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朋友微信发来刊载于昆仑策网的屈炳祥同志的长篇文章《有感于“原来上帝也想消灭私有制！”》（简称“屈文”），文中高度肯定了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根本宗旨、初心、使命，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这一宗旨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流血牺牲，建立了新中国，并开始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极其伟大的成就。文中还指出，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江山，巩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果，抵御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毛主席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反和平演变和继续革命理论，并亲自领导进行了一系列社会实践探索，极大震慑了那些企图复辟旧制度的地主、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也极为深刻地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亿万青少年，使他们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得到了锻炼和考验，变得更加成熟与健康。这些，给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精神启迪和永久的记忆，已经成了他们科学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也成了他们同一切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阶级敌人与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果敢精神与坚强斗志的力量源泉。

文中还说，毛主席离世后，西方帝国主义与国际资产阶级利用改革开放，以各种手段，疯狂向我国进行颠覆与渗透，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在我国放肆地鼓动和加速推进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国际化，将我国改革开放引向邪路。由此在实践中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文中提出了改变目前状况的几点重要建议。第一，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真正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不忘党的初心使命，坚守改革开放初衷，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大方向。第三，开动脑筋，独立思考，自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第四，凡事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尊重人民民意，得到人民的理解与支持。第五，准确认识我们的时代，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学会如何同帝国主义与国际资产阶级打交道。

笔者完全赞同屈文中对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遵照“消灭私有制”的根本宗旨下取得的极其杰出伟大的成就，也痛感改革开放在抛弃这一宗旨带来的极其严重的危害性，也非常赞同屈文的五点建议。只是感觉屈文的标题引用了“原来上帝也想消灭私有制”一语，但缺乏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

屈文中说，“原来上帝也想消灭私有制”一语出自北京市侨联海外委员、加拿大学者李彦女士的《兰台遗卷》一书。这是作者对国际友人、香港圣公会教区主教英国人何明华（Bishop Ronald Owen Hall）先生思想所作的一个经典概括与提炼。李彦女士曾在《兰台遗卷》一书中陈述，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前夕，何先生曾极为兴奋地指出：“上帝让中国准备了六千年，就是在等待着这一辉煌时刻的到来。我相信，在共产党的治理下，这粒种子必将成长为参天大树！”他还指出：“基督教终止了奴隶制，但却无力阻止另一种罪恶，即财产私有化的集中。而私有制总是会导致贫穷，它不但是太平天国的起因，也是国民党垮台的因素，也许，上帝搬出共产党来，恰恰是为了要摧毁这一罪恶？”这就是“原来上帝也想消灭私有制”一语的由来。

笔者认为，屈文应该在肯定何先生的主观动机的前提下，明确指出用宗教神学论证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宗旨的方法是错误的。

大家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主义的“上帝创世说”的宗教神学理论。它主张最初的世界唯一的存在就是上帝，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宇宙万物，第六天创造了人即亚当，又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变成夏娃。亚当、夏娃受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果犯了原罪，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到现实世界赎罪，人类就是亚当、夏娃的后代，上帝又派使者管理亚当、夏娃的后代。由此形成了人间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的社会。这种学说最初产生于犹太民族。当时的奴隶社会犹太民族在罗马统治者的剥削、压迫之下一次次反抗斗争，一次次失败，于是就幻想外来的人物“救世主”解救自己，惩罚统治者，伸张正义，解救自己的苦难。就创立基督教学说。恩格斯说过，基督教“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但这种宗教毕竟是一种消极的东西，它反对暴力斗争，把希望寄托在空幻的“救世主”身上，宣扬顺从、忍耐、博爱等论调，起到麻痹人民斗争意志的作用。后有一部分有产者和富人加入基督教，并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改造基督教，并形成经典《圣经》。《圣经》中竭力宣扬天命论，说人间的贫富、不平等都是上帝安排的，“凡是掌权的都是神所面命的”。书中还鼓吹阶级调和论，反对人民的革命斗争，说什么“要诚惶诚恐地服从你的主人”，“不但爱邻居，也要爱仇敌”。

唯物史观认为，这种上帝创世说的基督教文化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就社会历史根源来说，它起源于社会生产力的极端端低下、人们的愚昧无知和对自然力的恐惧，于是就幻想出一个支配整个自然和社会的客观的精神性实体“神”存在。其阶级根源就是私有制产生之后出现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就把这种状况解释为外来的上帝、神安排的、无法改变。被统治阶级也无法正确理解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事实，无法摆脱现实的苦难，便把希望也寄托在来世或死后的“天堂”和“救世主”、上帝身上。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就利用这种宗教麻痹劳动人民。宗教就成为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是，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实践中，也强烈反对维护封建制度的宗教神学。他们的思维武器就是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的自私本性，并用来论证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永恒性和不可改变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指出人类社会是一个客观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发展过程，这种客观规律就是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这种理论科学地揭示了私有制产生的客观历史原因和积极作用，又指出其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性，导致私有制的最终灭亡。共产党人之所有把“消灭私有制”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其原因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屈文中所说的何先生是一位宗教人士，他习惯于用宗教神学解读当今社会的一些现象。显然，何先生看到了当今社会阶级对立的客观现象和私有制度的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的极其严重的危害性。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完全拥护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根本宗旨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试图从宗教的角度论证“消灭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其主观动机完全是应该肯定的。但我们在指出其合理性的同时，也应该对其论证的唯心主义方法给予明确的指出和批判。历史上的上帝说实质也是论证私有制的永恒性，根本不存在“原来上帝也想消灭私有制”的观念。这完全是何先生主观想象出来的错误观念。

毛主席1945年党的七大会议闭幕词上讲到“愚公移山”的故事，故事上也讲到愚公移山精神感到了上帝，把两种大山搬走了。毛主席说，我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也会感动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人民大众，也会搬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两种大山。显然毛主席对寓言故事中的“上帝”做出了唯物史观的解释。屈文在建议中也正确地指出“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但仍感觉，如果没有真正从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规律角度解读“消灭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客观根据，则不利于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和掌握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根本宗旨，也不利于人们深刻认识和把握“消灭私有制”与“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内在必然联系。

笔者为什么要着重强调不能用宗教神学解读共产党人“消灭私有制”的初心和使命呢？因为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中，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斗争也是十分尖锐激烈的。形形色色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主张复辟资本主义的各种荒谬的错误观念其背后的理论依据都是唯心史观，不仅宗教神学是一种唯心史观，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性自私论也是唯心史观。我们今天反对和批判私有制及形形色色的私有观念，必须用唯物史观批判之，而不能用被人道主义批判过的实质也是唯心史观的宗教神学批判之。同时我们也肩负一种社会责任，那就是大力弘扬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理论，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教育和武装人民，把我们今天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都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这也是当今社会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一项极其艰巨伟大的历史任务和社会使命。

以上所述，是读屈炳祥同志文章后的一点思考，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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