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文献纪录片《北上——走出黑暗》解说词

点击：  作者：成都双爷    来源：双爷在成都微博  发布时间:2021-07-18 09: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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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走出黑暗-第1集》（5集电视文献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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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走出黑暗-第5集》（5集电视文献纪录片）

 

电视文献纪录片《北上——走出黑暗》解说词

 

撰稿人：周军 刘俍 胡勇

 

第1集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与他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北京重逢，斯诺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在您的一生中，当年观察中国革命的命运时，哪个时期使您感到是最黑暗的时期？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思考之后回答说：

 

 “……在长征中，我们的人员减少了，当然也不高兴了。但是总的来说，我们觉得是有希望的，不管怎样困难。那时的困难主要不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张国焘闹分裂，那是最大的困难。……”

 

斯诺提出的问题，涵盖了一个长达数十年的时间段。而一生中曾面对无数危机并战胜了无数危机的毛泽东，还是将“最大的困难”，指向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事件——“张国焘闹分裂”……

 

 “张国焘闹分裂”，是长征途中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一次的重大分裂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两支红军主力，历经艰苦转战冲破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刚刚汇聚在一起，却又因此遭受了来自内部的重创！起伏跌宕的中国革命，就在这个历史的毫厘方寸之间，险些被带往另一个走向……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公元1935年的6月。

 

达维，川西北高原夹金山北坡下一个小村。1935年的6月12日，一阵震天动地的欢呼声打破了这里的寂静：在这座小桥上（会师桥），在这条河两岸（达维河），两支头戴红星的队伍，悲喜交加地拥抱雀跃，互相倾诉着各自艰苦转战的历程和渴盼会合的手足之情。

 

当晚，在村后的这片空地上，篝火通明，彻夜狂欢……

 

中国工农红军两支最大的主力部队——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会师。

 

双方期盼已久的这次会合，策划于5个月前。1935年1月16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即著名的遵义会议。会议作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

 

 “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同时，中共中央也指示正在川北进行广昭战役的红四方面军，

 

 “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中央红军原拟在黔北地区北渡长江，但在遭到川军刘湘部主力的拦阻后，被迫改在川滇黔地区机动作战，经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摆脱了敌人围追后，于5月初进抵金沙江畔……

 

同时期，红四方面军在取得嘉陵江战役胜利后，在向川陕甘地区发展时，受到了已先期进入甘南的强敌胡宗南部中央军的拦阻，且因张国焘已率军撤出了通南巴苏区，川军刘湘部主力则乘虚而入，迅速填补空白，步步进逼，控制了嘉陵江以东广大地区，红四方面军也陷入进退两难，有可能遭致强大敌军合击的严峻局面，不得不选择继续西进，向川西北高原岷江流域发展……

 

于是，在被动不利的处境中，两大红军主力的轨迹，反而在蜿延曲折中，越来越靠拢……

 

5月3日，红四方面军向北川峡谷两岸的土门、千佛山一带敌军防线发起进攻，同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迄至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完全控制了土门、千佛山一线，开始向岷江两岸发展进攻，中央红军也从会理、巧家北上，直奔大渡河畔……

 

5月29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占领雁门关、威州；同日，中央红军成功地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5月底，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先后占领理番县城薛城和杂谷垴；而中央红军则攻占了飞越岭，摆脱了大渡河峡谷的险恶处境，开始向天全、芦山方向前进。

 

6月2日，中共中央收到了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茂县发来的电报：

 

 “我们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功，与你们取联络。你方先头部队确取[联]络后，请即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

 

6月3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占领猛古，4日，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一部翻越虹桥雪山，于5日占领两河口。

 

8日，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占领夹金山北麓的懋功、达维；同日，中央红军也突破敌天芦宝防线，先后占领天全、芦山、宝兴。

 

9日，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占领日隆、巴郎山垭口；而中央红军主力也于同日进至夹金山南麓的硗碛。

 

6月10日，对会师充满了兴奋之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在刚刚复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进报》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文章：《前进，与四方面军会师去！》

 

6月11日，中革军委机关报《红星报》发表社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去！》

 

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的先遣部队会师。

 

此后的一个多星期中，几乎天天都有中央红军的部队从夹金山上陆续下来，达维小村天天热闹非凡……

 

就在两支红军线头部队会师的6月12日夜，由徐向前代笔，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联名向中央报告川西北敌我情况的电报中，充满热情地写道：

 

 

 “……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6月13日，红军总政治部指令中央红军各军团：

 

 

 “……在部队中发动与四方面军联欢和慰问的盛大运动，号召每个战士准备娱乐，准备礼物，去会亲爱的弟兄。”

 

6月15日，红四方面军发来致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贺电，电报中写道：

 

 “……你们胜利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坚（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

 

红军总政治部的《红星报》发表社论《伟大的会合》：

 

我中央野战军终于与四方面军会合了。这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

 

6月16日，已进至夹金山南麓跷碛的中共中央复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

 

中国苏维埃运动二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慌战栗，我们久已耳闻你们的光荣战绩，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

 

对于这次重大会师后的革命前景，两大主力红军从上到下的所有人，都有着无比振奋的憧憬……

 

6月17日，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的5天后，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了达维，受到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们的夹道欢迎。当天晚上，两军在达维举行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先后热情洋溢地讲话，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红一方面军战士剧团的活报剧和歌舞，更是把热烈团结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然而，谁又能想到，这次全国红军主力的第一次大会师，竟然会演变成毛泽东后来所说的，他的革命生涯中那一段“最黑暗的时期”。

 

这一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演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集团，刚刚在几个月前的遵义会议上经过改组。他们当然也和两军的指战员们一样，为红军主力的会师感到非常振奋。但作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他们更为萦绕于心的问题，还是两军会合后的战略前景，以及为实现这个战略前景的战略方针。

 

简而言之，共产党人未来的出路何在？怎样去开辟这条走向胜利的未来之路？

 

那是一个国难深重的年代。自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而放缓侵略中国的脚步。自1933年长城抗战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失败以来，日本侵略者窥觎我华北地区，借1933年签订的《塘沽协定》，加快了侵略步骤，不断制造事端，凶锋直指平津。就在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前的1935年5月，日本侵略军制造所谓的“河北事件”，再次向国民党政府进行武力恫吓，逼迫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本侵略军又开始新一轮的秘密谈判。而这次秘密谈判，导致了双方在7月间正式签署了国民党政府实际放弃华北主权的《何梅协定》。

 

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  

 

中国最主要的两大政治集团，正处在激烈对抗中的国共两党，在这关系到民族存亡紧要危机时刻，都面临着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抉择：抗日救亡，还是退让妥协？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逼和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在全中国的各界进步力量和广大民众的推动下，各地各界强烈要求抵抗日寇侵略、拯救民族危亡的运动此起彼伏，浪潮汹涌，空前高涨。为全国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在救国旗帜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国共两党，谁能擎起这杆抗日救亡、民族解放的大旗？他们又是怎样作出各自选择的呢？

 

国民党的选择是，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面对日妥协退让，一面加强对国内进步力量的压迫和对革命根据地实施军事围剿。

 

共产党人的选择其实在九一八以后就已经作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在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中，率先对日宣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同时，共产党人们也纷纷走上抗日斗争的第一线：自九一八事变后的每一场局部抗战中，都有共产党人的身影出现。在东北义勇军失败后，共产党人勇敢起肩负起了东北抗战的领导责任，重新聚集起各路抗日力量，先后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情况，艰苦转战在白山黑水间……

 

然而，分散在南方各地的红军主力，因为国民党的军事围剿，还不能靠近抗日斗争的第一线。“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仍然还停留在政治口号阶段。而在敌军围剿下被迫走上长征之路的严重形势，更是促使共产党人逐渐感悟到了，需要化被动为主动，走上民族斗争第一线，方能争取把握挽救民族危亡，同时也摆脱自身危机的重大历史机遇。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对于未来的战略选择的酝酿，也在转战途中不断地趋近成熟，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开始向具体的战略方针转移。

 

当时中共中央和各个主力红军，都处于国民党军队强大的军事进攻威胁之下，所以中共领导人在思考总体战略方针时，就首先要考虑到军事上的立脚点，在何处建立新根据地的问题首当其冲。结合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等种种因素，中共中央在两大方面军会师时，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方案：新的根据地要面向全国，从两军会师的现地北上，向东发展，面对“抗日救亡”的热点地带和中心地带，逐步接近未来对日作战的前线，领导群众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站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沿去。

 

两大红军主力会师后的6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布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中说：

 

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号召全国民众统统动员起来，……共同参加反日的神圣战争。[]

 

这一宣言的发布，直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决心，也代表着中共中央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之后，再一次明确了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政治军事战略发展的方向——走向民族革命斗争的第一线！

 

危机，是挑战，也是机遇！有了民族的生存权，才有共产党人的生存权，发展权。

 

就在这个宣言发布的第二天，已经到达懋功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致电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了他们酝酿已久的战略方向：

 

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就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井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这是多年来一直活跃于中国南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主流力量，第一次把新的战略立足点指向中国的北方！而对于在这个总方针的下一步具体发展地区，考虑到人烟稀少的川西北高原筹粮就粮的困难，希望能经岷江以东就粮较易地区北出陕甘，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

 

 “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注：地图字幕中加入嘉陵江）两江之间发展”。

 

而此刻的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等主要领导人们，却有着另外的一种战略意见。

 

就在两军先头部队会师的6月12日，张国焘就致电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南打薛岳、刘湘，或北打胡宗南”两种选择；6月17日，张国焘、陈昌浩收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电报复电，在陈述了向岷江以东发展以及沿岷江北取松潘的各种困难后，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而对于下一步具体发展地区，则认为是“暂时利南进攻”。

 

张国焘、陈昌浩的这个意见，与中共中央提出的方针，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战略重点的选择上，也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多年后，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解释了这种矛盾现象：当时的张国焘、陈昌浩“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个成熟的方案来”，当时，

 

住在茂县的张国焘、陈昌浩，没有向我打招呼，十七日即复电中央。他们虽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认为东出北川和北打松潘，地形和敌情均极为不利，因而主张一方面军沿金川地区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从茂、理北上进占松潘西，两军去青海、甘肃，以一部组成远征军占领新疆，主力伺机东向陕西发展。为解决给养困难，隐蔽作战企图，暂时可南下先取岷江以西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

 

那么，中共中央又是如何回答张国焘和陈昌浩的这一意见呢？

 

6月18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复电张国焘、陈昌浩：

 

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短短一段电文，似乎就象是对后来红四方面军南下结局的预言。

 

从这个电报内容可以看出，中共中央领导人考虑了张、陈等所述出岷江以东的客观困难，改取攻占平武、松潘以为北出陕甘的通路，以避开人迹罕至、就粮食困难的茫茫大草地，同时，中央也表示，但不同意张国焘陈昌浩提出占领阿坝后西出甘青或南下的设想。

 

6月19日，张国焘、徐向前联名致电中央的张闻天、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反对进攻平武，表示同意打松潘，但同时陈述作战的客观困难。要求中央红军查明从两河口通松岗、卓克基到阿坝的道路，再次提出“一方面军南打大包[炮 读音pao]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卢、灌、邛、大、名，”并表示“因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别无良策，请即决示行。”

 

从两次电报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这时的张国焘，战略着眼点是放在了与中央完全不同的南下川西南和西出甘青的方向上。对中央提出的川陕甘计划，只有口头上的赞同，而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具体思考。

 

同一电报中，张国焘还告知中央，他已到徐向前住地东门外（地名），准备次日和徐向前一起前来懋功，与中央见面进一步会商新的战略意见

 

此后几天里，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的两种意见仍然相持不下。

 

6月20日，中央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张国焘本人，以更加严肃的语气强调：

 

 “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

 

而对于张国焘所提出的替代川陕甘计划的西进和南下方案，中共中央也没有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耐心地指出两个方向上的客观利弊，希望张国焘能尽快前来两河口，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地讨论和交换意见。

 

6月25日，张国焘从理番的杂谷垴出发，翻越虹桥雪山而来，于与先他一天到达两河口的中共中央领导会面。但由于前线战事紧张，红四方面军另外两位高级军事指挥员，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都未能随张国焘一同前往两河口参加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两河口，是个环境优雅美丽的川西村镇。可是，当年在这里开会的人们，面对的却是一派严峻。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近十万红军将士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都在等待着他们作出关键性的抉择。

 

因为，蒋介石，不会留给共产党人的时间和机会。

 

