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昌：“知青运动”的文化意义

点击：  作者：李瑞昌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4-02-25 10:29:01

 

毛泽东发动的“知青运动”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使“知青”们吃了苦，受了罪。二是蕴含着深远的文化意义。前者是一目了然的，用不着论证；后者是需要研究的，认识的人不多。而后者又是相当重要的，这主要表现在给知识青年上了一堂难得的不可或缺的人生课；也使社会公众认识到吃苦、受难对人生的价值。所以。可以说“知青运动”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一、在实践和磨难中培养人才

 

培养人才，培养干部，这是属于政治文化领域的范畴。

 

培养人才最有效的途径

 

毛泽东一生都十分注重培养人才，尤其注重培养年轻人。他一直对有知识的青年人寄予极大地希望。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过程中，曾在莫斯科面对中国留学生说过“实际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青年人朝气蓬勃，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但是，在培养人才的途径上，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培养观。一种是靠学校、课堂，在真空里、温室里培养；一种是靠实践，在与工农结合中，在风雨中培养。毛泽东绝对不反对读书，但他认为后者更能培养、造就人才。

 

邓小平和陈云都说过“毛泽东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话。陈云说：“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批干部。”（《陈云文选》第二卷，第527页。）

 

怎么培养的呢？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张办起了十数所学校，人称“大学城”，特别是“抗大”和“鲁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我们看看这些学校是怎样培养人才的？

 

“1938年3月，抗大第三期学员毕业。毛泽东在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徐文钦、沈凤霞：《毛泽东治国先治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页。）这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不仅靠奔波，还要冒着国民党处处设卡的危险，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考验和锻炼；“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对学员意志、精神以及过艰苦生活的锻炼；为什么“到斗争中去学习”是最重要的“第三课”？“抗大”所培养的就是“打日本”（指挥作战）的本领，需要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些也要到斗争的实践中培养、锻炼，自然是更重要的一课。总之，培养人才少不了“锻炼”。炼者，在熔炉里烧；锻者，用铁锤敲打。总之，主要靠实践，靠磨难，这是少不了吃苦的。实际上，锻炼就是学习。

 

应当承认，“知青运动”确实给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们带来了巨大的磨难和痛苦。他们远离城市、远离父母，承受着城市生活与农村的巨大落差。特别是在开始，很不适应，无论是翻地、运肥，还是收割庄稼，他们都没有干过。同时，生活、读书条件也不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他们学到了一些农业技术，了解了农民的疾苦。更为重要的是，增强了克服困难的意志，受到了磨炼，加深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这也中了王阳明那句话，“在事上磨”，“才能立得住，静亦立，动亦立”。吃苦也好，劳累也好，那就是在“磨”一个人。这个“磨”，对于一个青年人后来的成长至关重要。

 

应当说，过来我们对于“知青运动”的宣传上过于强调了吃苦的一面，忽视了锻炼人、培养人的一面。而这种宣传对于广大知识青年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导向。这易于吊高他们对于吃苦的负面情绪。包括全社会对“知青运动”的误解，与上层和媒体的片面宣传“知青”中的苦，关系很大。有些宣传，既缺乏唯物论，也没有辩证法。后来，邓小平说：“让孩子们回来吧。”这是对“知青”一种家长似的关爱，这当然符合“知青”们的心愿。但是，邓小平没有对整个“知青运动”作出评价。这如同在普通的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一种朴素的爱。

 

学生最严重的缺点是“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70年代初，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讲到“知青”缺点时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毛泽东年谱》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这里，毛泽东说到青年学生的缺点，用了两个“最严重”、五个“脱离”。总之，就是脱离实际，缺乏实践锻炼。解决这个问题，是他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正初衷。事实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他在1967年3月份就说过：“青年学生不够成熟，给他个政权也掌握不住。”确实是这样，只有书本知识是不解决问题的。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能从实践中来。

 

1968年8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与工农，主要与农民的结合。

 

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出发点主要是出于培养人才的考虑。这由1919年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文章为证。他说：“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只有这一个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1942年，他还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发出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能进入创作的过程。”他还举例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他还说过，1068年，年轻的宋神宗想改变当时宋朝的危局，支持王安石变法。可时任宰相的司马光与王安石针锋相对，激烈地反对变法。但因为神宗执意支持王安石，并拜为宰相，司马光无奈，辞官回乡，于是才有了用19年的时间写成的传世作品《资治通鉴》。其实，可以想一想，后来的大学生“村官”是干什么的？说到根本处，也是到基层去，与农民结合，经受锻炼，也是培养人才的。当然，时代、条件不同，待遇也不同了。但相同之处是显然的，就是青年们在有了一定的书本知识之后，要到农村与农民相结合，共同劳动、深入实际，体验生活。这也必然会出现一批党的优秀基层领导干部，同时也对农村、对农民产生文化上的影响。

 

到实践中去，到工农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才培养观。

 

二、“知青运动”涌现出了大批人才

 

