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切需要“二次回归”！香港的五大困局与出路

点击：作者：戍天九思来源：戍天九思发布时间:2019-08-12 11:52:53

这次香港修订《逃犯条例》风波，英国外交大臣和美国副总统、国务卿、众议院议长等政要纷纷走上前台插手干预，说明香港已成为美国落地“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也说明尽管英美对香港一无主权、二无治权、三无监管权，但在“一国两制”的特殊环境下，英美却一直在明里暗里控制和影响着香港，英美和殖民思想是不折不扣的乱港之源，香港迫切需要“二次回归”！

▲美国众议长佩洛西居然说香港示威者表现出激励全世界的“勇气”

修订《逃犯条例》斗争本质是治权之争

今年2月，港府借一起港人在台湾杀人案推出《逃犯条例》修订，却引起反对派不满。本来，香港已经与20多个国家建立了双边引渡条约，在香港回归22年之际，修订《逃犯条例》，弥补香港与大陆、台湾、澳门移交逃犯的法律漏洞，避免香港沦为逃犯天堂，完全是顺理成章之事。

但是，为阻碍修订《逃犯条例》，香港内外反对势力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使出了很多毒辣的招数，凸显出反对派逢“中”必反的根本立场。香港多个反对派政党极力渲染恐慌气氛，宣称修法会成为内地要求香港引渡“政治犯”的借口。非法“占中”黑手黄之锋撰文，声称修法“将彻底破坏一国两制对港人的法律保障……届时若有台湾政界人士被北京政府定性为干犯中国大陆的罪行，只要该人在香港过境、逗留或旅游，都有被引渡至中国大陆的可能”。

在香港内外反对势力的煽动下，6月中旬，香港两度发生上街抗议修订《逃犯条例》的“反修例”“反送中”大游行，游行人数先后创下2003年反《国安法》立法游行和香港开埠以来的纪录。

▲反对派反对修订《逃犯条例》

▲反对修订《逃犯条例》游行

笔者认为，香港修订《逃犯条例》斗争，表面上看是修改法律之争，本质上是治权和发展权之争，是遏制与反遏制之争。在港珠澳大桥通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启动之后，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打通粤港澳“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区域壁垒，促进人才、物资、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通！

万事开头难，现在最大的拦路虎恰恰就是政策制度上的障碍，因此必须首先修改法律法规，实现互联互通、融合接轨。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修订三地的政策制度，就难以形成统一的自由贸易区域大市场，国家花上千亿元巨资打造的港珠澳大桥就难以发挥应有作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也很难真正启动，以粤港澳大湾区“火车头”牵引中国经济腾飞，甚至带动“一带一路”经济圈的腾飞，就会落空！

香港回归后的五大困局

香港回归后，尽管收回了主权，但是香港的治权并不掌握在香港特区政府手中，这是香港问题的根源。具体来说，可以称为五大困局，且环环相扣，需战略破局。

一、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贫富两极分化。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香港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也是经济，这次修改《逃犯条例》风波也是如此。

香港经济从2018年初就开始呈严重下滑的态势，去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高达4.7%，第二季度降到3.5%，第三季度下降到2.9%，第四季度下降到1.3%，2019年第一季度仅为0.5%，香港经济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而同期中国一线城市经济全部在6%以上稳定增长。在中国大陆经济增长速度由7%下降到6.4%时，我们就感到日子很不好过。而香港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仅为0.5%，普遍人的日子难过可想而知。香港修订《逃犯条例》风波，与其说是被人蛊惑利用，不如说是乘机发泄不满。

那么，香港经济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简而言之，就是香港走向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巅峰。整个香港都被大资本家垄断了财源。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香港GDP的预测，中国内地前十大亿万富翁的净资产总和占GDP的1.4%，俄罗斯是8.8%，印度为5.2%，欧洲这一比率最高的是瑞典为25%，而香港为35%！这是世界之最的可怕数字。

而且香港经济还是裙带经济，下图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制作的“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行榜，香港排第一位，香港的富翁是家族式的，而且一半以上是李嘉诚等房地产商。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制作的“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行榜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2018年11月数据，香港720万人口中，大约有101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香港的贫困率是14.7%，2017基尼系数是0.539（1971年只有0.43），而国际上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是0.4。

