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昌：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浅见

点击：作者：李瑞昌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4-03-13 15:51:09

人的价值观是判断是非善恶的信念体系，它决定着人生中一系列的选择。简要地说，价值观就是追求什么的问题。当然，认为好，才追求。所以，价值观始终影响着人的目标以致理想。近处说是影响追求的具体目标，正在做什么；远处说，影响追求将来什么，有什么样的理想。因此，价值观与人生观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人生观主要是为了什么的问题，如人为什么活着等等。

我将从正反两个方面，即社会主义价值观不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的逻辑形式来说明问题。

一、社会主义价值观不是什么？

首先，不是“一切向钱看”之观

钱是必须有的，从两个层次上来说，一个是老百姓没有钱，就无法生存，它不仅是生存的需要，也是提高生活质量，过上幸福福生活的需要。二是作为企业经营者，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赚钱是必有的目标，不想赚钱、不会赚钱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入不付出了，资金链断了，企业就可能面临倒闭的危险。但是，作为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整个民族的追求，就不是一个“钱”字了得。它必须有精神的力量，有思想，有信仰，总之是有自己的哲学，这里的哲学是关系到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一个人，有够吃够喝够用的物质条件，也必须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有理想信念。缺了后者，思想是空虚的，生活是匮乏的。许多大款赚得盆满钵满了，反而感觉不到幸福，觉得生活空虚，原因在于此。包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缺乏正确的价值观，没有精神的力量，就会发生道德沦丧、诈骗横行，“全民互欺”等问题。所谓“全民互欺”，是指在扭曲的价值观的导向下，农民饲养的速生畜禽自己不吃，拿到市场上买给别人；别人将畜禽肉违规加入添加剂加工成肉食品，又卖给包括农民在内的消费者食用，这就是“互欺”。老百姓本是淳朴、善良的，但是，如果“钱”成了整个社会的唯一追求，一个跟着一个学，好人也会变坏。

一个国家，尽管经济发展了，但缺了精神的力量，那就没有发展的后劲。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正确向上的精神力量薄弱或者匮乏了，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上走歪了，走反了，那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2014年3月18日，在党的第二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习近平同志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习近平总书记的话，中肯、实际，深刻有力，点到了时局的要害处。事实上，经济发展也好，一部分人富起来也好，都是中性的，既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我看到网上有个怪事，就是有个先富起来的人上山，自己坐轿子，让他的两只狗也坐轿子，让两个轿夫抬着。

这是什么价值观？这个图片说明的问题太多了。懂得富人逻辑和资本规律的人，以及一切有头脑的人们，是不指望那些富起来的人可以“带后富”的，但是，绝对不能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如轿夫），也不能奢侈无度、污染社会。我前述价值观“走反”了，这种情况就是代表。须知，这不是孤立的现象，作为一个极端，它基本上代表了“先富”起来的人们在想什么，干什么。

人民群众并不否定“后三十年”，但为什么总是怀念“前三十年”呢？毛泽东、共产党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因为重在积累，重在发展重工业，重在防止别人再次“骑在中国人民头上拉屎撒尿”而勒紧腰带搞原子弹等，尽管物质生活并不富裕，但人民群众是理解的。更重要还是，人们感到精神生活充实，有尊严，心情比较舒畅，有一种向上的精神力量，故甘心情愿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不怎么计较报酬，义务劳动的场面到处都有。老百姓尽管理论上对什么是价值观并不清楚，但事实上对社会主义价值观有一种朴素的感情。其实，在经济发展可物质生活上，也不是像一些公知们说的“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缺吃少穿那样。那时，一对夫妇养活五六个、六七个孩子，并不感到吃力、发愁。

一句话，有了事实上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就有了精神的力量。相反，价值观扭曲了，社会就会出现一系列怪现象。

