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中关系的寄生性

2016年4月大选中，特朗普给富人减税的观点受到抨击后，在其推特扬言：“经济学家们说我的税收计划将让国债飙升10万亿美元。傻瓜!我会让中国买单!”

特朗普让中国买单的办法，正在水落石出：白宫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后，挑战台湾问题底线、贸易战和军事包围威胁逐步展开，一方面加紧巩固美关系中已有的美国寄生性格局，确保中方继续大幅购买美国国债、进口美国如芯片、软件等高附加值商品，进口对美依赖性战略物资（如粮食等），对美出口低附加值资源类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获取剩余价值；另一方面，种种迹象表明，美国贸易战和军事动作出手，不过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暗中实施金融扼喉战，意图渗透、影响中国金融自由化改革，并伺机通过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的方式使中国资本流向美国金融市场，维持美国金融泡沫。

国内外机构、学者对美中关系的寄生性有过清醒的论述：

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2013年发布的《国家健康报告》揭示，美国通过铸币税收益、国际通货膨胀税收益、债务收益、海外投资收益、流动性收益、不公平贸易收益、汇率操控收益、金融衍生品收益、大宗商品期货收益、知识产权收益等10个渠道，美国有52.38%的GDP通过霸权获得，而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占GDP比例达51.45%；美国人均占有霸权红利达23836.7美元，而中国人均损失霸权红利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中国新闻网2013年01月08日）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表示，中国每出口1000亿美元产品，美国可以获益800亿美元，中国仅获得200亿。（中国经济网2010年9月29日）

经济学家何新认为：美国可以用债务美元（白条）买东西，这就是美国虽然负债很高，美元发行量极大，但是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很低的经济秘密之所在。中国支持了美国近20年来这个最长的经济繁荣期。（2016-05-01微信公众号《春秋智库》）

哈佛大学弗格森教授的研究精炼的概括了美国的寄生性：“中国负责生产，美国负责消费”。（2018-03-14 高瞻智库）

对于美中关系的寄生性，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帝国主义论》）中借用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的观点有过惊人的预见：

“瓜分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这样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款，并且利用这种贡款来豢养大批驯服的家臣，他们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列宁选集》第2卷664页”

列宁警示道：“让他们想一想，一旦中国受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汲取利润，以便在欧洲消费，这套方式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列宁选集》第2卷664页），此处不准确的是，主角是美国。

    二、美中关系的寄生性、掠夺性与美国的垄断经济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提出，帝国主义有五点定义：资本集中到垄断形成、金融垄断寡头出现、资本输出、形成国际垄断同盟、资本主义大国已瓜分世界。

在列宁写出这篇著作之前不久，由发明大王爱迪生一手创办的通用电气，其业务不断扩展，先后程度不同的占据了美国国内和世界的行业垄断地位，完成了从制造业到军火市场的瓜分。其业务涵盖飞机引擎、国防工业、运输、医疗等多个领域，上世纪四十年代，资本集中驱势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七、八十年代，企业制造业主导方向逐渐转向投融资服务，涉足贷款、证券化等银行业务，2008年金融危机前，金融业务净利润占比达到51％。这种去实就虚，完全是超额股东价值的驱使，成为美国经济产业空心化的缩影，它推波经济危机并遭受到的重创。一百年来，通用电气作为美国经济的典型代表，其历程几乎就是沿着《帝国主义论》的方向前进、兴衰的足迹。

正如列宁指出的，“一方面是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日益融合……另一方面是银行发展成为具有真正“包罗一切的性质”的机构”。（《列宁选集》第2卷609页）“金融资本对其它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列宁选集》第2卷646页）华尔街和军火商的融合，在通用电气得到基本体现。美国的这种经济特征，绑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不断挑起颜色革命和局部战争，结合对华战略调整，制造贸易摩擦，挑战台湾问题底线，这都是维护其石油美元的金融霸权和军火商利益的需要。今天美国的金融垄断早已达到天文数字，追逐超额股东价值令美国经济放大金融杠杆，实业空心衰败，热衷军事耗靡，只得瞄准列宁所说的“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中国，建设他们幻想的“中美国”，鼓励“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让中国买单”！成为美国近两届总统选举最关注的问题。

三、《帝国主义论》过时了吗？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指出，帝国主义的特性和历史地位有三点，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这些认识在苏联解体前夕，被认为过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列宁的观点嗤之以鼻。戈氏的观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国党内外产生了共鸣：明明资本主义充满生机，社会主义阵营纷纷解体，何来垂死？学者们不断谆谆告诫国人，不要低估资本主义的合理性。

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于1989年提出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华盛顿共识”以后，受到党内外一些人的极力推崇，一些崇尚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在党内自由化思潮助推下，被捧为影响改革的经济学权威。也有位居要职的重臣发表文章说，“客观地分析，‘华盛顿共识’要求的三点其实在中国都实现了……。国有经济成分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不高，只有30%左右。”。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教训，总结了中华民族复兴新时期的新特点，旗帜鲜明的提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在博鳌，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受到越来越多支持赞成，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日益孤立这样的条件下，在“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姿态和平演变、兼容并蓄“华盛顿共识”之际，我们既要反对“刻舟求剑”式的教条主义，又要把握《帝国主义论》的精髓，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与狼共舞”中，认识金融垄断资本的新特点，保持应有的警惕。

几十年来，今天人们司空见惯的新自由化倾向，被列宁在百年前分析得很生动，我们以革命导师的两段关于可能性的警示结束本文：“这一切使所有的有产阶级全都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列宁选集》第二卷670页）。

“帝国主义意味着瓜分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665页）

2018.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