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作者王今朝教授在庆祝程恩富教授执教45周年时所撰，并收录于庆祝文集。现经重新修订，授权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原创发布，以供研究参考。
从古至今，中国经世济民人才辈出。在作为晚辈的我的眼里，在当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程恩富教授的学术深度和广度如果不能说第一，也是少数几位中的一位。知网收录的由程恩富教授做第一作者的期刊文章已有400余篇。仅仅阅读其中部分篇目，就足以让我们不得不承认，程恩富教授的学术研究独树一帜，不仅坚定地认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在自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建设。马克思主义是至今为止最为悲天怜人、最具人文关怀、最能改造世界的一种主义。程恩富教授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从1985年至2019年，以他为第一作者的400多篇文章中，题名包含“马克思”一词的期刊论文多达50篇。这50篇论文几乎以平均分布的形式出现于这35年中，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对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改革开放的指引、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等等。而题名不包含“马克思”一词的论文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是一目了然的。从中可见程恩富教授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与坚守。如果没有程恩富教授的这些文章，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将会逊色许多。【1】程恩富教授长期以来自觉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大事来看待。程恩富教授历来坚持一贯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与建设、改革与开放的成功和胜利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然导致失败。因此，程恩富教授45年的执教和研究经历都围绕诠释、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做斗争而展开。列宁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在国内和党内，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反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时，国内的对抗性阶级矛盾已经得到基本解决，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大大放松。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还能适用于中国吗？这种疑问在许多人心中升起了，形成了。这就使得在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而程恩富教授见微知著地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头等大事。程恩富教授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是废旗陷阱，“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是易帜骗局，“指导思想多元论”是夺旗阴招。【2】程恩富教授不仅鲜明地提出了“一手抓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构和队伍，一手抓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对自然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保障体系健全完善主张，而且在自己主抓的行政工作和学会、社团工作中持之以恒地深入践行这种主张。程恩富教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和实践决不是空穴来风。改革开放以来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马克思主义在一些学科中“失语”，在一些教材中“失踪”，在一些论坛上“失声”，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问题。然而，它只是表象。更为深刻的事实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数量在中国企业数量中大大萎缩了，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在中国经济学者中几乎濒临灭绝了，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大大增长了。在这样一个持续30多年的大趋势中，程恩富教授的学术研究守护了、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中国意识形态的主阵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延续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再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培育了种子。他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杆大旗，他的学术实践激励了并将继续激励后人在他和其他前辈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值得指出的是，十八大后形成的新的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我国这种形势的发展尽管不全是程恩富教授个人的功劳，但也是与他的功劳分不开的。当然，也必须指出，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引领新时代还任重而道远。这只有用矛盾的观点和实践的观点才能理解。【3】
二、重视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和批判错误理论
