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中宁 赵瑜：中美经济博弈，中国差距在哪里

点击：  作者：于中宁 赵瑜    来源：察网  发布时间:2018-09-15 10:29:47

 

       关于中美贸易博弈，有四个基本问题，至今中国的舆论场仍然在争论中。第一个是，美国为什么要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第二个是，中国“芯”为什么落后，从而使美国有能力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第三个是，中美贸易博弈的过程、范围以及对其走向的判断？第四个是，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贸易战。

有个科技日报总编演讲在网上流传很广，演讲涉及到的是第二个问题，他讲了中国“芯”落后的现状，但是他对落后原因的分析并不完整，对如何应对也基本没有提及。

我曾撰文论述企业战略、国家战略和指导思想这三个方面的失误，是造成中国“芯”落后的重要原因，这些都是主观原因。在本文中，我着重于客观原因，也就是说，即便战略得当，由于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改变的客观原因，目前中国“芯”的落后也是必然的。改变这一态势，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努力，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科学技术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从经济学眼光看，科技是知识资本的一部分。全要素生产力就包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规律是收益递减，而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是收益递增。中国为什么高科技落后？道理很简单，因为存量太低，增量就上不去。

知识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动力

17世纪笛卡尔提出了以太论；18世纪牛顿提出了牛顿力学；19世纪麦克斯韦等人提出了电磁学电动力学。19世纪末，16岁的爱因斯坦发现牛顿力学和麦克斯威尔电磁学的内在矛盾，企图以笛卡尔的以太论进行研究。经过了20年的头脑实验，其间请他的数学家朋友帮助建立数学模型，先后提出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而英国的天文学家通过天体观察证实了这一理论。

如果我们把相对论的提出看成是一次知识增量的话，那么早在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发现电鱼，古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关于物理学和电学的有关探讨，笛卡尔、牛顿、麦克斯伟，以及无数在相关学科进行了大量积累性研究的人，所有这些观察、探讨、实验室实验和头脑实验，构成了相对论得以诞生的知识存量。而那些在爱因斯坦不断写出论文和进行不断的讲演中，反对他、批驳他、和他辩论和与他探讨的那些人，他们的压力促使爱因斯坦一遍一遍的进行修改，以使他的理论不断完善。

支撑所有这些生活和活动的费用，构成了对相对论这一知识增量和支撑它的那些知识存量的投资。这一投资的数量如此之大，以致我们根本不可能对它进行有效计算。

这还仅仅是这一投资的金融和物质方面，作为一种精神产品，相对论当然还有精神方面的投资、积累和增长。所有这些投资构成的知识的存量和增量，我们将其称为知识资本。

有关知识资本的投资、存量和增量的关系，存在于一切创新活动中。查爱迪生的词条，可以看到爱迪生是站在多少人的肩膀上。这一知识资本关系同样存在于文学艺术和人文学科中。周恩来总理有一次谈到艺术灵感，他说艺术灵感就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这个结论真是再正确不过了。

任何有价值的思维活动，必须建立在前人大量的积累之上，还必须建立在对自己已经充分掌握的知识的合理怀疑之上，也必须建立在自己大量艰苦的观察、分析、归纳这些符合逻辑基本规律的思维活动之上。

知识资本与经济学

最早提出知识是生产力，能提高生产效率的人，应该是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开篇就指出，分工这种组织形式能大大提高生产率，并且详细论述了分工能够提高生产率的三个因素。分工协作是企业家创造的一种组织管理方式，既不属于资本，也不属于劳动。

马克思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组织管理是生产力的人。他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分工协作“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

马克思还指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

只有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就预见到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和20世纪经济活动的主要特点，尽管斯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知识能提高生产率因此也能创造价值，但是他所开创的近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却与他的基本思想背道而驰。

严格的说，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应该被称为资本经济学，因为它所看重的只有资本。虽然经济学在开创时，知识资本就占据了头号地位，当代经济学界关于科技创新理论也有相当的进展，但在主流经济学中，科学技术基本上被看成是经济的一种外生要素，经济增长被认为主要来源于资本、劳动和土地三要素。或者把自然资源并入资本，而形成资本和劳动两要素。

早在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维布伦就指出，科学技术不应该是外部力量，而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组成部分。此后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并系统地阐述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本源动因。但是科学技术对经济的作用一直被主流经济学排斥在外。