“知青运动”是知识青年与农民结合的运动，也是参加农业、农村实践和磨炼的过程。因此，它是一场培养人才的运动，也确实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涌现出一大批知青作家和艺术家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以后的十年左右，知青作家异军突起，知青文学大量涌现，呈现出一个文学、文艺的创作高潮。

 

在《知青运动》中，许多知识青年对农村生活有了体验，认识了农民，产生了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不仅写出了一大批人民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而且有了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激情。众多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优秀作家中，如梁晓声、呼伦河、范小青、张抗抗、史铁生、张承志、铁凝等，在他们的笔下，知青题材一直受到人民群众的青睐。张承志的《黑骏马》、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铁凝的《村路带我回家》及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知青小说，正是由于对昔日插队生活的深刻描写而得到文坛乃至整个社会公认的。另外，也产生了一批艺术家，如著名演员潘虹、葛优以及著名导演张艺谋、陈凯歌、贾平凹、田壮壮等，还有节目主持人敬一丹等，都是在与农民结合中涌现出的优秀人才。

 

199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为纪念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推出的《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包括高洪波的《也是一段歌》、陆星儿的《生活是真实的》、范小青的《走不远的昨天》等，多是在讲述一代、二代人的坎坷经历和人生收获。如呼伦河的《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内蒙》，诉说重返插队旧地的感受：“在那已经遥远了的整整五、六年的时间里，我们与这里互相属于，互相见证，生命留在了这里（不管它是苦是甜），感情自然也就留在了这里。这样说，绝不是矫情和故做姿态。……人活着，谁也不愿意去追求苦难，但是没有经过磨难的生命，肯定是轻飘飘的。”这句话讲得深刻而又实在，让人感到沉甸甸的，这也正应了毛泽东在谈到岳飞时说的那句对人生具有深刻启示话：“人受过多大的难，就干多大的事。”这无疑受一种对人生的深刻体验与总结。

 

这里，还有一个有关著名知青作家梁晓声的一段故事：（引自刘振起《毛泽东精神》作者）2022年1月13日引用网上的一篇文章，其中讲到这样一个片段：上个世纪90年代，作家梁晓声讲过一件意味深长的往事。那是一次打车的巧遇。梁晓声见车上挂着一幅毛主席像，便问司机：“你是不是让毛主席保你行车安全啊？”司机回答：“不是，我不迷信。我挂毛主席像，是因为我爱戴他。我和几位同事还成立了毛泽东研究小组。”听到这里，梁晓声来了兴趣，又问道：“你们有哪些研究成果啊？”司机反问道，“你知道‘领袖’和‘政客’的区别吗？”梁晓声说：“请你赐教。”司机说：我老家是邢台隆尧的。1964年邢台地震后，父亲带着我，跟乡亲们一起去听周总理的讲话。总理的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邢台地震，你们受难了，毛主席哭了，马上派我过来了。听到这里，乡亲们都哭了，我父亲和我也哭了。”“我真的感到领袖和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领袖和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怎么对待人民。心里总是牵挂人民的是领袖，心里总是盘算利用人民的是政客。今天，我忽然明白——所谓崇拜某人，不过是借他人代言自己的利益。人民之所以崇拜毛泽东，那是因为毛泽东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列宁说：任何政党任何人离开了利益是要出丑的。毛泽东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所以人民才把毛泽东高高地举过头顶，世世代代敬仰毛泽东！”在知乎上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从古至今，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其中点赞最高的两个留言是：“人民说是他，他说是人民。”“这个问题的标答是人民。可是，如果没有他，答案永远不会是人民。”这个司机们的毛泽东研究小组研究的，的确有点理论深度。

 

引用这个故事，倒不是说明这位司机研究毛泽东问题的结论是什么？而是说明，一个实践者研究问题的能力和看问题的高度，而是说明党的领袖对人民群众的实际关爱程度，是采用一种什么方式予以关爱。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说“热爱人民”，但其内涵大不一样。有的是妆点，有的是小恩小惠，而毛泽东是从长远处、根本处和政治上关心。有人说，毛泽东搞“知青运动”是把知识青年往火坑里推，是因为红卫兵犯了错误用这种办法予以惩罚。毛泽东让刚刚从苏联回到延安的毛岸英去农村上“劳动大学”，让李讷大徐学毕业后去农村劳动锻炼，并告诉她向农民说，“上了几年大学，越学越蠢了。现在向你们学习来了。”这总不是“往火坑里推”吧！

 

2017年8月1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记者鲁博林、饶翔、付小悦题为《大学能培养作家吗？》的文章。该文认为：大学不能直接培养作家，它只能为将来成为作家创设条件或者为已成为作家的人提升创作水平。要真正成为作家，必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那就是长期深入实际生活的体验，特别是与工农大众结合的锻炼。

 

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产生文学家艺术家的摇篮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之后出现了三个创作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讲话”之后，出现了大批文学艺术作品和文学家艺术家。如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哲学家艾思奇，文学家徐懋庸、田间、何其芳、艾青，艺术家吕骥、蔡若虹、马可等。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柳青的《种谷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王贵和力香香》等，秧歌剧《兄妹开荒》、新歌剧《白毛女》、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等，不少成为传世经典。歌剧《白毛女》（贺敬之词、马可曲）、歌曲《南泥湾》，施万春创作管弦乐《人民万岁》等，这些作品反响强烈，意义深远，其中《白毛女》一直上演到新中国成立后，还到日本等外国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