一般人的印象是，程恩富教授对西方经济学是持批判态度的，其实并不尽然，并不全面。在马克思主义者这里，批判是一种扬弃，而不是一种完全的否定。程恩富教授对西方经济学 的批判完全是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方法论使然。多年以来，程恩富教授曾就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西方制度经济学、西方企业理论、新凯恩斯主义等方面发表文章，对它们合理性的观点加以充分肯定。比如，程恩富教授认为，西方新旧制度经济学在本世纪西方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一直不占支配地位，但却具有相当的现实解释力和学术生命力，又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沟通，因而存在广泛的发展前景。【4】程恩富教授决不是仅仅限于对某些个别的经济学分支的肯定，而是还有一种整体性的对“西学”的判断。“西学”是指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知识体系，在经济学中，是指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经济知识体系，主要指阐述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西方经济学。在程恩富教授看来，同“西学”和“国学”相比，“马学”具有较大的科学性和较多的真理性，即“马学”客观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运动和发展规律，并为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探索不断演变的客观经济运动和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即便如此，程恩富教授也主张，尽管由于唯心史观方法论的妨碍，“西学”不可能全面深刻地、实事求是地揭示发达或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但是，从它具有的片面性、表面性和扭曲性的理论内容中，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分析，或多或少地从中发现许多现代历史条件下的经济事实和合理元素，因此，程恩富教授坚定地主张“西学为用”，即我们今天必须学会从“西学”中筛选、改进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思想成分，使之融入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之中，充分地加以运用，无论如何都不应抱不屑一顾的幼稚态度。【5】程恩富教授非常重视西方著名学者的观点，对许多学者有许多肯定之词。比如，程恩富教授1996年的文章就引证、认可了多位西方著名学者的观点。这些观点至今都是正确的，对今天的中国是有益的，而且我相信，许多人还没有看到过这些观点。所以，我们这里从程恩富教授的文章中直接加以引用。【6】程恩富教授1996年的文章引证和认可了米勒的如下观点：关闭亏损企业，建立大量新企业，推行企业股份化，“都必须谨慎行事，使这种过渡缓和一些。不要试图立即解决一切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国家（指西方国家——笔者注）的这些制度规则发展了近两百年时间。开始的时候会非常艰难，有很多工作要做。发展过程是很慢的。” 对于中国经济模式的选择，米勒认为，“你们刚刚起步，要环顾世界，寻找合适的模式，不要总以为美国的模式是正确的，它可能不是。还有许多其他的。在决定采用哪一种之前，多看一些。”程恩富教授1996年的文章引证和认可了萨缪尔森的如下见解：中国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纽约证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一类的组织。从基础的农业开始，引导人们追求其利益或利润，这将比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市场，进行股票、债券交易，进行担保和买进卖出等重要得多。萨缪尔森强调：对中国来说，市场还很原始，股票很热，那是一种赌博。那一张纸并不足以代表相应的生产。今天买一张这样的纸，到后天卖掉它，其价值可能翻了一番，结果是，在这种赌博中，第一个取得这股票的人将剥夺其后的所有者的钱。“萨缪尔森承认苏联的解体使其失掉它原有的很多效率，并进一步说：“有的人，像杰弗里·萨克斯和哈弗特，他们跑到前苏联去告诉俄国人应该采取休克疗法，以此遏止通胀。这或许是个好主意，但他们没有这样做的政治能力。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天才，你应该设法发现各种政策的最好的协调统一体。……有人认为，可能中国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你们顶住了原有势力，保住了推动市场经济进程的权利。”程恩富教授1996年的文章还指出，阿罗、西蒙表达了与米勒、萨缪尔森相似的观点。阿罗说：“就目前的纪录看，我不知道到中国是去学习呢，还是去‘教导’。东欧国家目前的生产下降了20%左右，而中国的生产却蒸蒸日上。东欧相去甚远矣。”西蒙说：“假如有一个人闯到你的国家，告诉你如何把这个国家的事情办好，这是不可靠的。东欧人就是这样期待别人教他们如何办事情的，结果是没有多大的用处。”甚至对一般被视为极右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观点，程恩富教授也没有因人废言。他认可弗里德曼的如下观点：通货膨胀促进就业只是短暂的现象，保持6%还是保持3%的通货膨胀率并无太大区别。从长远的观点看，通货膨胀具有破坏性。它浪费人们的资源和努力，使得物价上涨，生产率降低。它就象酒瘾一样，很容易使人们上瘾，特别是使政府上瘾。但摆脱它却非常困难。我想，这些引证本身足以证明，程恩富教授对于西方观点完全是抱有一种科学的态度了。而这里西方经济学家们的一些卓越的观点为什么至今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被中国一些决策者吸收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比如，按照“2030的中国”，中国国有企业的比例将会下降到10%以下；按照现在的证券业模式，中国不仅会继续股份化，而且会继续上市化。何以西方有效的观点依然没有被中国所吸收呢？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当代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对中国经济学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甚至被认为是人类可以选择的唯一的经济学。可以说，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运动。这场运动不是政治人物发动的，而是在由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对西方意识形态政治“宽松”的环境下，在西方学者和西化派学者的推波助澜下，由部分新老海归学者、出版社、诸大学经济系、年轻学生、媒体、政府人士的交叉作用形成的。在这种运动之下，程恩富教授始终坚持西方经济学的科学经验、合理成分可以借鉴、可以吸取，【7】但对其错误一定要批判的观点。程恩富教授不仅与西化派学者展开了论战，而且在批判西方经济学理论上做了大量工作，还支持了大批后人的相关工作。比如，当市场经济理论在中国流行后，20世纪90年代，以西方产权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始在中国大行其道。【8】而从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大概非张五常莫属了。本来，“西方有关产权的法律书籍，它们都一致认为`所有权’重要，不可忽略”，但张五常“总是认为`所有权’在经济上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程恩富教授1994年就意识到这种观点的谬误，及其可能在中国产生的危害，撰文加以驳斥。【9】实际上，程恩富教授对张五常的驳斥形成了系列文章。【10】程恩富教授始终一贯的观点是，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任何社会的根本性权利，这是不能用任何概念（如效率）、理论来否定的，更不能认为私有产权比公有产权更有效。【11】假如在中国，认为所有制不重要的观点真的成为了一种主流观点，那就构成颠覆了。我也撰写过两篇驳斥张五常理论体系的文章，对此是有明确的了解的。程恩富教授坚定地认为，改革前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它表现在经济取得巨大的增长、迅速进行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12】在我看来，是否真正承认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建设成就，是检验一个社会科学学者是否是真学者的试金石。