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肖湘系开国少将肖文玖之女。

开国少将肖文玖

肖文玖， 1915年出生于江西吉水县枫江镇江头村，13岁参加湘赣农民暴动，在本村担任儿童团长。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36年6月，肖文玖到红军大学一科学习。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1年10月12日在北京病故。

群星璀璨的红大一期

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建立红军大学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提出,黄埔军校在国民革命中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办红大,就要像黄埔一样,完成革命的历史使命。办学校最重要的是选择校长和教员,一军团作风雷厉风行,很能打仗,校长就选林彪。学校还需要有教育长，这是负责做具体领导工作的,这也十分重要。我们要选一个像邓寅达那样精明强悍、雷厉风行的干部当教育长。罗瑞卿颇像邓寅达,建议选他做教育长。

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在红军大学。前排左起第二人毛泽东,第三人朱德。

毛泽东还提出由周昆任校务部主任、何涤宙任教务部主任、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由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组成教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由张闻天、秦邦宪、周恩来、毛泽东、林育英、何凯、李维汉、杨尚昆、叶剑英、林彪、罗瑞卿、罗荣桓、张如心、袁国平、董必武担任教员。毛泽东还就学习的时间、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学方法提出了建议。会议一致同意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开办西北红军大学,校址设在瓦窑堡。

1936年5月底,我的父亲肖文玖在参加东征战役胜利后,进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红军大学分三个科,爸爸被编入第一科,第一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第一科为高级指挥班,绝大多数为军团级和师级红军干部。他们平均年龄27岁,平均每人有八年的作战经验,受过三次伤。还有很多学员是伤员,例如余秋里，他的胳膊是在过雪山草地前负的伤,负伤192天后,被截肢。他就是一边学习,一边养伤。

肖文玖同罗荣桓、谭政等同志合影。从左至右：肖文玖、傅钟、莫文骅、罗荣桓、刘亚楼、谭政

一科共有学员41人,他们是林彪、罗荣桓、罗瑞卿、谭政、陈光、彭雪枫、杨立三、张纯清、刘亚楼、耿飚、张爱萍、杨成武、赵尔陆、王平、张经武、苏振华、陈士榘、郭述申、黄永胜、彭加仑、周建屏、付竹庭、贾拓夫、邓福连、杜理卿、张达志、童小鹏、宋裕和、莫文骅、贺晋年、张树才、刘惠农、吴富善、谭冠三、肖文玖、边章武、罗保连、武亭、洪水、许建国、邓飞。第二科科长周士第,主要训练营连干部,有225人。第三科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主要训练班、排干部,共约800人。红大一科的工作人员都是边工作边当学员,包括红大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也是学员。

学习条件异常艰苦

当时保安县城只有几十户人家,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爸爸所在一科只能住在城南门外的周河东侧寨子山的半山坡上。学员不分职务高低自己动手挖窑洞,用石头垒起窗子,用木棍做门窗,用谷草杆打起门帘,宿舍地上还用厚厚的山茅草打成地铺。爸爸和张爱萍、许建国、邓飞住一间窑洞,张爱萍是小组长。当时条件异常艰苦,开始每孔窑洞点一盏小油灯,以后每月只能领到几只延长县自产的蜡烛,但根本不够,大家都舍不得用。吃的是苞谷面,小米是最好的,根本见不到大米。

保安的抗大校门(1936年斯诺摄)

1936年6月1日,爸爸参加了红大在瓦窑堡米粮山举行的开学典礼。会上爸爸和其他学员一起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爸爸心情格外激动。因为爸爸从小失去父母,家境贫寒,是个放牛娃,没有机会上学。刚报到时,他担心文化水平低恐怕跟不上,学不好,所以想从第一科调到第二科,但又想到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不到其他科讲课,舍不得这一难得的好机会。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下决心留在一科。求知欲望极强的他在学习中特别努力,并决心响应毛泽东关于继承黄埔军校精神的号召,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努力学习。爸爸慢慢地在学习中不感觉吃力了。

“红大”校园山洞上的值勤司号兵

一科的学习课程重,科目主要有:毛泽东讲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凯丰和吴亮平讲的《政治经济学》,朱德讲的《军事建设》,李德讲的《兵团战术学》,林彪讲的《战役学》,博古讲的《中共党史、革命运动史》,被俘的国民党营长何涤州讲的《军事地形学》等。