 

第二个高潮出现在解放战争和和抗美援朝时期。广大文学、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群众和战争前线，与工农兵结合，涌现出：《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红旗谱》、《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一大批传世文学作品；涌现出震感灵魂的《上甘岭》、《英雄儿女》和《打击侵略者》，《长空比翼》，《英雄坦克手》；还有《奇袭》，《烽火列车》，《铁道卫士》，《三八线上》；也有反映后方建设题材的，如《前方来信》、《慧眼丹心》；有表现中朝军民情谊题材的，如《友谊》。还有电影《飞虎》、《同心结》、《心弦》、电视剧《毛岸英》、《心灵深处》、《战地之星》、《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神龙车队》、《铁血大动脉》、《三八线上的女兵》、《北纬三十八度》、《邱少云》、《我的战争》，纪录片《坚守文登川》、《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实录》、《冰血长津湖》，电视剧《三八线》，动画片《最可爱的人》等。新中国成立之际的作品，有电影《飞虎》、《同心结》、《心弦》、《心灵深处》、《战地之星》、《神龙车队》、《铁血大动脉》、《较量——抗美援朝战争实录》、《冰血长津湖》，电视剧《三八线》等。特别是魏巍的优秀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需要说明的是，与“知青文学”一样，所有这些，都是在“讲话”的指引下涌现的。

 

第三个高潮则是在《知青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知青作家、知青作品，这无疑都是与工农兵真正实现了结合的缘故。

 

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基层领导干部

 

广大下乡知识青年在与劳动人民结合的过程中，熟悉了农村、农业，也熟悉了农民，感情发生了变化；懂得了农民需要什么，在农村需要干什么；了解了农民的疾苦，也产生了建设新农村的愿望。由于在基层做出了贡献，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于是有不少人进入了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序列，如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有些还担任了县级领导干部。他们当时大都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年富力强，有知识，又有基层工作的经验，更有一颗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决心。因此，在后来的仕途中，被陆续提拔到更高层次的各级领导岗位，直至省市级。先后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中的骨干和中坚。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许多人都是当年的知青。从最高层的情况看，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名是当年的知青，占28%；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四名是当年的知青，占57.1%；还有一名在当年的“五七干校”（有人说是“牛棚”）学习过，一名在基层参加过劳动锻炼。在十九大一中全会上选出的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有三名是当年的知青。今天领导着14亿人民砥砺奋进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就是当年在延安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7年的知青。

 

习近平同志对于知青生活有着深刻的感悟。他在不同场合讲了不少对于人的“三观”形成发人深省的话：“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插队本身是一个标志界定的阶段。在插队之前，如果我们有所知所获，我总感觉到了插队以后，是获得了一个升华和净化。”“陕北高原给了我一个信念，也可以说是注定了我人生过后的轨迹。经过了陕北这一堂人生课堂，就注定了我今后要做什么，它教会了我做什么。”（据人民网）“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8月19日。）

 

还有，李克强，当年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知青，村党支部书记；王岐山，当年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知青；赵乐际，当年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知青；王晨、李希、李鸿忠、郭声琨、蔡奇、王毅、周强、张军、王勇等，都是当年的知青。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也有一些是当年的知青……。

 

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应当说，与深入实际生活，与农民结合关系甚大。

 

涌现出一批最早的乡镇企业经营者

 

一些知青在农村经受锻炼的过程中，成为社队企业的业务人员或经营者。这些人，后来实际上成了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的领军人物，成了中国首先富起来的带头人。不仅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税收，而且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还有不少知青成为当时的民办教师、赤脚医生、农业技术人员等，后来通过深造和实际锻炼，后来通过正规训练或经过培训，有不少已经进入到高级职称序列，成为国家本行业的骨干，如名医、教授、农业专家等等。他们一方面为当地农村作出了贡献，为农民增长科学知识、提高素质以及健康作出了贡献，深受农民欢迎。不可否认，也有不少的知识青年，在面临的困难面前，消极退缩、悲观失望，怨天尤人，最后一事无成。而将自己的一事无成进一步归结为“知青运动”，耽误了他们成才的机会。这是思想片面所造成。我在这里不得不说明，我们的媒体和一些公知们推波助澜，过于强化了知识青年的“苦”，是一个不健康的或者说错误的导向。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别有用心，他们诋毁毛泽东，就必然包括“知青运动”。而否定“知青运动”又有个口实，就是“吃苦”。

 

“知青”中涌现出的这三大批人才，是经受磨难后的结果。他们的贡献和个人的成功，不管是官职的升迁，还是技术的升华，包括经营企业成功，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背景或投机之类的活动。这些人，可以说没有钻国家政策的空子，没有靠行贿之类或不正之风，在当时也没有这样的社会环境和风气。当年的知青，后来的青年作家、知青领导干部、知青企业家、知青教师、知青医生等，在与基层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上，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了农民的真实生活；在与农民接触的过程中，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增长了才干，也使他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于此同时，他们也使当地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观念，为农村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也改变着整个社会，改变着人，为后人留下了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思和启迪。