因为否定这一成就，对这一成就支支吾吾，就是一种唯心主义，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它会成为其它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根源。程恩富教授认为，中国应该改革，应该开放，但改革、开放、发展存在不同的思路和流派。比如，就对国有企业改革而言，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为了追求效率必须大规模消灭国有企业。有人为此炮制了“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的效率优先观点。而程恩富教授认为，这种观点把一次分配同公平割裂开来，把二次分配与效率割裂开来，属于形而上学。实际上，这种观点将会导致毁灭中国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基础。对此，“海派经济学”从来就没有赞成过。【13】在多年的丰富的学术发表中，程恩富教授始终如一地捍卫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比如，他在较早提出的中国模式理论中，就把中国模式概括为四主型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14】我由于撰写并出版了三本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著作，对此理解尤其深刻。诚如程恩富教授所言：“我国的国有经济作为最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部分，适应了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迅速工业化和自主发展的迫切要求。”70多年来，“国有经济始终是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力军，始终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并客观上带动和支持了集体经济和非公有经济的大发展，甚至长期承担高税收等多方面的重任和作出了自我牺牲。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国有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仍然是经济实力最强、技术装备先进、管理水平高、人才济济、效益递增的市场型经济实体。”“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始终是中央文件上的一句话，但对于它的内涵，可能不同的学者还有不同的理解，程恩富教授明确，公有制为主体，不仅是“在社会总资产中要占多数”，而且要在经营性资产中占多数，因为如果只是“在社会总资产中要占多数”，那老实说美国也是社会主义了，而且，“公有制占主体、占多数”还应该表现在就业的人数及其结构上。如果大部分人都是在中外私有制的企业里面劳动，那就说明多数人的劳动还是属于雇佣劳动，而不是一种自主的联合劳动。“公有制占主体、占多数”还要表现在对GDP的贡献、税收上等等。有些论著想架空“公有制为主体”，以为只要共产党领导，公有制是否占主体不妨碍社会性质，这显然是违反经济学常识的。对公有制经济的人事安排，程恩富教授提出，建立以党政互相兼职为特征的法人治理结构。执政党的成员在非政权性质的基层经营单位均应有行政岗位， 党政干部要互相兼职， 使党组织的领导人直接进入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行政班子，在法人治理结构的机制内发挥应有的作用。【15】在对待中外私有制的问题上，程恩富教授认为，一是要发展，二是要限制，即它们必须为辅体。经济是决定政治、文化、艺术、思想等其他东西的一个基础性东西，而整个经济制度、经济关系、经济基础里面，所有制是首要的一类。程恩富教授强调，这是中外政党都认可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认可的观点。这样，程恩富教授就反对了那种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政治、权力决定论的观点。政府与市场关系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核心问题。程恩富教授主张要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决定性配置一般资源的作用。这里，一般资源不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住房和地藏、交通运输等重要的非物质和物质资源。【16】程恩富教授的观点是有针对性的。早在1988年，厉以宁等就提出“市场调节是第一次调节或自发的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次调节或自觉的调节”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与其是不考虑市场机制作用的、主观主义的、以行政命令包揽一切的政府调节，还不如不要政府调节，而干脆由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正如不遵循和不运用价值规律的、不科学的、瞎指挥的计划管理，还不如不要计划管理，而干脆由市场本身来安排一样。”政府调节“起着弥补第一次调节不足的作用”，“第一次调节时时处处存在，第二次调节可多可少，可有可无。”“所以，“总的原则是这样的:‘大市场、小政府’。”显然，这种观点与斯密的政府守夜人的观点是没有多少差别的。程恩富教授在1991年就撰文系统地批驳这种观点的错误。【17】毫无疑问，从今天的观点来看，程恩富教授在与厉以宁、吴敬琏等的商榷文章中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是有前瞻性的。我提出了一个市场供给主体的问题，引起了程恩富教授的关注。因为市场分为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假如市场供给主体是私有企业、私有资本，那么，这个市场实际上就是私人资本主导的市场了。中国的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很显然不是私人资本主导的决定。这样，我们就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以公有制企业为供给主体的经济。当然，由此大家也可以思考：政府与市场的二分法真的正确吗？如果市场代表着私人资本，那么，这种二分法岂不是意味着私人资本与政府分庭抗礼吗？岂不是意味着私有资本在向政府要权力吗？如果政府不断地让步，会不会导致私人资本俘获政府那种西方的政治结构呢？程恩富教授高度重视国家调节。在他看来，国家调节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劝导等手段，自觉地按照经济发展总体目标分配社会总劳动，调节整个经济行为。国家调节的精髓是计划调节。完整的国家计划调节由计划指标、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构成。只有把这“三位一体”中的互相关联的三因素藕合而成系统的功能，才能充分释放其隐含的能量。所谓“以国家调节为主导”，其基本含义是指着重发挥主要调节宏观经济的国家机制的宏观制衡功能、结构协调功能、竞争保护功能、效益优化功能和收入重分功能。【18】程恩富教授注意到，知识产权已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管辖范围中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并重的三方面内容之一。