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2019年度国考公共科目笔试在各省会城市和个别较大城市开考。本次国考计划招录1.45万人，共有137.93万人通过报名资格审查，平均竞争比达到95：1，为近5年来最高，最热岗位的竞争超过4000：1。

许多人习惯将现在的高考比附为古代的科举，其实公务员考试更像是科举，因为它们选拔的都是公职人员。好，今天就来说说中国发明的科举制度。

在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汉代主要以察举制选拔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所谓察举，是说地方长官负责在辖区内发现人才并举荐给国家。但到东汉末年时，由于请托盛行，察举制已丧失了选拔人才的功能：“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魏晋开始改察举制为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中正官，按家世门第、道德才能品评地方士人，供朝廷授官。但很快中正官便被世族门阀把持，“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 ，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严重阶层固化。

这一等级森严的阶层固化是被科举制冲破的。科举始创于隋代，是一种跟察举不一样的公务员选拔制度。从字面的含义看，“科举”是“分科举人”的意思，不过察举制也“分科举人”，汉代察举设有“孝廉”、“秀才”、“孝弟力田”、“贤良方正”诸科；而且察举制也有考试的程序，东汉时改革察举制，要求“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 。

其实，科举制有别于察举制的关键点，并不在“分科举人”与考试，而是其开放性：察举制的选举权集中于地方长官手里，科举制则允许士子怀牒自荐、自由报考，然后以考试成绩任去留。

史有明载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是在隋炀帝时代：“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 当时的进士科考试要试“对策”，至于是否可以自由报考，则不得而知。唐承隋制，继续推行科举制，并确立了科举考试的基本制度：考试一般分为“解试”与“省试”两级，解试由州郡政府主持，当地士子自由报考，考试获通过的士子取得一个“解额”，可参加中央政府举行的省试，省试及第，即具备了授官的资质。宋承唐制，但增加了殿试，仁宗朝之后，殿试一般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隋唐科举录取的人数极为有限，“秀异之贡，不过十数” ，报考的人数也不多，“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宋初取士也是每榜不过十数，宋太祖时代共开科15榜，共取进士181人、诸科168人，平均每榜取士不足24人。

到了宋太宗时代，科举录取的人数扩大了10倍以上。太宗皇帝开疆拓土的能力与功绩不及乃兄宋太祖，不过他带领宋王朝完成了从“武功开国”到“文治天下”的转型。他继位次年，即太平兴国二年（977）举行的科举考试，录取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另有191人考试未及格但“赐及第”，共取士507人，是史无前例的一次科考“扩招”。

太平兴国二年的科考，宣告一个全面通过科举取士的时代自此来临。

宋朝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以科举取士的时代，据研究者统计，两宋三百余年，总共通过科举考试录取进士及诸科登科人数超过10万名，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

科举制度在宋代迎来充满生气与活力的鼎盛期之后，在元代进入停滞期，不过到了明清两朝，科举制度又得复兴（只是已经不若宋代科举之富有生气），继续为无数寒门子弟提供了进入社会上层的制度性通道。旅美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发现，从明代至清代，虽然平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出现渐减的趋势，但就整个明清时期来说，社会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流动性。 

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从负面想象科举制度，认为科举制是维护“封建专制”、禁锢读书人思想的工具，也是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列强的文化因素。但如果我们持正公允，便会发现，科举制度其实为传统中国创造了一个开放性的士人政府，一个流动性的平民社会。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