熊彼特受马克思的影响很大，曾经担任过第二国际的经济顾问。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正是通过熊彼特的进一步研究，影响了资本主义经济学。企业家理论，从本源上说，是斯密和马克思开创的，它与主流的资本经济学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冲突。

中国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既没有看到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内在冲突。在讲主流经济学的时候是在照搬教条，而在讲企业家理论的时候，不过是想从富人那里获得利益而已。

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索洛用增长模型计算美国的经济增长，发现经济三要素只能解释大约13%的增长，另外87%的增长不知从何而来，索洛认为这只能解释为科学技术或者范围更广的知识带来的增长，他把这个解释称为全要素生产率。为此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索洛的模型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虽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并没有改变主流经济学更重视资本的格局。

经济学家丹尼森计算了美国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在把因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上的增长计算入知识后，知识提供了大约35%以上的增长。但其中不包括因管理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等，也就是知识的作用比计算的结果更大。

即便有了这些计量上的进展，主流经济学仍然顽固地低估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日本的冲击，以及被主流经济学家看不上眼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企业管理专家、未来学家、科学家和国际组织的活动，形成了世界潮流，经济学才开始勉强做出改变。

联合国于1979年在维也纳召开了有1000多人参加的“科学技术促进发展”大会，提出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经济这一个方向性问题。

里根总统上台后，组织讨论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问题，组建国家级芯片联盟，来对抗日本芯片的挑战。采取了一系列国家支持科学技术发展的政策。在里根的支持下，由美国国家基金会提供资助、美国科学院组织全国各方面专家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和讨论得到的基本看法是，要改善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地位，首先在于振兴经济，而振兴经济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促进工业的技术创新。据此，1987年初，里根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一项新的竞争计划，核心思想就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当科学技术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时，经济学想不理睬都不可能。此后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把劳动这个要素提升为人力资本要素，新制度经济学家企图把制度要素和管理要素也纳入生产要素中，这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很大分歧，有的人，例如哈罗德·德姆塞茨教授不认为制度能构成生产要素，有的人则认为应该把制度因素和科学技术因素放在一起看，也就是知识资本要素。

传统陈旧的但却是主流的“两要素”经济学，对投资的一个主要概念就是收益递减。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另一位创始人李嘉图考察了农业生产的性质，提出收益递减的概念，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他用饥荒和战争消灭人口的主张。以后的边际学派在这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边际收益递减理论，这个理论又成了马歇尔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经济学的主流内容。

从经济学的整个发展进程看，实际上存在着四个经济增长要素，第一个是金融资本，也就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资本；第二个是物质资本，就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自然资源和机器厂房等物化资本；第三个是人力资本，它包括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劳动，以及人力资本理论所提出的劳动的教育、培训、迁徙、询价等等成本；第四个是知识资本，它包括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内含制度）的存量和增量。这四个经济增长要素，才是真正的全要素生产力。

要说明的是，至今经济学仍然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完整的要素结构，经济学的所有这些发展，都没有能够整合到经济学的整个结构中去。可见我们被教授和使用的经济学，是一种多么落后又片面的东西，依靠这样的经济学对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指引，不出问题才是怪事。

知识资本的投资特征

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主要特征是收益递减这一点很好理解。不可再生的资源越来越少，机器厂房会磨损老化消耗，虚拟经济不产生任何真实价值，多余的金融资本会转化为无用的流动性，在从大蒜到房地产再到所谓互联网+的虚拟价格上飘来飘去，最终被金融危机所毁灭。但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是收益递增的，工人、技术人员和科学家都是在长期的积累和纠错中提高他们能力的；知识的发展也总是建立在无数的前知识基础上的。

2014年英国研究机构“前沿经济学”应英国政府的企业、创新和技能署(BIS)要求，提供了一份题目《科学与创新投资的回报率》的分析报告。报告总结了美国加州大学霍尔等教授（Hall et al 2009）和欧盟(EC 2005)的研究数据，发现私营部门研发投入的平均年回报率为30%，而它的社会溢出效益是这个回报率的2到3倍。该报告也分析了政府研发投入对私营部门研发投入的挤入（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挤入而不是挤出）效应，平均政府每投入1美元，就会带动私营部门0.7美元的投入。