多年后，徐向前在回忆道：

 

会师前夜，蒋介石判断我一、四方面军“急图合股川西”，“不外横窜康、青，北向甘、陕两途”。因而以胡宗南部二十七个团，布于松潘至平武一线，扼我北进；以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九十余团，固江油、汶川、灌县一线；以杨森、邓锡侯部五十余团至名山、芦山、雅安、荣经一线，防我东出；以刘文辉、李抱冰、薛岳等部，自南而北推进，追堵红一方面军，并策应岷江东岸；以甘、青两省的马家军，防我西出青海。我北面的四军、三十军一部，在松潘以南的镇江关、松平沟地区，与胡宗南部对峙；东面的四军、三十一军各一部，在汶川、观音梁子、千佛山、土地梁、北川、片口一线，与川军对峙。敌人不断向我进攻，激战一直不停。

 

敌军的态势表明，对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可能的行动方向，蒋介石都已有所预料，而且也有实际应对的措施和军事部署。蒋介石依仗着他手中强大的军事力量，已经先于红军一步，开始新一轮的进攻了。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共产党人又将作出何种抉择呢？

 

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懋功两河口召开，这就是长征史上著名的两河口会议。

 

出席两河口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政治局委员张国焘、朱德、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凯丰、邓发。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林伯渠、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

 

两河口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与会者都充分发表了意见，多数人的意见比较一致。

 

周恩来首先发言，向与会者们提出中共中央酝酿已久的战略方针，并分析了其他意见的利弊，其要点为：

　

　㈠川陕甘地域便于机动；松（潘）理（番）茂（县）则相反。

　㈡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区域，便利红军扩大；而松、理、茂则相反。

　㈢松、理、茂地域粮食、牛羊缺乏；川陕甘物产较丰富。红军如陷在松理茂地区，将无前途。

 

周恩来还提出：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军委。

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报告，并提出五点意见，其要点为：

 

㈠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㈡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

㈢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

㈣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

㈤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在与会者充分表达意见后，周恩来作结论，同意毛泽东关于战争性质的意见。

 

与会者们都发了言，一致通过周恩来的报告。

 

而张国焘在会上又是什么态度呢？上世纪60年代，他在流亡海外的时候写下了一本回忆录，里面对这次会议谈得很多也很生动，他说，这次会议是在抚边召开的，会议情况为：

 

一、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

 

二、我继起发言，将我所知的西北情况和我的想法报告出来，……我说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可以名之为“川甘康计划”，二是移到陕甘北部行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古为靠背。……；

 

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我提出资料，阐释这三个计划的优点和缺点，……

 

张国焘这段回忆，与会议纪录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除了记错了会议地点外，内容也不相同。会议首先发言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也没有提出宁夏计划；张国焘在会议发言中更没有对向北向西向南三个方案并比较其利弊。根据会议记录，他的发言主要内容还是“南下”：

 

……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了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的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

 

三天的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8日，形成了有五项内容的会议决议。

 

这个决议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核心内容即其中的第一项，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川陕甘，建立新的面向全国发展的苏维埃根据地这一战略计划，作为指导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如何行动的首要战略方针，以中央决议的文件形式加以确定，指明了红军主力行动的战略方向。

 

决议的第二项制定了实现川陕甘计划的第一个具体步骤：北上打击胡宗南，占领松潘，控制松潘以北广大地区。这一军事目标一旦达成，红军主力将避开茫茫草地，顺利前出甘南，为实现川陕甘计划打开地域上重要的大门。

 

决议的第三项指出，将派一战略支队向洮河、夏河流域行动，使得未来赤化的川陕甘根据地可背靠甘青宁新广大地区。这是计划中为川陕甘根据地设想的另一战略后方。

 

决议的第四项，指出现在红军所在地大小金川，客观条件不利于在此建立主要根据地。从决议特别指出这一点来看，中央决策层中，有人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过依托现地建立根据地的意见，不为参加会议的多数人所同意。

 

决议的最后一项，中共中央原则性地批评了“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很显然，这个批评是有具体针对性的。

 

这些被否定的错误意见和被批评的倾向性态度，都是出自何人，从前述的多份电报中也可见一斑。

 

史载：在会议就决议进行表决时，张国焘也表示了同意。

 

两河口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以政治局决议的方式，把中共中央领导人酝酿已久的“北出陕甘”战略方针，正式确立了下来！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迈出了走向民族革命斗争最前沿的关键一步！

 

两河口会议决议的总体战略方针确立与形成，是这段历史无论如何不可回避的核心和焦点。

 

6月29日，中共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

 

同日，中革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决议确立的战略方针，遵循会议决议中的第二项内容，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战役目标极为明确：“我一、四方面军根据目前战略方针，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达赤化川陕甘之目的。”

 

这个战役计划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的名义正式发布。

 

在懋功地区的红军部队，按松潘战役计划设定的时间表，于当天开始了集结行动。

 

6月30日，张国焘和由李富春、刘伯承、李维汉、林伯渠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离开两河口，前往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杂谷脑。

 

决议形成了，计划下达了，部队开始行动了，张国焘不仅同意还联署了命令。战略分歧似乎解决了，争论似乎不存在了，矛盾，也弥合了？

 

然而，下面的故事将告诉我们，曲折，才刚刚开始。

 

第2集

 

两河口会议确定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以后，为实现北出陕甘战略方针的《松潘战役计划》，随之开始付诸实施。然而，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实施，就遇上了很大的麻烦。

 

这又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在《松潘战役计划》下达的一个多月以前，刚刚进入岷江流域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就已经一度攻占过平武，并且试图夺取松潘，而且几乎就拿下了这座对红军北出陕甘至关重要的城池！——当时，松潘只有敌六十一师一个团的正规军和千余人的民团……

 

但是，蒋介石对松潘战略位置的重要性，也是非常清楚的：

 

该县地广人稀，而居民多为潘夷，北界甘、青两省，西连西康，为川西门户，……匪据之，可进退自如，且为朱毛西窜之理想根据地。

 

因此，蒋介石在4月间就急令在甘南的精锐主力胡宗南部，火速占领松潘。5月20日，当红四方面军5个团沿岷江两岸向松潘发起攻击，攻占了松潘东南可以覆瞰制全城的塔子山制高点，取得有利态势的关键时候，敌军的援兵到了，又从红军手中夺回了塔子山。

 

由于当时这个时候的张国焘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还没有明确肯定的战略定向，加上岷江峡谷地区道路崎岖，塌方不断，部队运动和筹粮非常困难，红军攻势难以为继，被迫步步南撤。迄至《松潘战役计划》下达时，敌我双方的战线，已经南移到了镇江关以南地区。无形之中，敌军已取得了部分先手。

 

于是，新的《松潘战役计划》，也就不得不考虑避开地形狭窄难以展开兵力的岷江峡谷，采取从其他方向迂回，多路绕攻松潘的方案。

 

红军总部于仓促匆忙间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准备兵分三路，合击松潘。

 

已在茂县地区集结的四方面军8个团编为右路军，3个团组成右支队，由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指挥，沿黑水河下游向上游机动，经黑水、芦花、毛尔盖，向松潘攻击前进；右支队3个团则经松平沟、红土沟、小姓沟，向松潘攻击前进。

 

已在岷江两岸的红四方面军8个团的部队组成岷江支队，由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箝制和吸引胡宗南部南向，并控制沿江的渡桥及渡船。完成任务后从原地渡江，转向岷江西岸，在右路军之后跟进。

 

已在理塘和鹧鸪山北麓下马塘地区集结的红四方面军10个团编为中路军，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指挥，经马塘、壤口、墨洼、洞垭，从松潘西北的黄胜关，居高临下，绕攻松潘。

 

已陆续集结于卓克基、马尔康地区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一部，编为左路军，由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经卓克基、大藏寺或壤口、嗄曲河、色既坝，经两河口与中路军会合，居高临下，绕攻松潘。

 

依照战役计划，红军参战部队7月上旬的集结地域为：右路军集结于芦花，其中右支队集结于红土坡；中路军集结于上壤口；左路军集结于箭步塘。完成集结后，各军均向松潘西北攻击前进。

实际上，仅仅是战役开始的这个集结行动，就遇上了很大的困难，实施过程中又不得不反复地改动和调整。

 

左路军中的红一军团最先遇到困难。

 

《松潘战役计划》下达的当天，林彪根据实际情况率左路军红一军团二师改走壤口，到达康猫寺、马塘，而后即向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率领左路军主力跟进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通报情况：

 

 “由康猫寺到上壤口系二百里草地，无房舍……判断由此路向松潘以北迂回大概系草地，且路太远。近来天下雨，草地能否徒涉，前途极无把握，给养亦必极困难。……陈、朱已率六团及五团之一个营向上、中、下壤口侦察前进”。

 

林彪根据这些情况，对左路军松潘战役的部署作出了调整建议：“一方面[军]（缺二师）到康猫寺、马塘以后之行动，须根据六团行动的结果而定，或准六团路线进，或从四、五团路跟进”。

 

6月30日，红六团及五团一个营组成的侦察支队由红二师师长陈光、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指挥，并携带电台，并开始向上壤口地区探路前进。7月1日，在中壤口附近遭到阿坝土官杨俊扎西千余藏骑武装的拦截，藏骑武装熟悉地形，机动力强，红军部队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作战失利而且损失很大，陈光也身负重伤，被迫原路退回。

 

7月2日，已经得悉了侦察支队失利信息的林彪再次提出建议：

 

 “经阿坝、壤口两路向松潘西北前进，湾[弯]路太多，恐难期与中、右同时配合，且受河流、水塘、给养、宿营之困难太大，且甚至找不着响[向]导，故不宜与[干]多派去”，“我判断毛儿盖无胡敌，或无其大部的兵力。”

 

林彪这两天的两个建议中的判断都相当准确，这时毛尔盖的确没有胡宗南的大部兵力。

中革军委根据陈朱支队作战失利的信息和林彪建议，迅速调整了原计划中左、中两路部队的进军路线，指挥北上部队从黑水地区直趋毛儿盖。7月3日，朱总司令致电林彪、聂荣臻：

 

 “同意林二日十八时来电意见及部署，但进毛儿盖应严锁消息”，“已严催四方面军速集六个团于松平沟，便与中路协作（红土坡已为我攻克）。”

 

在松潘战役计划中，以四方面军部队为主力的右路军和中路军，也于6月29日或6月30日开始行动。

 

在此之前，四方面军的部分先头部队，本已先期占领了松坪沟和黑水河下游部分地区等出发阵地，整体上已经处于有利的态势。

 

然而，一个意料之外的情况，在四方面军高层出现了。

 

6月30日，张国焘从两河口启程返回杂谷垴，同行的还有李维汉、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7月2日，他们抵达距杂谷垴20里处的关口红军大学驻地，但张国焘将中央慰问团留在了关口，自已却先行一步，于当晚21时前赶回杂谷脑。

 

次日，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垴后，受到了驻扎此间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而此时张国焘已离开杂谷垴，经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驻地薜城继续赶往徐向前、陈昌浩的住地东门外。当日午饭后，中央慰问团成员李富春、刘伯承也启程前往东门外，去看望徐向前、陈昌浩和红四方面军总兵站部部长吴先恩。

 

据陈昌浩回忆，张国焘在东门外见到与他和徐向前等人后，大讲中央红军的困难情形，

 

“好的东西一点没谈，谈的都是攻击中央特别是攻击毛主席的东西，把遵义会议之前的错误领导和遵义会议之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混为一谈。”

 

在两河口开会期间，张国焘拿到了红军政治部于6月10日创刊的《前进报》，上面刊登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的文章，《番民工作的几个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凯丰引用列宁的话，对张国焘领导川陕省委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提出了批评。这本来是一篇探讨性的理论文章，中央当时还并未对西北联邦政府问题进行过讨论。张国焘却以此为由，对根本还没看到报纸的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高级干部散布不满情绪和刻意挑拨，在这些干部中造成了“中央不信任四方面军”的印象……

 

7月5日，张国焘在东门外召集了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高级干部会议，史称“杂谷垴会议”，但会议实际上是在距杂谷垴以东80里外的东门外召开的。东门外又名东门寨，因地处古灞州城东门之外而得名，现为汶川县“羌人谷”旅游区，

 

在这次会议上，已赶到东门外的中央慰问团李富春、刘伯承等人，受到了不明真相的红四方面军干部的质问，双方之间的关系，再没有懋功会师时的亲密了……。

 

