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英国现代国家学说奠基者霍布斯所言:“当人人难以自我保存时,人们便自觉自愿地放弃权力,开始缔约,指定一个人或由多人组成的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大家都将自己的意志服从于这个集体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断服从于集体的判断,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实现了联合,这就是国家。国家不是慈善组织,不是人权机构,国家一定要形成集体意志、集体判断。国家让人民自觉自愿地放弃部分权利开始缔约,形成集体意志、集体判断。”
同样,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这已经被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所证明。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美国发动侵朝战争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准备大举北进。麦克阿瑟明明知道中国30万东北边防军已经完成了部队的编组集结,但他根本无所谓。美国总统杜鲁门专程飞到威克岛,与麦克阿瑟会商:“如果中国出兵怎么办?”麦克阿瑟说:“中国人不会出兵,中国历史上一场仗都没打胜,什么兵啊?他们把兵力放在这儿吓唬我们。”杜鲁门放心地回去了。
中国人爱寻找替罪羊,美国人也如此,他们把朝鲜战争发生的所有问题,都栽到了麦克阿瑟头上,说他没有判断出中国人要出兵。后来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记述:“不光是我,杜鲁门也没有判断出中国会出兵。”不光是麦克阿瑟的远东情报局,包括中央情报局也判断中国不会出兵。
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发出警告:“美军过线,中国绝不会置之不理。”对方置若罔闻,不作任何回答。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让潘尼迦把消息传到英国,再传到美国。因为当时中国跟美国没有外交关系,只好通过这个办法通告美国:“韩军过线不管,美军过线我们要管。”潘尼迦深知事关重大,迅速把消息转达过去。
周恩来为什么10月3日凌晨2点多约见潘尼迦?因为10月2日晚上政治局做出了出兵决定。中国本不想和美国人打这场仗,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军队长期作战,亟待休整,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彭德怀说:“当时,我们在朝鲜半岛一军打三军,我们只有陆军,对方却有陆海空。”
消息传到了美国
10月3日下午,美国国务院非正式回复:“周恩来的讲话缺乏法律和道义根据。”依然不予理会。
10月4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回复:“不要低估美国的决心。”
到了10月7日,不是麦克阿瑟而是杜鲁门下令,美军越过“三八线”直赴平壤。
10月8日,毛泽东下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迅疾向朝鲜境内出动,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迎头相撞。
后来,我们跟美国人反复讲这个例子:“1950年我们不想跟你打,我们一次次警告,你们逼我们打,一点儿退路没有。”美国人却狡辩:“你们传递信息不准确,你应该明确地说,过‘三八线’我就出兵,那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不过线了。”美国人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人承认,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显示出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之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可怕的对手,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
实事求是地讲,1949年新中国成立,如果仅仅是内战打败了国民党,还不足以在全世界面前充分展示这个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因为那是内战的胜利,而我们当时急需一场对外战争的胜利。尽管我们不想打,但却不期而遇了,所以我们没有退缩,迎上去了,并且获得了胜利。
当年京都大学的一位日本教授曾讲:“1949年你们的毛泽东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周围一个相信的都没有,看看你们那个糟糕透顶的历史。1950年你们竟然对美国出兵,而且不但出兵,还把美国人从北部压到了南部去,我这才觉得中国人跟过去真的不一样了。”
在中国军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的时候,李光耀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本科。他讲,平时穿过海关时,西欧海关官员看他是华人面孔,都不屑一顾—华人,劣等人种。但是,当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他再过西欧海关时,那些海关官员对他无不肃然起敬。华人正在跟由16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打仗,华人正逼得联合国军步步后退。
1900年,八国联军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赔款4.5亿两白银;1950年,联合国军被我们打退,而且是在境外的朝鲜半岛。中国的全球化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一刻开始,从此,我们进入了世界体系。
以前,中国人都缩在屋子里被别人打。中日战争不是在边境,甚至不是在长城爆发,而是在国境内的卢沟桥爆发。日军长驱直入扼住了我们的咽喉,直到北京南面宛平城,我们才跟日军作战。这就是旧中国的历史。
而新中国则以直接出境作战作为重大开场,这不仅对中华民族自身是一次精神洗礼,而且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在全世界华人心目中获得了合理性、合法性地位。
李光耀说:“从此下决心学华语。”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成为李光耀学华语的动因,这是怎样一种逻辑关系?今天,国内有些人否定当年跨过鸭绿江之举,甚至声称,“如果不过去,中国早跟美国人改革了,开放了”,这简直是一派胡言。甘愿做美国的小喽啰,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人的精神,打出了中国人的气质!
1997年,我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那是第一次有中国军官进入美国国防大学,每天晚上在空军基地吃饭的全是美国军官—陆军、海军、空军。突然来了两个中国军官,他们非常好奇,一定要和我们聊天、合影。刚开始我们以为美国军官好客,后来才明白这是因为美军曾和中国军队打过仗吃过亏,他们不了解,觉得很神秘。
当时,美国驻华陆军副武官胡伯中校陪同我参观西点军校,为什么是胡伯中校陪同?他是1978年西点军校毕业生。我们在西点军校的纪念馆里看见了上甘岭两个高地的模型:597.9高地和537.7高地。胡伯中校对我说:“你们山头上就2个连守卫,我们7个营轮番进攻却攻不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7个营夺占不了2个连的阵地。”
教官没有解释清楚,我们学员会讨论,直到最后也没有讨论明白。回国之后,我们把“上甘岭战役”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那次战役极其艰苦,美军调动了地面炮火、航空火力,但正面全部被摧毁。志愿军在反面、斜面挖道,美军炮火一停,我军便从坑道出来打击冲锋的人,进行拉锯式作战。
坑道给养非常困难,开始送进坑道一些萝卜,发现吃了萝卜烧心。志愿军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后来当了国防部部长),把自己存折上的钱都取了出来,在平壤买了2万多个苹果。志愿军十五军党委做出决定,谁送进坑道一篓苹果,立二等功一次。直到上甘岭战斗打完,只有一个苹果被送了进去,送果员全部牺牲,因为美军火力封锁非常严密。
电影《上甘岭》中有这样的场景:指挥员、战斗员、伤员把一个苹果传过去,每人只啃一小口。1957年,这部电影公映之前在内部放映。上甘岭战役的指挥者、三兵团副司令王近山看到一半时,泪流满面,再也看不下去,走了。
当年,我们在美国学习的时候,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每一分尊重都体现了我们前辈的浴血奋战,现在的我们正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之上。
美国的亚历山大·温特讲:“一个国家在生存、独立、财富这三种利益之上,还必须加上第四种国家利益,那就是集体自尊。不是个人自尊,是集体自尊,没有集体自尊也就丢掉了一个国家的利益。”
中国以前最缺的就是集体自尊,所以一盘散沙。而今天,谁给我们带来集体自尊?是那些浴血奋战的前辈。从毛泽东同志开始,那一批批为中华民族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人。
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不但是中国人民的决心,而且是我们的行动。
孙中山讲:“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一个人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哪里会有凝聚力,就会再现一盘散沙。”
邓小平同志讲:“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这些人之所以被历史铭记,是因为他们的国家民族情怀。
(本文节选自金一南《心胜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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