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

“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自信”，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长期坚持，决不动摇。”

这一掷地有声的宣示，表明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我们须廓清国内外一些错误舆论，为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改革开放而进行“伟大斗争”，而就不能当习近平多次批评的“开明绅士”。

第一，关于该改不该改

和何时该的抉择

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改革开放要有定力。

首先，搞清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中该不该改的问题，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的党的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作为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宗旨，作为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主旋律意识形制度等等，就属于不仅不该改变，而且要巩固和加强的范畴。那种主张多党轮流执政、人大政协改为各个狭隘利益集团的博弈制度、修改宪法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分类、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国民教育中主导制度等改革观，是错误的。

其次，即使该改的，还有现在能不能改的问题，即存在一个改革时机是否成熟的条件问题。如能不能立即实行民营企业的职工股权和利益共享、严厉惩罚拖欠工资、中美企业互相控股的对等开放、干部财产公布、文科院士的改革等等，原则上都应该改革和建立健全，但又一个时机和条件能不能允许的问题，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错失良机，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再次，改革一词本身是中性用语，只有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改革，才是广大人民和劳动阶级所需要的，而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邓小平强烈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不过是私有化和贫富分化等的代名词，其实质是和平演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反映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需要。

第二，关于改革开放成就

的指导性经济理论

有舆论张冠李戴地宣扬我国改革开放成就是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为指引，而事实上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为指导，采取现实问题出发、实践不断检验和修正，尽管也吸收西方经济学某些理论和政策的合理成份。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利国利民的重要成就，均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的结果，而过去和现在存在的不少重要问题，均是西方经济学有误理论和政策影响的结果。

例一，在党的十八大之前，西方经济学关于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理论，不仅妨碍我国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合理化改革，导致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且妨碍我国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因为那时的流行理论和政策是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生态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并用曲解的“发展是硬道理”来辩护的，进而把“发展”等同于“增长”，主张“唯GDP论”“厚黑GDP论”。

其实，西方经济学指导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都经常失效或失灵，导致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私人垄断资本控制，贫富阶级严重对立、发动战争获利等等，又怎么可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取得超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就！

例二，受西方思潮影响，有论著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界限，不敢使用“社会主义性质和类型的市场经济”一词，以为这样一说，就把本身是中性的市场经济一词，又套上姓资姓社的性质了。

其实，从经济学上界定，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主要规定性是公有制占主体或全部，而市场经济的主要规定性是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决策，初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就是公有制占主体与企业自主决策相结合。中国公有制占比较低与白俄罗斯公有制占比较高，便形成两种不同模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理论和效果值得全面比较研究。

因此，本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和公有制主体基础上的有限私有化或民营化，即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化，但不赞成“唯市场化”“泛市场化”，更不赞成生产资料的主体私有化或民营化，即基本资本主义化。

第三，关于所有制结构的

改革成就与未来走向

有舆论把改革的成就主要归功于非公经济占比越来越高，认为未来改革就是让其占比继续提高，越高越好；

也有人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提出，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今后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束缚；

还有舆论宣扬“所有制中立论”，主张改革方向就是取消宪法关于公有制、私有制的分类，取消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

甚至还有“私人投资与国家投资一样，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奇葩怪论。

事实上，首先，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不景气相比较，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公有制的发展及其对非公经济的大力支援，否则，西方非公经济占比超过我国，为何发展不佳呢？

其次，在宪法条款中，公有制与私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一样的。既然公有制是主体，那么私有制只能是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辅体，而不可能都是主体，或者私有制成为主体，因而有论著主张“民营经济占主体”，是违宪的言论。

再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这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而只是社会主义多种经济制度或多种经济成份的之一。以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观点，是错误的。

此外，不少地方试图偷梁换柱地割裂国有资本与国有企业的密切关系，逐步让中外非公企业控股原来的国有企业，而推行实际上只剩下国有资本参股这一改革措施，并不符合宪法规定和习近平数次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的重要讲话。 

第四，关于经济调节的

改革成就和未来走向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与同时很好地发挥市场调节功能和政府调节功能密不可分，即实行市场与政府功能结合的双重调节体制机制，展示出“强市场、强政府”的双强优势。

这是因为，

市场调节的五大功能优势，主要是直接调节企业和个人的市场机制的短期配置功能、微观均衡功能、信号传递功能、技术创新功能和利益驱动功能，其功能劣势在于市场调节目标偏差、程度有限、速度缓慢、成本昂贵；

政府（国家）调节的五大功能优势，主要是调节宏观经济的国家机制的宏观制衡功能、结构协调功能、竞争保护功能、效益优化功能和收入重分功能，其功能劣势在于国家调节偏好主观、转换迟钝、政策内耗、动力匮乏。

两者的各自功能优势决定了各自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作用，而各自的功能劣势决定了需要利用两者所存在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市场调节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普遍联系形式，从微观引向宏观，而广义的政府调节（特指狭义政府和人大两大主体，党的意志也应通过政府和人大来贯彻落实）是规范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目标导向和政策体系，从宏观引向微观，两者可以建立起高效和灵活的调控机制。其缘由在于，价值规律决定市场调节，国家调节规律决定国家调节，目的之一都是要实现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

未来改革发展应——

充分认识两者的功能互补性、效应协同性、机制背反性，坚持市场与国家“功能性双重调节论”的观点，克服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论”思维；

 

 

充分发挥市场（实质是企业）在一般经济资源配置和生产经营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与更好地发挥国家在微观中观宏观经济中的调节作用相结合；

股市被操纵、天津化学爆炸案、疫苗造假案、产能大量过剩等等，都表明应消除第一次市场调节和第二次政府调节的时间上的“两次调节论”的不良影响，加强事先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管和调节，巩固和完善强企业、强市场和强政府的“三强”格局。

简言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2018年10月25日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所强调的科学思维：“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改革开放的眼光看待改革开放，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问题，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

相反，如果我们用东西方教条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片面实用主义和唯意志主观主义等来看待改革开放和研判未来，就容易误入苏联、东欧、西方等国家的发展窠臼和邪路，无法圆满实现社会主义强国的建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本文主要内容以《深化改革开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创新理论为指导》为题，发表于《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此为原文；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