这次会议使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的部分领导对中共中央产生了误解。会议之前，战略上的意见分歧还仅存在于在张国焘个人与中共中央之间，而经张国焘在杂谷脑会议上发难之后，这些意见分歧很快就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滋生和蔓延。

 

7月3日，中革军委已经从两河口出发，向芦花前进；7月6日，翻越了长坂雪山，到达黑水河上游东岸的马河坝，而本应赶赴马塘、芦花与中央军委会合并担任中路军指挥员的徐向前，却因为这场风波的缘故，于同日与担任右路军指挥员的陈昌浩一起，赶往了茂县……

 

7月7日，张国焘与李富春、刘伯承一起，从东门外返回了杂谷垴，准备随即赶往芦花与中央会合。

 

后方出现了不和谐，前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张国焘从两河口回到杂谷垴的当晚21时（7月2日），曾与徐向前、陈昌浩一起致电军委，对战役前景表现出很强的信心：

 

 “打胡主力准备由芦花、黑水进，但兵多运动不便，亦展不开，进攻最好由四方面军任之”，“一方面军可以占阿坝一带，创造后方，暂休息补充，作四方面军预备队”，“马塘路上必要时只能出一支队助攻”。

 

然而，事实证明，张徐陈的这个战役预估，实在过于乐观了。

 

7月上旬，右路军红四方面军部队的行动，也遭遇了很大困难，黑水河沿线直到7月底仍未完全打通与控制。因为人烟稀少和民族隔阂，部队沿途筹粮极为困难。岷江峡谷地形复杂，道路崎岖，部队运动困难异常。沿岷江西岸北攻松潘的部队，必须乘船才能渡过叠溪海子，从松平沟进占红土坡向小姓沟攻击的部队，要翻越一座后来被人称为“红军棚子”的雪山，“一天只能过一团”……

 

可就在前方进展不顺利的同时，红军内部又出现了新的分歧。

 

7月6日李富春于凌晨1时在东门外致电中央：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中央刚刚开会制定了新的战略计划，前方部队已在行军和战斗中，张国焘却“尤关心统一组织问题”，提出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人员调整，主张将原红四方面军三位最高领导人中的两位，总指挥和政委都升格“充实”到红军总司令部，并且拟任红军副总司令和红军总政委。

 

而随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张国焘的这个突然提议，才仅仅是其多个步骤中的起始一步。

 

而就在同一天，正在指挥前线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正望眼欲穿地等待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黑水河下游往上游进展的消息，并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向张徐陈发了催促电报：

 

张、徐、陈：

　　石碉楼如未打开，望尽先开五个团经马塘到芦花，万勿迁延，误时机。龙坝侧击石碉楼部队，亦望速派，俾易得手。

 

石碉楼，位于黑水河下游北岸的一个藏族村寨，是黑水河沿线的重要交通隘口。茂县方向的红四方面军主力，通过此地才能迅速向上游的芦花地区开进完成集结。朱德周恩来因红四方面军主力从下游向上游进展困难，正考虑要派其他部队由马塘翻越长坂山到芦花，从黑水河上游向下游攻击，东西对进，尽快打通这条至关重要的黑水河沿线道路。

 

7月7日，朱德总司令电告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并转陈朱支队和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告知红四方面军五个团尚在石碉楼以南，敌军胡宗南部有两个团在毛儿盖，红一军团不宜突进，并作出了东西对进，打通黑水河沿线的具体部署：

 

 “三军团九号起决以两个团带工兵、炸药向石碉楼攻击，以协同四方面军五个团迅速打开此路，”。

 

然而，就在第二天，川陕省委又给中央发去了一份口气颇为咄咄逼人的电报：

 

党中央：

　　（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西北联邦政府，是在两大主力未会合以前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成立起来的。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事实上现在已团结了广大的群众在联邦政府的旗帜下而斗争。最近看到前进报上凯丰同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据云并未经过组织局正式计划，这一批评，我们是认为不正确的。……

 

这样的意见突然出现在两河口会议刚刚开过，战略性的决议刚刚颁布的时刻，是一个很不和谐的音符。

 

前方遇到困难，后方出现争执。原先看似弥合与消解了的分歧和矛盾，又重新浮出水面了。

 

就在同一天中午，张国焘电告军委，石碉楼已经打下。朱德总司令随即于当晚致电李先念、彭德怀、杨尚昆并转陈光刘亚楼林彪聂荣臻：

 

张主席本午电：石碉楼已攻开，惟大兴河坝之两炮楼和瓦布梁子尚未打下。……

　　三军团主力今日如抵芦花，明九日应急向石碉楼前进，以便协助四方面军五个团迅速解决两炮楼及瓦布梁子之敌。如未抵芦花，明日应先以一个团带工兵[连]循八十八师所走小路、先开芦花．赶往石碉楼执行上述任务。（地图取消）

　　……

 

随后，朱德、周恩来又联名致电张国焘：

 

……石碉楼既下，请电徐、陈，河东部队应迅速抽调，并应即打通孟董沟到色耳古道路，以便能从多方面进兵。……

 

然而，张国焘的电报，却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红四方面军岷江东岸的主力部队，这时还没有到达石碉楼，石碉楼附近的藏族土司武装仍在顽抗。红四方面军前卫部队因缺少支援，仍然没能打通这条道路。

 

但是，这时负责战役总体指挥的朱德和周恩来，并不知道张的这则电报存在问题，仍于7月9日通知张国焘：

 

三军团主力明日向石碉楼进，请将天云所部五个团攻下石碉楼后的部署及与番民有无交涉情形(电告）。

 

错误的信息，对本已延误的战役进程更是雪上加霜。

 

前方出了差错，后方的矛盾却在继续发酵

 

7月9日，一份川陕省委七人联署电报，再次发给了党中央，口气更加咄咄逼人：

 

党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川陕省委的这份电报，作为下级组织对上级明确提出最高军事领导人职务的安排指定，并且用毫无商讨余地的口气要求“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这在迄今为止的中共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在这样的时刻，用这样口气提出意见，无疑是极为反常的。

 

后方矛盾在激化，而前方的军情却刻不容缓。

 

7月10日凌晨，朱德仍根据张国焘昨日通报石雕楼已攻下的情况，命令红三军团：

 

　　“三军团今十日起彭、杨应率一个团及工兵连，速向石碉楼开进，协助三十军所率五个团，打开大行河坝之炮楼，特别要修补沿途桥路，接迎四方面军北上。”（地图取消）

 

此时，红一军团和红三十军的先头部队，已到达毛儿盖，与敌中央军胡宗南部发生激战。因毛儿盖守军为敌中央军精锐，火力炽盛，红军缺乏攻坚武器，短时间难以攻克。于是，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红四团绕过毛儿盖敌军阵地，翻越腊子山，向位于松毛大道的卡龙攻击前进。

 

而张国焘于7月10日中午致电朱周毛王张，告知：

 

　　“经马塘七五团沿黑水进，于十三日可到芦花；其余河东之三十，二、二三、二七○团及二七七团，共六个团，则沿黑水于十六日可到芦花；”

 

张国焘报告的这个态势表明，红四方面军岷江东岸黑水河下游的主力部队，进展仍然迟缓。

 

中革军委朱毛周三人于当日复电，对张国焘的延宕行为，含蓄地给予了批评：

 

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

　　……

7月11日，朱德通知林彪聂荣臻：

 

 “在毛尔盖之敌未解决前，四方面军主力必须十三日后始能开始到芦花。……二、四两团决不宜突入受夹击，暴企图，应速派队与该两团联络。如处境不利，应即折回。”

 

至此，已进至毛儿盖地区的红一方面军和红三十军先头部队，也不得不放慢了进展的速度。

 

同日，张国焘也感到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黑水河下游地区的延宕给整个战役带来了不利影响，向朱周回电，委婉地做出解释：

 

 “各路挤在芦花一处，红土坡不能使用多兵，黑水交通阻隔，致主力不能如期集结。……现意图补救。”

 

　　当时从岷江东岸地区去小姓沟攻击松潘，有两条道路，一是经松坪沟翻越红军棚子到红土坡，一条是从慈坝附近沿卡龙沟经红扎沿小姓河攻进。但这两条路线，都存在着道路崎岖、藏族土司武装袭扰和筹粮就粮困难的情况。

 

朱德周恩来于次日再次致电张国焘，催促河东部队的行动：

 

 “彭今日率十一团及工兵开维古，已令飞速架桥与徐打通，并打沿途番兵。河东部队请即抽调。

 

7月13日，朱德电告林彪聂荣臻：

 

 “预计中路军先头部队十九日后始能到达毛儿盖。”

 

同日晚间，朱德致电周纯全转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

 

 “彭德怀率十一团今晨确实抵围古，未见对河有我四方面军部队。……望徐总指挥火速派队开围古联络，并多送大绳索去，以便速加[架]浮桥，打通此路，免致胡敌强[抢]着先机，处我不利。”

 

7月14日，沿黑水河两岸开进的一四方面军部队，终于在维古会合了。徐向前对此有过回忆：

 

维谷渡口的索桥遭敌人破坏，大家只能隔河相望。那里水流甚急，水声很大，双方说话听不大清楚。我见对岸有个身材粗壮、头戴斗笠的人，走路不慌不忙，估计是彭军团长。……两岸的同志，十分高兴，互相喊话、招手、致意。第二天早晨，我从维谷赶到亦念（今名红岩）附近，找到一条绳索，坐在竹筐里滑过河去，与彭德怀同志会见。……

 

7月16日，张国焘徐向前等四方面军领导人，到达上芦花与中央领导人会合。

 

由于红军各部集结前进的速度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限制和影响，造成红军各部队之间未能密切配合，整个战役集结行动未能按时完成，松潘战役也未能按计划进行。

 

与红军方面内部纷争和进展缓慢相对照的是，同期的敌军已基本完成松潘的防御部署和兵力集结：胡宗南于六月下旬率其司令部抵达松潘后，其后续部队也源源开到布防，胡敌大部云集松潘，筑工自固，堡垒工事业已构成，敌军已占先机之利

 

松潘战役计划，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僵持状态。

 

恶劣的外部条件，也极大地增加了红军作战的难度。晚清以后的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对这一片地域有过现代测绘手段的勘测，出版的略图也非常粗疏，难以为作战所用（展示当年的民国版地图）。红军只能靠侦察和询问当地居民来了解情况，而这片地区是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隔阂加上语言不通，使侦察结果与实际情况往往出入很大。加之地形复杂，道路崎岖，也使得红军各部未能按计划达成相互配合。

 

所以，直到7月中旬红一军团部队和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先头部队已进至毛儿盖、卡龙村、卡龙岗、牦牛沟（牟尼沟）地区与胡宗南所部展开了长时间的拉锯战，而沿黑水河谷开进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却仍然迟迟无法与红一方面军部队形成配合。

 

两大方面军会合后，军委的战役指挥系统，只能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和一部分红四方面军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没有直接联络，只能通过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进行指挥。

 

而张国焘对中央意图贯彻不力的态度以及他个人对中央的权力要求，有意无意地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行动，就对战役指挥形成了事实上的掣肘。

 

而且，自川陕省委7月9日给中央发出那份要求调整红军总司令部人选的“建议”电报后，张国焘本人还在7月10日、11日的电报中，几次以部队行动不能统一的为由，向中央提出“宜速统一指挥”、“宜速统一前敌指挥”等暗示性的要求，与川陕省委的电报形成呼应，向中央施加压力。

 

7月16日，张国焘赶到芦花与中共中央会合，尚在黑水河下游的陈昌浩又单独署名，向中共中央再次提出“统一指挥”的要求。而两天后政治局常委会议在芦花召开时，正赶往芦花的他，又通过张国焘、徐向前转电朱德，更直接向中央表明了要求调整军委领导人选的意图：

 

……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当时任中革军委主席是朱德总司令，这份电报，指名点姓地要朱总司令为张国焘让出位置来。

 

到这个时候，张国焘意图获取红军最高军事指挥权、架空中央政治局的军事领导，以便自己“独断决行”的意图，已经明白无误地表露出来。

 

在红一、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到达芦花后，中央为解决内部出现的各种问题，于7月18日在芦花官寨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朱德、王稼祥、邓发、凯丰、徐向前等人。

 

会议重点讨论了张国焘提出的“组织问题”。 张闻天首先提出人事安排的初步方案：

 

