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伟大社会革命。这场伟大社会革命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时刻开始的，是在世界格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过程中推进的。

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开始的，有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使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暂时摆脱了危机，实现了短时期发展，但后来又陷入了新的危机；有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制度颠覆和国家分裂，即“苏东剧变”；还有一些其他不同制度背景和民族特点的改革探索，但大多都没有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繁荣。

与这些改革不同，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不平凡的40年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进到新时代。基本相同的国际背景下同时开始的改革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这其中的缘由毫无疑问就在于不同国家改革所包含的个性特征。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我们不仅要系统回顾改革开放的实践历程，展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更要深度思考改革开放的鲜明特征，增强新时代历史方位中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自信和理性自觉，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有主义”这个特征集中体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既毫不动摇又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的问题上，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凸显了中国改革开放在指导思想上的坚定性和创造性。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旗帜，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把它们转化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政策，贯彻落实到改革开放的实践当中。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就是彻底的人民立场，坚定不移地捍卫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人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

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落脚点和归宿点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核心和关键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核心要义就是以人为本；习近平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人民主体地位的首要原则，在新发展理念中突出强调共享发展。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的坚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具体的观点，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是生产实践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这些观点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彻底的贯彻，例如，牢牢坚持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主要体现在矛盾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利益分析方法等方法上。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科学把握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又根据新的历史方位，明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对人民的教育和武装，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加以强调，对任何动摇和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思潮和行动，都坚决予以抵制和打击。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对于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和行动绝不手软。习近平在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对普世价值论、宪政论、公民社会论、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进行深入批判，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保改革开放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犯颠覆性错误。时至今日，依然有一些人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指导思想异质性，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悬空化”，降低甚至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在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能犯糊涂病，搞什么“不争论”“包容多样”“保持中立”。

当然，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走教条主义的路子，而是与时俱进地坚持，根据实践要求和时代特征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断在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上升到新境界，提出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观点，创造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形成具有深度解释力的理论。例如，创立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重大理论观点，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创立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习近平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核心问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提供了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让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释放出璀璨的真理光芒。

“有领导”这个特征集中体现的是改革开放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最大优势，是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社会革命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既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坚定不移地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不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深入。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我们要毫不动摇地贯彻党对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确保党的坚强领导核心地位。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一条明确提出来，突出强调党在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改革开放的主心骨、领航者，正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才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光明前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进，中华思想在世界历史的潮流中焕发出夺目光芒，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为世界上那些渴望独立自主发展的国家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突出强调党的领导，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方略，明确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在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核心地位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断改进和完善党的领导。在改革开放早期，邓小平就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制度改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积极推进干部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行动，坚决反对党内分裂力量，果断调整党的最高领导人，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内出现的严峻问题，明确提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江泽民明确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概念，领导全党大力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活动，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核心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世纪新阶段领导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胡锦涛反复强调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努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习近平进一步丰富发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内涵，下大力气狠抓党的建设，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的鲜明风格，推进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制度改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纵深，并把它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高度。他根据新时代新征程新目标新任务，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贯彻落实这个总要求，必须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全面增强执政本领，特别是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并不是没有否定和反对党的领导的思想和做法，不是没有危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行为。对此，党和人民进行了坚决反对和打击。在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打着反思“文革”的旗号，公开否定毛泽东、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导，为此党中央领导全党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斗争，制定了“第二个历史决议”，对错误思潮进行了有力反击。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共同作用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蔓延，而当时党的某些领导人却批判不力甚至为之张目，最终酿成严重的政治风波，给党和国家事业造成了巨大危害，为此，党领导人民进行坚决打击，保证改革开放继续沿着正确道路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到来之际，一些人坚持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党史、国史和革命史，否定党的领导；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慵懒无为，“四风”问题突出，违法乱纪现象蔓延；高级领导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行了坚决斗争，改善了政治生态环境。

“有方向”这个特征集中体现的是改革开放的制度基础和目标方向。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这个制度的颠覆性改造；是坚持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发扬优势、革除弊端、大胆创新的过程，而不是放弃、背离或改变这个制度。

