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光斌，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过去的巨变均是在西方国家之间发生，如今中国作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出现。

●世界秩序的重组是一个渐进过程，不会在一夜之间新秩序代替旧秩序。

●作为文明型共同体的中国，对外战略遵循“和合”精神。

世界政治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相较于一战、二战乃至苏联解体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当前世界政治变化似乎并没有那么急剧，但是，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在于，过去的巨变均是在西方国家之间发生的；今天，中国作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出现了。

特朗普曾在演讲中说，中国是二战以后美国最强大的对手。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称中国将是“这个世纪的主要问题”，中国的崛起是“对美国领导全球地位的结构性威胁”。这些反而说明，中国参与世界秩序重组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这并不意味着世界政治将重蹈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那是西方民族国家之间追求帝国霸权的旧把戏，作为文明型共同体的中国，追求的必然不是霸权而是影响力。因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世界政治将从帝国体系下的霸权逻辑，最终转向文明体系下的影响力逻辑。

西方秩序具帝国霸权属性

资本主义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1500年，但因各国间的密切互动关系而形成的“世界政治”应该说起始于公元1700年。英国工业革命真正开启了世界政治的进程，随后全球政治逐渐被西方所主宰。

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如何形成的？简单地说，西方通过两条“路线图”走到今天。第一条是经济-军事路线图：从国内自由主义到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帝国主义。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两个世纪，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都在国内政治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与国内政治-经济进程相一致，欧洲主要国家开启了海外贸易与征服的进程，完成了建立世界殖民体系过程。

第二条是政治-文化路线图：从文化优越论到制度优越论。殖民体系的建立，即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统治需要政治合法性论述。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着达尔文主义的出现，社会达尔文主义开始盛行，“白人优越论”大行其道。二战后，尤其是“后冷战”的意识形态的世界政治领域，流行的所谓“历史终结论”实际上是制度优越论，即自由主义民主是人类最好的、也是最终的制度形式。“历史终结论”一度成为美国对外安全战略的思想支柱和战略行动。

在过去300年中，西方大国之间的互动，最终演变为二战后的国际组织和具有西方历史基因的国际规范。这个国际制度是何种性质呢？

第一，自由帝国主义属性。既定的世界秩序是西方国内秩序的一种延展，其间经历过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向运动、文化优越论与民族自决权的双向运动，但最终还是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支配着国内和国际秩序。这个秩序实现的是英美为代表的支配性国家的价值观。自由主义属性的世界秩序往往会通过强权强加在弱者身上，因此“自由世界秩序”在本质上是“自由帝国主义秩序”。

第二，政治等级性与经济极度不平等。世界秩序又可以划分为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在无政府状态上建立的政治秩序是典型的等级性质，如同国内政治秩序的等级性一样，决策权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手里。这是二战形成的秩序，一些国家因此强烈呼吁修正这个等级性秩序，比如日本、印度、德国、巴西等。

经济不平等不但体现在发达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极度贫富差别，相应的还表现在政治经济组织的制度安排上，比如世界银行的总裁是美国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是欧洲人，而且即使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占全球16%的情况下，中国拥有的特别投票权也极为有限，且因受制于美国国内法(国会同意权)的约束，中国也很难扩大投票权。

第三，事实性霸权。前两个属性在世界政治中，经常表现为霸权和政治欺凌。经济上处于极度不平等的中东地区在政治上受到极度压制，先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几次中东战争，然后是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造成中东地区的混乱，这些都体现了现行世界秩序的霸权性质。“文明的冲突”是不平等性、霸权性世界秩序的必然产物。

财富转移已撼动权力格局

由于西方主导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以及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到新世纪，“自由帝国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现在，世界政治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即财富权力的大转移。

1840年，欧洲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工业制造品各占50%；到1980年，西方国家提供的工业制造品是90%，非西方国家占10%。但到了2010年，全球化使资本自由流动成为可能，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印度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2010年，非西方国家制造品占40%，西方国家占60%。有机构预测，到2050年情况可能颠倒过来，非西方国家占60%，西方国家占40%。这是一个有利于非西方国家的财富权力大转移。

财富权力有许多政治意义。西方在发展过程中，通常通过“一进一出”来化解国内阶级矛盾。“进”是战略掠夺，比如日本明治政府通过签订《马关条约》对中国进行掠夺，这使得日本在十年后，即1905年，便有底气和俄国一决雌雄。“出”是移民，很多人生活不下去了可以移民国外，比如1900年到1920年左右的20年间，数百万意大利人口移民海外。