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对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化学配方、技术诀窍、图形设计、计算机软件设计、名牌商标、商业秘密、著作权、声像版权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引入了以贸易报复为主要手段的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19】可以设想，随着中国创新工程的实施，由于中国多种所有制并存，又面临者无法回避的国际经济交往，因此，中国也完全可能需要在知识产权领域做出更大的努力，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中国人的创造成果。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保护知识产权到底怎么搞？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知识产权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互相免费开放的。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当时的技术扩散。今天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应该成为公有制企业之间的技术扩散的限制。早在笔者还是大学本科学生的1994年，程恩富教授就发表名为《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的文章，较早地指出，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中国理论经济学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1世纪初。与这种思想不无关系，由程恩富教授任主席的“中国海派经济论坛”于1995年11月创立，至今已召开了数十次上海和全国性的研讨会。2001年，由程恩富教授任主任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作为上海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成立（2004年开始隶属于该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今天来看，海派经济学以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为基点，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思想，初步构建起了一种有别于传统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以本文上面所回顾的方面为重要内容的新范式，并把它归结为六大命题。有人可能会问，六大命题是否足以算作一种新范式呢？我的答案是完全有可能。实际上，一个范式包括概念、假设、方法论、解释、预测、制度政策建议六大方面的内容。【20】在这六个方面，海派经济学都有了。而且，海派经济学的理论阐述涉及到了曼昆（G. Mankiw）所归纳的十大经济学原理的所有方面，并且与其所谓的原理有很大的不同。【21】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实际上，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今天的世界依然是正确的，不可违背的。违背了，就会遭受惩罚的。正是由于程恩富教授等学者所做的工作，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当代西方经济学在内容上实际是对18世纪亚当·斯密理论的消极方面的吸收。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不过是主张资本家掌权，因处于封建权力的对立面而具有推动英国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但自马克思以来，斯密的这种理论已经过时了，因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已经成了历史进步的最大阻碍。于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不管在形式、面貌上多么现代，在内容上许多都是非常陈腐的了（当然，这不妨碍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提出一些有见地甚至非常有见地的观点【22】），这只要看当代中国一些所谓经济学家提出了多么荒谬的经济学见解就可以清楚了。比如，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不讲适用于整个社会层面的效率概念，而是主要集中于帕累托效率。如果西方经济学中有一种整体效率概念，那么，只有西方的经济增长理论才差强人意。概括西方多种经济增长理论，我们可以认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对于西方社会的效率有一种沾沾自喜的心态。它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高效率的。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其它国家不发达的情况下表现出的一种相对优势。如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早已找到了一种远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制度模式，即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形态。这个问题是如此简单，如此重要，却又如此在许多人那里迷惑不清。比如，有中国学者甚至于否定私有企业存在剥削，有人甚至可能认为，不能再主张剥削理论，还有人主张赦免原罪。而海派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早就提出 “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变动论”，即主张越公平越有效率，越不公平越无效率。尽管对中国在所有制结构上是否还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有疑问，但可以说，如果没有以程恩富教授为代表的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一些国内实事求是地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走到苏联那种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的邪路上去，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23】以上总结只是管中窥豹。但仅仅基于以上总结，都有一种感觉，程恩富教授的学术人生是丰满的，学术成果是丰硕的。程恩富教授提出的许多重要的建设性的建议为国家所接受。有些本来可以接受却没有被充分接受的建议让中国承受了巨大的代价。还有些建议未来一定会被中国社会所接受。中国有这样的学者在工作，在奋斗，实在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北京大学已故的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为程恩富教授《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时写的“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已经不仅是鼓励勉励之词，而是化为对程恩富教授四十余年学术经历的真实写照了。程恩富教授取得这样的成果是不易的。在他的学术人生中，面对的是西学渐盛的一种学术大气候。在这种大气候下，程恩富教授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都是不容易的。