在改革开放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中，我们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始终不渝地把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不断强化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努力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邓小平提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改革必须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任何打着“左”的或右的旗号来阻挡改革开放、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都必须加以反对，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江泽民强调，要划清两种改革观，一种是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另一种则是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多年奋斗的全部成果。

习近平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一方面，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中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决不能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而是要通过改革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对于那些打着改革旗号否定和危害社会主义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和打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等重大理论问题，不断得到深刻认识和科学回答。邓小平在深入探索了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根本任务、发展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做出科学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习近平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内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科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

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关系作出系统分析，明确提出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和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实践中的共产主义，从而使改革开放的现实发展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有机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正在做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我们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而这个伟大事业的本源和依据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一点更不能忘记：“我们依据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想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这样整个逻辑才成立。如果前提都不要了，就完全变成了实用主义。要回到我们的本源上去认识。”

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前提和理论依据，不能只看到眼前的事情而忘记了根本，只关注当下而忘记了初衷。当然，我们必须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忘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党的最高纲领就会迷失方向，走入歧路；而不脚踏实地地干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不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想一蹴而就地进入共产主义，那就是不切实际的“左派幼稚病”。当前，我们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朝着共产主义最高理想进行实实在在的努力。

“有主体”这个特征集中体现的是改革开放的主体和立足点。改革开放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改什么，不改什么，怎么改，改到何种程度，完全由中国人自己说了算；改革的立足点是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利益，必须坚定不移地捍卫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利益。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改革开放必须牢牢坚守的原则。改革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不是其他什么人，是中国自己而不是其他国家，改革不是做给其他国家看的，也不必看别人的脸色，别的国家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利指手画脚。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明确讲：“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根据中国人民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道路，而决不走依附发展的路子，要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和建构制度体系和管理方式，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

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中国的具体实际，必须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不能陷入超越阶段的空想主义。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们制定改革开放政策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一方面，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牢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我们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决不能主观主义地超越阶段。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进行改革开放，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的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绝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外国的先进经验可以借鉴但绝不能照搬。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总是企图让中国按照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进行资本主义改革，走依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对此，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历史、文化、国情、制度同西方国家不一样，一些人谈到民主制度时总是把它同美国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但中国绝不能照搬美国的制度，如果照搬就肯定会出现动乱局面，“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给其他国家作秀，更不是花拳绣腿，而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改革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做主，绝不可能成为附庸他人的手段，绝不可能走依附他人的改革路子，任何人借改革的名义来操控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要领导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拓前进，毫不动摇地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全面深化改革，但这种改革绝不能受制于他人，绝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

“有深度”这个特征集中体现的是改革开放的范围和程度。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第二次伟大社会革命，是一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深刻社会变革，在实践和理论上实现了巨大的历史性飞跃。

中国的改革不是零星的、局部的，而是一场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是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正是通过全方位的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全面深化改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景更加辉煌，基础更加坚实，道路更加宽广。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极其深刻的革命性变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大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是一场伟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改革是对内变革，开放是对外变革），“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谈到农村改革时，邓小平讲：“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谈到精简机构时，他说道：“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正是通过这种深刻的革命性的社会改革，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

