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来，“黄继光堵抢眼是虚构”，“火烧邱少云违背生理学”等观点在网上流传，引发了争议。
　　
　　在此，兰台君无意考证这些英雄事迹本身所谓的“真实性”，只想带领读者们回顾一下，当年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培育部队的思想和士气的，从而使大家明白，当年中共军队能够诞生出一大批这样的烈士，究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结果。
　　
　　再现黄继光舍身堵抢眼的画作
　　
　　解放战争时中共部队十之六七是俘虏兵
　　
　　1949年4月17日，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谈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他说，“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在淮海战役中，“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当时的解放战士现在有许多已经做了排长、连长。
　　
　　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的。”粟裕在谈到淮海战役时也曾说过：“敌人的士兵在他们那儿士气十分低落，可是一到我们这边，马上可以打仗。我们实行即俘即教即战的政策，非常成功。”
　　
　　这些“俘虏兵”究竟对内战胜利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战绩公报》有这么一段统计:“两年敌军伤亡为其被消灭兵力全部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被俘为其被消灭兵力全部的百分之六十一点七，……敌军损失中的大部分为被俘，而被俘敌军的大部分(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又已加入我军”其结果就是——“我军得此补充，即足以抵消全部损失而有余。”
　　
　　内战后期，国民党全线溃败，这其中固然有解放军在战略、战术上的成功，但中共部队可以吸收如此多的战俘，转化为自己的战士，甚至即俘即用，这肯定不是仅凭战略战术就可以达到的效果。
　　
　　而且更令人不易理解的是，很多“解放战士”只要一换了阵营，就如同“脱胎换骨”了一样，先前在国民党部队里可能并不出众，甚至可能是个流氓兵痞，但到了中共部队，就变得十分勇敢。
　　
　　比如，晋冀鲁豫解放军6纵战士王克勤是1945年10月邯郸战役被俘参加解放军的，最初只是一个技术出众但情绪低落的机枪手，但经过改造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立下了九次战功。
　　
　　再如，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邱少云，从前就是国民党川军系统的一员，1949年12月的成都战役后，川军瓦解，他才被补进了当时的解放军。
　　
　　那么，中共究竟用了什么办法，转化这些“解放战士”为其所用的呢？
　　
　　“诉苦”是令战士同仇敌忾的绝招
　　
　　事实上，新补充进来的那些“解放战士”，一开始确实给中共军队带来了不少麻烦，最突出的就是思想混乱和纪律涣散等问题。
　　
　　彭德怀在写给毛泽东的《一九四七年冬季整军摘要》中，列举了此前西北野战军内部各种思想状况。
　　
　　他谈到，当时有些战士说：“哪里不是当兵，哪里都是吃粮，当兵吃粮的只要吃得好穿得暖就行了。”“有些人说：打内战是不应该的，其责任国民党蒋介石要负，共产党也要负，只要能和平，宁愿少吃一碗饭。”
　　
　　那么究竟是哪些战士有这种思想呢？彭德怀明确指出，“这种无条件的和平主义思想，初补入部队中的俘虏兵占相当大的数目”。
　　
　　纪律问题也很突出，例如杨成武提到，晋察冀有的部队强拉民夫，“一两个人就找一个向导，甚至把自己的背包叫老乡背上，或私自动员大车，并有打骂群众、抓车抓夫恶劣现象”。“一个组织科长竟盗用烈士遗金、党费做运输，从中取利。有个管理科只有个别的人不贪污。有些贪污分子任意挥霍，大吃大喝，酒醉金迷”。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部队中发动了“诉苦”运动。
　　
　　所谓“诉苦”，用习仲勋的话说，就是“针对部队中补入较多的俘虏兵的情况，开展过新旧军队对比活动，由解放战士控诉在国民党军队里所遭受欺压凌辱和非人的待遇，讲述在解放军中所享受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和官兵亲如兄弟的阶级友爱之情，对加强官兵之间、子弟兵与解放战士之间的团结，对巩固部队，曾收到良好的效果”。
　　
　　“诉苦”这种运动，原本广泛地应用于各地农村土改中，后来在各地解放军中也被不约而同地实行，例如西北野战军1纵358旅714团，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都是较早开展这一运动的部队，后来他们的经验均被大力推广。
　　
