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金一南:以退让维稳保和平的时代已过去

点击：作者：金一南来源：环球网发布时间:2017-08-06 09:53:24

特别鸣谢:长江文艺出版社

采访人:《心胜3》责任编辑陈曦

受访人:金一南,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博士生导师,全国模范教师,全军优秀教师,连续三届国防大学“杰出教授”。

问:您首创的“心胜”概念,在军队和各类机关团体中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词汇,激励了很多人。您还会继续围绕这个理念创作下去吗?

答:我还会继续创作下去,因为“心胜”还是一个很好的理念。今天,物质社会充分发达以后,大家的收入都提高了,生活条件都改善了,但是精神方面却有所欠缺。怎样完成物质与精神的匹配?我认为“心胜”是一个重要因素。物质的胜利是一方面,在心里上你能否建立一个强大的内心是另一方面。强大的物质和强大的内心是相辅相成的。

问:您对“古田会议”的客观解读很有价值。今天的人们应该怎样看待那段历史?对当下有何借鉴意义?

答: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为什么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分析当年的“古田会议”?那支军队怎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到胜利?“古田会议”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毛泽东对这支军队进行了改造,如果不经过改造,那么它和农民起义的队伍就是一样的。而且那次改造,实际上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改造。

我们今天讲历史上的“古田会议”,实际上今天也是一场新的“古田会议”。无论是地方经济体制改革、地方反腐,还是军事体制变革、军队反腐,同样也是一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改造。

古田会议过去了,党把一支军队打造成一支走向胜利的军队。我们今天也一样,新的“古田会议”依然是要打造一支胜利的武装力量,与民族复兴的远大目标相匹配的力量,而不是一个“分光吃净”的力量。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带有“分光吃净”的性质,但是怎样具有远大目标?“古田会议”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这就是2014年10月底至11月初,习主席召开的“新古田会议”的重大意义。

问:您对“危机处理”这个主题颇有深度研究,您的观点是“常怀危机,方可避免危机”。随着时代改变,危机的形式和应对方式也在改变。您认为当下,我们面临的主要危机体现在哪几个方面?为了应对这些危机,需要做好哪些准备?我们与国际上高水平危机处理模式的差距在哪里?

答:当前我们面临的危机,从大的方向可以分为内、外两方面。

外部危机:包括安全环境:朝鲜半岛问题、中日东海争端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中印边境问题、印方驻军问题。

内部危机: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开展前所未有的军事变革;我们进行前所未有的力度的反腐。

危机从内部、外部呈现出两方面,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样变危机为转机,完成这种转换,我认为这是每应该考虑的问题。

我们以前讲,如何建设和谐社会?如何维持稳定?实际上,这些理论都是应用理论,而危机处理理论是操作理论。

我们怎样达成和谐,怎样完成科学发展,怎样完成民族复兴?几乎都要通过不和谐到和谐,通过不稳定到稳定,通过处理危机才能达成真正的和谐和稳定。而不是像我们有了一个伤口,涂一点儿碘酒,让它不要发炎。当然要防止它发炎,但危机处理更主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应该把“浓”挤出来,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这里就会经常涉及危机处理的一个治标和治本的问题。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危机处理理论,主要是给当今的干部们看一看,他们比较熟悉的怎么维稳的问题。做一百个决策,别人记住的就一两个在危机时刻的决策。你平常讲多少话,别人都记不住,但危机时刻的一句话别人就记住了,那个时刻是非常关键的时刻。平常可以偷会儿懒,可以打个盹儿,但危机时刻要全神贯注。危急时刻把握不好就满盘皆输。这就涉及到一个人精力分配的问题。

我们今天不缺理论,危机处理理论机制强调,当危机发生时,你要站出来,让别人看见你。我们要讲危机处理理论,因为国外经常学习这种理论,而我们比较欠缺。我们现在跟国际上高水平的危机处理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完成一种补充。

问:“国家安全”是您高度关注的领域,您的观点是“只会微笑、不会瞪眼的国家,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您如何看待我们在国家安全筹划方面的现状?未来如何营造更安全的范围?