 

三、知识青年必有的“人生课”

 

习近平总书记称自己的知青生活“是一堂人生课”。这一堂人生课具有博大的人生价值。

 

2004年8月14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专访，畅谈自己的生活、工作，回忆在延安的插队岁月。在节目中，习近平同志说了一句对年轻人的人生很有分量的话：“这是一堂人生课。”这堂人生课，对于知识青年是极为必要的。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年轻人缺少的往往就是这一课。

 

对于这“一堂人生课”，至少应从三个方面受益。

 

怎样看待人生过程中的“苦”

 

人生的苦乐观，这是人生价值观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一提起“知青运动”，往往是一言以蔽之：苦！确实的，当时不足二十岁的青年，到一个艰苦的陌生的地方劳动与生活，确实是受苦了。但是，对于苦需要辩证地看待。有的人把苦看成是一种煎熬、一种宿命、一把枷锁；在迷茫和颓废的情绪下，怨声载道，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这些人在抱怨命运不公的同时，也必然在吞噬着苦汁，因为不能正确对待，最终一事无成。

 

如何看待苦，是一个人生观问题。有的人把苦看成是一个过程、一种磨炼，是一个摆脱困境、奋发向上的阶梯。古人云：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犹茂。在这些人眼中，苦如同一个坚果，只有不惜力气打开它，才会发现里面藏着香甜的果仁。有人从苦与乐中看到了隐藏于生活背后的一种辩证。苦与乐，让人生旅途有喜有忧，有舍有得，有盼有求，从而有了生活的质感，使人生更加充实。《伊索寓言》中有句关于苦难的名言：“如果你受苦了，感谢生活，那是它给你的一份感觉：如果你受苦了，感谢上帝，灾祸往往成为你的学问。”可以说，苦尽甜来是一个规律，也是人生之一过程。

 

“毛泽东一生喜爱爬山，新中国成立后每次外巡，只要条件允许，总要去登高山，攀高峰，去眺望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风光。爬山时从不坐‘二人抬’。他说，坐‘二人抬’出修正主义。有一次他还说：对于共产党人，谁坐‘二人抬’开除党籍。他认为，那是在剥削别人。有一次他去爬苏州的丁家山，工作人员考虑到他已年近古稀，行走不便，便决计去为他备根拐杖，于是从住地附近砍了一根竹子，在底部绑上一块胶皮，以避碰撞声，且可防止打滑，再把竹节刨一刨，以免戳伤手，就这样因陋就简，把制作好的拐杖送到毛泽东的手中。毛泽东见了非常高兴，夸赞他们想得周到，既省钱又适用。就这样，他一直拄着这根竹拐杖爬山，直到终年去世。这不仅仅是生活上节俭，更重要的是以苦为乐（前些天从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并配发了照片。一条狗和主人分别坐着“二人抬”上山。这可以看出，那些富起来的人怎样花钱？把钱花在什么地方了？不仅谈不上“帮后富”，而且是穷奢极欲，剥削劳动人民——作者注）。1965年，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了越南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当时美国正扩大侵越战争规模，越南人民处于严重困难关头，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对越南党和国家提出的援助请求尽力予以支持。分别时，胡志明提出要用自己漂亮的拐杖与毛泽东的竹拐杖交换，作为这次会见的纪念。毛泽东婉言拒绝了，他风趣地对胡志明说：‘不换。你的太漂亮了，我还是用我的讨饭棍好。’”（李魁彩：《跟毛泽东行读天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页。）什么是荣，是么是耻？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为明显。

 

应当明确，在温室里，在高官、大款们的家庭里，娇生惯养，是培养不出拔尖人才的。用曹操说汉献帝的一句话叫：深居宫庭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或者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那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有人说，在教育子女中，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这个话很有道理，把孩子放在温室里成长，一切都为他准备好，长大后往往受不了挫折，经不住风浪，不仅自身的事做不了，工作上的事也做不好。李天一（李双江的小儿子）家庭条件极为优越，开着宝马车撞人，被劳教；劳教刚过，又因轮奸幼女入狱。过度优厚的家庭，往往把儿女培养成花花公子。事情就是这样辩证，对孩子过度的宠爱，不是爱，而是害。对孩子那种朴素的爱，真心的宠，就真正害了自己的孩子。

 

为了征服一座山峰，有人跋山冒雪，向生命的禁区冲刺。在旁观者看来，他只是在吃苦、受罪，但冒雪攀登者却感到苦中有乐。毛泽东撰写《论持久战》七天七夜，棉鞋在火炉旁烧着了，卫士闻到异味才发现，毛泽东几乎是无动于衷。这说明，毛泽东昼夜写他的光辉著作，不知疲倦，不仅不觉苦和累，应该是一种享受。

 

