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1943年6月28日,刘少奇起草了一封写给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的信。毛泽东看了信稿之后,针对刘少奇关于人性的看法,写下了批语(参见《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稿上的批语》) 。毛泽东批语的看点,在于批评了刘少奇信稿中的历史唯心主义以及人性二元论的观点。看看唯心史观以及人性二元论甚嚣尘上的现实,毛泽东的批语对于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人性论,无疑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人性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差距究竟在哪里?在第一至四集,我讨论了“人性论的前世今生”、“毛刘的差距是根子上的差距”、“毛刘分歧中的两个梗”和“人的差别源于‘生物差异’吗?”接下来讨论第四个问题:“刘伶不穿裤子,是否就张扬了‘动物性’?”
一、毛泽东给刘少奇的批语
刘少奇说:“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
——毛泽东评:“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
二、心向往之
在讨论“不穿裤子”的问题之前,我先回答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希望。
拙文第三集发表后,有不少读者表示“看不懂”。
有同志提出:“能否再通俗一些吗?”
这是同志们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虚心接受。
把理论问题通俗化需要相当的功力,毛主席是“深入浅出”的大师,我要向毛主席学习。
努力学习是一回事,能不能达到是另一回事。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当尽力而为。
为了能够通俗地讨论“不穿裤子”的人性问题,接下来,我从读者的质疑说起。
三、母牛戴胸罩吗?
我在拙文(第三集《人的差别源于“生物差异”吗?》)中提到,“就连人的性别,其实也摆脱不了社会性”。对此,有同志提出了质疑:
——“我不能理解男女性别的差异也是社会性的!”
言下之义,人类的性别差异只有纯粹的“动物性”,跟人的“社会性”没有半毛钱关系。
性别当然是天生的。但是,人类的性别与“社会性”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关系大大的。
为了帮助这位同志从“不能理解”的泥潭中走出来,我提两个反问。
反问一:母牛戴胸罩吗?雌猴穿打底裤和蕾丝袜吗?
——人类社会的女性之所以要戴胸罩、穿打底裤和蕾丝袜,这不就是性别的“社会性”使然吗?
反问二:动物群体(比如猴群)里面有太监吗?
——人类社会创造出太监这种“性别”,难道不就是“社会性”的结果吗?
即便是天生的性别,人类也越来越能够加以人为的控制。今天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人类可以控制并改变天生的性别。
——按照大自然的规律,动物生下的后代中雌性、雄性的几率都是随机的。然而现代的基因技术已经可以改变自然规律,英国科学家使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控制了出生性别,在小鼠试验中,雌性、雄性的比例可以100%地得到确定。
请问“不能理解”的那位同志,这种人为的控制甚至改变,难道不是“社会性”的结果吗?
四、境界有没有高下?
我在拙文(第三集《人的差别源于‘生物差异’吗?》)中说,“人的差距在于境界”。对此,有同志略带讥讽地提出了质疑:
——“我期望你能指出什么是高尚的境界,什么是低俗的境界,以便我能够见贤思齐嘛。”
这个“期望”的言外之意,你赵某人就别在这里装13了,你凭什么说雷锋的境界就高尚,而“经济人”的境界就低俗呢?
我在拙文第三集指出,科学已经证明,人们的智商差距并不大。所以,雷锋的智商跟经济人的智商,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差距。
然而,智商的差别不大不等于境界的差距也不大。
在我看来,尽管雷锋与经济人的智商差距不大,但境界或格局,却存在高尚和低俗的区别。
什么是“境界”?境界就是格局,就是看问题的角度,就是思维方式,就是价值取向。
境界跟智商有关系吗?没有。人的格局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即“境界不同”,并不等于智商的不同。
——比如,我们不能断言,一个嗜赌如命的高手,他的智商就一定比一个沉浸在书本里的书生的智商差。反过来也一样,一个酷爱读书的书生的智商,未必就比一个资深赌徒的智商高。
那么,境界有没有高下或雅俗的区别呢?有!格局或境界的不同,当然存在着“高下”与“雅俗”之分。
——比如,毛泽东平时的兴趣是读书(比如《二十四史》与毛泽东朝夕相伴24年,毛泽东对其手不释倦),而某些领导同志平时的兴趣则是打桥牌。虽然喜欢读史书和喜欢打桥牌并不能说明谁的智商高,但是请问,这两种兴趣所反映出来的境界,难道就没有高低差距吗?
——比如,雷锋同志一有时间就有写日记的冲动,就有做好人好事的冲动;而某些同志一有时间就有数钱的冲动,就有打麻将的冲动。虽然数人民币和做好人好事并不是区分善恶的标准,但是请问,这两种境界难道就没有高尚或低俗的区别吗?
——比如,陈宏友副教授说,努力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赚大钱娶美女住大房子;而抢话筒的蒋同学却说,努力学习是为了振兴中华。虽然他们都呼吁要努力学习,但是请问,这两种境界难道就没有高尚和低俗的区分吗?
所以,我必须说:雷锋同志做好人好事的境界,肯定比只爱数银子的同志的境界要高出一大截子。
至于提问的那位同志能不能从此“见贤思齐”,那我就拭目以待了。
我看好你哟!
五、境界为什么不同?
我在拙文(第三集《人的差别源于‘生物差异’吗?》)中提出,“是什么导致了境界的不同呢?是什么导致了兴趣和修养的不同呢?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
对此,有同志进一步追问:
——“我更有兴趣、更期待知道是什么导致了境界的不同?”
