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去世了，如同透过红色折光，搅开一洼沉寂腐水，正月的清风里，泛起几缕腥气——普世的，摆不脱资本与封建的公知腥气。

倘若不是一则简短的讣告，其人其名作为历史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常言说盖棺论定，但对于李锐，无需“盖棺”，一路行来，尘埃早已落定。其人死后，之所以吸引了点眼球，不过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逆流，多与此人结有逆缘。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是陈云同志1990年1月24日写给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的。陈云的这个思维方式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的宝贵品质。今天，后来者继承党的优良传统，不在于说了多少，而在于运用。包括对陈云老一辈革命家自身，以及李锐这样的老干部实践历程的认识和总结。

1975年毛泽东主席让小平接替王洪文主持工作后，王在上海说十年以后再看。此事受到邓小平、陈云等其他老干部的高度重视。从1978年到八零年，邓小平在多次会议上提到此事，提出要抓青年干部。1981年5月8日，陈云撰写《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陈云文选》第三卷292－297），提出“中央组织部要成立青年干部局”，翌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正式成立。陈云的前期秘书李锐担任首任局长，后兼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

由李锐在2017年5月10日写序盛赞为“真实”、“始终坚守良知底线”的原青干局干部阎淮的回忆录透露，“成立青干局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阎淮自称“叛党”，背弃马克思主义，但既然李锐愿意为这位下级回忆的真实性背书，提及的往事也就大致成了李锐的口径，不妨结合相关资料和现实做一观察。

1982年李锐担任中组部青年干部局首任局长后，一面清理造反派；同时，保护、提拔了运动初期造反的被称作红色贵族的高干子弟。

历史越来越清晰：六十年代中后期掀起打砸抢，并为全国做了恶劣示范的，正是以各校高干子弟为主的早期红卫兵。1967年1月28日毛泽东修改《中央军委命令》，命令提出：“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 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专门提及“各级干部,特别是髙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1967年4月，毛泽东在修改讲话稿讲《战国策》中的“触聋说赵太后”一事后加写一段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同年5月28日，在《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 抢走财物》的汇报上，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尽管如此，毛泽东不忘肯定干部子弟的大部分都是好的。（以上均引自《毛泽东年谱》第六卷）

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回忆，早在1965年，父亲曾一再对我们提到：“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会给我们党、我们党的干部造成不良影响，会影响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会使我们党的干部与群众离心离德，会使我们党的事业受到损害。这难道不是“一大灾难”是什么？！”《生活时报》2001年03月30日，作者：李敏，原题：《我的父亲毛泽东：爸爸的独立生活观》。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李锐的中组部青年干部局。青干局2/3是干部子弟，1/2是领导秘书。人员的构成决定了无论从思维方式上，还是从利益上都有无需掩饰的倾向性。

1983年4月23日中组部下发［1983］6号文件《关于“w革”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4月27至29日，召开北京各高校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参加的“记录在案座谈会”，北大提出，高干子弟当老红卫兵的头头，是否记录在案？北工大问，鼓吹血统论的谭力夫呢？清华问，清华红卫兵推倒二校门，贺鹏飞记不记？阎淮“私下向清华领导交底：“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的子弟开刀！成立青干局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付造反派红卫兵。”“会议结束次日，我回中组部向李锐汇报会议情况，并请示‘老红卫兵头头’的问题。李锐：‘你对清华领导说得好，就是那么回事！‘“随后李锐向秘书口述一份电话稿，通知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

李锐的这个通知与之后中央某领导对原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西纠）的头头孔丹来信的批示是一致的——“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引者注），其中好的还应当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349页）。

