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民族矛盾转变为外敌入侵后的主要矛盾？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毛主席领导的“全面抗战”胜过蒋介石的“全国抗战”？ 前面已经发布了我的文稿，昆仑策也转载了（见【相关阅读】），我感到十分荣幸。

下面谈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要强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立华老师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讲了6集，用他的方式，比较完整解读了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东征的全过程。在最近一期《杀敌不如诛心！毛泽东的舆论战如何制胜？》里，他主要讲的是红军东征胜利后的总结。

他是这样概述的：“声势浩大的东征结束了，毛主席对东征是怎样评价的？他有四句话：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

毛主席的总结归纳，无疑是高屋建瓴的。

毛主席是红军东征的统帅，而彭德怀是红军东征战役的指挥员。立华老师是这样谈起彭老总的——

“彭德怀说，毛主席是以军委主席兼抗日先锋军政治委员亲自出征的，一切措施都是他决定的，灵活机动，所耗甚少，收获很大。这是他对作战本身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说：进军山西，扩大宣传抗日主张，从此共产党夺取了抗日领导权。全军指战员都看出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政治、军事由被动转入主动，向敌人开展了战略上的进攻。他的回顾是比较诚恳的，道出了这一战的伟大历史意义和转折意义。”

我理解，这里面说的“抗日领导权”与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的“领导权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

红军东征的胜利，事实上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抗日领导权”，这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注意，政治在军事之上。

后来王明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放弃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是完全错误的，当然那条路线也是想不通、说不通、行不通的。

这里要说清楚抗日战争时期有两类路线斗争。

第一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一条是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另一条是蒋介石领导的以“全国抗战”的名义实施的“片面抗战”路线。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了几乎14年抗日战争时期。

第二类：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推行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过一段比较激烈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怎么回事，那就得提一下“十二月会议”。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共产国际派回的“钦差大臣”王明第一次与政治局同志见面并作报告。

彭德怀是这次“十月会议”的参加者，他后来回忆说：

“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

他的回忆，带有事后的结论意味。

可是当时的情形，不那么简单，王明在器层面（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是处在上风的。

从这张图片看得出，一排中间的王明颇有领袖派头。有意思的是，毛主席站在后排最右边，一个人穿着大衣，颇为与众不同。

但是，真理越辩越明，真金不怕火炼，毛主席的路线在道层面有着无形的无与伦比的感召力。那个时候，已经经过了红军东征，红军指战员和党内的高级干部，绝大多数都是经历过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他们中的有些同志难免会有认识上的偏差，但毕竟还是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痛苦经历”的。

所以，毛主席的路线，终究还是战胜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是个真问题：

“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都会葬送革命

也许批“左”多了，人们会谈“左”色变。

什么叫做“左”？

千万不要把左等同于“左”。

王明在中央苏区搞的是“左”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是真正的左派，共产党就是左派。如果不是左派，那就不是共产党。

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左派当成“左”来批，不是右派干的事？

左派和右派的说法，最早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据说在当时在各种立法议会里，尤其是1791年的法国制宪议会上，温和派的保王党人都坐在议场的右边，而激进的革命党人都坐在左边，从此便产生了"左派"、"右派"两种称呼。

早年国民党内部分成了左派和右派。宋庆龄、何香凝等与共产党站在一起的为左派，蒋介石开始的时候是个假左派，后来和国民党老右派在一起混，一直到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撕下了伪装，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右派。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对蒋介石先采取反蒋抗日的方针，接着是逼蒋抗日，红军东征时期属于这两个阶段的过渡时期，红军东征胜利后，毛主席借此大好时机先逼迫阎锡山抗日，取得了一定进展。立华老师在他的讲述里，提到阎锡山的手下的一个团长被我军俘虏，毛主席几次接见他，还派他回去做阎锡山的工作。

这类似于张学良的部下高福源的经历。

等到后来发生了“西安事变”，毛主席就不失时机采取了“联蒋抗日”的方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

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领导权问题是不能忽视的。

王明搞“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类似于大革命失败前的情形，右倾机会主义拱手把国共合作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

试想，如果不是毛主席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坚决斗争，那么抗日战争的局面会是怎么样的？

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可以葬送革命，右倾机会主义也一样。

唯有毛主席代表的正确革命路线，才会从道层面分清“左”和右，从器层面保障革命走得稳，那才是革命取得胜利的保障。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

六届六中全会意义非凡

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就在会上指出：“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1938年11月6日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共扩大的六次中央全会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之间的工作以及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中华民族当前紧急任务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 我们都知道，是毛主席第一次在这次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还有一点需要强调，也是这次全会上毛主席提出了“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的说法，经过这么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毛主席的说法是完全说得通的真理性认识。为防止张国焘分裂党、与党中央闹独立的现象再次出现，为防止王明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不服从中央统一领导的现象再次发生，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四个服从”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会议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由于有毛主席的领导，这次全会对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的高度团结与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以后，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巩固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党的思想和步调得到统一，为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奠定了道器变通之基。

这里再说一下彭德怀，他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首先是一名共产党员。早在井冈山时期，彭老总就深悟毛主席的思想，到了六届六中全他无疑成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定捍卫者。由于彭德怀是红军东征时，紧跟毛主席到前线指挥作战的。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彭德怀对党的领袖的产生以及领袖的重要性，有着自己独到见解。立华老师讲的关于彭德怀的那一段，是非常深刻而有力的。毛主席为什么就能够让彭德怀心悦诚服？

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毛主席的正确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会上的这个说法很有说服力，完全说得通：

“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

可是请注意，如果不了解彭德怀在红军东征的表现，那么理解彭德怀的这个说法，会怎样呢？

毕竟还是差点吧？

所以，像立华老师那样不辞辛劳，系统理解、归纳历史上的珍贵资料，突出阐述毛主席的思想理论体系和他领导我们进行的革命实践，那是多么必要啊！

这样的事情，立华老师在做，很多革命同志都在做，这是对中国革命负责，这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事业负责，这是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负责，不是不是？

请务必注意，这一切的根本、根基、根源，都是围绕着毛主席来展开的。

最后学习一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一段。

毛主席教导我们：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后记】抗日战争时期放弃领导权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幸亏有毛主席掌舵，否则王明会再次葬送革命。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也是右倾机会主义，这条路线也葬送了苏联革命，导致苏共垮台，导致苏联解体。

为此我们需要深悟历史里面的什么东西？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学习研究毛主席？

这样能否更接近理解立华老师这样人的良苦用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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