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2019年1月3日在京成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在这一史学界的盛事之际，笔者也想简单谈谈应该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并简单评析目前若干流行的观点。

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

现在的史学界当中，受到攻击最多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一部分历史学家宣称，中国古代的皇朝普遍采取了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并不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所以并不存在什么代表地主阶级的问题；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实际上主要的参与者都是流民，努力种地的农民一般不会参与农民战争，所以所谓农民战争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辛亥革命时期有声望的大资本家一般并不支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以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国民党掌权时期和农村地区的地主之间也有不少冲突，所以不能说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今天的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也采取过一些“反垄断”的措施，所以说美国政权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对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应该怎样看待这些观点呢？事实上，这些观点都只不过是先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然后再批驳，类似于射箭之后再画靶子。只要我们真正了解一点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与中国的史学发展史，就会看出相关观点其实不过是民国时代那些反共文人被批倒批臭的谬论又沉渣泛起了而已。

一方面，按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阶级整体并不等于阶级当中具体的个人。说某个政权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其实也就是强调其统治中心是维护某种生产方式的存在，并不是说和这个阶级具体的个人之间就不存在冲突。我们强调古代封建王朝都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是因为地主剥削农民这种生产方式如果灭亡，他们也就无法再统治下去了。其采取一些抑制土地兼并的政策，恰恰是为了地主能够更持久的剥削农民。这种代表地主阶级整体利益的做法和一部分地主个人之间的眼前利益发生冲突，丝毫也不奇怪。国民党集团和今天的美国也类似。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剥削阶级都必然灭亡，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剥削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样是不可调和的。今天的某些史学家不断的炒作剥削阶级政权和某些剥削阶级个人之间的冲突，其实非但不能否认阶级的存在，反而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作用的那些被统治阶级，同样也有着不同成分的区隔。在整体利益一致的前提之下，由于具体受到剥削压迫的程度不同，所以革命性也不同。按照这个理论，古代社会的佃农要比自耕农的革命性更强，农民阶级当中失去土地难以生存的成员革命性才是最强的。近代社会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分为上层与中下层，上层因为和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联系较多，普遍支持君主立宪或者其他的改良措施，受压迫较多的中下层才主张用革命的手段，但是较之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普通群众的革命，仍然是不彻底的。

因此，今天的某些史学家拼命炒作失去土地的农民才是农民战争的主力军，辛亥革命时期上层出名的资产阶级不支持革命而支持改良等案例，同样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性，反而恰恰证明了被统治阶级当中，受到剥削压迫越严重的人往往革命性越强的这个基本原理。

顺便说一下，一些历史学家总是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为基础的历史研究在“宣扬仇恨”，是“仇恨史学”。其实，这种观点同样是不值一驳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劳动阶级就必然仇恨剥削阶级，反之亦然。像那些反对“仇恨史学”的专家就只是反对宣扬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让人们仇恨地主，却从来不反对鼓吹土改时地主受到的“迫害”，让人们仇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二、要注意史料的倾向性和社会的共同规律

除了上面这些直接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言论，当前史学界当中更流行的一种倾向是鼓吹“去政治化”，自诩“客观公正”，宣称历史研究应该“一切从史料出发”。

这种观点有着很大的迷惑性，很多人真的认为“这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历史就应该这么研究”。然而事实上，这也只不过是捡胡适、钱穆为代表的某些民国反共大师的残渣剩饭。“一切从史料出发”这种理论要害实际上就是否认了史料出处的主观倾向性，是以“去政治化”的面目迎合了掌控话语权的剥削阶级那种“政治正确”。