苦是一种考验，它是在人生过程中的一道考试题。人在一生中，当我们回望走过的路，受到了苦难才发现，甜从苦中来；才明白苦是幸福和快乐的伴随物。没有苦，我们难以体会生命中的快乐，也难以实现生命的价值，更难以感到生活的充实。没有对苦的真正认知，我们便失去了追求幸福的动力，甚至有幸福也感觉不到。面对苦，能吃苦，不管成功与否，人生才感觉到沉甸甸的。

 

从知青受苦这个角度说，我们回乡知识青年比他们优越多了。我是“老三届”中“高三”毕业生，是从农村来的，1968年7月回乡
“接受再教育”，对于农活不生疏，因为在农村长大，生活上也没有什么落差。不过，我们也有特定的难处，主要的不是在生产队干活受苦受累，而是面子这一关不好过。你说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但老邻旧居考虑问题有他们的逻辑：要么学习不好，要么犯了错误。更难听的话是：他父母白白花了12年钱，鸡飞蛋打了。同时，自己也感到对不起父母，在家时低着头没有话说，到生产队硬着头皮听闲话。但我也确实进一步学到了农民的勤劳、厚道、朴实的品格，脏乱差的劳动也磨练了我的意志。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从苦寒来。”不要惧怕挫折，它是人生过程中前进的阶梯，没有这个阶梯，就不能走向成功；不要曲解挫折，它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磨刀石，没有磨刀石，就没有锋利的刀刃；不要回避挫折，它是锻炼人的意志的途径，少了这个途径，人就不会变得更加坚强。

 

《菜根谭》中有话：“横逆困苦是锻炼豪杰的一副炉锤，能受其锻炼则身心受益，不受其锻炼则身心交损。”可以说，像这样的名人名句多了去了。《菜根谭》中还有句话：“居逆境中，周身皆针砭药石，砥节砺行而不觉；处顺境中，眼前尽兵刃戈矛，销膏靡骨而不知。”意思是，人在逆境中，全身上下都是治病的针灸药石，自己也许察觉不到。而处于顺境中，流于安乐、怠惰 ，眼见的都是兵器，正在使人受到伤害。更加危险的是，对这些全然不知不觉。这段话说出了逆境和顺境在人生过程中的利弊关系。

 

人生中的磨难、苦难，包括灾难、厄运，都是不可避免的。有时是突如其来，有时是渐渐逼近；也许是出现一次，也许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我们要有思想准备，面对它，应对它，战胜它。这不是坏事，或者说不完全是坏事。它是我们在人生过程中用来考验自己的一份含金量很高的答卷，答好了，也是人生的一份财富。“上帝在关闭了一扇门的同时，也可能打开了另一扇门。”命运赐予我们苦难的同时，也给了我们成功的一把钥匙。

 

想想吧，世界上那些成功的人，哪一个不是经过了挫折、失败呢！可口可乐的老板说过：我们就是从失败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28年中，仅在遵义会议以前，受过的冤屈和苦难，稍微了解点党史的人都清楚。用他自己的话说，“鬼都不上门”，有多么的孤苦！人都希望自己过着一种顺利、优越的生活，但是，命运又往往不是如此。即使如此也不一定是好事。看看司马迁受宫刑后写出的《史记》流传至今，就可感觉到苦难的价值。

 

人的成功需要有坚强的意志

 

人生本来是少不了苦难的，苦难也是人生之一过程，一个走向成功道路中不可或缺的一堂课；它使人的意志更加坚强，让人更加聪明；使人生更充实，也让人生更加精彩。只是人们把它给看歪了、曲解了。生活本来就是个五味瓶，苦辣酸甜都会一拥而上。来了就来了吧，你拒绝它，它也来了；你不欢迎它，它也不走。干脆顺水推舟，顺其自然地平静地接受下来；然后逆水行船，想办法克服它，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消极变为积极，这倒很容易作出骄人的成绩。如果只是消极地看待它，由此意志消沉下来，一蹶不振，也可能就成为悲观厌世、一事无成的人。毛泽东说过，“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成绩。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他这种向上、向前、乐观的思维方式，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实际上，磨难就是宝库，意志就是财富。人因为经受磨难而意志坚强，意志坚强才有发愤，从而做出大事或写出名著。贝多芬在丧失听力后写出了传世的《命运交响曲》；海伦凯勒又聋又瞎又哑写出了令千百万人喜爱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现代人也有，张海迪在轮椅上完成了一部外国名著《海边诊所》的翻译。人在安逸舒适的环境里容易使意志消沉，磨难反能成就人的成功。只要看一看，20世纪80年代后的著名作家中，在各级政绩卓著的领导干部中，有多少是受过磨难的当年的知青，就可明白了。而那些只会发牢骚，甚至只知怨恨毛泽东发起“知青运动”的人们，则一事无成。

 

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说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有乐趣，什么样的体验都有幸福。”。人世间没有过不去的坎，就看你怎样看待和对待。一切逆境都可豁达对待，一切困难都可以从容面对。正是在逆境和困难中，成就了有志之人的成功。否则，安逸、享受，可能使人意志薄弱，失去淡定和从容，失去走向成功的阶梯。