　　一个比较典型的诉苦会通常是这样的：将解放军老战士、土改后加入的新战士、解放战士编为“三合一”班，一个新人来到连队后，连里首先组织“诉苦会”，老战士上去诉说自己受地主压迫的经历，这些叙述很容易引发新战士的共鸣，这样，凝聚力就在诉苦中增强了。
　　
　　诉苦会的会场也是非常能勾起战士们的情绪的，例如，晋察冀某部6连诉苦会“会场的诉苦台上，耸立着一个用苍松翠柏的枝叶和纸花编织而成的祭奠花环。花环下供放着被害亲属的灵牌。一幅‘吐苦水忆起旧仇，表决心莫忘新恨’的挽联舒展地垂挂在诉苦台的两旁，格外醒目。会场的四周贴满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有苦诉苦，有冤申冤，血债要用血来还’、‘天下穷人是一家’、‘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标语口号。整个会场庄严肃穆。”
　　
　　在经过“诉苦”转化的解放战士中，西北野战军战士于德水是一个比较著名的典型。
　　
　　这名战士家里有5口人，租地主40亩地，种了3年，勉强维持生活。第四年，父亲患眼病，因无钱医治，眼睛瞎了。地主怕交不起租，不仅把地收回去，还把仅有的一条牛牵走。后来于德水只好到铁工厂去拉风箱。好容易挣了一点钱，又被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大年初三，父亲来县城看望，于德水跟班长哀求了半天，才把连冻带饿的父亲接了进去。他想管司务长要点饭，又被司务长恶语相加。在诉苦会上，于德水说到这里泣不成声，令在场的战士动容。
　　
　　在诉苦大会上，类似于德水这样的发言，给了战士们强烈的震撼。台上台下往往哭成一片，前一个人刚讲完，后面的人群情激奋，竞相发言。
　　
　　东北野战军一个营教导员曾回忆道:“我营一年来的诉苦教育，给我的感受很深。
　　
　　一是诉苦教育的场面，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不是简单的诉说各人的苦，而是控诉整个人剥削人社会制度的罪恶，人人吐出的苦水，汇成了汹涌澎湃摧毁旧世界的革命洪流。
　　
　　二是诉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把仇恨融汇在一起，战友之间、军民之间一下融汇到一块了。内外团结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天下穷人是一家，联合起来打天下。”甚至曾出现过一些极端案例，比如“一个战士对旧社会不满而诉苦，他气愤填胸感动的气死了，气死复活，现成傻子”。
　　
　　根据中共中央部署，1947年冬至翌年2月，全军（在大别山作战的刘邓兵团主力除外）进行第一次大休整，利用这一间隙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一是诉苦，二是开展“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诉苦运动”被推行到全军。
　　
　　经过诉苦，战士们表示：“地主盘中餐，农民血和汗”，“挥泪控诉旧社会，誓死消灭蒋匪帮”，“永远跟着共产党，火烧雷打心不变”。
　　
　　甚至，在海南岛琼崖纵队的诉苦运动中，还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上台发言的指战员一个接一个。大家把藏在心中的苦水全部倒了出来。接着，支队首长便领着大家举行公祭仪式，向死难的亲人致哀。霎时，空气都凝结在万分悲愤之中。默哀未完，不知是谁就呜呜咽咽地大哭里起来。这哭声牵动了许多人的心，大家都忍不住号啕大哭。
　　
　　忽然，战士吴坤生‘嗖’的一声拔出手榴弹，举得高高的，大声喊道：‘有种的跟我来！找敌人算帐去！’说着，这些战士就呼呼啦啦地跟着吴坤生走。”在场的政委一看场面失控，赶紧把战士拦了下来。
　　
　　诉苦，使大批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有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极易产生同仇敌忾的感情，将仇恨指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并且发泄在战场上。
　　
　　例如，东北野战军3纵7师20团9连战士王福民，以前是国民党一个流氓兵痞，经常吃老乡的东西不给钱，甚至打骂群众，经过“诉苦运动”，被感动得痛哭流涕，说“我自己也是穷人出身，全家没吃没喝，挨打受骂”，“俺王福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之后的战斗，五次负伤不下火线（其中两次重伤），在三保临江战役牺牲，临终前抓着连指导员的手要求入党，后来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此外，通过中共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很多贫苦农民的确获得了一些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些措施也进一步加强了战士对中共的凝聚力。
　　
　　反观国民党的军队，不但士兵不知道为什么要打仗，连蒋介石本人都不能把这个问题说明白。
　　
