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私人生产、外资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竞争必然加剧，利润率必然降低，投资欲望必然下降了。而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就必然下行了。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减弱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实施了中国经济增长平台的转换。如果不换回原来的平台，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也就最多只能比资本主义好一点了！但这又能持续多久呢？我想，这才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要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初，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一度甚嚣尘上。这种研究主要聚焦在全要素生产力的衡量上，认为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不高，显示中国技术进步缓慢，因而存在隐忧。现在来看，中国技术进步却极其迅速，虽然中国远远没有动用所有技术进步的潜力。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不遗余力的打压即是证明。

在一些计量经济学以不正确的方式研究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时，一些研究聚焦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决定因素，提出了 “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它与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体制持续分权理论”共同认为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而最近的一个研究否定了这两种理论，认为“未来中国必须深化改革才能应对转型发展的整体性挑战，不仅要逐步打破‘三领域行政性垄断”’，还应采取有效措施扭转‘两层逐底式竞争’及其引发的多重扭曲，最终建立一个更全面、更平衡的良性市场经济体制，才能防止中国在经济发展中落入‘中等收入陷阱’”。1

然而，对错误的否定本身也不一定是正确的。四种研究都在中国经济增长动能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归因错误。认为地方政府甚至地方政府官员决定了经济增长，那岂不是一种无视事实的精英主义论调吗？认为打破三领域行政性垄断是防止中国在经济发展中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需，难道不是会把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至少70多年的积累毁于一旦，而进一步缩小社会主义政府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吗？

二、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经济增长动能比较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动能是充分发挥了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因为充分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中国才在建国仅仅27年中就创建了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生产组织基础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没有这两种组织形式，中国不可能建国仅仅27年就创建出初步完备的工业体系。因为它将缺乏人民发挥积极性的平台，更无从谈人民发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对于这点，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人应该是毫无疑义的。当然，能够建立起人民发挥积极性的平台，能够释放出人民创造历史的积极性，又离不开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指导！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动能无论是什么，它都缺少了计划经济，缺少了对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规划，从而也缺少了广大人民发挥积极性的平台。

人民公社在20世纪80年代就解体了，大量国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国退民进的声浪中消失了。它不但缺少了这些平台，而且，在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声浪中，全党、全国的注意力过多地偏向了交换方面，而忽视了生产，更忽视了独立自主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因为市场换技术在若干年里都成为中国的一个著名的口号。

结果是，私有企业发展，外资发展，而从市场的角度看，当私有企业发展和外资发展过多，必然挤出公有经济的力量。中国诸多市县已经没有多少公有经济从而不得不严重依赖土地财政就是一个明证。

中国怎么能够把财政建立在土地这种资产的基础上而不依赖生产的呢？这个结果的结果是，中国经济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增长动能，但远远没有实现本来可以实现的发展，无所谓地方政府如何努力地招商引资，如何不遗余力地发展私人企业。而当私人生产、外资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竞争必然加剧，利润率必然降低，投资欲望必然下降了。2 

而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也就必然下行了。

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动能减弱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实施了中国经济增长平台的转换。如果不换回原来的平台，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也就最多只能比资本主义好一点了！但这又能持续多久呢？我想，这才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要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

三、重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

重建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种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要不是招商引资，不是营造营商环境，而主要是在城市和农村大力发展已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兴办新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

当前，我国正走在这样的道路上。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将民营学校转为公立学校、农村集体经济已经再出发等等就是证明。除此之外，也可以考虑把一些民营医院、民营企业转为公有企业，可以以国有资本注入民营企业，从而确保公有制经济具有毫无争议的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

只有这样，才能为理顺中国经济秩序，稳定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动能下降风险提供平台基础。有了这样的平台，只要再按照鞍钢宪法的精神来加以管理，人民就可以安居乐业，就可以奋发图强，而中国经济就必然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了。

注释：

1、陶然、苏福兵：《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两个备择理论假说和一个系统性分析框架》，《比较》，2021年第3辑；

2、私人企业必然支付极低的工资率，从而必然导致中国消费倾向降低。而中国物价的高企也必然进一步降低消费倾向。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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