 

能如实将磨难、挫折视为人生过程中财富的人，是有智慧的人，是意志坚强的人，也是能走向成功的人。

 

人是需要有压力的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武汉和李敏、李讷、毛远新、汪东兴、叶子龙、吴旭君、林克、李银桥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吃晚饭时，特意讲了一个‘汉口人不怕油锅烫’的寓言故事。他说，从前有个8岁的小孩子，到了阎王老爷那里。阎王把他丢入烧得滚滚的油锅中，他却不仅毫发无损，反而在油锅里游来游去，看样子舒服得很。阎王就问他，你是哪里人呀？他说，我是汉口人。阎王听后说，怪不得，你是汉口人噢，不怕油锅烫。从前，汉口的夏天是很热的，汉口人是热惯了的，早经受了锻炼。阎王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说，算了吧，放他回去。毛泽东接着又讲了一个历史故事。他说，战国时的苏秦、张仪都是鬼谷子的高徒，但后来苏秦当了六国的宰相，张仪去投靠他，却受到冷遇。张仪气得直骂苏秦无情无义，一点也不给老同学面子，于是跑到秦国，后来也当上了秦国宰相。这时张仪终于明白，苏秦之所以怠慢他，是因为他知道张仪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不留张仪是逼他更加发愤图强，作出更大的成就。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人就是要压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人就是要锻炼，不要怕’。‘到农村去锻炼。我看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

 

在这里，毛泽东利用‘汉口人不怕油锅烫’、张仪遭‘冷遇’的故事和自己的亲身经历，步步深入，层层递进，教育在座的人必须经受各种锻炼，承受压力，尤其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实践中磨炼，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克服困难，才能不断增长才干，增强自己的意志力。”（据《党史纵览》李合敏／文）（摘自《老年文汇报》2019年第18期。）作为国家主席，毛泽东不但没有溺爱子女，反而比寻常人家要求得更为严格。为了将长子毛岸英培养成能够独立生活的劳动者，毛泽东很早就把他送到苏联去求学，并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回国以后又动员毛岸英到农村去上“劳动大学”，继而又到工厂做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又亲手送他到战火连天的战场去锻炼。1964年10月29日，毛泽东会见西南非洲妇女代表团时说：“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知识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所以要请你们当教员，给他们讲讲，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你们现在受苦。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现在下去了。我告诉我的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闪闪，你就说我说的，读了十几年书，阅读越蠢了，要向你们学习请教。”（《毛泽东年谱》第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426页。）毛泽东有句名言。“安贫乐道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毛泽东一个明显特点是不畏挫折。在井冈山时期，因为种种不合理的原因，多次受到当时中央的错误处置，有一次甚至让他离开亲手创建的工农革命剧、红军。他极为喜欢孟子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曾将这一段话赠予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爱女李讷。他还十分欣赏司马迁的那段名言：“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孙膑膑足，并法修列。……”。毛泽东认为，“淫为万恶首”，“懒惰为万罪之渊蔽”。他十分厌烦汉献帝“深居宫中，妇人之手”和《红楼梦》里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纤纤素手的青年。

 

四、对劳动的认知是中国文化的底蕴

 

劳动，这是创造历史，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一切文明的唯一途径。可以说，没有劳动，就没有一切。不尊重劳动的言行，就是反历史、反人类的。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幸福

 

2019年4月30日，即“五一劳动节”前夕，习近平讲了“劳动光荣、劳动幸福”的一番话。他说：无论何时何地,“老劳模”始终是一个响亮的名号、闪光的群体，备受社会尊重。特别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幸福。（见《光明日报》2019年4月30日。）

 

“知青运动”为当年的知识青年，也为社会带来的一个极大的社会性的收获，就是弘扬了劳动的意义。有人说，“知青运动”是强迫的。这不完全符合实际，在毛泽东发出这一号召之前，就有一批知识青年背起铺盖卷，到井冈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圣地，自觉安家落户。落户干什么？就是与当地最基层的人民一起参加劳动。为什么要到革命圣地？因为一方面参加劳动，一方面学习革命优良传统。当时不少知识青年觉悟有很大的提高；我们不能低估这一点，更不能认为它们是心血来潮的盲目行动。他们决心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锻炼，这体现了他们敬畏劳动、敬畏劳动人民，敬畏前辈的革命品质。我们这些年来，在宣传上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一点。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有意制造口实，全盘否定“知青运动”。特别是在上层的导向上发生问题，就很容易扭曲社会舆论。

 

“厚重的黄土，厚道的人”

 