其次，不是“捧星”、“追星”之观

一个社会，生活需要娱乐，各类明星是必须有的，它可以丰富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是不可或缺的。排异明星的说法是不对的。问题是，一些明星格调低下，作品低俗，缺乏正能量。也有一些明星，因为有话语权，在媒体上说的话不太靠谱。更重要的是，不知怎么搞的，有些明星，包括一些搞传媒的名人，讲述传统文化，为了出场费，张开海口要价，给不上就不出场。他们的一次出场费，能抵上一个劳动人民家庭几十年的收入，人民群众很反感。还有些人，已经办理了美国或其他外国籍手续，一方面在中国赚钱，一方面把资金转移到国外。一个社会，如果“明星”成了这个社会的宠儿，可以为所欲为，成了特殊利益集团，比科学家、军人、劳动模范还受宠，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顶梁柱，更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抵御外敌侵略的中坚。

随着所谓明星的高收入和在主流媒体上的话语权，社会上就出现了“追星”的奇葩现象。舆论上“捧星”，一些青年人追星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这个社会也就成了“怪胎”。不仅个人，有的单位也是这种价值观。什么“育星幼儿园”，“育星”小学，都不是个别人的行为。如果这些成为一种潮流的价值观，这个社会的发展就走偏了方向。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对青少年，甚至幼年儿童产生了负面影响。有的小学、幼儿园，在老师让孩子们回答自己的理想时，孩子们张口就说出“长大当明星”的话。这种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上的错位，绝对不可小视。

扭曲的价值观会产生畸形的社会。

第三，不是“有权就有一切”之观

权力本身没有阶级性，没有党性，关键在于掌权的人。人有阶级性，有党性，权力随之就有了。进一步说，开始是好人掌了权，而人的思想是可以发生变化的，掌权前和掌权后往往不一样。胡耀邦同志在当上中央总书记时有句名言：“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意思是说，并不是因为职位高了，水平也随之提高了，境界、格局也高尚了。这说明，他当上总书记后，头脑是很清醒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群众路线教育中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以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官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岗位，有的人不当官品行还是端正的，人还是敦厚的，不会去做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但是，当坐上了一定位置、戴上了桂冠就不同了，他不主动谋私，但面临的种种诱惑和陷阱很多，被动的、被迫的、被忽悠的、被引诱的事情太多了。”，权力对掌权人具有腐蚀性，当了官，一方面头脑可能发胀，目中无人，或自恃高人一等，或开始寻租，贪图私欲。不当官或没有当上官，不会产生贪图名利、保养“二奶”的想法，因为没有这个条件和环境，一旦当上官就不一样了，自己不追求，周围也会捧、送。送礼有送贵重物品的，有送金钱的，也有送美女的。这就看当上官、掌了权的人的境界了。在周围环境的诱惑下，如果没有定力，思想就会随波逐流，手中的权力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即使是由人民授予的权力，或由上级领导真正以德才绩兼备的标准授予的权力，也会随着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官职应该不是追求来的，是水平、能力和政绩具备的结果。至于跑官、贿官、惠官得来的“官”，那是另一码事。权力具有两重性，他可以为人民办实事，成为推动历史、社会进步的力量；也可以成为错误导向，错误决策和贪图私利、享受的工具，成为人民不齿的权力。有句被公认的话：“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就是说，权力的纯洁性是有条件的，就是要有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力本身不具备公平、公正的性质，也不具备邪恶、奢华的性质，只是掌权的人出了问题，权力就会变性。

防止权力变性应该有三戒：一戒权力超越法律。毛泽东同志当年每每酝酿一次大的决策时，总是向周围的人发问：“违宪不违宪？”并强调，“党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迁西县马树山举报县委书记李贵富被公安局逮捕，并移交县检察院起诉一案，具体情况不明，但总体上一看，就是县委的权力覆盖了法律。二戒暗箱操作。权力应在阳光下运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违背人民利益决策的理论基础。“万物生长靠太阳”，阴暗、潮湿里长出的东西不仅不茁壮，往往有毒。三戒不让人讲话。“不让人讲话”就是害怕人民群众监督，害怕是因为心虚。这是与共产党的哲学相违背的。