答: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很大的改进。从“十八大”以后,我们在东海的维权;我们进入钓鱼岛十二海里宣誓中国的主权;我们在南海的维权;我们在南海的“陆域吹填”,极大地保护了我们南海的航运安全;我们在台海,台独这段时间势力嚣张,我认为有一句话讲的非常好:台独的尽头就是统一。这些这都是“十八大”以后的重大调整。

跟过去那种以不惹事、维护稳定,以退缩、让步维护稳定、和平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一定要彰显中华民族的基本权益,维护这个基本权益。就像总书记讲的那样:“任何国家不要期望中国能吞下损害我国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我们绝不吞下这个苦果。”这是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展。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们过去讲稳定,以“不出事高于一切”;今天以“维护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

问:您在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大国关系就是做交易”,并且您认为,“小人喻于利”这个思想过去影响我们太深,以至于影响到国家安全筹划。那么,您认为今天的中国在面对世界时,应该做出怎样的姿态?

答:我认为“大国关系就是做交易”是中国应该有的一个正常心态。我们与国际接轨,我们希望全世界都以“道义至上”,但是西方有自己的价值观。

西方人的价值观里藏了很多东西,包括它在中东树立民主的样板,伊拉克战争因此发生。它为什么不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树立?为什么不在乌干达、索马里树立呢?因为这些地方是鸡肋,它没有任何利益。所以,中东的民主样板是地下有石油,或者交通要道,我要把这儿控制好,它的核心就是国家利益。

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彰显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要清醒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但也绝不单单是经济,还包括价值观问题,比如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维护这个价值观里,我们有完全独立的两套体系。我们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有些人曾讲过:“你们发达我们不发达;你们民主我们现在还有不太民主;我们现在慢慢发展,将来跟你们一样。”

其实,东方、西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体态。全世界不可能只有一个标准的模式。当然,就像91年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哲学家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他认为全世界历史终结在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福山也改口了。他说,看来当时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历史没有终结,还在多变化地发展。多样化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异军突起,一种全世界的全新模式出现。

那么我们要怎样发展我们的模式,维护我们的模式,这就需要“博弈”。什么叫博弈?就是下棋,你出一招我出一招。在平等的情况下,我们要“博弈”。但是哪怕在不平等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进行“博弈。要博弈,手中必须要有棋子,没有棋子是不行的。

比如,美国在跟我们“博弈”的时候,会用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印度来围堵中国,这些就是它的棋子。我们也要下棋,也要着子。我们绝对不能像有的专家讲的:开放瓦罕走廊,帮助美国解决阿富汗问题;我们与美国好好合作,共同解决朝核问题;我们再跟美国合作,共同解决伊朗问题。

我们的心地太好了,没有“博弈”的概念,我们光想着怎样跟美国人合作,合作到最后,我们怎么解决台湾问题?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美国还在不断地对台售武。我们经常讲西方都是契约社会,但是他们哪里有契约?

所以,在“博弈”过程中,我们也要学会怎样拥有棋子,怎样下棋。通过这些方法有效地维护我们的利益。而不能一厢情愿地,期望通过搞好关系,让对方放我一马,从而获得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那样的空间是很有限的。

以印度为例。印度早已承诺,决不允许西藏人利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任何活动。但他们的话等于白说,达兰萨拉一直是达赖的老窝,一直在跟我们搞(不必要的动作),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支持过印度的分离势力。

我们为什么不支持?印度可以支持藏独,我们为什么不能支持它的东部各邦要求独立?一报还一报。我认为绝对不能用我们的好心换对方的恶意,这样就能消解吗?我们也应该想想办法,这里面单纯的一厢情愿是不够的。

美国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包括经济制裁、对台售武。我们抗议,光抗议不行,还要有别的办法。比如说,当它对台制裁步步升高的时候。我们在世界的安全合作要给你降级,这是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你反复对台售武,我们简单的抗议是不行的,一定要实际的行动。

比如说,包括在朝核问题上,在伊核问题上,在各种各样的中美合作问题上,我要降级。我不一定要跟你那么配合,因为你这么跟我捣乱,我必须有我的反制措施。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他在不断地给我们穿小鞋,我们跟着送双很合适的鞋,还要说:“你看这个鞋多好,穿上吧”那是不行的。

中国人就需要这样的观念,斗争的方法和手段。只有这种方法和手段才能保证我们再也不重蹈过去的覆辙。像“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都是这样。中国人就一直后退,退到了退无可退,忍无可忍,最后只好跟鬼子拼了,何必到最后这一步呢?