说到底，人类就是凭照劳动生存、生息、繁衍过来的。鄙视劳动，是唯心史观；看不起劳动人民，是一种耻辱！许多“知青”们对劳动人民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有一篇文章说，延安，厚重的黄土，厚道的人。而《黄土蕴情》里所散发出的人间真情，正是知青与延安父老的一种衷肠互诉。还有在黑龙江插队的“知青”说，“厚重的黑土地，厚道的人”，朴实而情真。据2023年12月10日发表于辽宁《知青论坛》的一篇短文介绍：“1968年5月24日，40多名十几岁的知识青年，坐在一辆解放牌军车上，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曲，到安福县甘洛公社西溪大队安家落户。55年过去了，他们回忆当年，有苦难也有欢乐。‘歌声、笑声伴随着我们成长。我们认为，这一段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激励着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加踏实。我们努力了，奋斗了，无怨无悔。’”这些原生态的生活细节所散发出的人生百味，人间情感，让人百般咀嚼，回味无穷。这份情、这份意，将会在岁月的流逝中显得更加弥足珍贵。2014年8月12日，《光明日报》《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笔谈栏目，发表了一组文章：厉以宁的题为《青春早逝乡土情深》的文章有这样一段话：“说‘上山下乡的几年是自己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几年’，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这是‘知青’们的心里话。他们变了，他们不再像刚来时那样娇气、那样文弱，那样自视甚高，那样不合群。他们融入了当地社会。”这些变化就是因为参加劳动的结果，就是学习劳动人民的结果。这篇文章还说：“有些‘知青’当上了村干部、乡干部，有些‘知青’被调去办社队企业了，有些‘知青’经过培训成为赤脚医生，还有些‘知青’做了小学或初中教师，辛勤地教课，批改学生作业。他们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就是环境的力量。环境在无声无息地改变一个人，重新塑造一个人。”环境比人，比人的说教更有力量。环境，就是劳动的环境，就是劳动人民的环境。评论员刘文嘉有一篇文章说：“知青文学在中国热了三十年，几乎与改革同程。每每在人们觉得这个题材已经穷尽的时候，就会有新的作品集中出现，并提供更新或更深的观察视角。由延安市委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知青与延安丛书》就是这样的新作品。这或许是一个提醒：‘知青’不仅仅是一代人的记忆、一个年代的符号，其实也在动态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而对它的解读与反思，也已经注入了我们的文化心理。”

 

劳动，劳动人民，伟大！

 

年轻人最要紧的是学会独立生活

 

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独当一面工作。这是一个人，特别是一个青年人走向成功的极为重要的素质。

 

“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是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号召之前，北京城里有些知识青年讲的豪言壮语！他们有到农村参加劳动的自发、自觉，有了与农民结合的愿望，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怕艰难困苦，热爱劳动，勇于实践，堪称时代的宠儿。“不吃闲饭”，就是凭劳动吃饭。一切剥削阶级所以受到人民的反对、憎恨，就是因为不劳而获。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第一个学到的就是独立生活，包括独立做饭、洗衣，更重要的是，独立读书、学习，独立思考问题。这是对年轻人最好，也是最大的不可或缺的锻炼。问题是，社会的导向是吊高知识青年吃苦的一面。历史上凡是有影响的人发出负面的自私的引导口号，坏人就会顺水推舟，好人也会学坏，整个社会就会出现负能量。在西汉景帝时期，晁错向景帝皇帝进谏“削藩”，于是吴王刘濞开始发出“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口号，结果不仅许多上层人物听信了，连汉景帝也相信了。景帝杀了晁错及全家。他知道晁错无错，但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这样做。实际上，吴王刘濞的口号是一个大阴谋。在汉景帝真的“清君侧”后，他反朝廷的活动并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最后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这说明，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提出蛊惑人心的导向，会起到很大负面作用的。有人吊高了“知青”吃苦的一面，迎合了社会上一些人的错误认知。

 

“知青运动”并不是没有缺点，“知青”们也确实吃了苦，受了罪，但是，积极方面还是主要的。这里有上述讲的“出现了三批人才”，有对人生，对劳动的认识，有“知青”人在意志和经验方面的锻炼，有对痛苦和磨难的正确认识，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大城市生长在高官家庭的青年人过着贾宝玉、林黛玉是的生活。那样走下去，这批青年人是没有希望的。所有这些，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文化的范畴。

 

倘若是，年轻人生活靠父母，学习靠老师，思想靠别人，工作靠领导，这样的人生意义肯定不大。毛泽东面对苏联撤走专家说过这样一段话：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我们在建党初期，什么事都是靠共产国际。文件靠人家起草，决议靠人家作。现在没有了先生，就自己读书，自己学写字，自己想问题，同样搞出了成绩。如果一个青年人，离开父母，离开老师，离开领导，什么也做不成，这就成了一个废人。

 

独立的反面是依赖。依赖父母，依赖兄弟姐妹，依赖朋友，自己不能在思想上、生活上、工作上自立，那就枉为一生。实际上，真正靠得住的还是自己。就是所谓“我的事情我做主。”近年来，对于退休人员的养老，就有了新的说法。过去说“养儿防老”。就是说，靠儿女养老，靠不住了。这不完全归结为儿女不孝，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事。应该承认，有些事也是无能为力。后来又说，“养老靠老伴”，实际上也靠不住。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靠自己。“知青”们虽然也与当地老百姓一起劳动，但是，许多事情都要靠自己做主。在父母身边，想独立也难。

 