改革的全面深刻性不仅体现在实践上，而且体现在思想解放上，体现在理论创新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大胆解放思想，深入实践探索，开展理论创新，不断把群众实践创造的新经验进行理论提升，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系统回答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全面深化改革，既是一项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事业，同时也是一项充满着风险和挑战的自我革命的事业。以习近平为杰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更高的自觉，更大的勇气，更强的毅力，敢涉深水区，敢啃硬骨头，把摸着石头过河同顶层设计有机结合起来，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更加有力的措施和办法，克服艰难险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有胸怀”这个特征集中体现的是改革开放的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开放的全球化世界中进行的，这就必然要有宽阔的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把握时代特征和世界格局，充分吸收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同时积极承担国际义务，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把握当今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和世界格局的变化趋势。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互动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都不可能游离于世界之外而孤立发展。只有科学判断世界格局的变化态势，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才能获得对世情的正确认识，才能获得理论创新的根本依据。世界局势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主要矛盾，都有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这个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就是时代主题。科学揭示时代特征，准确把握时代要求，解决时代提出的历史性课题，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改革开放的鲜明特色。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判断，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一论断。正是基于对时代特征和重大问题的正确判断，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适应世界的变化，日益走向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前沿。当前，世界正处于大调整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以信息和生物科技为核心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给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带来了深刻影响，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了新的推动力量，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在这样的国际条件下，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适应新的变化，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充分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尤其是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当然，我们完全是自主地根据中国需要和实际来吸收，是中国化式吸收而不是丧失国格、牺牲利益去吸收，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的变化，使得中国的发展同世界各国日益密切地联系起来。中国在开放条件下进行改革，必须在政策走向上实现根本性改变，“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中国吃了闭关自守的大亏，当世界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我们却脱离了世界，信息不灵，长期停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汲取历史教训，扫除改革和发展的障碍，摒弃闭关自守的政策，融入世界文明进步的大潮之中，采取对外开放的正确决策，加大了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在开放中改革和发展。中国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去，进一步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管理方式，不断开拓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坚持面向世界的国际主义精神，推进实现整个世界的发展进步，为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承担发展中国家的义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国际交流中秉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同世界，为全球治理和解决当代世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秉持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共商共建的发展理念，打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新世界。我们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拓宽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让世界上其他国家搭乘中国经济的“顺风车”，为世界的和平繁荣贡献中国力量、中国经验，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我们坚持正确义利观的外交理念，强调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谋求在交流互鉴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前进，既勇于承担国际责任，又以和平发展的愿望支持和帮助其他国家的发展，实现世界上最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福祉，这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国际主义精神实质的有机统一。

“有底线”这个特征集中体现的是改革开放不可超越的红线。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尽管是全面深刻的，但绝不是没有底线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牢牢坚持政治原则底线、指导思想底线、人民利益底线和国家利益底线，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如果有偏差就坚决纠正。

坚守政治原则底线，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和偏离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底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但是，在当时的思想界和社会领域还存在一些重大的思想倾向。一些人受到“左”的思想束缚，面对新的历史任务，思想还不够解放，不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表示怀疑、有抵触情绪。还有极少数人站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上，利用党拨乱反正的时机，极端夸大党的错误，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表示怀疑或反对，甚至公开攻击中央。针对这些有明显错误甚至反动倾向的思想以及党内一些人对这些思想缺乏警惕的情况，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强调，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党的十三大上，四项基本原则被提升到党的基本路线高度，写进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当中。几十年来，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始终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保证。在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习近平突出地强调，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决不能有丝毫动摇，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决不能有丝毫偏离，这进一步表明了党在新时代坚守政治底线的坚定意志。

坚守指导思想底线，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但决不动摇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始终高举这面伟大旗帜指导当代中国发展，老祖宗永远不能丢。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就强调：“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他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没有丢掉马克思，没有丢掉列宁，没有丢掉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挫折时，一些人惊慌失措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对此，邓小平坚定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绝不能因为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问题，就动摇马克思主义信念，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领导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习近平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坚守人民利益底线，绝不牺牲人民利益来获取经济发展，有了这样的趋势和做法，就及时坚决纠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主体、发展主体、管理主体，当然也是享有主体，让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党的宗旨的具体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期望更高，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更强烈，对幸福生活的期盼更加热烈，对实现公平正义的追求更加迫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牢记党的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牢牢把握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把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的改革。

坚守国家利益底线，决不以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为代价，决不丧权辱国。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自主性改革，决不照搬别国模式，走依附于他国改革的路子，决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势力，成为别国的附庸，丧失改革的自主性，损害国家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改革始终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领导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习近平牢牢坚守国家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坚决破除阻碍改革发展的各种利益藩篱，他强调：“对党和人民事业有利的，对最广大人民有利的，对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这才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5]石仲泉：《改革开放40年：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毛泽东研究》2018年第9期。

[6]季正聚、朱宗友：《从“自个自信”维度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9期。

[7]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3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