在我看来,导致境界和格局不同的,当然不是智商(看看酷爱赌博的高手吧,他们哪一个不是“人精”?)。
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或导致了境界的不同呢?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认为从根本上讲,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境界不同。
——比如,在毛泽东时代你去问孩子们:“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呢?”他们绝大多数会回答:“我想当解放军”,“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开火车”,“我想当石油工人”,“我想当公交车售票员”……。若今天你去问孩子们:“你们长大了想干什么呢?”他们很多人会回答:“我要当董事长”,“我要当大官”,“我要当有钱人”,“我要当超市老板”……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不同,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这两个时代的“社会存在”不同,在于这两个时代的“社会关系”不同。
顺便插一句。之所以陈宏友这类毒教授越来越没市场,之所以抢话筒的蒋同学这样的例外多了起来,说明当下的“社会存在”或多或少地正在发生变化——我以为,这与新时代以来的积极变化有内在关系。
六、总有例外
对于我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来解释境界的不同,有人不同意,说:
——“凡事总有例外,你如何解释那些例外呢?”
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例外,比如:
——恩格斯的父亲是资本家,恩格斯本人也曾经继承了父业,可是他为什么却站到反对资本家阶级的立场上去了呢?
——彭湃是大地主的儿子,可是为什么他却坚定地站在被剥削的农民阶级一边去了呢?
——陈宏友副教授与抢话筒的蒋同学,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关系应该大致差不多,可是二人的三观却如此不同:为什么陈宏友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赚大钱娶美女,而蒋同学学习目的却是为了振兴中华呢?
根据波普尔的“证伪原则”,但凡只要有一个例外,那就推翻了原有的理论。
既然生活中存在着这些例外,那么,这些例外是不是就推翻了唯物史观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呢?
七、为什么例外?
对于这些例外,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解读大相径庭。
唯物史观把例外的根源归结为“社会存在”(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唯心史观则把例外的根源归结为“社会意识”(即“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在我看来,即便是例外,也应当用唯物史观来解读,而不应当用唯心史观来解读。
因为即便是例外,也推翻不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这些例外之所以推翻不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因在于,这些例外从根本上来讲,仍然是由这些例外所处的“社会环境”或“社会关系”所决定的。
换言之,这些例外与例外中的个体所处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仍然有着内在关联。比如:儿童时期父母的言传身教,学习期间老师的人格影响,读过的某本书的巨大冲击,经历某个事件后的深刻触动……等等。
前几天政经专业的师生们讨论“例外”,有老师和同学说:
——“即便存在例外,那也否定不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逻辑。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例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所以产生澎湃这样的例外,根源仍然在于当时无比黑暗的‘社会存在’。正是黑暗的‘社会存在’,促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彭湃等人的思考和反叛。”
请问读者诸君,你们同意唯物史观对例外的解读么?
既然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在人性问题上针锋相对,且已然不可调,那么在例外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分歧肯定不小。答案各位就看着办吧。
不过想必大家会有这样的共鸣:例外毕竟是特殊的,常态才是一般的。
但是,正因为有了例外,才使得境界的差距是那么的显眼,那么的耀眼,那么的让人过目不忘,不能视而不见。
八、不穿裤子,还是社会动物
明白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我们对本集中毛刘在“不穿裤子”上的分歧,也就有了清醒的认识。
刘少奇说:“如王阳明主张‘狂’,六朝文士甚至认为人在当时可以不穿裤子,就是强调人的动物性。”
刘少奇强调的“人的动物性”,引发了我的疑问:穿裤子、戴胸罩,这是人的“社会性”。但是,人不穿裤子裸奔,是不是就不再具有“社会性”了呢?人不穿裤子就不再是人了吗?
——比如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刘伶,纵情饮酒,赤身裸体,有人看到后就讥笑他。刘伶不以为然:“我把天地当房子,把房屋当裤子,你们为什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
刘伶为啥要狂到不穿裤子的地步?看看当时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就清楚了。刘伶之所以不穿裤子,原因就在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环境非常险恶黑暗。
刘伶不穿裤子,其实是对黑暗的政治环境的反抗和回应!而并不是在什么“强调人的动物性”。
离开当时的时代背景(“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用所谓“动物性”来分析刘伶的心理活动(意识和观念),这不是唯物史观,而是唯心史观。
所以毛泽东评论说:
——“人不穿裤子并不是动物性,还是一个社会的动物。”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思想是社会的产物,把思想放在自然性范畴,美国‘行为派’(以庸俗唯物论为表形的主观唯心论)正是如此。”
即使醉酒的刘伶不穿裤子,他的本性还是在于“社会性”,而非“动物性”。
至于马戏团的猴子穿着裤衩到处乱窜,这并不能证明猴子这种动物从此具有了人性。即便训猴人给猴子穿上裤衩,猴子的本性还是“动物性”,而非“人性”。
“人性”不是“动物性”。穿上裤衩的猴子,还是猴子。
九、什么目的?
拙文在《红歌会网》转载之后,有人跟帖严厉谴责:
——“都是伟人捧一个贬一个,什么目的啊?”
——“毛、刘二人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俺同意这样的定位:毛主席和刘少奇都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但是,这并不能因此就可以回避他们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的区别,也不能因此就抹杀他们在把握马克思主义上的差距。
同志们经常说:“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
可是一旦面对人性问题,某些同志就立马站到唯心史观那一边去了,理由很充分:“人性就是二元的,人性就是‘动物性’加‘社会性’”。
从“听毛主席的话”的好学生,到反对毛主席的“一元论”,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并非在于毛泽东的“一元论”错了,而是在于他们并没有真正弄懂唯物史观。
所以毛主席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
至于我的拙文有“什么目的”,这里可以公开告诉大家:我想通过毛刘在人性问题上的分歧,尽可能让更多的人懂得,什么是唯物史观,什么是唯心史观。
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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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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