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研发投入平均年直接回报率达30%，而社会回报率接近100%。这个数据实际上证实了索洛和丹尼森在五六十年代研究的数据，它再次说明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被高估，教育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的增长和研究开发所带来的知识资本的增长，才是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原因就在于它是收入递增的。

这个研究也证实了政府投入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政府投入对私人投入起到了带领、引导和基础性的作用。实际上，科学技术中的基础研究和高科技研究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它和基础设施投资等公共产品投资都具有受益面宽广和回报周期较长等共同特点。斯密在《国富论》中对政府对公共产品的投资有过清晰的论述，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不但没有发展这些论述，反而向着相反的方向做了许多无用的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技术引进与技术研发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最主要成就，就是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巨幅增长，实际上它已经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还有很大差距，但实际上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应该看到，我们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增长是有偏差的，我们在技术知识方面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我们的基础研究，尖端研究和管理研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知识资本的收益递增，使得知识资本的存量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在衡量经济增长时，常常只看增长量而不看总量，因为总量有许多是不断被消耗掉了，所谓坐吃山空就是这个道理。但是知识资本存量对增量的基本作用无法忽视。当我们谈论知识资本这个要素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时观察知识资本的存量和增量。

基础研究和尖端研究缺少资本支撑，这里不多谈。要特别谈谈管理，尤其是制度这种知识资本的重要性。

经济管理是重要的知识资本

19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大师马歇尔以边际收益递减作为主要基础来概括经济学时，已经关注到他总结的经济学与经济现实的差异。19世纪末，一批规模化企业已经开始出现，这些企业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倾向。马歇尔研究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整个经济学体系已经固形化，与新的经济现实无法相容，因此放弃了进一步的研究，并希望后人在掌握大量实证数据的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马歇尔的经济学后人出息不大。在马歇尔时代，企业的规模很小，大多数企业是循环流转式的，而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这种经济模式之上的。这样的经济模式，政府想管也管不了，因为管理成本太高。

股份制、社会化、规模化的大企业，是主流经济学从来不加以认真研究的新的经济制度，带来了新的规模化经济的管理挑战。一个大型企业，它的经济规模几乎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如何管理这种规模的经济，是20世纪的创造。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了规模化时期，主要产业通过兼并形成了三五个企业主导或独占的产业格局，这种由管理创新带来的规模收益递增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增长力是空前的，而它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也是空前的。但经济学在这种创新变革中几乎毫无作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加强了国家化倾向，它主要体现在对小企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国家指导和国家补贴，对大企业和金融业实现全面监管，国家福利制度化，以及为这些国家行为提供经费的税收倾斜政策。我们在一篇文章中将其概括为八大政策[1]，并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战后，美国成立了联邦小企业局，小企业局主要有三个职能，第一个是为小企业建立发展路径提供专业咨询，第二个是为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第三个是以政府采购的形式采购小企业产品，美国政府把大量普通的小企业纳入了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之中，不再受货币政策波动的影响。

美国在二战后加强了农业补贴和指导。我们认识一个美国农场主，他有一千英亩地和200头奶牛，他和老婆，儿子和儿媳妇四个人经营，并雇佣两个季节性农业工人，算是一个中型农场。两个季节性农工实际上是非法移民，他们可以以比较低的价格雇佣。政府每年给每英亩地补贴50美元。基本上它的成本和收益相抵略有盈余，政府补贴是主要利润来源。他的主要种植物是转基因玉米，我们问他对转基因是否担心，他说，我们有大量的政府指导，有农业协会，有农业保护委员会，有农业销售公司，我们根本用不着担心这种事。

虽然美国各个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研发指导机构，例如小企业局有专门的研发办公室，美国政府的研发投入主要是通过四个渠道进行的，这就是国防部、能源部、国家科学基金和教育系统。由于美国的公共教育系统是由州政府管理的，因此公共大学教育系统的科研经费主要是由州政府提供的。

要说明的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和美国富人创立的各种基金会，在美国的基础研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盖茨基金会对医疗研究的投入。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资助是中国富人最缺失的。

第二次大战后，美国通过不断的立法，建立起国家管理经济的整体模式，加上大企业的规模化管理，美国的经济早已从缺乏管理的近似“自由经济”，进入了对经济实施大规模管理的阶段，主流经济学则对这种状况采取了对抗态度。弗里德曼在他的《自由选择》一书中，全面谴责了美国的这种管理模式，认为美国经济离自由经济越来越远，唯一出路就是撤销全部所有这些经济管理，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倾斜性税收制度等等。