就像“七七事变”,都已经到了在北京南面驻军几十年了,在那儿搞演习我们才跟鬼子拼了。无论哪个国家爆发这样的战争不都是个笑话吗?中日爆发战争,竟然没在边境爆发,竟在卢沟桥爆发战争,中国当时就弱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如果将来有一天,日本在名古屋而不是在边境爆发战争,那才彰显了中国的力量。

我们一定要学会“博弈”;一定要学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定要学“报复”的观念。我们缺乏这种观念,我们讲既往不咎,不计小人之过,我们有多么宽大的胸怀,这个在国际上是没有用的。一定要一报还一报,一定要有“报复”观念,你才能有效捍卫自己的利益,让别人不敢侵犯你。报复就是一种威慑,你没有报复,宽恕不是威慑。

问:您始终强调“无威慑无战略”。今天我们在“威慑”方面是否比过去有所进步?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在哪几方面加强?

答:威慑,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不太够。按照基辛格讲,威慑的三要素包括:第一,你的实力。第二,你的决心(使用实力的决心)。第三,让对手知道。

东方的文化,是我们不太喜欢让对手知道,往往使用实力的决心也不是很大,实力藏起来不让对手知道。当然藏可能也是一种威慑,别人摸不清你底数。但是,更好的威慑还是让别人知道。

比如说,刚进行的阅兵。为什么阅兵?让对手知道,这就是威慑。而且这个阅兵再不是在天安门阅兵,是在朱日和,那个亚洲最大的训练场阅兵。包括主席在内,全部穿着迷彩服。那就是一种威慑,展示实力的决心和让对方知道,我们东方需要这一套。

美国人很会使用这一套,美国人从来不隐瞒,它把它的11支航母编队,多少个飞行联队,多少个陆军师,多少个陆战队师,全部向世界公布。美国说要透明,什么是透明?它就是要通过透明,展示威慑。告诉你“我有这么多力量,你不要动。”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学会它的这些方法。我们有东方自己的方法,但我们要学会西方通行的方法。及早地告诉对方后果就是一种威慑。

最近,我们外长讲得非常好。今年4月份,王毅外长在德国讲:“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行。”这话讲得斩钉截铁,我们外交系统很少像这样讲话,很少用这样清晰的数字---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行。

这就是回声,这就是威慑。你的决心,我绝对不允许任何方面,连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行。既是对朝鲜方面说的,也是对韩国方面说的,同时也是对美国、对日本说的,各方面都讲了。

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行。这句话说明什么?第一,不允许。第二,如果爆发我必须得介入。我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让一个地方大局糜烂,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的影响。

所以,当你的决心一表达之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马上表达了美方四点意见:第一,不推翻金正恩政权;第二,不改变北方体制;第三,美军不过三八线;第四:不急于南北统一。

中国决心很坚定,我的决心实力,我让你知道,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行。美方也做出相应调整。我不准备冒险,咱们还是协商解决问题。大国之间,如果是一味的退缩,给你带来的绝不是和平,而是灾难。他不知道你要最后跟他拼了,他觉得你的忍让是无限的,他一步一步往上压,你最后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像国歌唱得那样了,我们中华民族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一定要提前发出吼声,我们不要到最后时刻发出吼声,最后就晚了,我们抗战就是这个结局。

南海的问题是我们积极主动的行动。他们强烈的抗议,我们现在形成了威慑。

问:台湾问题至今悬而未决,您在书中也提到了“台湾的根本价值,涉及国家安全战略”,并引用尼克松的话“战场上得不到的,也无法在谈判桌上得到”。在统一问题上,我们需要修正哪些观点?还需树立怎样的行动准则?

答:前不久,我在微信上看到一篇非常好的文章,作者是我的好朋友,清华大学的阎学通,他是一个法理派,观点很犀利。从法理方面,他这样看待“台湾独立”:我国的反分裂法讲得非常明确,台湾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主要讲的是中国领土的问题。

你的人可以要求独立,因为那是人的意愿,我无法制止你不独立,人的思想是管不住的,你想统一也统一不了。阎学通讲:没关系,你想独立就独立,但我告诉你,《反分裂法》上讲:“这块儿土地是中国的,你们爱独立,可以,你到哪儿去独立都可以,但在这块土地上,不可以。这块土地得回来。他说的是,我讲的《反分裂法》,不包括你们这些人。这些土地是中国的,你们爱留下来,可以,我也承认你。你不爱留下来,你想独立,也可以,我也承认你。你有权利独立,但你没有权利拥有这块土地。