香港贫富悬殊之下，还有吸血的高房价，香港市民绝大多数无力购房。据报道，香港以平均一套120万美元(合15.6万人民币/平方米)的房价位居全球榜首（是1997年的两倍多），新加坡以87.4万美元的价格远远落在第二位，上海以一套均价87.2万美元排在第三。

根据香港政府2017年数据，香港人均月收入的中位数是1.5万港币。香港有44.8%的人口居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公营永久性房屋中，29.1%的人口则租住房屋，人均住房面积仅有12.8平方米。也就是说，73.9%的香港人是无房户。

当年，董建华任特首时的计划房价8万5差点就成功了，但是，大房地产商一煽动民众，那些买了房利益受损的香港人就上街游行，逼迫董建华提前下台，最后无果而终。

可见，香港经济是垄断资本控制下畸形的裙带经济，一切以垄断资本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垄断资本还掌控着香港的命运。

二、殖民政策教唆下的香港教育。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塑造什么样的青年。香港回归后，一直不使用来自祖国的教材，而是继续使用英国人编辑的港英教材。据2017年官方统计显示，由英国人控制的教材入校基本占据垄断地位，除了在文化、制度和历史上制造分裂和对立情绪之外，还通过宗教殖民手段改换香港传统信仰。目前，在香港575所小学中，由基督教、天主教主办的共有309所，占53.7%；506所中学中，由基督教、天主教主办的共260所，占51.4%，而传统佛教和道教内容，分别下降到5.8%和7.3%。”

据知名经济学家、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原系主任雷鼎鸣讲，香港高校选举学生会“内阁”门槛极低，如香港科技大学只要达到14%的投票率，选举结果便合法，其它大学的门槛更低。香港大学生出人头地有两条路可选：第一条是潜心搞学问，增进知识，学懂怎样才可提高自己的生产力，从而对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第二条是学习“搞斗争”的技巧，并不断参与社会中的“斗争”活动，在实践中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显然，第一条路是一条自食其力、利国利民的艰辛之路，第二条路是一条急功近利、不劳而获的捷径。在香港，普通人接受的是公立的所谓“素质教育”，香港精英是在国外接受昂贵的私立教育，在香港高校中本地大学生学习上根本比不过来自中国内地的大学生，这让不少香港本地大学生望而生畏，从而走上第二条路。特别是在英美势力的大力培植和支持下，走第二条路不仅门槛低，而且只要进入学生会反中乱港，就可能一夜走红，成为政治上的暴发户。这样，香港高校就培养出了不少这种政治上的暴发户。

可以想象，一个从小就接受“去中国化”殖民思想并伴随长大的香港年轻人，又怎么会对祖国产生认同感？又怎么对大陆同胞热情得起来？可见，只要香港教育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培养的人可能就是乱港分子，香港就永无宁日！

三、被绑架的香港立法和司法体系。现在，香港的立法机构已经被英美资本牢牢控制的舆论绑架，不仅这次香港修改《逃犯条例》无果而终，而且就是《香港基本法》23条也落不了地。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可见，23条不落地，香港的繁荣稳定和国家安全就得不到保证。

从司法系统看，英国籍贯的终身制大法官依然牢牢把控着香港司法。香港爱国民众掌掴港闹分裂分子要坐牢要重罚，而分裂分子港闹团伙对香港社会和经济造成重大破坏，却仅被罚社区劳动而已。香港女汉子陈静心说：“台湾岛还没有统一，出现少数台毒分子很正常。但是我们香港早就已经回归了啊！我们都回归20年了，却还不得不毕恭毕敬地对着洋人九十度鞠躬；我们都回归20年了，爱国反港毒居然还有收监坐牢的风险。”

2016年，“占中”分子出现在机场，和境外势力颠覆媾和，公开高举侮辱大陆游客的标语，并公开散播香港要“独立建国”的分裂言论。爱港行动的成员得到消息后赶到现场，与之对峙，并和这伙港毒分子展开了对骂。结果最后港毒分子屁事没有，但斥责港毒分子的爱国群众却被英籍法官以“涉嫌在公共场合言语侮辱他人”的罪名，判刑收监……。