“知青运动”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知识青年们离开了父母，能够独立生活；离开了老师，能够独立学习；离开了领导，能够独立工作。这是成人、成才的开始，或成人、成才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讲毛泽东思想归结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部分，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知青运动”的社会进步意义

 

“知青运动”这段历史是短暂的，总共8—10年，但对我国社会、文化、国民性的展示却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它成了之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的重要资源和参照。

 

“知青”人不会忘记那段历史

 

曾以知青小说蜚声海内的作家梁晓声、肖复兴，都表达过要与知青文学‘告别’的意思，但知青文学出乎所料的又有了升温。这种‘告别’与‘升温’，一方面源自作家的选择和出版人的策划，一方面源自我们这个社会对知青那段历史的咀嚼。

 

对有阅历的中国人而言，“知青运动”蕴含着家国情怀和乡土眷恋，蕴含着政治运动中的张弛和个体生活必须背负的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难怪每每在社会转型的节点上，我们都情不自禁地回望那段阅历。今天，那3700万知识青年经历了上山下乡磨炼，阅历上已进入了老年阶段，他们是对中国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代人，这已经成了这个国家的历史，他们的观念与视野也在深度地雕刻着当代的社会文化，影响着一代一代的后人。观察与梳理这一代人的心灵史，实际上也是追溯社会发展的初心，寻找社会未来的走向。不必再说更多，五十多年前那位在延安县梁家河村插队、后来担任大队支书的青年，今天正在领导着21世纪的中国，就说明问题了。

 

对“知青运动”的意义的理解，更重要的应是在文化层面。历史胜于雄辩，他向人们证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只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成才，这只是浅层次的意义。它不仅改变着人，包括知青们，也包括接受知青的农民们，更重要的是，也改变着社会。

 

“知青运动”也给普通教育带来了启示

 

“知青运动”也为我国普通教育改革提供了思路。时代向我们的学习提出了什么挑战呢，这就是如何运用知识和信息。我们的家庭教育，包括学校教育，要直面在学习上的挑战，尽快做出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主要的不应是单纯知识的传播，而应当是问题型学习，研究型学习以及如何对待吃苦、磨炼。如果我们对这锻历史性的转变不认识、不自觉，只是简单地归结为一个“苦”字，那将是学人的悲剧，也是当今社会的以及最高领导层的失误，还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不能回避，我们在智育教育上，无论是在一些学校，还是在家庭，有许多做法是违背教育规律的，甚至可以说是南其辕而北其辙。“知青运动”也给我们的普通教育以深刻的启示：毛泽东在普通教育上最突出的特点是联系社会实际。学校的教学中就有两种思路：习近平同志强调，要“以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为导向”，还主张“创新、创新，再创新”。这两句话不是针对教育问题说的，但完全适合“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教育目的。那就是，在实验室，要能发现、研究问题，做出成果；在生产实践中，要能提出和解决工程方面的实际问题；在社会科学领域，要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问题，如写出有水平的论文或著述；在领导岗位上，要能根据党的总方针、总任务，结合本地实际和群众的要求，开辟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的生活。

 

我们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头衔，还是培养有用的人才，这是个问题。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是培养状元、进士的，其实这只是手段，并不是目的。同理，学士、硕士、博士的头衔，也只是成才的条件，还不是人才，因此，不是教育的目的。可以说，我们往往把手段和目的混淆了，把手段当成了目的。当代教育的目的也不是培养学士、硕士、博士等学衔，而是培养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人才。手段只是达到目的的条件或途径；从根本上说，二者还是两码事。显然，学历不等于能力，文凭不等于水平，职称也不一般地等于业绩。

 

由于培养的目的不同，于是就产生了两种教学思路：一是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导向，鼓励学生的质疑精神和创新能力，让学生全面发展，健康地成长，生动活泼地学习；二是视学生为附属物，以高学历、高学衔、高分数为中心，鼓励学生死记硬背，课堂上忙于记笔记，课下埋头做作业，考试前进行“题海战术”训练，将学生培养成为“考试机器”。两种教育思路，两种教育方式、方法，必然会出现两种结果。

 

这并非否定课堂教学、更不是否认读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学校教学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知青运动”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在高中毕业后，先到工农中学习锻炼两年左右，然后再考大学。在这种情况下，高中毕业生既具有一定的知识，也具有一定的社会锻炼和与工农结合的经验。

 

“知青运动”过去50多年了，回首鸟瞰、展望，它实际上是一场在意识形态层面的上的文化运动，意义极为深远。

 

2024年2月24日

 

作者简介：李瑞昌，1946年12月26日生，1968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地、县委办公室秘书。1977年恢复高考后，被河北地质学院岩矿分析专业录取，未去成；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被北京理工大学特种飞行器系总体设计专业录取。1982年毕业后，曾任中共河间县委副书记，中共泊头市委书记，沧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市委代理书记，中共河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

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出版过《为政德识谈》《警示明鉴（上、下册）》《轻轻松松写文章》《哲学思想与人生智慧》《人生智慧纵横谈》等八本书，主编了大型刊物《今日河北》，共约400万余字。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