我是地“主”,“地”主是我,《反分裂法》讲的是这个问题。你住在这块土地上,你不拥有永久居住权,我可以收回我的地产。你不拥有所有权,不能因为你们这伙人想独立,我就把我的领土割让给你,那是不可能的。这是国家资产,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收回。收回你也可以在这片土地上经营。如果你们不愿意,你可以独立,但在这块土地上独立不行,因为土地是我的。你到哪里独立都行,组织留洋政府完全都可以,但土地是我们的。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现在跟台湾方面,包括跟台独分子斗争,越来越清晰的问题。一方面力量的增强,一方面法理的增强,我们从法理上讲通,不要被那些统计数据所镇住。

陈水扁上台之前,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拥护统一,到现在连百分之三都没有了,我说百分之零都没有用。因为这土地是中国的。你们想独立你们走吧,我也不拦着你,我也不要你,爱到哪儿去到哪儿去,但土地得回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要彰显的非常坚定的决心。

有一段时间,我们大陆一些涉台部门反复看民调,看得自己忧心忡忡。我说你怕什么呢?国民党全部台湾化,没关系。国民党今天一点儿希望没有,不要寄希望于国民党。要寄希望于14亿中国人民和中国国家的实力。当然,我们以前也对台湾人民讲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我们希望台湾人民能够认识到,与大陆统一的好处。当然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我们不强迫。你不愿意统一就不愿意,你有你的自由,我们承认,我们也不会拧着你的脑袋跟我们一起过。你不愿意你走吧,但土地得回来。我觉得这点还是值得普及的。

问:在“国际生活武力化”的今天,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生存发展策略?军官及军队,又承担着怎样的任务呢?

答:“国际生活的武力化”,主要是“冷战”结束以来,一段时期和平发展甚嚣尘上,一看没什么事儿了,大家主要在科技领域、经济领域内竞争。就没想到会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一片混乱。而且每一次都是美国人率先出手。美苏两霸和平对峙的时期,反而比较平安。除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世界比较平安,没有什么大的战争。

结果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超独霸,反而生出了很多事情,“国际生活武力化”。因为美苏两霸期间,双方都节制。对方强大,对方就要报复,都不太好动手。结果苏联没有了,美国一超独大了,开始放心地使用武力,没有任何阻挡,当然现在美国也深陷泥潭。它给全世界带来问题,但是对中国最大的提醒是:我们要增强自己的力量,否则无法有效捍卫自己的利益。最大的转折点是1999年炸馆。

从苏联1991年解体之后,美国开始单方面使用武力,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1999年中国大使馆被炸。大使馆被炸以前,还有1993年“银河号”事件。我们的“银河号”在公海被美国海军拦船检查,说我们有运往伊朗的化学战制剂。后来检查后,根本就没有,但在公海上把我们的货轮拦截,扣在沙特,强行检查,这是前所未有的,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中国的舆论导向, 1994 -1995年前后,以宋强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人,发出了 “中国可以说不吗?”的声音。“银河号”事件给国内带来了很大的刺激。后来1999年的炸馆事件对中国也带来了很大的刺激。几个事件都让我们看到,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武力是不行的。

而在1999年美国炸中国大使馆的时候,我们长期疏于军备建设。在1999年炸馆之后,中国领导人率先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经济力、国防力、民族凝聚力,三“力”并进。过去讲求经济力,现在加上国防力和民族凝聚力。1999年炸馆之后,我们的高精武器装备工程启动,一直发展到今天。

1999年炸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转折,我们真正认识到了,一个国家,光有经济不行,还得有军事。就像一个人光胖不行,还得壮。胖是脂肪,壮是骨骼和肌肉。我们过去讲落后要挨打,体现在哪里?我们以为落后就是没钱,就是穷得被人欺负。后来才发现,富而不强最容易被人打,你又富,又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财富,不打你打谁,肯定打你。

英国人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英国记者李奥尔•卡克说:“这里有一个富裕的,愿意赔款但不愿意作战的帝国。”愿意赔款而不愿意打仗,这是多肥的一块肉啊。“钱多,人傻,速来。”最后结果就是灾难性的。

所以,近代以来我们最惨痛的教训就是:必须发展强大的武力,否则无法在这样一个“国际生活武力化”的国际社会立足。

问:《心胜3》中有一个重要的章节,是您对西路军这段历史的独家解读,其主要线索是当时中央领导与作战部队领导的电报往来。您对这段历史做出深入研究的初衷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重大的发现?