2017年某天，港毒分子伙同邪教组织法X功成员在香港高举侮辱中国国旗和国家元首的大幅照片以及煽动分裂国家的横幅进行游行，爱港行动的成员发现后，与之发生对峙，夺走侮辱国旗、侮辱国家领导以及煽动分裂国家的照片横幅，并将其毁掉。此事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大量中国网友的好评和点赞。但随后，爱港行动的成员却被英籍法官以“涉嫌毁损他人财物”为罪名，判收监拘留三个月。

法律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立法权司法权俗称“印把子”，香港的立法权和司法权牢牢掌握英美国家人手中，法律最终维护的必定是英美国家的利益，法律导向必定是“港人痛英人快”乱港的导向，“港人治港”就会落空。

四、美英资本控制下的香港媒体。目前，美国、英国、日本驻港领事馆有1000人之多。在香港活跃的2000多家报纸、杂志社以及网络传媒机构当中，90%以上是英美资本。三人成虎，众口铄金，香港特区政府许多依法行政的举措常常被舆论绑架。一旦中国政府表态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依法行政，西方国家就会立刻联手起来，用巨大的舆论造势来鼓吹中国政府破坏“言论自由”，然后给钱让越南裔香港籍的港闹分子带头闹事，制造打砸抢烧的社会骚乱。近年来，美英资本控制下的香港舆论，已形成一套固定的打法，通过“热点话题+敏感时段+精心炒作+游行示威+政要发声”的叠加效应，引发香港舆论风暴，以舆论绑架香港特区政府依法行政。

五、香港正沦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棋子。我们透过香港修改《逃犯条例》风波，再联系下面三件事看看，就不难看出美国打香港牌不可告人的心机和战略考量。

第一件事：去年10月24日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后，时隔不到一个月，11月14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这是美国国会针对中国入世而于2001年专门成立的一个机构）就发布涉华年度报告，妄称北京对香港的干预已经令“两制”渐失，建议将香港和中国内地视为同一关税区、并将对中国内地的贸易限制也套用香港上，严格控制对香港科技出口的政策。

第二件事：2019年2月27日，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唐伟康在以“香港在印太经济的角色”为题的演讲中，直白地透露了美国的意图：在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中，印太战略占有重要地位，而香港则是可以用来打的一张牌。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当局如此不惜血本地扶植香港反对派？为什么香港修改法律如此之难？为什么《香港基本法》23条至今无法落地？

第三件事：2019年6月中旬，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先后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该法旨在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状态，主要是检视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标准，从而决定是否维持香港所享有的特殊待遇，其核心是把香港作为一个独立关税区来对待。还要求美总统查明对压制香港自由负有责任的人,冻结其资产并禁止其入境。而此时正是香港抗议修订《逃犯条例》大游行之时。美国是一个行动能力很强的国家，一旦形成法律，它的约束力远超过一届政府的政策，就会变成国家意志的统一行动。

笔者认为，如果把这三件事联系起来看，不难看出美国的险恶用心——以所谓的“香港人权与民主”为支点撬动中美关系，近期可把香港问题作为中美经贸谈判的筹码，中期可作为遏制香港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的大棒，远期可作为中美经济“脱钩”的抓手。

美国专门出台法律大打香港牌，说明美国想像过去那样单一打台湾牌、南海牌、朝核牌，已经遏制不住中国，必须不断加大力度、打组合牌，甚至会有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的冲动。

过去折腾的警示：香港的未来不在英美而在中国大陆

从历史上看，1997年香港回归时GDP为1.21万亿元（人民币），是当时中国内地GDP排名前9个城市的总和，2018年香港GDP为2.40万亿（深圳已超过香港），香港GDP在中国内地GDP占比由1997年15%下降到2018年的2.66%，中国内地2018年与香港同在万亿级GDP的城市已高达17个，香港GDP在中国城市排名第四，将来香港可能连一线城市的地位都保不住了。