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的还是国焘同志。恩来同志调到中央常委工作，但国焘同志尚未熟悉前，恩来暂时帮助之。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稼祥主任，因病实际上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主任。

 

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委

 

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有的“可到军委”。

 

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集中这么多人到军委，下面也需要人。目前必须抓紧战区的工作，迅速打击敌人。至于一、四方面军分成几路，还在考虑中。

 

会议经讨论，通过张闻天所提方案， 

 

这次组织调整，提升了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的军事领导地位，是中共中央出于团结的目的，对张国焘做出的又一次重大让步，

 

会后的当天，中革军委以朱周张王名义发布任命通知：

 

各兵团首长：

　　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待电全体知照。

　　军委主席朱、周、张、王

 

就在这些通知和任命发布的同时，中革军委也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重新决定了战役的兵力区分和部署。同时也明确承认了第一阶段作战不顺利的原因：

 

根据前一战役计划，关于作战纲领的实施，由于我军调动未能高度迅速，及地理、气候、番民关系，致先遣部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亦尚未完全协调，……

 

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官寨再一次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不详，疑似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等人。（徐向前回忆录中将“李”明确写为李富春）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问题”。张国焘首先在会上作了关于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和通南巴两个苏区对敌斗争情况及反“围剿”战略方针的汇报，徐向前发言汇报了红四方面军部队的基本情况，陈昌浩扼要介绍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

 

会议的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分别发言，一方面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在创建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多次打败敌人“围剿”的成绩，对红军的扩大和巩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指出了红四方面军部队目前存在的不足和错误

 

张闻天总结说：揭示过去工作的弱点是为了总结经验。在新的环境下创造新苏区是当前的中心任务。

 

从两次芦花会议的表面上看，似乎分歧再一次消除了，矛盾再一次弥合了。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一股暗流，还继续在两个方面军之间涌动着。

 

第3集

 

芦花会议后，红军部队开始向卡龙、毛儿盖方向开进集结，准备继续进行松潘战役。中央领导人离开芦花，翻越仓德山和打鼓山，于7月28日到达毛儿盖。

 

可在这一路上，红军部队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困难，有的部队出发还不到一周，就因粮食困难造成了不能前进的问题。

 

7月28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粮太困难，主要二纵队无粮，不能跟一纵并进。……”

 

7月2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林彪聂荣臻李先念：

 

 “……因粮困，明日部队不能出动。已令右支队部队仍在原地集结，筹粮待命，如三十六团已向左开动，仍令其回西干镇、红则筹粮。……”

 

7月30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彭雪枫：

 

“……十三团应以主力明三十一日进取波罗子，为全军筹粮。以一部控制茶力革要点及守粮食，……”

 

当时的红军松潘战役作战地域的的黑水河流域、毛尔盖地区和岷江东岸地区，人口仅数万，粮食产量很低，很难满足数万红军的需要。作为后方的懋功、卓克基地区，也有同样问题，而且因为道路岖崎，民族隔阂，粮草前送也异常困难。

 

缺粮，严重地影响了松潘战役的实施。没有粮食，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得不到补充，疾病、掉队等非战斗减员随之增加。红军边行军边筹粮边作战，困难之大难以想象。为生存计，部队每到一地，不得不派出大量人员四处筹粮运粮，但仍然难以保证每日之需。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陕北会见斯诺时还坦率承认：

 

这是我们欠下藏胞的债，我们将来一定要还！

 

占据松潘等地的敌人胡宗南部，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顽抗，前线的红军始终未能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进展，不少阵地得而复失。七月下旬，红军攻势停止，在西起腊子山、羊角塘向南经包子寺（今松潘之包座寺）、牟尼沟、镇江关一线与敌人形成拉锯对峙局面。

 

7月31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林彪转陈昌浩、李先念：

 

 “……因粮缺及各纵队不能同时北进灭敌，现正计划改变部署。”

 

松潘战役被迫中止了，北进陕甘的大门没能打开，蒋介石正在调集大军，准备围困和消灭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之间，红军的战略态势，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但是，中共中央坚决贯彻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的决心和信心，并未因此而动摇。(

 

8月1日，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部的名义，分别发往各部队的电报中，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战役设想：

 

　　“为进行新的战役部署，以攻取阿坝、向北发展为目的，……”

　　“我军改以攻占阿坝、北向夏河流域消灭敌人为战役目的，……”

　　“因粮困[难]，经松潘附近北出包座，对我已不顺利，现决改变道路，以主力出阿坝，先机占夏河流域（地图取消）

　　诱胡敌出而消灭之。……”

 

此后，中革军委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制定了新的战役计划，即《夏洮战役计划》。

 

8月3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联名，正式下达了《夏洮战役计划》。

 

我松潘战役由于预先估计不周，番反阻碍及粮食困难，颇失时机。现特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为这一新的战役目标。……

 

而就在战役计划发布的当天，中共中央又决定召开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3日晚21时，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致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

 

请准于明四日十时到达沙窝开政治局会议，并请通知傅钟、博古、邓发、凯丰、富春赶来到会。

 

芦花政治局扩大会议刚开过不久，又要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因为张国焘并不满意芦花会议的结果，他的野心在继续滋长，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取得最高的军事指挥权，而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了。于是，“检讨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被他提上了政治局会议的桌面。

 

根据8月4日当日的会议记录，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周恩来、张国焘、朱德、凯丰、邓发、陈昌浩、刘伯承、傅钟等人，原拟参加会议的徐向前、李富春等没有到会。

 

会议上，张国焘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要讨论检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战略方针问题，甚至进而要求改组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后来在评价张国焘的行为时，形象地比喻说，张国焘在沙窝会议期间，不是在开党的会议，而是在开“督军团会议”。

 

张国焘在发言中对中央的川陕甘计划表示怀疑，不承认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是轻视根据地造成的，同时他还在战略方针和部署、少数民族政策、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等许多问题上，向中央提出了种种指责，归根结底，是要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

 

他还重提了前不久在芦花会议上讨论过的“组织问题”，要以“提拔工农干部”为理由，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一份增补四方面军11人进入政治局的名单，而这时随军长征到达毛尔盖地区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也才不过是7人。

 

很明显，张国焘是要以“枪杆子的多少”，来改组中央政治局，一举获得政治局内的多数地位。毛泽东“督军团会议”的比喻，可谓是一针见血。

 

张国焘在会上的发言，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反驳。

 

当时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左倾政治路线，的确存着很大问题，毛泽东本人，就是这一“政治路线”的直接受害者。但对这一政治路线的检点和清理，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也涉及到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负有重要责任的共产国际。而当时党和红军面临残酷的战争局面和严峻的的生存环境，对党的政治路线如何做出详细检讨和重大改变，完全不具备细致思考和充分探讨的条件。张国焘选择此时以“政治路线”问题向中央发难，醉翁之意，昭然若揭！

 

但这时的张国焘，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他还以党的名义掌握着有数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蒙蔽着四方面军的大批干部，包括四方面军最高级的军事指挥员们。坚持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抵制和纠正错误的路线和倾向，需要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维护党的团结和红军的团结，领导全党和全军都走向正确的道路，更需要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

 

沙窝会议就在这种极为复杂的两难氛围中，艰难地进行着。

 

会议经过两天的争论，最后委托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决议在会议上表决通过，这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沙窝会议）”。

 

决议分为七项内容。

 

一、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

 

决议对全国的的政治形势作出了基本判断，指明了苏维埃运动的前途，

 

——这段话反驳了张国焘对苏维埃运动的怀疑。

 

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

 

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议中北上、开辟川陕甘根据地这一战略方针的正确性……

 

——强调了通过战争创造新苏区的坚决性，反对了逃避斗争、退却偏安的主张。

 

三、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

 

决议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性原则，强调中央对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不可动摇，

批评张国焘借中央苏区失利、一方面军减员而质疑中央的领导。

 

——特别重申了遵义会议的正确，反驳了张国焘质疑遵义会议后改组的中央政治局领导正确性的观点。

 

四、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

 

决议强调两个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

——承认了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还特别批评了一方面军内存在的问题，表扬了四方面军。

 

五、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

 

决议阐明了党对少数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对少数民族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结合做出了理论探讨。在较为敏感的“西北联邦政府”问题上，决议还是坚持了芦花会议时的观点，但不再指西北联邦政府为错误，……

 

——淡化了“西北联邦政府”的问题。

 

六、目前的中心工作

 

决议重点阐述了当前在两个方面军内部需要加强的工作内容。对两个方面军的纪律特别做出了指示。

 

——对于张国焘特别在意的“组织问题”，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七、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是自两个方面军会师以来的第一次！决议中的最后一项，就是向全党表明中央的基本态度，对张国焘表露出的退却偏安思想，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可见，无论张国焘如何责难，中央在最基本的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

 

通观整篇沙窝会议决议，可以看出中央领导人当时所处的两难境地，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组织原则，又要顾及党内和两个方面军之间的团结，这篇决议的出台，可谓是煞费苦心。

 

而沙窝会议的争论和这篇决议的产生，标志着张国焘与中央在各个方面的分歧与矛盾，在党的决策层内已经完全公开化，坚持原则与维护团结，成为摆在中央领导人面前的又一重大问题。

 

在“组织问题”上，中央没有同意张国焘提出的增补政治局委员的11人名单，但也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增补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样既在部分程度上对张国焘做出了让步，又拒绝了张国焘企图改组中央政治局的要求。会议还决定，任命陈昌浩取代博古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兼任副主任。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任命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兼政委。

 

根据《夏洮战役计划》原订计划，红军编组为左、右两路部队。而夏洮战役的主要行军轴线，是以左路军经阿坝的行军路线。在这个计划中；红军总司令部率领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编有五军、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二军、三十三军、红军总部，于8月7日开始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前进。而集结于毛儿盖、黑水地区的右路部队由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前敌政委陈昌浩、前敌参谋长叶剑英指挥，编有一军、三军、四军、三十军、军委纵队、红军大学，准备向班佑进发，配合左路军经阿坝向夏河洮河流域前进。

 

多年后，徐向前回忆道：

 

为实现这一新的战役企图，我和陈昌浩提议，集中红军主力，向一个方向突击。但张国焘主张分左、右两路军行动。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

 

8月10日，徐向前陈昌浩发布《前敌总指挥部关于右路军行动计划的命令》，令右路军先遣兵团于12日开始向班佑、包座侦察开进，右路军主力也即将随之前进，中共中央也将随右路军前进。

 

但很快，通过对侦察情况的调查的分析，中共中央领导人发现，夏洮战役原拟以左路军为主的行军线路，因为黄河两次拐弯的阻碍，实际上是一条迂回很大绕路很多的线路，而在人烟稀少粮食困难气候恶劣的草地环境中，这条线路将会有极大的困难。

 

8月11日，刚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周恩来致电红一、三军首长：

 

　　“……阿坝情况尚不明，但由班佑到夏洮行程约十二日。为便作战，我军主力有出右路的极大可能，一、三军应准备在七天到十天内经班佑前进。”

 

但是，张国焘仍然坚持要向阿坝方向前进。

 

8月1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陈及林聂彭杨，告知左路军的下一步行动。

 

“十九号可进攻阿坝，续向夏河进，并以一部出班佑方面与右路连络。”

 

同日，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

 

　　㈠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右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

　　㈡新麦虽收，总数不多，除备行军十五天干粮外，所余无几。此事甚迫切，再不出动，难乎为继。

　　㈢目前洮、夏敌备尚薄，迟则堡垒线成，攻取困难。气候日寒，非速到甘南夏[河]不能解决被服。

　　㈣毛儿盖到班佑仅五天，到夏河十二天，班佑以北，粮、房不缺，因此一、四两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支队，掩护后方前进。5军、32军即速开毛。

　　㈤目前应专力北上，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

 

从这个电报的内容上看，中央此时已经有了右路军会早于左路军打通北进道路的判断，同时，对某些人不肯专力北上，有转而南下的企图，中央也表示出了一定的担忧。

 

16、17两日，徐向前陈昌浩连电红一、三军首长，令一三军在毛儿盖集结，拟以一军红四团为右路军左翼先遣团，19日后向草地前进。

 

几天后，左路军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由康猫寺经龙日坝向阿坝前进，在龙日坝东北的阿依拉山下与杨俊扎西的藏骑武装遭遇，作战失利，被迫后撤。左路军主力赶到后，将敌骑逐退。左路军遂转经四寨向阿坝前进。

 