西方国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既“出”不去，也“进”不来，人口移民是反向的，阿拉伯难民涌向欧洲，中南美洲人口向美国转移。另外，非西方国家抢占了工业品市场这一财富转移的最重要结果是引起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今天看到欧洲多国的政治乱象，美国政治的极化和两党之间的不妥协，实际上都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的。财富权力转移引发了西方国内的矛盾。财富转移也带来了文化权力的变化。

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当中有自由民主这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解释，即所谓的“普世价值”。现在，普世价值在西方国家内部处于混乱之中，自由市场原则被事实性贸易保护主义所抵消，“言论自由”与“政治正确”原则相悖，“自由平等博爱”与“白人至上”原则冲突。在短短的二十几年内，欧美从鼓吹所谓普世价值突然转而奉行起反普世价值的政策，世界还不能适应欧美国家的这种价值转向。

为什么会这样呢？美国所谓的价值观“软权力”，其实是靠财富权力的支撑，没有财富权力，谁还会相信你的“软权力”？连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己都不相信了。真相是，在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重要人物汉斯·摩根索看来，把自己文明体系和自己民族的思想鼓吹为“普世主义的”，是帝国主义才会有的行径。亨廷顿在其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中也直言，不存在所谓的普世价值，流行的价值观是强势民族国家物质文明的一种外溢，弱势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不可能成为主导性价值。

非西方文明带来历史巨变

这样，当西方国家没有过去的财富权力的时候，2008年以来财富转移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自由主义民主在欧洲、美国和非西方国家的号召力都告一段落。新出现的是自发性的意识形态的复兴，一个是民族主义，另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个东西并非建构起来的，而是自然迸发出来的，因环境的变化而出现。因此，世界政治一下子变得面目全非了，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普世价值流产，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状态。

而在这个财富权力大转移的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出现了。这是李光耀在1994年对中国的判断，一些著名学者如亨廷顿，在著作中也反复引用李光耀的这一判断。历史上最大规模参与者的到来，将可能会参与世界秩序的重组。中国的出现会深刻影响并改变着前述的世界秩序。

在世界秩序形成中，发生了很多西方内部争夺主导权的战争，于1648年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起点，但这一世界秩序也是由西方人主导的。在过去300年里，世界秩序形成过程就是西方人的游戏，只不过主导者从英国变成了美国。

这次不一样，中国来了，第一次一个非西方国家参与到世界秩序的重建之中。在文明、文化意义上，确实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里的“百年”不是一百年，至少是300年、甚至是500年意义上的“长周期”。需要指出的是，世界秩序的形成是一个世纪工程，是几个世纪形成的。同样，世界秩序的重组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在一夜之间新秩序代替了旧秩序。

中国将重构世界政治范式

中国正在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毕竟还没有进入舞台的中央。美国不断强调的“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以及很多“退群”行为，是霸权衰落的写照。这也意味着世界秩序正在重组之中。未来的世界秩序将是什么样的，世界政治将向何处去？

历史是一面镜子。公元1700年以来的大国关系意义上的世界政治，大致有两种模式：无主的战国模式和霸权护持模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是典型的无主战国时代，结果是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是真正的霸权模式，但霸权维持下的世界秩序成本实在太高，所以英国人迫不及待地把接力棒交给了美国。现在，即使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难以承受霸权的代价，因为世界政治就是个无底洞。

有意思的是，以上两种模式的内在逻辑相同，那就是西方文明主导下的、尤其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也意味着，历史上的两种模式均将不再受到青睐，人类既不愿意生活在无主的战国时代，超级大国也承担不起霸权成本，更不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作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中国具有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基因。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由文明、历史所构成的文明型共同体，自古奉行的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天下观”，追求的是“怀柔”“教化”，也即今天所说的影响力。在天下体系中，“和合”是中华文明的精髓，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合”精神贯穿于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对外战略之中，比如毛泽东时期的“和平共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的“和平与发展”“和平崛起”以及今天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文明型共同体的中国参与到全球秩序重构的进程中，它显然不会追求那种代价太高的霸权逻辑，美国的霸权游戏必然难以为继，核武器带来的“恐怖平衡”也不容许再出现无主的战国时代。

这样，一个最理性的选项是，大国之间只能平等地和平相处。很可能的是，路径依赖决定了西方国家一时难改其霸权习性，但中国的文明基因以及对世界政治的学习能力，使其通过商业、文化乃至政治交流而影响他国。追求影响力而非霸权，将是未来世界政治的新范式。

文章来源：

《参考消息》 2018 年 3 月 19 日第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