为什么？这是不仅因为中国内地发展太快，更为主要的还是香港回归后前十年的折腾，并一次次错失回归后的历史机遇、大陆快速工业化的机遇和科技发展的机遇，始终停留在过去做转口贸易、当“倒爷”的思维定势上，问题出在不审势上。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深圳从1993年小平南巡讲话后开始呈现出持续快速增长，2001年中国入世后增长更快。而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因为转口贸易，经济增长很快；1997年至2008年徘徊不前，有时甚至负增长；2008年后恢复正常增长。笔者认为，香港回归后10年徘徊不前，既有中国入世全方位开放不再需要香港转口贸易的原因，也有香港内部折腾的原因，更有英美倒乱搅局的外因。2008年后，因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无暇自顾，英美搅局有所收敛，香港经济增长得以恢复增加。

今年6月下旬，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在接受采访时也讲，香港之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有很好发展，是极大地受益于内地的改革开放政策。这种“运气”不是英国人给的，而是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提升的地位。香港现在要摆脱困境、继续发展，就需要在“一国两制”基础上拥抱内地，将自己融入国家的整体规划中，香港人也要改变观念，更加认识内地、更加拥抱内地，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一部分。

▲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

马丁.雅克还讲，现在内地开放程度大大加强，外国公司想进入内地市场没有必要绕道香港，当年使香港成功的因素就不复存在了。有些人，如末任港督彭定康，会说香港衰落是因为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他反驳称，英国管治香港155年，香港人连民主的影子都没看到，直到中国开始收回对港主权的时候，英国人才开始叫嚣香港必须民主，这是非常虚伪的。

历史上，港英当局给予香港只有殖民、奴役和榨取。现在，英美什么也给不了香港。英国已经被“脱欧”折腾得死去活来，“脱欧”后英国的国际影响力将大大降低，自身难保，很难说国家不会走向分裂，连美国都瞧不起它，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据2014年1月9日《环球时报》报道，“撒切尔当局用居英权挖香港精英”。文章称：1984年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认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英方已表明香港人将不会获得英国居留权。但是为了“安抚民心”，当时的撒切尔内阁决定向6400名当时在港英政府任职的官员、当地法官及警方人员等发放居英权。根据英国内政部统计，自1991年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有13.7万余人因此获得英国国籍，1998至1999年又有3454名港人得到英国身份，共计有14.9万多人获得居英权。

美国作为一个落日帝国，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原则指引下，吃相很难看，连盟友和邻居都要通吃，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还能给香港什么带来好处！

英美能给香港的，只有画饼充饥，只有让你反中反共窝里斗的瘦主意，而它正好从中坐收渔利！有的香港人异想天开——想把未来赌英美，这无异于白日做梦！

其实，英美一直是香港的拔毛者和搅局者，只不过是历史的过客！中国大陆与香港才是命运共同体，过去是这样，现在和未来也是这样！

毫无疑问，香港的未来不在英美，而在中国大陆！国家好，民族好，香港才会好！香港越是折腾越落后，香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香港人必须彻底丢掉幻想，直面这个现实！香港如果还继续任由“港独”势力为所欲为，只能是毫无希望的作死！

治港兴港之战略四策

香港五大困局，相互关联，环环相扣，表象在经济，本质是治权，根子在美英。可见，香港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更是中美战略博弈的问题。解决香港问题，如果不从战略上破局就是死结，就很难有出路。如果说97年香港是第一次回归，只有主权回归，那么，现在香港迫切需要二次回归——治权回归。

美国著名大战略研究专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在《论大战略》讲：战略关键在于“目标和能力的平衡”。也就是说：好战略必须根据能力的变化，合理设定具体的、连续的台阶。

因此，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必须自觉把它放在中美战略博奕的大背景中来理解，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来把握，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具体来说，就是要以培养政治家为根本，以去殖民化为抓手，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为契机，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第一要务，在全面落地《香港基本法》中实现治权回归和稳定繁荣！

一、培养一批有远见有担当的政治家是治港兴港的根本。有人说，香港没有真正有担当、有远见的政治家，现在香港的问题与过去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的担当作为不无关系。历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都是富人，子女都送往英美留学，没有一个把子女送到中国大陆来学习的，他（她）们在英美都有大量房产和利益，与英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屁股决定脑袋，一个与英美有共同价值观和共同利益的人，很难说能与香港民众和中国大陆是命运共同体！香港的未来恐怕也很难指望上这些富豪！