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权力观。

“追求”什么？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一个人，包括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了什么，追求什么，反对什么？这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思想，即政治文化的范畴，不可小视。因为它对经济、政治具有很强的反作用，它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是关系到这个人、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没有希望的大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讲到观念形态文化时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于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毛泽东作为观念形态（与意识形态同义）文化的这个定义是历史的具体的，也是唯物辩证的。“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4页。）只有从经济基础的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政治制度的变化，才能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文化的本质。

毛泽东同志讲的观念形态文化也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属于精神的问题。他认为，在总的历史长河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但是，精神的东西也具有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也会起决定的作用。这不是唯心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明确这个观点很重要，因为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属于精神领域的问题。

这里说的文化思想、精神力量是什么？毛泽东同志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698页。）这里的“宇宙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这里的“社会革命论”，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也包括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这都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应是这种“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体现。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文化思想与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是一致的，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就“当代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属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665。）话到如此，社会主义价值观就呼之欲出了。

二、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理解

说到底，既然价值观就是追求什么的问题，那么，社会主义价值观也就是对社会主义总的追求。

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追求

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必须要有一个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革命。否则，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建成了，但还是不能巩固的。就是说，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还要有一个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革命。这个革命，或者叫改革。这个改革的任务，就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不变的前提下，完成两大任务：一是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二是继续推进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革命，即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也可以说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不同于“文革”）对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具有显明的反作用，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进行文化革命，这个阶段不可以没有，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然，是顺理成章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人们的思想”。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与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应该是匹配的，一致的。这个革命，后来叫继续革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条件下（也可以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继续革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的基本观点的。

由此，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追求，应当是继续革命。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追求

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总的追求，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在讲到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将其概括为“一化三改”。“一化”，就是“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亲自领导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农业社会主义化和机械化。”这就有了“二化”。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了“将国家可以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化”方向。1964年，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发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号召。我国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追求、期待，就是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主旨讲话。他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

由此，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追求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对共产主义的追求

说到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众所周知，有两个目标：一个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一个是人的觉悟的“极大提高”。其实，人的个体的追求尽管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也无非是两样，即物质目标和精神目标。现在，我们的物质目标离“极大丰富”已经接近了，如果再将食品、饮水、空气污染解决好，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就算美好了。问题是，许多人只追求物质目标，忽视或忘记了精神目标。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民族也好，缺乏或没有精神目标就如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落入陷阱，包括溃败是迟早的事。

一个人或一个政党应该有理想，有信仰。毛泽东同志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他还说，“各国共产党只有一件共同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方法。任何地方的共产党，必须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另一件全然不同的事物即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毫无疑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要指导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包括现在的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毛泽东同志还说：“特别是在中国，我们必须严格地将观察、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共产主义方法，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加以区别。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实现新民主主义政策是我们的近期目标。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我们现在的社会革命；而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我们就不能将共产主义哲学正确地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我们目前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在任何条件下都将必须继续实行，而且还要实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因为中国现存的具体条件要求我们这样做。”（《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页。）“共产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指导作用，体现在当前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制定上；也体现在它作为一种宇宙观，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上。

由此，我们对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追求，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追求，对共产主义思想方法的追求，就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全部内容。因为它有着鲜明的中心思想，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也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也有很高的格局和境界，即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

2024年3月12日

作者简介：李瑞昌，1946年12月26日生，1968年8月参加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后，被河北地质学院岩矿分析专业录取，未去成；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被北京理工大学特种飞行器系总体设计专业录取。1982年毕业后，曾任中共河间县委副书记，中共泊头市委书记，沧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代理书记，中共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出版过《为政德识谈》《警示明鉴（上、下册）》《轻轻松松写文章》《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人生智慧纵横谈》等八本书，主编了大型刊物《今日河北》，共约400万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