18日晚，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 “剑英今十八[日]晚率定南三团出发，四方面军走右路，一方面军走左路，平行进，兵力颇集结。”，并提出“左路军大部不应深入阿坝，应从速靠紧右路，速齐并进，”的建议。

 

当日，叶剑英、程世才率红三十军二六四、二六五团作为右路军右翼部队先遣队，从卡龙村出发进入草地，经腊子山东麓的谷兴隆洼谷地，翻越冬亚卡以东垭口，经热拉公玛谷地，向年朵坝探路前进。

 

19日，左路军占领查理寺。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称：“二纵队一部使占阿坝，将来一纵全部亦有走班佑路前进可能，主力决不能湾黄河两岸进”，但仍坚持左路军占领阿坝的计划，一是财粮策源，必要时可助右路；二是可多辟北进路；三是后方根据”，“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比芦花、毛儿盖好多了”。

 

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沙窝召开，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研究常委分工等问题，周恩来因病未能参加会议。

 

就在这次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

 

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话题，也是无法回避的话题。既面对严重的敌情和苛刻的自然环境，内部又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复杂矛盾，抉择是艰难的。此时的毛泽东，面对着一艰难抉择，表现出了深远的目光和审慎的智慧，他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

 

毛泽东的意见获得了与会者们的赞同。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尔盖索花寺召开。与会者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周恩来因病未能与会）。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

 

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

 

这是一个极具深远目光和宏大魄力的战略构思，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要站到民族解放大潮最前沿的无畏精神和超强的政治远见！

 

据刘伯承元帅后来回忆，毛泽东在沙窝会议后曾对他说过：“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

 

多年后，刘伯承元帅对此感慨地说：

 

“这句话很重要，我记得很深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

 

毛儿盖会议的最后，张闻天提出：“由泽东同志起草一决议，补充上次政治局决议（即1935年6月28日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议）。”

 

毛泽东起草的毛儿盖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于8月20日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

 

这个补充决定分为四项，每一项都有着极强的针对性。

 

第一项再次重申了中央两河口会议的基本战略方针：赤化川陕甘，首先以主力取得洮河东岸地区

 

第二项根据政治要求、敌情状况、群众基础、物质条件几个方面的客观现实，分析阐明了实现中央这一战略方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第三项结合当前红军的作战形势，强调了当前战役对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意义。

 

第四项则针对怀疑否定中央这一战略方针、企图向西逃避斗争的倾向，指出西进战略的错误所在，重点批驳了这种错误倾向。

 

毛儿盖会议决议，集中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结合红军当前的客观形势，高瞻远瞩地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抵制逃避斗争偏安一隅的错误倾向，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牢固地定位于担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站在民族革命和民族解放最前沿这一制高点上。

 

毛儿盖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毛泽东自遵义会议进入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以来，经过大半年革命和战争的实践检验，他的革命理念和具体意见，已经逐步在中央最高领导层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取得了决定性的发言权！

 

8月21日，王开湘、杨成武率红四团作为右路军左翼先遣团，经屈锦桥向草地开进，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和军委纵队、红军大学等随后跟进。

 

22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与前敌总指挥部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一起，随右路军右翼部队进入草地。

 

从这时起，红军开始走上万里长征中最为艰难困苦一段里程：过草地！

 

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连接段的松潘草地，纵横300余公里，面积约1.52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这里河道迂回摆荡，水流滞缓，叉河、曲流横生，形成大片沼泽，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气候变换无常，人迹罕至。

 

粮食物资的匮乏和草地自然环境的恶劣，使得红军在草地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而这时率领着左路军向阿坝前进的张国焘，又在想着什么呢？

 

8月21日左路军占领阿坝。

 

当晚前敌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两次致电朱德张国焘，第一电通报政治局会议决议主要内容，并陈述意见：

 

“不宜分兵出西宁。左路主力应速攻取阿坝，不然则向右路靠进以便集中灭敌。”。

 

第二电根据左路军占领阿坝的情况，解释中央决议，

 

 “查理寺占后阿坝又已下，左路可以一部经阿坝，不必肃清该敌，只可迅速向目的地前进。中央局决定主要是以岷州为根据向东发展，首先以岷、洮、哈达铺为主要目标，争取在洮河东岸与敌决战。……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

 

而就在同一天，张国焘在左路军占领阿坝之后，立即秘密地派出人员，翻越加绒拉热尔和西洛羊玛尔两座雪山，前往黄河边和齐哈玛地区探询渡河路线，

同日，红军总部进至查理寺。朱德、张国焘致电王树声：

 

左路军在阿坝休息两天，五军暂住查理寺不动。

 

而就在前两天，张国焘告诉徐向前、陈昌浩通报的信息是：

 

 “已令振堂带电台率五军主力于十九日由查理寺向班佑探查北进平行路”。

 

这些行为表明，张国焘所企图前往的地区，与党中央已大相径庭：不是黄河以东，而是黄河以西！

 

23日，张国焘派出的探路部队到达齐哈玛，活动3天后返回。

 

结论是：无法渡河，此路不通！

 

而与此同时，右路军却找到了一条不经夏洮地区就可以直接东出岷州、哈达铺的捷径。

 

8月18日，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带着向导老李，率领30军264团、265团作为右路军开路先锋率先进入草地，23日，他们与千余藏骑在贡巴龙山附近冬房相遇（今姜东村），次日晨，部队向敌军发起攻击，将敌军击退，顺势占领班佑。

 

随后，右路军左右两翼后续部队经过五到七天的艰苦行军，也陆续到达班佑。

 

只有二三十户游牧藏民集居的班佑实在是简陋，

 

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连长的刘少卿回忆说：

 

过草地没粮不说，一路上还看不见人烟，大家都打不起精神来。到了班佑，终于看到了几顶牧民的房子和帐篷，虽然还看不到人，但大家的情绪一下子就振奋起来，走路也松快多了，可到了有人烟的地方啦……

 

走在右路军最后的红三军的情况最为艰难，最为悲壮——前头的部队把野菜都吃光了，他们经常陷入断粮的困境，以致于彭德怀都不得不下令杀掉自已的战马……

 

众多的红色战士，把年轻的生命，交付给了这无尽的荒凉！

 

时任红十一团政治委员的王平后来回忆道：

 

红三军在草地里走了整整七天，终于进到班佑。我们红十一团过了班佑河，已经走出七十多里，彭德怀军长对我说，班佑河那边还有几百人没有过来，命令我带一个营返回去接他们过河。刚过草地再返回几十里，接应那么多掉队的人，谈何容易。我带着一个营往回走，大家疲惫得抬不动腿。走到河滩上，我用望远镜向河对岸观察，那边河滩上坐着至少有七八百人。我先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去看看情况。一看，唉呀！他们都静静地背靠背坐着，一动不动，我逐个察看，全都没气了。我默默地看着这悲壮的场面，泪水夺眶而出。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摇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过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

 

他们连姓名都没有留下，而他们共同的名字——中国工农红军，将万古流芳！他们的生命，将永远被延续和传承……

 

虽然右路军在悲壮的草地行军中损失很大，但远方的天际，却也隐隐露出了一线拂晓晨曦。

8月24日，叶剑英率右路军先头部队占领班佑后，迅速东进巴西、阿西茸地区追歼逃敌，包围敌军据点。

 

按夏洮战役的原定计划，右路军将在这一区域建立支撑点并掩护左路军主力继续北进。但当红军到达这里后，却意外地发现，这里是一片林区和农业区，海拔降低，休整与就粮环境可大为改善，而且还有向东出岷州、宕昌间前往哈达铺地区的道路！

 

这个信息意味着，他们已经完成了艰难的草地行程，夏洮战役计划原拟穿越的草地线路，有可能大为缩短！实现战役预定的东出计划，也有可能大为提前！

 

然而，拂晓的一线晨曦，还远不是旭日东升。

 

第4集

 

笔直的包座河谷由南向北。

 

这是古松甘驿道，也是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千里馈粮的粮道，与胡部的生存利害攸关。 早在 7月上旬松潘战役正在艰难进行之时，蒋介石就在成都召开军情会议，对红军有可能北出陕甘，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前景作出了预判，并且命令吴奇伟纵队接替胡宗南平武防务，胡宗南部则进出上下包座，宣慰土司，纠集土著武装，以堵住红军的北上道路。

 

8月24日，胡宗南从张莱孝的来电中得知，红军已穿过草地，可能占领打通松甘驿道。胡宗南大为惊骇，当日即命伍诚仁第四十九师向包座出动。

 

同一天，正在先头部队之后的徐向前、陈昌浩，于草地行军途中致电朱德、张国焘：

 

“目前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两路主力端出岷、哈、抑出夏、洮。…… “弟意右路军单独行动不能彻底消灭已备之敌，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进，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

 

同日，随右路军徐陈首长一起前进的党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毛儿盖政治局会议决议，再陈利害，反对渡黄河西进：

 

 “以主力向黄[洮]河以西或失先机，敌沿洮河封锁，致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的大不利之地位。……

 

可见，这时中央领导人和前敌总指挥部的徐、陈首长，对张国焘令左路军在阿坝地区滞留不进，都感到十分焦虑。

 

8月27日，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翻越弓杠岭雪山，沿包座河谷向北急进。几乎就在伍师北进的同时，红军右路军后续部队也在包座河谷西边的沼泽草地里和伍师平行前进。

 

敌我双方，都在争分夺秒地抢时间抢空间。鹿死谁手？

 

这一天，也正是张国焘得知无法西渡黄河的同一天。

 

左路军西渡不成，右路军东出有路的前景，会不会让张国焘哪怕是暂时放下那些纠结犹豫了很多日子的念头呢？

 

抢在胡宗南的增援部队之前占领包座，打开并巩固北出陕甘的前进基地，这是右路军面前的当务之急。战机转瞬即逝，一旦敌人占得先机完成封锁，红军就有被迫退回草地的危险。而对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来说，迅速打开北进通道，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帮助正在纠结犹豫间的张国焘，建立和巩固北出陕甘的决心与信心。

 

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主动向中央首长提出请求，承担攻克包座的任务。数十年后，徐向前回忆道：

 

我们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立即派人侦察地形、敌情，进行攻打包座的战斗部署。鉴于三军尚未通过草地，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我和陈昌浩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四军承担。中央批准了这一建议。我们决心在敌援兵到来之前，速战速决，攻取上下包座，然后集中兵力打援。

 

8月27日，进入巴西、阿西茸地区的右路军迅速向残敌发起攻击，扩大占领区域，至28日，相继占领巴西、上藏寺、牙弄、潘州、甲吉等村寨和寺院，切断求吉寺康团主力和阿西茸之间的交通，并将已被击溃的张莱孝支队残部和康团第5连围困于卓藏寺。

 

8月29日，红军二六四团向上包座守敌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山头阵地，残敌逃进达戒寺。

 

30日下午，敌四十九师先头部队到达上包座以南。264团边打边撤，诱敌深入，放敌49师与大戒寺内的残敌会合。敌师长伍诚仁指挥3个团沿包座河东西两岸进击，企图压迫聚歼红军于上下包座地区。

 

31日下午，红军全线反击，敌军阵脚大乱，被层层分割。激战至晚，敌四十九师大部被歼，师长伍诚仁重伤逃脱。是役红军歼敌4000余人，俘虏800余人，缴获枪支1500余以及几百头牦牛和大批粮食。

 

与上包座相隔30公里的求吉寺，是扼住松甘故道的交通咽喉，这里是包座战役的另一战场。然而红军在这里的战斗并不顺利，敌军依托寺院高厚的院墙和后山制高点的坚固工事凭险顽抗，由于缺乏攻坚重武器，红军多次进攻都没成功，红四军十师师长，人称“夜摸老虎”的王友均身先士卒，英勇战斗，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4岁。

 

最后，因伤亡太大，红军停止攻击，将残敌围困在求吉寺内。

 

包座之战，是红军在川西北地区与国民党军之间规模最大的一仗。这一战，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道路，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经过草地的艰难行军，不顾疲劳，不怕牺牲，坚决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打开北进通道的任务，取得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的重大战果，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勋。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赞扬：“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

 

胡宗南的第一师第一旅李铁军所部，加强了廖昂旅一部后，原本计划于8月31日经柏木桥、弓杠岭，沿包座河谷进行增援。但胡宗南在领教过红军的厉害后，于9月3日电令李铁军：

 

伍师败回踏藏，朱、毛越噶曲河向班佑前进，贵部应即停止前进，相机撤退。

 