《香港基本法》第五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也就是说，香港回归后实行“一国两制”时间是50年，现在还有28年。因此，无论是现在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还是2047年后真正融入中国大陆，都需要选拔和培养一批“我们自己的政治家”，因为资本主义的土壤培养不出社会主义的政治家，香港精英都是在国外接受的英美式教育，这必须引起高层关注，真正忧起来、急起来、紧起来。

这就是需要着眼长远，一方面要改革香港的教育、改良土壤，另一方面注重从优秀年轻人中选拔和培养政治家苗子，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尤其要注意选拔优秀年轻人，中央党校也应有针对地加强对港澳台优秀年轻人的培养，以此逐步改善香港的政治生态。

笔者预言：什么时候，香港拥有了自己有远见有担当的政治家，是“自己人当家作主”了，香港才会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二、去殖民化是治港兴港的重要前提。国家领导人深刻指出：

【“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

通俗地讲，一个地区的治权主要由枪杆子、印把子和笔杆子组成，香港问题主要是特区政府并不掌握完整的治权，特别是不掌握笔杆子，只掌握部分印把子。去殖民化的本质就是要通过全面理解和落实“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改良香港土壤，收回香港完整的治权。

去殖民化是每一个被殖民统治过的国家和地区获得独立和解放后都必须进行的工作，蒋介石到台湾后做了，新加坡、印度、韩国独立后都做了去殖民化工作，但是，香港回归后却基本没有做。

香港去殖民化，这是形成“一国两制”共识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一场争夺人心的持久战，不仅要有政策制度的保证，而且需要良好的舆论氛围。香港特区政府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不仿学学特朗普的斗争精神，不仿学学台湾民进党执政时“去中国化”的思路和做法（从教育抓起、从娃娃抓起、从台南农民抓起），因为做事的思路和逻辑是相通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当务之急，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是排除阻力通过《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这是中国与英美在香港问题上矛盾斗争的焦点，也是香港繁荣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证，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在香港，决不允许搞选择性立法和执法，决不允许只强调“两制”而否认“一国”，因为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没有《基本法》就没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港人治港。不仅要顶住压力让23条落地，还要据此减少英美日驻港领事馆人数，而且要通过全囯人大常委会依法释法，完善和细化《基本法》条款，从法律上彻底摆脱英美势力控制，真正立起《基本法》的权威。必要时，可利用《基本法》第八十九条，对无力履行职责或行为不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法官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予以免职，清除殖民残余法官，依法打击“港独”分子骚乱，不能有任何法外之地和法外之人，切实把香港的法律导向搞端正。

二是推行基本国民教育，清除殖民化痕迹。就是要清除香港教材、人名、地名、街名、行政活动中等殖民化痕迹，“维多利亚湾”不能再叫“维多利亚湾”了，“麦理浩道”也不能再叫“麦理浩道”了，香港立法会不能再用英文宣誓了，法庭上不能再向洋法官九十度鞠躬了，等等。特别是香港的教育和教材。本来，香港学者和大陆学者共同编纂了一套香港的教材，却没有推行下去。就是因为不少人捣乱，示威游行，说那套教材推行了就会被“洗脑”。其实，那套教材只有任何国家的国民都必须无条件接受的，以国家体制、宪法、国旗、国徽、国歌等为内容的基本国民教育。难道你香港就那么特殊吗？

三是掌握舆论和话语权。高度重视思想舆论阵地建设，迫切需要“甩石头、掺沙子”。可采取加大投入、另起炉灶、鼓励扶植、控股等多种形式，大力弘扬正能量，依法打击造谣生事、搞假新闻的黑媒体，端正香港舆论导向，通过改变舆论氛围逐步改善香港政治生态，坚决扭转美英资本控制香港媒体、用舆论绑架特区政府依法行政的被动局面。7月14日，英国《金融时报》造谣说：特首林郑月娥在过去数周曾数度提出请辞，但遭到北京拒绝。居心叵测，不难看出英美势力想重演董建华式推出限价房而被逼辞职闹剧的险恶用心！值得警惕！

三、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是治港兴港的必由之路。香港和澳门回归后各自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香港回归时由于中国驻香港的中英联络小组内部出了汉奸，泄漏了底牌，加之英美频频插手干预，回归之路很不顺利，回归后又幻想依靠英美势力反复折腾。