答:这个问题是军史上长期纠缠不休的问题,长期以来非常敏感,原来不容讨论,现在讨论起来大家都很激动,情绪化都很强。

有两个极端。过去我们过多地说是“张国焘的错误”导致西路军的覆亡。这一点在过去有些不够实事求是。因为西路军组建也好,都是中央有电报。包括发动“宁夏战役”,然后到西部接收武器,都是有中央的指令的。所以单独推到是“国焘路线的错误”是不对的。

改革开放以后,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毛泽东的阴谋”。毛泽东置西路军于绝境,将部队打光,然后将张国焘弄下去,好获得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对这一点,海外舆论炒得很多。我们国内有些人也接受过了这一点,包括一些来自西路军的四方面的同志,他们有一些人也觉得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说真正的历史要隔代写?当代人写不清楚,当代人的感情因素纠结在里边,跳不出来。包括西路军很多负责人最后都没有把问题讲清楚,都有这个问题。

当时的密电直接牵连到叶帅,牵扯到徐帅,牵扯到好几个帅,众多的领导者都牵扯在里面,这个问题就非常敏感,我们怎么还原这段真实的历史?所以必须讲清楚,不讲清楚怎么能让人信服?

但我认为,今天我们的材料已经足够了,我们不要期待以后能讲清楚,今天的材料我们完全可以讲清楚,我们只是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心理。

所以,我觉得你要公平公正的在心里看,整个西路军的过程,既不是单独的“国焘路线的错误”导致西路军覆亡,也不是“毛泽东的阴谋”。当时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大量引用当时的电报,你看当时的那个情况,红军本来就是各个山头,四方面军本来毛主席就指挥不动,然后形成了过河。过河就没想到会提前过河,过河了那么多的部队,而且过河之后,它还有很大的自主权。

当时,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共同发动“宁夏战役”,到宁夏去接收武器,四方面军单独过去以后,当时不仅张国焘个人,四方面军当时的领导层,也是想要在西部搞根据地,说是我们完全是中央意志,我们没有自己意志,这也不对。陕北明显不能养活那么多军队,一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也在那,它的承载力是有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四方面军部分同志想到西部发展,这是有情可原。但你要想往西部发展,在西部建根据地,完全推到中央的身上也是不对的。所以这里边也有问题。

而且最后我们过河的部队,我们讲了“马匪”的残暴,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我们过河的部队比马匪的人数多,马匪装备很差,但他们是骑兵,他们机动性很强,但其装备并不比红军强。我们在过多强调马匪的战斗力的时候,秦基伟都曾讲过:西路军本身指挥是有问题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要全力以赴救西路军,当时甘肃省的国民党省长于学忠,东北军的军长,就让在甘肃河西走廊,让于学忠与马匪协调,然后让西路军回来。中央在解救西路军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力量,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想的就是把西路军置于绝境。

我们可以说,最后西路军的惨重损失,毛泽东作为领导者,对张国焘做了明确的批判,可以说他利用了这个形势,但不是他造成了这个形势,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我们今天还原这个历史的时候,我要秉持历史的公正性。两种阴谋论,第一:张国焘的阴谋。第二:毛泽东的阴谋。我说这都不对。我们应该力图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不要那么多情绪化的,不要让情绪化淹没理智。

今天站在理智的层面上,我们来分析西路军怎么导致失败的?在指挥过程中,中央有责任,四方面军也有责任,毛泽东也有责任,张国焘也有责任。而在这个责任中,有多大程度是置红军将士于不顾?没有这样的责任,包括毛泽东也没有这样的责任。最后那几个电报,毛泽东周恩来强烈要求,能救出来多少救出多少,一定要尽力去救出来,根本不像我们今天有些人所想的。

我今天花了很大力气写的这一篇,这是军史上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而且谈起来,很多人都会感情很激动。因为很多人的父辈都陷在里边了,我的父辈没有陷在里面,我可以站在一个比较超脱的位置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也能从一个比较公正的位置看这段历史。共产党历史是一个胜利史,这个胜利史不是通过阴谋胜利的,而是通过政策,如果说搞阴谋,老蒋的手段才厉害,又是用金钱又是用武力的。