在争夺时间空间的较量中，红军已取得有利的主动态势。胡宗南若按蒋介石部署去甘南堵截红军北上，必须经文县绕行千里。而西固、岷州一线，国民党军只有甘肃地方部队扩编升级的鲁大昌新14师以及刚从鄂豫皖调入甘肃的第3军王钧部第12师，各部队之间空隙巨大。两大主力红军北出陕甘的通路，实际上已经打开！

 

光明的前景，就在红军眼前！

 

然而，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却没有象胡宗南所预想的那样“越过噶曲河向班佑前进”。就在胡宗南无可奈何之际，张国焘却突然令已进至噶曲河畔的左路军部队停止前进，掉头西返！

 

大好形势之下，张国焘又生变故，这又是为什么呢？

 

从得知无法渡黄河西进，左路军开始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后，张国焘就不断地对北出陕甘的方针表现出怀疑之意。8月30日，在中央和右路军徐、陈首长催促之下，对左路军作出向班佑前进的部署日程，作出的决定却是第一梯队要在9月8日才能在箭步塘完成集结和准备，而先头部队最快也得到9月中旬才能抵达班佑……

 

8月31日凌晨，在得悉右路军准备从岷州、西固间东进，张国焘致电徐陈首长，表示担忧和疑虑：

 

 “西固不会是敌空隙，敌已有备。一、三军单独深入夺取，不能制敌，反为敌制”，“严重注意被敌截为数段”，

 

而恰恰就在那天，被“截为数段”乃至大部被歼的，是敌军，而不是红军！

 

同日14时，深知战机有可能转瞬即逝的徐向前、陈昌浩再电朱德、张国焘：

 

“目前责[贵]在速集全力出动，突破岷、西、成封锁线。康则敌力集中之路。除留两三个团向阿坝、查理寺掩护后方外，其余都应迅速集结即来。”

 

9月1日14时，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针对张国焘“西固不会是敌空隙，敌已有备”的怀疑，再陈利害，强调：

 

 “情况极有利于向前发展”、“文、武，西、岷线，一般空隙无多敌，仅十二师及鲁大昌部在此，但碉堡未成”。

 

第一步以一、三两军控制罗达地区，四军、三十军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区，其一部控制包座。这样控制了两条平行东向路，并随时可与胡敌五个旅有把握的作战，决不会被敌截断，更不是从间隙偷出封锁线。……

 

张国焘提出的种种怀疑，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都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解答。

 

次日清晨6时，徐、陈首长还专电已率红一军前出侦察探路的林彪、聂荣臻，通报

 

 “我三十军派队分向南坪、黄胜关前出百二十里侦察无敌情，向东北方向五十里侦察亦无敌情。蒋令胡敌以一部守备松、坪线，主力速集岷州，但至今末开动”，

 

并要求一军：

 

“速侦明向罗达、岷州、哈达铺、西固大小道路、敌情，并控制隘路、前线要点，对河东要地亦须派队占领，并前出游击、侦察。主力乘时整理，以利作战”。

 

9月2日，中央在巴西班佑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等，周恩来因病未能与会，史称第一次巴西会议。会议指出：

 

　　“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

　　“我们到甘肃后，客观条件是有利于红军的扩大的，……

 

而此时的张国焘，又是作何打算的呢？

9月2日，已来到噶曲河边的张国焘以“朱张”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

 

徐、陈：

　　⒈葛曲河水涨大，不易消退，侦察上下三十里，均无徒涉点，架桥材料困难，各部粮食只有四天。

　　⒉葛曲河水小时能徒涉，我们不能待，现在继续侦察徒涉点，并设法架桥，明日各部均在原地不动。

　　⒊请你们酌派（带工兵连）一二团兵力，由二十四马鞍腰，经牙磨河草区到达渡河点，与我们会合。葛曲河右岸有树林，可架桥。

　　⒋请速查清班佑、阿依跟康、上下三安曲、查理寺道路，以便将来二纵队改由该路进。

　　……

 

实际上，噶曲河水流很缓，平日可徒涉，既或是雨季，水涨得快落得也快。更何况红四方面军里有支百余人左右的造船队，就编在左路军里，左路军部队已经进至噶曲河畔，即使架桥造船有困难，派侦察人员过河侦察探路也能做到，但张国焘却要远在数百里外的右路军派部队前来侦察和接应，何以要如此舍近求远？

 

但既便如此，为了帮助张国焘解除怀疑坚定信心，中央仍然准备按照张国焘的要求，派部队去接应左路军。

 

对此，数十年后的徐向前有过一段回忆：

 

　　毛主席找我和陈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催他带左路军上来。我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耗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就这么办。

 

然而，右路军的接应部队还没有出发，张国焘就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9月3日，张国焘突然以“朱张”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共中央，

 

徐、陈并转呈中央：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二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如此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朱、张

　　三日

 

北上，已是态势明朗迫在眉睫，而张国焘，却在此时突然明确表示反对北上，并开始擅自行动！

 

就在那天，右路军的徐、陈首长已经派出红四军二十八团携电台向白骨寺侦察前进，三十团一个营还前往通南坪的喇嘛岭垭口侦察和警戒。而当徐、陈首长看到张国焘这份突然改变北进部署的电报时，会有何种的错愕和郁闷，也是不难想见的。

 

感到错愕的不仅仅是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在左路军，与张国焘在一起到了噶曲河边的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同样对张国焘的做法感到错愕和惊讶！

 

当时也在场的总参谋长刘伯承，回忆说：

 

　　说不过河了，要转回去，董振堂同志是个好人，当时就说，“小河嘛，可以过去的”。张说不行，要转回阿坝，并当即缴了五军团一排人的枪。董振堂气愤的和他吵起来，“国焘同志，你是用冯玉祥那一套对付我们，冯玉祥把我们当儿子，你又用这一套，冯玉祥已经垮了，你这样做也是要垮的”。

 

但是，张国焘听不进任何的规劝解释，断然下令左路军返回阿坝。他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总政委，朱德、刘伯承、董振堂都无法阻止张国焘的一意孤行。

 

这时，最感到郁闷和气愤的，还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

 

从6月26日的两河口到9月3日的阿西茸，两个多月间，中共中央为实现北出陕甘的战略目的，已经对张国焘作出了多少解释、说服和让步？而就在北进即将取得成功的关键时刻，他竟然仅拿出几个难以成立的理由，不顾党的组织纪律，不顾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竟然要凭借自己掌握的军事实力，彻底推翻包括他自己也同意过的中央北进决议！

 

左路军回返阿坝，直接对右路军已经拟定并开始实施的北出部署，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9月4日，根据“廖一旅有进抵包座讯”的敌情，徐向前、陈昌浩电令已先行北上探路的红一军三个团回求吉寺以北待命，同时也通报了“左路因河阻、粮缺折回阿坝”的消息。

 

同一天，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恩来，也给红一军林彪、聂荣臻发了一份电报，但电报中所言及的主要内容却是“应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和对周昆、朱瑞的一项任命，并没有言及左路军的情况，也没有相应的指示。

 

这些情况是很反常的，但也是很合理的。

 

张国焘就任红军总政委后，军委三局即于8月1日在毛尔盖为全军编发了新的呼号、口令、讯号，随后又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连红一、三军和军委通报的密电本也被收缴换发了。

在这样的敏感时期遇到这样的敏感问题，中央领导人与原红一方面军部队指挥员之间的通报，就不能不十分小心谨慎，难以畅所欲言了。

 

对此，多年以后的彭德怀回忆道：

 

　　这时周恩来、王稼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十一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处，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必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

 

 

然而，武亭将新编的密码本送到之前，已率部前出探路多日、对主力迟迟不进的情况既焦虑又敏感的林彪、聂荣臻，对“左路因河阻、粮缺折回阿坝”却理所当然地产生了疑问。9月5日清晨5时30分，林、聂再次致电徐、陈首长：

 

　　“左路西回，于整个行动方针路线方向及行进有无变动，请告。”

 

 

也就是在同一天，远在数百里之外箭步塘（今甲本塘）的张国焘，已经向左路军后方部队指挥员倪志亮、周纯全、王宏坤发出了“我左路军先头兵团决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你们“应巩固现地伸前游击筹粮待命”的电令。

 

当晚20时，徐向前、陈昌浩复电林彪、聂荣臻，没有正面回答林、聂当日早晨来电提出的疑问，只是将“右路军七天整理计划”发至红一军。这时前敌总指挥部可能已得到确息：胡宗南部李铁军旅已经退回松潘，原定“九日在包座地区灭敌”已没有了打击对象，所以对一军的要求改成“前线各军应加紧筑坚工[事]，加紧游击侦察及前进准备。”

 

在前边焦急等待中的林彪、聂荣臻，对这样的回复电肯定不会满意，他们也很难体会到徐向前、陈昌浩在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以及周恩来来电时难以畅所欲言的小心谨慎。

 

武亭一行在没有地图没有向导的极端困难条件下，靠着指北针，沿途寻找红一军走过的痕迹，经过三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将密码本送到了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手里。

 

红一军与红三军建立了通讯， 9月6日15时，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在三人联名给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就已经有很具体的行动指示了。

 

林、聂：

　　㈠三军（缺十团）今午仍回阿细，十三团已接觉大寺防，望与之连络。

　　㈡一军主力应集结鹅界，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

　　㈢根据总部命令，决定一、三军在原地休息、整理。

　　……

 

林、聂于次日凌晨回了一电，但可能是对新密码本还不熟悉，这份电报没有译出。

 

7日午后14时，彭德怀、李富春致电林彪、聂荣臻，

 

林、聂：

　　（甲）本日来电译不出，望重发。

　　（乙）内情复杂，一军应在原地集结休整，特别注意体力[的]恢复。

　　（丙）一军部到何[阿]西究竟[竟]有若干里程，拟于何？立复。

　　……

 

“内情复杂”，一句话中，透露出了难以名状的无奈。

 

此时，刘亚楼、黄甦率领在最前面侦察探路的红一师，已然进到了白龙江畔的旺藏寺、麻牙寺地区，当天15时，刘、黄向林、聂报告并转发前敌总指挥部，汇报开路架桥以及麻牙寺地区“可驻全军”的情况。最前面的部队，还在一心盼望着红军主力早日前来。

 

前方曙光已现，后边却迟迟不动，林彪、聂荣臻的焦虑心情可想而知， 两人于9月8日晨7时，致电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

 

　　……

　　三、我军久滞番地，部队日益减员，应即乘岷[县]、西[固]敌薄弱之时突出为妥。目前迟迟不进，究拟如何？总指挥部、总司令部、中央对行动意见如何，盼略告。

　　……

 

电报中，林彪聂荣臻的焦虑和疑惑，已经跃然纸上。

 

这天的早晨，同样很焦虑的徐向前、陈昌浩，也给朱德、张国焘发去了一份很重要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徐、陈首长在详陈了一军前出侦察的道路行程，以及“上包座向南坪、黄胜关各搜索百里无敌情，通南坪路上有粮、房”等情况后，对右路军久困绝地迟迟不行的焦躁溢于文字，连续发问“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

 

在列举北上种种有利之处以后，徐陈明确表示：“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

 

经过多日的电报争执，徐、陈首长对张国焘坚决不肯北上的顽固，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预期。南下重走草地实在让人心有余悸，但北上又无法说服张国焘，无奈中的徐、陈二位，又在电报中陈述“北进为上策南下是下策”乃至“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的同时，又并列出了一个“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的意见。

 

而这个并列出来的“上策”，与张国焘9月3日“决返阿坝”电中的“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方案，几乎一模一样！

 

这可能也是夹在党中央和张总政委之间处境尴尬的徐、陈首长所能够想到的“妥善办法”。但是，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这个“妥善办法”，已经偏离了中央一直在坚持的北上原则！

 

但是，张国焘却很可能看出了这份电报中有着某些他所希望看到的内容：徐陈电报中“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以及并列的另一“上策”，让控制着左路军的他，感觉到了徐、陈内心的矛盾和纠结，以及某种可乘之机。

 

当晚，中央政治局在牙弄村召开了一个有7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者有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

 

关于会议的情况，徐向前回忆道：

　　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

 

那么，这次会议需要徐陈表态的决定，是什么内容呢？

 

正如徐向前在回忆中所述，这个会议的七名与会者，都同意已拟好的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报。这份由与会的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等联署的电报，除了再次重申和详释北进的战略意义和关键利害之外，还委婉表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见：

 