澳门回归由于葡萄牙势弱无力干涉，加之有香港回归的经验教训，澳门回归之路比较顺利，走了一条紧紧依靠中国大陆、快速融入中国大陆的发展之路。澳门回归前连续4年经济负增长，黑社会活动猖獗。澳门回归后不被国际势力牵着鼻子走，一直以低调、务实的态度专心发展经济，2009年就让《基本法》23条落了地，还设立了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全国人大还批准澳门大学在珠海横琴岛建新校区并授权澳门特区政府管辖，大大拓展了澳门发展空间，澳门上下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澳门所有学校升国旗、唱国歌全覆盖，澳门因此成为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澳门GDP总量从1999年回归时64.9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545.4亿美元，增长了8.4倍；人均GDP从1.55万美元增长到8.26万美元（全世界排第二，仅次于卢森堡），增长了5.3倍。

当然，澳门的顺利回归和繁荣发展也是有代价的。据金灿荣讲：澳门一张澳门博彩业许可证就意味着一年近100亿美元的收入。1999年前，两张澳门博彩业许可证都在华人手上。之后，两张变成六张，其中三张由美国人掌握。澳门回归的那一年5月8日，发生美军炸馆事件，国力不济，也不得不妥协让步。现在不同了，中美贸易战，这也是可打的牌。

笔者认为，虽然香港不同于澳门和台湾，但是澳门依靠大陆、搭顺风车、不折腾的智慧值得学习，从某种程度上说，澳门的今天完全可以成为香港和台湾的明天。

在美国推行“印太战略”、中美贸易战、甚至幻想经济“脱钩”的大背景下，香港的地位作用将进一步凸现，是三心二意或暗中跟着英美走，还是坚定地跟着中国大陆走，考验着香港的良心、忠心和眼光！香港只有认清大势，找准定位，发挥比较优势，坚定地走面向世界、背靠大陆、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发展之路，才能突破“井底之蛙”“弹丸之地”的历史局限，才能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否则，就会再一次错失良机，最终被时代所抛弃，彻底沦为中国的二流城市、三流城市！

▲2017年6月8日，在毗邻香港的马特龙地区的农田之外的另一侧，是平安国际金融中心以及深圳的高层建筑。

四、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治港兴港的第一要务。得人心者得天下！香港回归后要巩固政权，也重在得人心，必须下大力解决民生问题尤其是贫富两极分化问题。但是，在垄断资本控制的香港经济体制下，要解决民生问题又谈何容易，正如美国垄断资本下永远也解决不了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这就需要有远见有担当的政治家，下大力推进香港的改革，更加积极地关注和解决经济社会问题。这方面，德国和新加坡“大市场、大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值得借鉴。

在激烈的大国博弈中，“大市场、大政府”模式的优越性凸显，美国似乎也在转向更多的政府干预，转向“大市场、大政府”模式。

最近，美国《经济学人》发表了题为“美国的未来，就看这两个地方”。文章称，美国的未来，不是看纽约、华盛顿，而是看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和得克萨斯州（得州）。这两个州都与墨西哥相连，是当年从墨西哥人手中抢来的，并不在美国建国时的13个州之内。

因为这两个州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经济规模，得州相当于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加州相当于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紧跟德国，超过法英）。过去20年，加、得两州创造的新增就业机会就占全美的三分之一。美国20%的人口住在这两个州，由于墨西哥移民的数量飙升，2000年、2005年加州和得州的非白人的数量就超过了白人，正改变着美国的政治生态。

▲得州和加州都与墨西哥相连，其经济规模，得州相当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加州相当于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而加州和得州经济社会发展是两种不同模式，也预示了美国的两种前途和两种命运。简单地说，得州模式是典型的低税率、松管制、小政府的模式。而加州正好相反，是高税率、强管制、大政府的模式。这两个模式的竞争、最后谁胜出？它对美国的影响，比下次总统选举的结果还要重要。从目前看，加州模式有明显优势，而且与特朗普“大政府干预”的执政理念一致。于是，有人说：得州是青少年时期的加州，加州是长大后的得州。

笔者认为，加州“高税率、强管制、大政府”的模式也许就是下一步香港的改革方向！而且，中美在战略博弈中，可能殊途同归，正在走向一条共同的“大市场、大政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