事情并不止于此。

尽管部分干部子弟在文革初期在全国取得示范作用的打砸抢劣迹不作为“三种人”处理，不被记录在案，也不在整党中处理，但在1983年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一些子弟的现实罪行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12月8日中央书记处第104会议提出中央应该下发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让全社会共同监督子弟们。青干局在贯彻中内部产生分歧，“李锐决定开个子弟座谈会，听听大家意见”。1984年3月3日李锐主持的干部子女座谈会在中组部召开。主要讨论干部子女文件发不发，若发写什么？陈云之子陈元等十一人到会，陈元提出，“如果一个阶级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把握，他就不配成为统治阶级”，孔丹直接表态发这个文件是添乱。最后李锐总结：“你们一致不同意发，确实不好发，我们对干部子女是关心的，大家要争气”。于是，干部子弟管理教育文件“胎死腹中”，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当然对干部子弟也并非全部如此。革命先烈陈潭秋的儿子陈楚三，在中组部要求的材料中写到：许多干部子弟运动初期敢于造反，紧跟毛主席和党中央，但当自己的父母受到冲击、被打倒，就患得患失，不那么‘紧跟’了，有些人逍遥了，有的还因此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产生怀疑；比较起来，大批工人、贫下中农和普通干部子弟反而无私无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陈楚三的这个认识，却引起当时组织工作高度警惕，成为严加防范，不得任用的一条戒律：“特别要警惕陈楚三式的人物”。

阎淮回忆，组织工作“念念不忘造反派”，设立青干局，建立第三梯队，皆为防止三种人翻天，这代表了绝大多数老干部根深蒂固的观念，正如文革前10年第一代领袖们念念不忘地富反坏，唯恐那些旧社会的残余势力复辟，务必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后十几年第二代领袖时刻牢记造反派，生怕这些文革的残余势力翻天，这是变相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阎多年后叹道，“由于对记录在案者背对背、不处分，因此当时没有立即显现出对其不良影响。”“文件要求对‘没有严重问题的造反派头头’也要记录在案，这些人多年来一直顶着‘玻璃天花板’，神不知鬼不觉地被限制使用、无法进取。”如陈楚三。“唯恐造反派掌权翻案，而文革在校大学生造反派，具有与‘第三梯队’同样的年轻化、知识化优势，要格外提防”。 阎淮沦为以推翻共产党为政治目标的民运分子，是他的个人悲剧，但多年后，对没有权力庇护的陈楚三的同情与自责，无论是保护特权操作者的真心忏悔，还是出自民运分子的自我标榜，已经不重要了。

由以上可见，李锐在青干局局长后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任上，着重点是包庇保护提拔重用干部子弟。李锐行事的轴线，就是维护披着外衣的特权，这些作为，与李锐标榜的“两头真”，形成绝妙的讽刺。

李锐早年参加学生运动投入革命，说明李锐是尊崇民主的，这没有问题。但在权力面前，得了软骨病，守不住做人的底线，于是可以在毛泽东生前谄媚毛，在毛泽东身后构陷毛。就可以在清理三种人中，谄媚权力，逢迎特权，为“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大开绿灯，保驾护航。事实说明，李锐和阎淮的“民主求真”是不靠谱的，站在共产党继续革命的对立面，他们的所谓民主求真很容易沦为封建特权和资本特权的工具与玩偶。这对当下一大票追求普世价值的新自由主义者是最生动的教科书，凭借他们以推翻共产党体制为理想的极右观，想解决中国遗留的封建特权残余，解决中国的两极分化，是缘木求鱼。用市场公平可以解决一部分官僚等级特权，但最终避免不了充当资本家的工具。吴市场反对权贵经济是这样，李锐阎淮的“民主求真”也是这样，前门拒狼，后门进虎，形势比人强，身不由己。不过是有的人不刻意乔装打扮，有的人却虚伪罢了。

在给毛泽东当通信员，给陈云当过秘书的经历来看，李锐最大的特点是把旧文人投机钻营的一套带到共产党内来。李锐是有才华的，因为他能博取领导人的一时信任，但他的“才华”如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发现破绽，从而被打入冷宫。李锐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很快受到党内的严厉批评。1984年9月，陈云批示，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李本人就此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职务离休。

李锐离休了，他在炎黄春秋表明着他反毛反共的心志。李锐在阎淮回忆录的序中将阎的叛党誉为“理性”，“与这个体制告别”，大加称赞，李锐实际上是没有出走、享受着离休干部优厚待遇的民运分子。李锐又是历史上小泥鳅掀大浪的角色。正如他在庐山会议上的作为，干扰了党对左倾错误的纠正；在中组部的作为，则为太子党和他们以后形成的特权集团充当了最初的操刀手和助产士。

我们的党，要警惕李锐这样的秘书人物！既然坐了牢，人品差，为何还要重用呢？这种思考，不恰恰是陈云同志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吗？不恰恰是反对对党的高级领导人“两个凡是”吗？

2019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