我们很清楚，国内一些著名的主张“西学为体”的学者实际上多多少少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甚至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甚至于连一些做人的基本原则都丧失了。而程恩富教授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且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思想原则和治学方针。程恩富教授成为一代学术大家，是与他作为1950年出生的学者所经历的毛泽东时代的熏陶、磨练分不开的。这使得他从1972年4月开始一直到1989年3月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和硕士学位和留在经济系任教期间，能够系统地钻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献，使得他在认真阅读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著后不至于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从而形成一种扬长避短、优优结合的人格特性、精神境界和工作作风。【24】当然，这也是与程恩富教授的天性禀赋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如程恩富教授那样在名校学习过的学者不在少数。而如程恩富教授那样在年轻时期能够自觉广泛浏览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书刊，甚至读过生物学、医学等某些自然科学书刊的经济学人是不多的。考察程恩富教授的学者之路可知，正如程恩富教授自己所说，离不开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张薰华、洪远朋、蒋学模、蒋家俊、徐桂华、陈文灿、洪文达、陈观烈、吴斐丹、宋承先、尹伯成、叶世昌等的培育、熏陶、教诲、帮助。【25】我敢说，程恩富教授自己也如这些老前辈一样，在培育包括自己的学生但绝不仅限于自己的学生的后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自己本科、硕士、博士都取自武汉大学，对于武汉大学如我的博士导师谭崇台教授那样的老一辈学者以及国内其他高校、研究机构的许多老学者，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我想，中国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主流正是行进在这样的光明大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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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程恩富.《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自序,载《改革开放与中国经济》,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年.
【17】程恩富, 施镇平.三论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J].财经研究, 1991(06):29-33.
【18】程恩富.构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国家调节为主导”的新型调节机制[J].财经研究,1990(12):9-15+64.
【19】程恩富,廉淑.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知识产权优势理论新探——海派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J].求是学刊,2004(06):73-78.程恩富,丁晓钦.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兼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J].当代经济研究,2003(09):20-25+73.
【20】王今朝,萨米.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三大范式比较(下)[J].当代经济研究,2019(12):52-59+113.王今朝,萨米.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三大范式比较(上)[J].当代经济研究,2019(11):34-46+113+2.
【21】关于海派经济学的主要主张, 参见程恩富.经济学的综合创新与构建海派经济学[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4(03):66-68. 程恩富.注重原创 繁荣学派 推动中国学术发展[J].探索与争鸣, 2004(11):5-7.程恩富.改革开放以来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若干理论创新[J].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8, 9(06):47-57. 程恩富.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J].求是, 2004(22):35-38.程恩富.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现代转型[J].经济学动态, 2005(11):19-23. 程恩富.“马学”为体, “西学”为用:重建中国主流经济学范式[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04):4-8+157.程恩富.海派经济学方法论:综合创新的若干思考[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5(01): 12-18.
【22】比如, 萨缪尔森本人实际上对苏联经济体制颇多肯定性评价。但这种肯定性评价不可能大段地出现在他编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有许多中国学者、学生过度相信了萨缪尔森的教科书，没有把教科书的内容与萨缪尔森真正的思想区别开来。
【23】程恩富.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不同思路与流派[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02):1-7.
【24】现在回首，我个人也有一种类似的感觉。我高中一年级时就读了四卷《毛泽东选集》。在度过四年大学数学系的时光，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再回到武汉大学攻读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生时，就对当时颇感新奇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了一种抗体。这种抗体让我没有如一些同仁那样入西方经济学而不出。我自己1997年入读武汉大学经济系研究生。22年的经验也让我深深感悟，中国许多在西方受过博士教育的人实际上并未得西方学术之精华。他们受过国内名校的培养，又顶着西方的光环，却没有全面地投入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没有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让人深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感。
【25】程恩富.走在经济学研究的道路上, 载《程恩富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