朱德在给学员讲课（资料图）

上课也在窑洞里,墙壁稍稍弄平,涂上墨灰,作为黑板,垒几块石礅,大的当桌子,小的当椅子,平一点的石板作为讲桌。爸爸记得毛主席有一次讲课时说:你们是石器时代的人,学的是最先进的科学马列主义。毛主席讲课通俗易懂,从理论到实际,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从一般战争到革命战争,以及革命战争中的游击战问题,深入浅出,好像讲故事一样。大家都听得入了神,有时忍不住哈哈大笑。毛主席按计划给一科讲课，《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游击战略问题》一共九章,全部一一讲完。

看见照相机就紧张

1936年夏的一天,爸爸正在野地里寻找野菜,突然接到命令要欢迎国际友人,这是红军大学第一次接待外国人,学员们都很高兴,各连在草地上相互拉歌。过了一会,两个外国人上了主席台,他们是美国记者斯诺和皮肤科专家马海德。他们从毛主席那里听到了红军和长征的故事,很感兴趣,随后来到位于保安的红军大学,一方面为红大一科学员讲述美国对华政策,一方面想了解更多的红大学员的故事。

斯诺对红军大学很感兴趣,他惊叹山沟里的这所大学。斯诺是有备而来,不仅带了两架照相机,还带了24盒胶卷。他看见冷落在一边的网球拍和球网,就问我们为什么不利用起来。斯诺是想拍一些课余生活镜头,如果拍到红军学员课余打网球的镜头,一定会把热爱网球运动的美国人和红军拉近,增进彼此感情。没想到网球拍是红军缴获的战利品,网球是“洋包子”玩的东西,“土包子”过去见也没见过,更不要说玩了。无奈只好让爸爸和莫文骅、彭雪枫、张爱萍、赵尔陆从右至左站一排,四个人拿着网球拍,一人拿着球网,以此说明学员课余在打网球。但自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打网球成了红大学员热衷的课外活动,打得较多的是爸爸和彭雪枫、张爱萍、莫文骅。

肖文玖与战友拿着网球拍摆拍。从右至左：肖文玖、莫文骅、彭雪枫、张爱萍、赵尔陆

1936年7月,国民党军占了瓦窑堡后,红军大学随党中央机关移至保安城。转移途中,斯诺在一个山坡上拍了一张红大学员唱歌的照片。爸爸双臂交叉于胸前,英姿豪爽,放声高歌。打拍子的是彭加伦,他还背着一把雨伞。彭加伦歌唱得好,许多歌都由他写词,谱曲,他唱他教,是一科的活跃分子,大家都叫他“加伦将军”。爸爸和彭加伦同志的感情很深,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教育部工作,爸爸在北京军区,经常来往。

爸爸还讲了不少有关照相的故事。照相在当时是很奢侈的,当时的红军指战员见过照相机的人都很少,更不要说摆弄了。在延安只有苏静、童小鹏等很少几个人有照相机。耿飚在长征时有一架老式照相机。照相机少,胶卷更少，敌人封锁不说,就是有,也没钱买。因为很少照相,所以很多人一看见照相就紧张。斯诺拍拿网球拍那张照片时,请大家笑一笑,五个人中四个人都笑了，就是站在最右边的爸爸没笑,因为爸爸从小没照过相,看见照相机就紧张,不会笑。爸爸在那时由斯诺和耿飚拍的四张照片中,有三张都是很严肃的,只有张唱歌的照片略带笑容。

肖文玖与战友合影。图中双臂交叉者为肖文玖

在红军大学打篮球也很活跃。爸爸本来不会打球,但看见这活动很有意思,你争我抢,也积极参加,很快成了高手。朱德总司令到保安后,也常来和学员一起打球,他看见爸爸打球很勇猛,亲切地叫他“坦克”。

在红大除了体育活动,文娱活动开展得也很好,彭加伦编了一台反映军民关系的戏,罗荣桓政委很重视,亲自修改。戏中童小鹏扮女主角,罗宝连扮男主角,爸爸扮红军战士,演出时大家都挺带劲,不仅红大学员争着看,中央领导也来看,都说好。

元始天尊的子弟

爸爸记得,毛主席有一次讲课时曾开玩笑说,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子弟,什么时候下山啊？天下大乱下山。结果,西安事变爆发后,大家就下山了。

一科的学员陆续分配到了工作岗位。这时延安已解放,在那里成立了后方政治部。罗荣桓同志任主任,谭政同志任组织部长,爸爸被分到后方政治部当巡视员。

校舍

爸爸对在红大一科学习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那时爸爸20岁刚出头,经历了长征生与死的考验,又在红大的熔炉里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和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理论,丰富了头脑,胸怀壮志,矢志不忘肩负的使命,奔赴抗日前线。

1937年1月,红军大学迁到延安,同年6月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本文系祖国网据《我们的父亲母亲》一书中的内容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