比如说，如果要是我们认真的检索古代历史著作当中关于农民起义的论述，可以保证绝大多数都是否定农民起义的。如果单纯看史料，那么我们几乎必然会得出“农民起义糟得很”这种结论来。然而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的原因就是古代能够掌握话语权的本身就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记载这些东西的时候当然也是带有阶级偏见的。这就好像今天全世界的话语权基本上掌握在美国的垄断资本家手里，后人如果单纯靠史料研究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的话，那么肯定会认为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体制是最先进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制是最糟糕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就可以不要史料，而是说在利用史料时，必须考虑到史料的主观倾向性和话语权的不均衡性。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研究李自成时发现，官方正统史学对于李自成是全盘否定的，宣称李自成是无恶不作的流寇；而一些不太得志的地主知识分子在总体否定李自成的同时，也指出了李自成并不像正统史书所书写的那么残暴；而在“李闯王渡黄河”等一些民间传说当中，李自成就成了一个完全正面的人物。这表面上是三种不同的历史记述，而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的阶级立场，分别代表了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劳动群众对于农民战争的看法。

还有一种变相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做法就是突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异，从而否认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

比如说，现在很大一部分史学家否认五种社会形态说，特别是否认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存在。他们宣称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奴隶占人口多数的社会，分封建国的制度在秦代以后就基本不存在了，所以五种社会形态的学说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事实上，这也只不过是重新翻出来了民国时根本没有看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简单化的望文生义的某些大师的陈腔滥调。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奴隶社会只不过是以人身依附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占主导的社会，从来不是以奴隶人口的比例作为标准的，更没有把古代雅典城邦那种商品奴隶制作为唯一的形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就明确把家庭奴隶制作为奴隶制的最早形态，苏联与新中国初期在相关著作当中也是给奴隶制划分为了多种类型，其中宗法家长模式的奴隶制在国家当中才是占多数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下的封建社会也不是以分封建国的政治制度为标准，而是指以土地依附为中心的生产关系占主导的社会。

这当然不是说，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是苏联与新中国初期的史学家都认为，日耳曼人就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而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但是，这并不等于就可以胡乱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概念来否认中国经历过这几个社会形态，更不能否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共同规律。整体看，人类社会的确经历过以人身依附为主到土地以依附为主，再到资本依附为主这种共同的规律，至于叫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名字是否合适则是另一个问题。

三、要注意历史研究对现实社会的作用

与此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一切历史学都是有现实作用的，因此，妄图让历史脱离现实的观点，本身就是荒谬的。

事实上，今天某些反对历史具有现实作用，强调就历史应该“去政治化”的历史学家同样并没有脱离现实政治。就拿那些否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共同规律，宣称“五种社会形态说”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历史学家来说，恐怕其中有不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要表达“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进而表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不合法”这种弦外之音。

其他一些看似不太重要的观点同样带有浓厚的现实政治色彩。比如说，在现在的近现代史分期问题上，有很多历史学家反对把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分别作为近代史开端和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鼓吹应该按照王朝体系研究清代历史、民国历史。这不能排除一些人是真的糊涂，但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如果否定了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在近代史分期当中的标志性意义，其实也就否定了“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救中国”这种话语体系，从而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现实当中的执政根基。

还有，一些人否定“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这种说法。他们继承了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当中的观点，认为西罗马和东罗马在西方文明史的地位是差不多的，西罗马灭亡以后，东罗马一直存在到文艺复兴初期。而和西罗马灭亡大体同时的西晋灭亡则让中国的统治中心不复存在，南方地区西晋和之前在中国的地位远不如东罗马在罗马帝国时的地位。所以，中华文明的断裂程度要比西方文明更加严重。其实，这种观点完全无视了西罗马灭亡以后西方语言文字和自我认同有了很大变化，相反中华文明在西晋灭亡以后的语言文字和自我认同仍然存在等事实。因此，其实质上也只不过是为了宣扬西方中心主义和逆向民族主义的政治观点罢了。

这当然不是说，历史研究就应该简单的照搬现实政治，更不是说可以不顾历史的真实情况。只是说，学者们在做历史研究时要考虑对现实的影响，注意让自身的研究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在这篇文章当中所谈到的这些，大都是过去按马克思主义编写的历史著作当中早都说烂了的观点。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感到颇为陌生，反倒是对于笔者所提到的那些史学界流行的谬论听到过不少，而且还不知道怎么反驳。这种状况本身就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个时期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失语”状态，中国的史学界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