美国对国家经济管理的主要方向，就是求得公平与发展兼顾，风险与发展平衡。

对经济实施干预的方向，是从1900年老罗斯福执政的时候开始的，美国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把这种倾向称为进步主义，小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建立起了基本完整的经济管理模式，以后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肯尼迪总统、约翰逊总统和尼克松总统，都继承了新政传统并有所发展。

里根总统虽然号称支持自由主义经济，并且聘请弗里德曼任总统经济顾问，但他很快就发现弗里德曼那一套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里根只对新政措施在税收和监管方面做了小幅改动，加大了贫富差距，就引发了不断的经济危机。美国今天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里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

一百多年来，美国的国家经济管理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中国研究、分析和学习，无论主流经济学、非主流经济学都没有系统的研究一百多年来美国对经济管理的经验和教训。

一些在美国学习过的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实际所发表的言论，很少是通过分析美国经济实践的经验来与中国经济进行对比，他们的发言是根据经济学教条，他们的学问成了完全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学了这种经济学的人回到中国，他们的主张既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也不符合美国的实际，这是中国教育的失误。

高科技方面的差距之所以长期存在也与此有密切的关系。这些中国经济学家不懂怎样对现代经济实施管理，他们对中国经济出现的种种问题，总是从自由经济教条的角度给以批评，从来提不出什么像样的系统化的建议。

高端芯片和高端设备形成严重的进口依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学家中一大部分人主张中国不必发展自己的能力，依赖国际分工是更经济的办法；对于高技术产品长期落后的状态没有给予很大的重视、缺乏紧迫感，一致美国突然对中国下手时，打了中国一个措手不及。

中国在现代经济或者说规模经济的科学管理方面，既需要重视知识存量更需要重视知识增量，这恐怕是中国目前在知识资本方面遇到的更重要更迫切的问题。

中美研发投入的比较

以下是我们根据收集到的一些数据，对中美研发1960-2017年投资额进行的分析，数据主要来源是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

 

图1：中美1960-2017年历年研发投资额

图1表明，根据世界银行和世界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1960年至2017年，美国总计历年研发投入为10.56万亿美元，同期中国研发总投入为1.95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5.4倍。目前2017年美国研发投资额是中国的2.1倍。

这就是说，从1960年至2017年，中国和美国在科技研发这一知识资本存量上的差距是5.4倍，要说明的是，这些数据不包括引进技术产生的存量，也不包括1960年以前的存量差距，如果把两者相抵，中美之间在总知识资本的存量上，有4到7倍的差距，虽然比以前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与经济总量一样，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但是与经济总量与美国仅差1/3甚至更少的情况相比，知识存量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至少还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

这个差距就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指路标，它需要我们加大研发投入，扩大开放引进技术，以及坚持我们行之有效的用市场换技术之类的合理避规手段，首先就需要我们加大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学习，特别是美国经济管理的经验，合理有效地指导我们的投入。

 

图2：美国/中国研发年投资额比值

图2表明，1960年我们的研发投入与美国相差40倍，三年困难时期增长到60倍，恢复时期下降到50倍，文革开始后差距又继续增长到60倍，文革后期差距又逐渐下降不到50倍，但是从1976年到1979年又猛升到70倍。改革开放之后，整个80年代，虽然差距在逐渐下降，但一直保持在50-60倍以上，比文革前还差得远。从1990年这个差距才开始快速下降，到1997年、1998年，这个差距才和1960年持平。中国对美国科研投入的追赶，其实是从2000年前后开始的，2009-2017年的九年间，中国研发投入总额是1.62万亿，占了自1960年以来全部投入的83%。现在这个差距是2.1倍。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历年的情况，中国的研发投入大提升是从2009年以后，美国对中国研发投入比值才低于平均值5.4倍。

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整整十年，我们的科技投入始终处于徘徊之中？1978年中国就开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著名论断。1988年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为什么投入会这么低？重大经济决策是不是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很大影响，一段时期并没有重视科学技术？

 

图3：中美1960-2017年研发占比GDP（%）

图3是1960年到2017年，中美各自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自1990年以后，中国稳步提升研发投资。但是，比较美国2.74%的GDP用于研发，我们目前只有2.12%的GDP研发投入，基于美国更大的GDP和历史积累，我们的差距还是很大，还需要进一步提升研发投资比例。