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此时，红一军团主力已进至拉界、俄界，先头红一师已进至白龙江峡谷的旺藏寺、麻牙寺，正拟向前探路前进，而右路军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要根据“张主席”的定夺来决定行动方向，所以，这个“右路军抽出”的“一部”，自然就很可能是右路军中的红一方面军部队！

 

同一天里，张国焘却已经背着中央，直接向部队发出了至少两个电报指令——都与南下有关。

 

电报之一，

 

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朱、张

　　八日二十二时

 

张国焘的意思很明确，不仅要已经前出探路和正拟跟进的“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而且要“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不仅仅是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部队要南下，就是一方面军的部队，也要南下！

 

更为严重的是，这份电报是直接发给右路军军事指挥员的，回避了中央！

 

南下决心已定的张国焘，当天还有一个给左路军后方部队指挥员、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詹才芳的电报， 

 

才芳：

　　甲、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朱、张

　　八日

 

在今天的史学界，对这份电报的解读，引发了不少的歧义和争论

 

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张国焘的这份密电中的“军委纵队”，是指左路军中的“军委纵队”，这是不成立的。左路军中的“军委纵队”就是红军总部，当时就与朱德、张国焘在一起，张国焘用不着让远在马河坝——马塘一线的詹才芳“飞令”在自己身边的军委纵队前往马尔康；而张国焘在该电中所指“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这个具体指向是毫不含糊明确无误的！蔡树藩所率领的军委纵队，是于次日晚上从阿西茸地区随党中央一起北上的，这是无可置疑也无法颠覆的历史事实。

 

右路军进入草地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人，与徐向前、陈昌浩的前敌总指挥部一起随右路军右翼部队行动。蔡树藩所率军委纵队在右路军左翼部队行军序列中，由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指挥，虽然不与党中央在一起，实际上也已于9月初进至了巴西、阿西茸地区。而这支军委纵队若要依张国焘的这个电令返回马尔康、卓克基地区，需要7～10天行程，除了重过草地外，还要翻越打古、昌德、长坂三座雪山，这是无法执行的。

 

目前大多数研究文章和史籍都认为这份电报中的“如其听……”系“如其不听……”之误写或电码错译，这也是不能成立的：要执行“飞令军委纵队返回”且“予以扣留”任务的詹才芳，远在数百里之外的马河坝、马塘、梭磨一线，即便电令能传达到军委纵队，但若蔡树藩“不听”，实际上詹才芳是无法将其“扣留”的！

 

很显然，张国焘的企图是，令詹才芳所部进至马尔康、卓克基地区，并向军委纵队传达返回马尔康的命令，若军委纵队听从命令返回，则由到达马尔康的詹才芳所部将军委纵队扣留！

 

而张国焘在9月8日发出这份密电时，误认为军委纵队尚在草地行进途中，并未到达巴西、阿西茸地区与中央领导人会合。由于当时通讯联络的困难和草地地图的误差，这时的张国焘，并不清楚军委纵队的具体位置，甚至不一定清楚詹才芳的具体位置。种种因素综合，使这份电令成为无法执行的一纸空文。

 

但是，这份“扣留军委纵队”电令的真实性及其内容涵义，却是铁证如山，无可置疑了。

 

张国焘，不仅已经在秘密部署全军南下，而且在秘密部署扣留中央的直属单位了！

 

张国焘主意已定，密电频频，甚至已经毫不掩饰地下令扣留中央直属单位了，那么党中央和右路军指挥员徐向前、陈昌浩，又当如何呢？

 

第5集

 

当历史走到了这一天的时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右路军指挥员徐、陈首长，甚至是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张国焘，肯定都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面对中央的反复规劝和解释，张国焘态度强硬，拒不执行中央决定，擅自调动左路军南下，背着中央向右路军下达军事命令，直接用行动抵制和反对中央的战略方针，已经在中央最高领导层内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实质性分裂。

 

徐向前、陈昌浩作为红军高级军事指挥员，尽管也曾拥护中央“北出陕甘”的战略方针，但他们长期领导指挥红四方面军，对这支自己亲手由万余人发展成八万大军的优秀部队，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也有着不愿四方面军分开，“等四方面军全部集中后再走”的强烈情结。而这种情感心结，在张国焘与中央的实质性分裂面前，无形中又干扰了他们的理智和党性。

 

挣扎于理智、党性、组织原则和感情之间的徐、陈首长，在既无法说服张国焘,又难以割舍四方面军整体的情况下，也不得不在“北上是上策”之外，又并列出了一个“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的妥协方案。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妥协方案更多地是站在了红四方面军指挥员层面的思考，而没能从中国革命的全局、整体战略的高度去理解北上的重大意义。

 

于是，徐、陈首长这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妥协态度，很快被张国焘利用了。

 

实际上，徐、陈首长由于对北上战略意义的理解和估量不足而产生的犹豫，在9月8日晚上那次非常重要的七人会议上，就已经表现了出来。对此，毛泽东在几天后的俄界会议上有过对7人会议上徐陈态度的陈述：

 

张（国焘）到阿坝后，便不愿意北上，要右路军南下，政治局七个同志（徐、陈在内）在周副主席处开了一个非正式会议，决定给电张国焘北上，徐、陈当时表示，要他走路回草地是不好，但北上有王钧、毛炳文、走草地没有王钧、毛炳文，……所以，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便主张回去。

 

9月9日，变故终于发生了。

 

当天上午10时，张国焘致电左路军后方部队指挥员倪志亮、周纯全，开始部署南下：

 

现各主力团均不到千人，草地行军冻坏和肿脚者占三分之二，现天更冷，再北进，部队必被拖垮。拟改道南打，一路由阿坝经绥靖、祟化、丹巴；一路经卓克基、懋功，以向邛、大、天、芦、灌、绵、安进为目的。

 

电文清楚地表明,张国焘的意图已不仅仅是左路军全部折返阿坝,而是要调动全军南下,彻底扭转红军的战略方向了.

 

而接到张国焘日前22时发来的“准备南下”电令后，徐陈于9日午后13时致电正率红一军前出侦察探路的林彪、聂荣臻，命令处在左（右）路军最前沿的红一军“不要过于突出，应在现地域集结整理，并加强侦察”、“望即补足十天米粮和衣鞋，以便作战”。

 

前敌总指挥部此前给红一军的电文中的“前进”、“前方”、“探路”等词汇，在这一电中再无踪迹！

 

关于这一天发生的变故，多年后，彭德怀回忆道：

 

　　某日（指9月9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川东北）还好。一个基本的游牧区，比农业区还好，这谁相信呢？全国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谈了。我没吭声，只是听了就是。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

 

彭德怀说对了，张国焘的确来了电报，而且确实是改变行动方针的电报。

 

关于这份电报，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回忆道：

 

　　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

 

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叶剑英这段回忆文字没有言及这份电报的具体内容，只是称“语气很强硬”。

 

当时的情况，张国焘要“南下”已不是秘密，能构成“秘密”的，就是这个“强硬语气”。

 

可以肯定，叶剑英报告的电报不会是张国焘9月8日夜签发的那份“准备南下”电令，虽然，那封电报在性质上，也是一封背着中央直接对徐陈下达的违背中央决议的军事密令。

 

据若尔盖县党史部门考证，当时前敌总指挥部驻潘州村，周恩来住在潘州村以西约3公里处的牙弄寨，毛泽东住在距潘州村以东约2公里处的甲吉村。他当时所在位置不会超出这个范围。时年38岁且久历戎行身体强健的叶剑英在潘州村得悉这个电报后，再“飞跑”去找毛泽东，尔后再“赶忙跑回”潘州村前敌总指挥部会议的会场，往返时间大致在1小时之内——最慢也绝不会超过1个半小时。

 

据《毛泽东年谱（1893～1949）》记载：叶剑英送来“密电”后，“毛泽东抄下电令，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等紧急蹉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

 

这个“强硬语气”，为什么会引起叶剑英的高度紧张，又会给中央带来何种的危险可能呢？

 

据后来在延安时相关会议的发言记录和当时党内的有关文章披露，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一年以后，政治局委员、红二方面军总政委任弼时在调查了解这次事件时，对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说过一段贵如金石的话：

 

 “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

 

任弼时的话，字字千钧！

 

而当掌握着军事指挥权的张国焘，越过中央擅自向高级军事指挥员下令调动中央身边的部队，企图迫使中央不得不随部队南下，并布置要对中央“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其中就隐含着一个极为险恶的可能性：以武力胁迫中央服从张国焘的意志！

 

彭德怀回忆，他当时曾向毛泽东询问过，该如何应对这种危险：

 

 “我们坚持北进，拥护中央，他们拥护张国焘南进方针，一军团已前走了两天，四方面军如解散三军团怎么办？为了避免红军打红军的不幸事，在这种被迫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质？主席想了一会儿，答曰：不可。当时我难过：如强制三军团南进，一军团不能单独北进了；中央不能去，一军团单独北进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进，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军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

 

党中央领导人在对张国焘的这种险恶用心作出判断后，毛泽东还对徐向前、陈昌浩进行了最后的争取。然而，陈昌浩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态度，主张南下。毛泽东对陈昌浩说，那中央书记处还得开个会，周恩来在牙弄村养病，那就去他那里开会，商议南进有关事宜。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里，也谈到了当时毛泽东征询他意见的情况：

 

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在最后确认徐、陈首长不愿四方面军部队分开、赞同张国焘南下主张的态度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已经明确判定，中央既不能继续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前来，也不能率整个右路军一起先行北上了。更有甚者，中央继续坚持北上方针，则很可能会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此时的张国焘，则十分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对中央的主动权。他于当晚24时又发出了一份给徐陈并转中央的长电，制造多种借口责难中央的北上方针，鼓吹自己南下主张的正确，否定中央的北上方案，最后以强硬的口气向中央表示：

 

 “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

 

张国焘咄咄逼人，强烈反对中央“右路军先出一部”的方案，其根本意图，就是以武力裹挟中央，调动左右两路所有红军部队，在他的主导下全部南下，从而获得党和红军的全部最高领导权。

 

与自信满满的张国焘不同，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此时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所部原地待命。

 

这次会议，史称巴西政治局紧急会议。据若尔盖县党史部门考证，这次紧急会议，先在周恩来的住处召开，尔后，又移到牙弄村一所经堂里继续召开。

 

这次会议后，党中央随即发出了一份很特别的电报，这份电报的收电人抬头是张国焘和同在右路军、距中央只有3公里的徐陈，却没有与张国焘同在左路军的朱德和刘伯承，电报称：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中央的语气十分坚决。

 

9月10日凌晨2时，中央机关和红三军部队，开始了单独北上的行动。为了中央的安全，红三军部队于阿西茸一带设立了警戒线。同时也为了避免与红四方面军部队发生冲突，中央和红三军舍近求远，选择了绕道前往俄界方向的行进路线。

 

多年后，叶剑英回顾了那天晚上的情况：

 

中央决定先行北上，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叶剑英想出“打粮准备南下”的借口，得到徐向前、陈昌浩的同意后，他立即召集直属队负责人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开会，告知中央的决定，夜里两点出发，所有人对表，要求严格保密，绝对按规定时间行动。

 

布置好了这一切，叶剑英还掂记着一件事他和彭德怀商量好的事儿，那就是把全军仅有的一份比例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地图和至关重要的军委二局也带出来。

 

凌晨2点，叶剑英离开了潘州村。随行还带着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全省军用地图，在牙弄村一座磨房附近会合了从巴西赶来的军委直属队和曾希圣带领的军委二局，随即进入了红三军的警戒线内。

 

叶剑英回忆道：

 

　　路上碰到彭德怀、秦邦宪，还有张闻天。过了一会儿，秦邦宪拉了我一把，他说：“老叶，你要先走啊！这里你不能呆。”

　　我说：“我现在不是和你一样走吗？”

　　秦说：“你和我不一样，人家会干你的。”

　　我说：“好，我走。”

　　走到天亮，见到毛主席。毛主席说：“哎呀！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好！好！”毛主席看到我很高兴。

　　到了俄界。秦邦宪看到我，说：“老叶，好在你走了。好危险啊！你走了大约十多二十分钟的时候，追上来四个持驳壳枪的人，到处找叶剑英。我问：‘找他干什么？’他们说：‘把他打死后再说。’”

　　我说：“谢谢你提醒了我。”

 

　　彭德怀回忆说：

 