我们为什么能获得胜利?西路军那么惨重的失败,共产党最后还是获得胜利,西路军留下的人最后还跑到延安去。这是一个共产党的感召力的问题。从这点我们来看,西路军的失败,其实是工农红军的一次最为重大的损失,而这损失中有很多的教训。这些教训,我们今天都没有很好地总结,我力图把它很好地总结出来,对我们今后也是有利的。怎么完成各山头的平衡,对于我们今天,一个大国怎么完成各方面力量的平衡,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这是一个西北舞台上,多方力量的博弈。共产党、国民党、苏联、日本,都夹在里面,夹入了重大的“西安事变”,来回纵横捭阖,各方力量都在调整。西路军有段时间来回拉锯,经历了三次拉锯,就因为西安事变的影响。最后我们把它拉回来了,东北军要求西路军赶紧过来,这些都是因为当时形势的问题,而不是说,而不是说我们故意陷西路军于绝境。

问:您对“创新”有着与众不同的解读,将其从“个人创造”的层面上升到了“理论创造”“制度创造”的层面。我们当前哪些方面的创新值得肯定?哪些方面需要加强创新?

答:我们现在很多的创新是“伪创新”,概念创新,那是创新吗?那不是。

创新一定离不开技术,是技术层面的变革。

就军事领域来说,《孙子兵法》,克劳赛维茨《战争论》千年不移。世界军事日新月异,推动军事理论发生变化的,不是思想,而是技术。技术在推动创新,航空技术、航海技术、计算机技术、精确打击包括卫星技术,一系列战场带来的变化,不是军事思想推动变化,是技术推动变化。

在今天,我们讲的创新很多都是概念创新。我们没有技术基础,那你怎么创新?你创新是空的。今天我们不可能理解所有技术,化学、物理、计算机。你虽然不可能都懂,但是你必须具有技术理解力。你一定要理解这个技术所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包括手机的通信,它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战争方式。当你的生活方便了,在家里全部都控制了开门、开锁、开空调、微波炉加热、回家饭都是热的,生活很方便了,你要留神战争,它应用到工作领域和战争领域都是一样的。

创新不是想不想创新的问题,你不创新必然落后。马云的创新颠覆了多少实体店。英国一位爵士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强烈反对马云的创新,他说:“你知道吗?一个实体店背后就是一个中产家庭。马云你这样做,使多少个中产家庭破产?”但是现在人们不上街了。人们上街能带来意外的消费,吃饭、买东西。但是网购算什么呢?这个英国爵士提出的很多问题很有道理,反对马云创新,但这个创新你能阻挡吗?无法阻挡,网购太方便了。

创新颠覆了多少人,但创新又带来了多大的好处,比如说德国,德国前段时间为什么移民很多?因为劳动力不够,挖水沟的、修电缆的、打扫街道的都是阿拉伯人。结果现在默克尔吸收难民带来那么多的安全问题。全世界人都在指责她。德国、日本下一步要大力发展机器人,人工智能。人越来越没有用了,一个车间没有人,都是机械手。

创新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理解这些概念,但一定要知道技术带来的变化,我们创新不止是概念。我们在创新的过程中,一定要特别的鼓励能在技术上做出重大突破的人。而不是说是“万民去当官”。要形成有技术专利的人可以获得大量的财富。就像当年日本一个家庭妇女发明洗衣机里面捞脏东西的兜子,申请了专利,那个家庭妇女就变成了巨富,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人。大家都去琢磨怎样用技术条件去改善生活。这就好了,大家都在琢磨怎么请客、送礼,那就坏了。那就不是创新,创新是要激励的,因为是它需要主导未来。

一到深圳,我感觉空气都特别好,深圳真是一个充满了活力的、创新的城市。所以美国人评价:深圳20-30年后会超过加州的硅谷(全世界创新中心)。深圳研究了一批,如华为、中兴、华大基因、大疆无人机,“大疆无人机”就是从美国回来的几个学生研究的,现在做到了全世界第一。他们最近又再搞监控,它的监控现在世界第一,就是探头,各种各样的监控设备。而且它的历史才7到8年,就已经世界第一了。现在英国人要引进这套设备,但是被美国人警告,英国人现在犹豫了。我们现在的深圳全是一伙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