　　1948年7、8月份一天的下午，蒋介石在励志社宴请与会人员时，散发了一些“为什么要剿共”之类的宣传印刷品，叫大家带些回去对官兵讲解。这些宣传物品，内容仍然是“共产党是不要国家民族的，共产党是苏俄的第五纵队，共产党人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孝父母，共产共妻”之类的说法。
　　
　　蒋介石在民生问题上的成绩太少，因而拿不出有效办法对抗中共的政治工作，这样，对于国民党士兵来说，“为谁而战”这个关键问题就是模糊的。许多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士兵一遇到机会就逃跑。新闻人员称，“我们的处境与日本人无异，老百姓都把我们当作敌人看待，因之全线不能控制。”
　　
　　民主作风增强了对战士的感召力
　　
　　除了通过“诉苦”引导战士情绪外，中共部队也通过民主氛围增强对战士的感召力。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问身边的工作人员：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有的人说是“艰苦奋斗”，有的人回答“支部建在连上”。毛泽东自己的答案：“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
　　
　　所谓士兵委员会制度，是1927年“三湾改编”后，毛泽东针对起义队伍构成复杂，军阀习气重等问题制定的一项制度。
　　
　　这个委员会在军、团、营、连各级都有设置，委员全由士兵产生，任务主要有五项：
　　
　　一是参加军队管理；二是维持红军纪律；三是监督军队经济；四是作群众运动；五是作士兵政治教育工作。
　　
　　士兵委员会的特殊意义在于，它保证了官兵们除了作战指挥权不同外，在生活待遇、政治地位上不分上下，无论是官是兵，不管是谁违反了纪律，士兵委员会都有权提出批评并加以纠正，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以管连长。
　　
　　这个士兵委员会在实践中具体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开国中将王紫峰回忆说：“士兵委员会开士兵会时，每个士兵都有发言权。
　　
　　例如：班长派班公平不公平，哪位军官说话态度不好，士兵都可以在大会上进行指名批评。对经济上的意见，士兵同样可以在大会上讲。对排长、连长、党代表的缺点都有批评的权力。
　　
　　士兵委员会设有经济委员会或小组，管理连队的伙食，每个礼拜或每半个月，经济委员会要清算和理员的账目，做到经济公开。”
　　
　　“官兵平等”对一个士兵的内心选择是很有说服力的。
　　
　　一个典型的事例可以加深我们的理解：有个叫曹福海的战士，原来是国民党杨池生部士兵，之前被红军俘虏了两次，都给了银元放了回去，后来的一次战斗，曹福海一口气拉了十四五个同伴拖枪投奔了红军，说:“你们红军里官兵平等，不打不骂，谁愿在那边挨打受骂？”后来，这名战士因为作战勇敢，升为了排长，并在随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途中牺牲。
　　
　　毛泽东后来在向中央汇报时认为:“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
　　
　　尽管“士兵委员会”制度在后来的战斗中被无形中取消，但它的政治影响和实际做法，仍在红军中得到沿用，只是形式、名称有所不同而已。从后来的事实看，中共领导人一直在努力展现“官兵一致”，“不搞特殊”的形象，最典型的案例是在抗战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亲自种菜，周恩来带头纺线。
　　
　　在战斗中，享有军事民主的战士也不再被动地服从命令，而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指定战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毛泽东曾特别提到，在蟠龙战役中，“当时有一个团打了几天，上面认为无法打了，下令撤退。但连队认为可打，不肯撤。连队战士分组讨论，找出了办法，继续打，结果获得胜利。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
　　
　　相比之下，国民党部队士兵普遍待遇微薄，将领则中饱私囊者大有人在，这种不平等给士气造成了很大影响。就如同后来国民党《剿匪战事之检讨》中写道的：“匪军之优点无他，在其各级干部均能不避危难，身先士卒，以贯彻其任，反视我军干部，下级者，专事其承迎上级之意，不知何谓自动自觉；上级者，则养尊处优，讲求享受，对于军事科学既不悉心研究，治军教战之天职，更早置诸脑后，一至大敌来临，则举止失措，顾此失彼，如此而司三军之命，此其所以致败也。”
　　
　　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底层官兵经常不知道与其作战的解放军的番号、实力，不知道下一步如何行动，军中良好的意见和建议，因摄于长官威势，不敢陈述，上级对下级只知强行灌输服从意识。
　　