　　“三军团北进，毛主席和我走在后尾之十团即杨勇团。在路上走时，我问毛主席，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办？毛主席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要觉悟的。”

 

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就这样以高度的冷静和对革命的充分自信，面对着他革命生涯中“最黑暗的时期”。

 

这个时候，周边的四方面军的部队，已经发现中央和红三军的北进行动。由于不明真相，他们中有不少人对中央的行动产生了错误和混乱的认识。

 

徐向前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前面有人不明真象，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

 

徐向前和陈昌浩，作为四方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员，尽管没能完全领会和理解中央坚持北上原则的重要意义，未能看清张国焘南下主张的实质，偏离了正确的路线，但面对突发的变故，他们出自基本的革命意识，还是于千钧一发之际，守住了最后的底线：红军不打红军！

 

但是，徐陈对于中央和一方面军的出走，终归还是做出了一些错误的举措。

 

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李特，奉徐陈之命，率一连骑兵，要把随同中央北上的四方面军同志追回来，在阿西以北的罗磊山北坡下的一座小桥边,李特和骑兵追上了中央和红三军北上的队伍，李特在马上高喊：“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

 

担任后卫的是红三军十团，见状立刻进入戒备状态。

 

当时红大的干部以一方面军为主，学员则多是刚进入红大培训的四方面军干部战士。李特对红军大学的学员喊道：“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去！”

 

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毛泽东十分冷静，叫人放开李特，并对四方面军干部战士说：

 

你们的张总政委要南下，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我们要北上。你们要不愿跟着我们走的，可以回去。我告诉你们，四川坝子敌人有重兵，你们冲不出去；我们现在向北走，给你们开路，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的。

 

 “我估计不出一年，你们也会跟着我们北上的。”后来的历史雄辩地证明，这是一个十分惊人的准确预言！

 

行进途中，毛泽东还派郭化若找到正沿原路返回的四方面军工兵营营长，委托他转交中央给四方面军同志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这份《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是连夜起草的，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志们：

　　自从我们翻过了雪山，通过了草地之后，我们一到包座即打胜了仗，消灭了白军49师，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而且南下的出路在哪里？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粮食缺乏，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敌人在那里的堡垒线已经完成，我们无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你们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中央

　　9月10日

 

在这个告同志书中，党中央只是强调北上方针，并没有刻意渲染党中央高层的分歧，更没有对红四方面军指名道姓的批评与批判，可见用心良苦。

 

10日凌晨，已在北进途中的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

 

国焘同志：

　　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望你速复。

　　中央

　　九月十日

 

这份电报中所言的“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指的就是叶剑英报告给毛泽东的那份重要密电。

 

同时，党中央还再次致电徐、陈首长，发出了右路军部队跟进北上的明确指令：

 

徐、陈：

　　㈠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屡次决定及电文。

　　㈡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

　　㈢为不失时机的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

　　㈣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右令

　　陈昌浩徐向前同志

　　中央政治局

　　九月十日于阿西

 

这份电报中，党中央特别强调了徐、陈首长的“共产党员”身份。

 

然而，在行进队伍后卫的红三军军长彭德怀，却于行进途中，收到了四方面军骑兵送来的徐向前、陈昌浩署名信件：

 

彭德怀转全体干部、战士：

　　一、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自己把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此中无论有否不能解决问题，中央应在正确路线与方式上，公开与我们商讨，不应如此私去，给全中国革命与全党以莫大笑柄。

　　二、在毛、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又复不顾一切将疲惫至极三军战士，向荒漠冷冻之陕北、蒙古、苏联拖去，即不说力量有限，不能达到目的。而天寒衣单，孱弱之身，如何经此饿冻。……假令一、三军单独出此，不到三月，恐人更不多，存者只几个中央委员而已。

　　三、兄等久经坚决战斗，素具革命勋功，此刻情况，更加洞悉。为今之计，只有向上峰建议，暂缓前进。此中整个行动大计，有待当面商讨，胡为乎与几人作恶，分散革命力量，有益于敌，……吾兄明哲，当不为此也。望兄即率队返回阿西，如何速示。

　　徐陈

　　九月十日

 

彭德怀回忆说，他按毛泽东的指示，给送来的这封信签了收条。

 

此后，红三军的电台，又收到一份以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彭德怀、李富春、林彪、聂荣臻的电报，电文称“吾兄在红军久历战斗，当振臂高呼，揭开黑幕，勿跟毛、周路线逃跑，应率部返回随张主席南下。”……

 

这个时候，远在几百公里外的阿坝，凭借对9月8日夜七人电里“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以及9月9日夜“国焘同志并致徐、陈”电里的称谓等线索，张国焘已判断出，中央准备或已经单独北上。

 

凌晨4时，张国焘以“朱、张”名义致电一、三军首长并转中央领导人：

 

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口口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

　　朱、张

　　九月十日四时

 

这份电报看起来态度很缓和，声称“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等等，但对照擅自率左路军返回阿坝，不顾中央反复规劝解释指示，执意拒绝北上，背着中央向部队下达南下指令甚至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等等实际举措，张国焘的这份电报却处处透露出了虚伪。

 

就在这一重大变故发生之际，张国焘为南下行动策划的重磅文章《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就于9月10日当天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红旗》附刊第1期上赫然刊出。显然，这篇文章拟就于得悉党中央已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消息之前，文章以极其严峻的口吻宣称：

 

北进已经失去了时机，我们的红军决定大举南下……南下战略方针已经定下来了……一切夸大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丧失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企［图]逃跑到偏僻地区的倾向，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危险，必须开展无情的斗争。……在南下进攻的行动中反革命分子必然要乘着我们的行动由北进转变到南下的关头，及利用部队日前某些客观困难（如粮食、气候、草地……等）进行反革命的造谣破坏。保卫局系统和全体指挥员必须机警的灵敏的和反革命进行坚决斗争，逮捕以至处决，……

 

可见，张国焘对全军南下和“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都已早有安排，绝非是因中央率队北上临时所为。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回忆，当年红二方面军总政委任弼时在对这次分裂事件进行调查时，曾经严肃地提出了一个问题。

 

　　任弼时同志严肃地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

　　我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的凌晨十分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地冒出了汗来。

 

任弼时的话尖锐地指出了张国焘不顾组织原则，一意孤行制造分裂的实质。

 

9月12日上午10时，张国焘再次致电“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倒打一耙，口气咄咄逼人，什么“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用意安在”，什么“弟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领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诸兄其何以至此，反（？）造分裂重反团结，敬候明教”，甚至还诬陷中央的北上行动泄露军情，“党中央无论有何争执，决不可将军事行动泄之于敌。”

 

实际上，胡宗南一旦得知“红军分裂”、“彭德怀部北上”，与优势敌军首先遭遇的，就将是中央和其率领的一三军！张国焘的诬陷，何其恶毒！

 

不仅如此，张国焘在多年以后的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言及这次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的分裂事件时，又将不能北上的责任推到了徐陈身上：

 

 “我们旋又接到徐陈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经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一、三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

 

这就不仅仅是记忆有误的问题了。

 

9月10日，党中央率红三军在拉界（那盖）与已先行前出侦察探路的红一军会合。12日，到达俄界（今高吉村）。中央和北上的红军部队在此地停留了三天，一面等待张国焘和徐陈改变态度，一面对这次重大事件进行分析，做出新的战略判断和行动方针。

 

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俄界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由毛泽东报告了中央同张国焘作斗争的情况，解释中央单独率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的意图，揭露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本质，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表示，对于张国焘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不马上做组织结论。

 

“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这是因为“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由于只有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继续执行夏洮战役“与敌决战”，“在陕、甘、川创造苏区”已经没有可能，中央做出最坏打算，“即使不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也不致做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各处去打游击，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可以去领导义勇军”。

 

中央表示，“我们需要团结，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

 

与会同志一致赞同中央意见，拥护中央断然率一、三军团北上的决策。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与张国焘的争论，是路线分歧。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说服和劝告，不但表示完全拒绝，而且“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能容忍的态度”，“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政治局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这次会议的决定，只传达到了中央委员一级。

 

俄界会议还决定：将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王稼祥组成5人团，负责军事领导。

 

9月14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开始向腊子口方向前进。

 

同日，中共中央再次电令张国焘，要求他“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

 

中央已经估计到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同志已处于被封锁、被监控的境况，电文最后特意指出：“此电必须转达朱、刘。立复”

 

张国焘，当然不会对中央的这份电报做出任何回复。

 

就在同一天，他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主持召开了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即阿坝会议，对朱德、刘伯承同志进行围攻，作出了指责中央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路路线”的阿坝会议决议，声称要对反对南下的同志予以纪律制裁，而右路军中在巴西、阿西茸地区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和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也已按照张国焘的指令，重新进入草地，踏上了南下的行程。

 

这时，国民党甘肃“绥靖”公署主任、第三路军总指挥鲁大昌所部新编十四师火速进驻腊子口构筑工事固守，另派唐维源部十二师增援，决心堵住红军北上通道。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东北部，是四川通往甘肃境内的重要隘口。“腊子”为藏语，意为高山谷口。这里平均海拔近3000米。腊子口东西两面的悬崖绝壁高达500米，峡道为南北走向，长约300米，宽近8米；腊子曲水从沟底由北向南奔腾穿过，河上架有1米多宽的小木桥，连接两边绝壁，为通过隘口的必经之路，敌军在桥头筑有完备工事，布置两个营，部署了多挺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在纵深地带还配置3个团，扼守着隘口至后面高山的峡谷。

 

而经历了严重分裂，刚刚走出草地来到腊子口的红军陕甘支队，缺衣少食，弹药匮乏，部队减员严重，体力极为疲惫。

 

腊子口天险，似乎是横亘在红军北进道路上又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

 

红军于16日向敌军展开进攻。在数次正面强攻未能奏效后，果断派出突击队，以难以想象的惊人毅力，于夜间从侧后攀上猿猱难渡的悬崖绝壁，用手榴弹击溃了敌军防御。17日天亮，红军发起总攻，一举夺占腊子口天险！敌人溃不成军狼狈逃窜，红军追击90余里，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粮食食盐等紧缺物资。

 

面对天险和强敌，这依然是那支无坚不摧一往无前的钢铁红军！

 

9月18日，突破了腊子口的中央红军翻越大拉山，经过大草滩到达了哈达铺。

 

哈达铺是回民区，这里人口众多，粮食充足，疲惫不堪而且身心屡遭重创的红军将士们，得到了一次很好的休整机会。很多人几个月来第一次得到了饱餐的机会。

 

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连长的刘少卿回忆说，教导营在这里支起了热腾腾的羊肉汤锅，营长陈奇涵亲自掌勺分配，不是怕羊肉不够而是怕大家吃得太饱撑坏了肚子甚至闹出人命来……

 

刘少卿说，即便如此，他还是一气吃了七茶缸羊肉土豆。

 

更重要的是，相对于荒无人烟的水草地，哈达铺有着难得的外界信息。就在这里，党中央在得到了一个在长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的好消息！

 

就在中央机关到哈达铺的前一天，正在路上的毛泽东，收到了已经到达哈达铺的聂荣臻派通讯员送来的几份旧报纸，这几张一个月前的《山西日报》，载有国民党军“围剿”陕北刘志丹红军的消息。当党中央到达哈达铺时，又获得的《大公报》等其他报纸，其中也有关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消息。这些消息反映出的陕北苏区情况，比中央之前了解和预计的还要乐观：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十多个县的苏维埃政权，而且由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领导从鄂豫皖根据地长征而来的红二十五军，很可能已经与陕北红军会合。

 

事实上，正如中央判断的一样，就在红军进驻哈达铺的两天前，红二十五军已经与陕北红军实现了会合。

 

9月22日上午，党中央在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在分析形势后，决定直奔陕北。

 

一个星期后的9月27日，党中央在进军陕北途中的榜罗镇，又再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一致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取得国际帮助、创建新根据地的原定战略方针，重新制定了把红军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这一新的战略方针！

 

这时的张国焘，又在做什么呢？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白莎喇嘛庙里主持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悍然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等机构，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彻底公开了他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会议上，张国焘还继续攻击党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污蔑中央红军北上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在他看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必定是走向失败和死亡。

 

然而，就在两天后的10月7日，中央红军击溃拦路的敌军骑兵，翻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大山——六盘山。

 

毛泽东在此写下了豪迈的诗词《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被张国焘认定毫无希望的北上之路，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生命之路，希望之路，胜利之路！

 

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

 

来源：双爷在成都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