广义的知识资本，应该包括所有的知识。但是经济学所讲的知识资本，主要指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知识，人文学科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实际上是有一个远近排列的，但总体上说不包括在其中。例如“红楼梦是谁写的”这件事儿，和经济的关联性就太小，花纳税人的钱养几十个人在研究这件事，这就太让人匪夷所思了。所以，知识资本的投入，还有一个内部结构问题。

中国差距在哪里

最近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出，工信部对全国的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超过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上面的分析已经比较充分地表明了“中国差距在哪里”这个问题。

第一，我们与美国和发达国家知识资本的存量差距太大，目前是5.4倍，要弥补这个差距，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我们与美国和发达国家知识资本的增量投入也具有相当的差距，美国现在投入是占GDP的2.74%，我们目前只有2.12%，由于美国的经济总量比我们大，投入绝对值的差距也比较大，中国只有在增量上超过美国，才有希望在存量上逐渐接近美国。

第三，我们的经济投入和研发投入的效率性比较差，我们的知识资本存量中有大量的无用知识，怎样管理好我们的经济投入和研发投入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能够减少错误的投入和无用的投入，很可能我们用较少的知识存量，反而能获得较大的知识增量。

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了大量冰箱洗衣机的生产线，结果只有极少数存活下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不构成浪费，因为竞争中最后胜出的，才是有真正生命力的。但是海尔的企业家张瑞敏可不这么看，他认为我们引进的生产线都有详尽的说明，要按照这些说明不断进行摸索，生产线就会产生巨大效益。但是中国的一些企业就是不按照这些说明去做，所以他抡起大锤把那些不合格的产品都砸了，目的是警示他的部属，不好好干就滚蛋，结果他胜出了。

竞争当然很重要，但是是不是需要十几家来进行多头竞争？美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产业中间有三五家的竞争就足够了，斯蒂格勒通过长时间研究证明，寡头垄断同样存在着巨大的竞争。

与竞争同样重要的是规则的确立与执行，以及一个有眼光有魄力的企业家群体。这个企业家群体，也应该包括国家经济的管理者，如果我们在国家、产业和企业三方面不建立科学的规则，没有具有企业家素质的群体，那么我们无论投入多少资本，只能得到低效甚至无效的结果。

中国怎么应对美国的挑战

第一、要加大研发投入，需要认真研究我们的总体投入结构，使这个投入能够占到GDP的3%左右。

第二、要调整知识资本投入的结构，首先是压缩人文学科的投入。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老师太多学生太多，由政府养的媒体太多，北京怀柔，一个区就有两三个电视台，根本就没人看，政府养的媒体泛滥也是一种腐败，它所产生的需求是一种虚假需求，是资源的浪费。

第三、在自然科学结构内部，加大基础学科和促进进口替代的领域的科学研发投入。应该对我国的事关国家战略的高技术行业的知识依赖情况进行排序，确定科学合理的进口替代战略和投入，把进口替代作为高科技投入的当务之急，适当调整进口替代型研发和未来型研发的投入比例，尽快提升中国整体抗风险能力。

第四、对发达国家和中国自己的发展实践经验，从战略的高度部署系统性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并以这样的结论为基础，开展经济学教育，选拔经济学人才，形成自己的经济学传统，建立自己的经济知识存量。

第五、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要坚决破除对他们的权威崇拜，对他们言论的错误部分应该不留情面地开展批评，引导他们从实际而不是从教条思考问题。

将中国经济转移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就是转移到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为基础的发展上来，这样的发展才能起到收益递增的效果，这样的发展仅依靠市场自由发展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国家战略的接入，也需要国家对企业战略进行指导，更需要国家对思想战略的调整，这正是日韩的发展模式。中国思想界不能被一些教条主义者所操控引导，这会把中国带到沟里去。

注释：

[1]详见发表于《经济导刊》2016年第二期的文章《从“新欧美”影响看中国的公平发展与社会主义》。此文网络版的标题是《中国是怎样落入权贵资本主义陷阱的？》。

【于中宁，察网专栏学者，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家一级导演。93年后转入经济、管理理论研究和投资。著有《现代管理新视野》等。本文原载《经济导刊》2018年第9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