　　华北某部一位解放战士就曾说：“国民党怕民主，兵见了官，一不对头，就是棒子，提意见、评干部那是做梦！这回评干部、评党员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见过”。
　　
　　有的人说：“我初来时，认为共产党员是监督我们的，现在明白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完全不一样。”前文中提到的晋冀鲁豫解放军6纵战士王克勤，就是被“官兵平等”氛围感染，逐渐转变成为“战斗英雄”的。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总结一个新战士来到中共军队后的转变历程：他首先会近距离感受到“官兵平等”的民主氛围，然后会通过诉苦会畅快淋漓地道出心中的愤懑，将来家中还能分到土地。
　　
　　在实践中，这套“组合拳”非常有效。像在西北宜瓦战役中牺牲的路新理，西南剿匪中牺牲的肖国宝，都是被转化的典型。值得一提的是，肖国宝就是一位“舍身堵抢眼”的战士——在1950年11月13日的一场剿匪战斗中，他为了掩护部队冲锋，扑向机枪，身上中弹七处牺牲。
　　
　　“英雄人物”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对中共的认同
　　
　　到了50年代初，志愿军中有一大批经历过解放战争的战士，也有不少新报名参军的战士，但他们也基本都经历了前文所述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
　　
　　一个名叫叶生明的志愿军战士，在他的入团志愿书中这样回忆自己的心路：“在国民党中时，说解放军要杀人，心里有些怕，但是一解放过来，吃又吃得好，天天吃火腿，同志对我很好，又发衣服，发两双鞋，比老同（志）还多些，我就感觉优待俘虏就是不错。……在进军西南中，听指导员上课讲，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我自想，我家是穷人，以后要分地，我们就是革的地主老财的命，对革命道理我懂得了一些。”
　　
　　参加了上甘岭战役的战士宁体元回忆道：“解放过来了，因为我家里很穷，经过诉苦运动，诉苦运动我就决心跟共产党干革命，干到底。能分田，给我家里能分田能分地，我就这样干，从战士干到文化干事，指导员、教导员，组织上很信任我，我也很信任组织。”这种转变历程，为他们走上战场打下了一个比较牢固的思想基础。
　　
　　从后来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韩战最艰苦的一段时间里，部队虽也有逃亡或临阵脱逃者，但一般仅为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一。”
　　
　　而且与解放战争时相比，抗美援朝时中共的政治工作已经不再局限于党内、军内，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广。比如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发布《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在中共的倡导下，东北旅大市自订的烈士和军人的子弟减免费入学办法，使全市所有烈士和军人子弟14040人入了小学，1335人入了中学。
　　
　　西安市所有公私医院都制定出了烈属军属看病买药优待办法。河南许昌市有的群众甚至自愿长期供给烈士子弟上学，除此之外，各地还帮助军烈属就业、在节日进行慰问，开会设置光荣席位等。杨奎松教授曾查阅了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缴获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六、二十七军等部队档案文件、士兵家信和日记，“几乎都在讲共产党如何照顾穷人，鼓励儿子、丈夫或兄弟为国立功。”这样，志愿军的“后顾之忧”没有了。
　　
　　正如一名志愿军战士所说的“此次新的任务号召后，不知道是否能回来。我家里还有困难，怎样办？经过全班的反复讨论，我们不是去侵略别人，而是抗美援朝，家里人民政府一定会照顾。看到同志们的信上说，优待军属如何好，我的问题才解决了。”
　　
　　在强大的士兵工作和全国范围的宣传激励下，类似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典型人物不断诞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他们英勇的表现，其实是对曹福海、于德水、王福民、王克勤、路新理、肖国宝等前辈的一个延续，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对当时的中共确实产生了高度的认同，并把这种认同转化为在战场的效忠和拼杀，这也是志愿军官兵普遍的思想状态。
　　
　　而那些富于传奇性的事迹，在相当长一段的时间内并没被人怀疑为“政治宣传”，也正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心态下，人们认为这是“正常”与“合理”的——即便走上战场的不是黄继光和邱少云，也总会有人代替他们的角色，完成那些不可思议的英勇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