入力度。四是加强对脑科学、人类细胞图谱等领域的基础研发。北京聚集着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脑科学研究、技术和工程研发、基础设施及国内一流的医院资源，应借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和大学“双一流”建设中的相关领域和学科优势，加大对这些领域研发中心建设的支持力度。

创新研发经费使用方式，加大力度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探索改革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和职称评聘制度。促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面向产业和社会需求，将前沿性技术、基础性技术转化为应用技术、生产技术和应用技术的创新型企业，将科研成果转变成服务社会、增加财富的科技创新。利用结构性减税，引导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支出。如，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加大对新型研发机构和社会组织的税收支持等。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政府可进一步拓宽创新券等资金支持方式，降低研发成本。吸引海外研发资金和跨国公司研发总部入驻北京，在不危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外资在人体干细胞、新能源汽车制造等产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充分发挥科技金融优势，探索社会资本支持科技研发新模式。科技金融已经成为北京特有的资源优势，加快科技金融建设应该成为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任务之一，应对其进行全面战略部署。唯有科技和金融的双轮驱动，让科技金融成为创新主体，才能真正推进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提高研发投入精准度。北京可依托高精尖经济体系的构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产业领域，围绕重点产业链布局完善创新链。具体看，应结合十大高精尖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平台技术和关键性技术开展研发，在区域内形成上中下游相互衔接、政产学研一体的产业链与创新链互动发展模式，降低研发风险，提高研发投入的精准度。鼓励经济合作区、产业园区与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紧密合作关系，在京津冀区域内围绕重点产业领域打造研发平台，促进成果产业化。鼓励中关村等优势科技园区面向京津冀布局，在区域内移植其成功模式和品牌，鼓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院校和中国科学院等著名科研机构，紧密围绕区域内的重点产业开展技术性研究。

打造国际研发机构聚集区，提高研发外向度。借鉴新加坡、东京、伦敦等国际创新城市的成功经验，北京应着力吸引国际主要研发机构入驻北京。研究出台相关政策，为跨国公司开展研发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如，针对外资研发机构制定R&D辅助计划、公司研究鼓励计划等；对入驻国际研发机构的设备购买、员工培训、专利注册等商业投资行为进行补贴。鼓励国际天使投资基金对本土创新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实施天使投资税收减免计划，对入选天使投资者向新创企业的投资，提供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通过补贴的形式，与风险投资机构、孵化器及天使投资共同承担投资新创公司风险。促进体制机制创新，降低国际研发在京成本。促进创新资源开放协同，在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鼓励本土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向外资研发机构开放实验设备，实现协同研究。对北京打造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重点领域，同时又是薄弱环节的研究领域，加紧制定特殊政策，鼓励外资研发机构入驻和吸引外籍研发人员加盟。

作者：叶堂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毛若冲，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7级区域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