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天的国情，远远不同于60年前近90%人口刚刚扫盲那样的条件。虽然左倾的思维惯性作为意识形态的一定独立性，难于立即根除，但是，左倾的经济土壤、条件，相对过去已经不再充分，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如果将邓小平主要防“左”的论断极端化、教条化，那就会成为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刻舟求剑，也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

央视《马克思是对的》节目播出后，有人疑惑，在中国，马克思什么时候被认为不对呢？这不能不说是与长期以来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削弱有关，而这些负面影响也逐渐侵染到政治生活中。

政治话语中左和右的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1789年的制宪会议上辩论时，第三阶层的代表恰好坐在会议主持人的左边，而第一、二阶层的代表恰好坐在主持人右边，于是，人们习惯上将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从这一含义中引申为右派即资产阶级，左派即无产阶级。”

1、左派和左倾、“左”、极左的根本差异，首先表现在认识上

左派追求准确反映社会现实矛盾，主客观一致，追求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左倾跨越现实，根本上脱离群众，主客观分离，危害党的事业。单字表达时，是要加上引号以“左”表示区分的。极左是指在左倾错误中登峰造极，走向反面的极端化。

毛泽东同志在抗战中提出：

【“‘过 ’ 就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我们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的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中找出与确定具有一定安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 （《毛泽东书信选集》145-146页）】

邓小平同志晚年说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对当时情况的概括。普遍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者很少有不知道这句著名公理的：

【“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列宁选集》第四卷，第290页）】

这就是说，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邓小平同志曾总结，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今天各级岗位上的干部中坚，在改革开放后，受过学历教育、在职教育、党校教育，硕博士如过江之鲫，特别是十八大后又受过群众路线教育，参加过“两学一做”和学习十九大文献的提高，却有相当一批官员，所受的教育水分太多，豆腐渣工程不少，居然在十九大后依然左“左”不分，在这种情况下，让他们理解马克思与左派的关系，要他们负起意识形态主体责任，在舆情事件和群体事件中表现出政治敏感性，是一件困难的事。

八年前，笔者家乡一名高二女生诗作颇多，其中之一曰，“扫黄报告自堂皇，横扫妖风正气张。柳妹心中藏暗笑，官人曾做我夫郎。”笔力深厚，入木三分。据了解，若不是自幼随母打工颠簸，有丰富的社会观察，很难有如此少年老成之作。可见从百姓角度看来，如果存在着混迹官场的“两面人”，让这些人内心深处认为马克思是对的，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几乎是不可能的。

2、左派与极左的历史区分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到毛泽东的建设与革命，到习近平的伟大斗争；从毛泽东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到邓小平的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到习近平的撸起袖子加油干；在概括马克思主义方面，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简洁概述，到习近平的“为人类求解放”；这些论述生动的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映了“马克思是对的”的客观必然性，生动论述了什么才是马克思主义左派。

信息时代，为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为解放思想无禁区提供了其他时代没有的物质条件。回顾历史，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建国以来我党的发展进步，就是和“左”右倾矛盾、斗争的结果。从1957年党内整风和反右斗争开始至今，始终贯穿着两种形态。一种是以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为处理方式的党内自我调整，反映了我党在执政以后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一种是以戴帽子、揪辫子、打棍子、破坏法制、滥用法治等方式的专制主义斗争扩大化。出现在反右、文革等各个时期。

3、左倾的根源

提及极左，不能不提及党的历史上两次极大危害，1935年王明路线丧失根据地90%，1957年反右扩大化到1959年“浮夸风”、“共产风”严重加剧天灾时期的人口死亡。“左”与左之间，曾经多次出现没有一个清晰界限的阶段。当年，邓小平同志回顾历史，谈到主要防止“左”，是有他的时间、地点、条件等历史依据的。

①中国经济、社会和历史原因。中国作为小农小生产汪洋大海般的国度，左倾现象的产生，离不开这个经济条件和生产关系。中国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农民同样也是建设起步的主力军。胜利后的小农小生产，革命坚定，这是基本方面，但是，秦汉以来生产工具基本没有变的生产方式，八、九成人口刚刚文化脱盲等落后条件，与配置资源，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产生巨大反差。最直接的现象是，用农业小生产的随意性、狭窄眼界，对待社会化大生产的严谨性，科学性。从生产方式上，这是小生产方式被改造、消灭之前的最后抗拒。

而小生产对经济和政治的理想，是平均主义。党内一些同志把低生产力水平的平均主义，误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不接受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中寻求共同富裕的动态平衡，是建国以来左倾的一贯现象。最先表现在58年的“共产风”、“穷过渡”，和不承认工农，城乡，脑、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上。

②党内教条主义积习。建立在封建生产力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最大的特点是两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形成的社会关系，对个人基本权力和社会空间的约束限制以致践踏，反映到党内来，以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面目出现，形成专制主义，认为左倾比右倾好。在敌我斗争犬牙交错的上世纪30年代苏区的肃反扩大化，有观点认为也诱发了苏联的党内大清洗，都是这一因素的反映。。

综上所述，小生产经济，是中国革命、建设史上左倾错误频发的经济基础。如果我们对此不能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做出客观分析，就不能客观认识建国以来直到今天，以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为特征的党内各种自我调整、自我净化所遇到的主要阻力；就不能客观认识。建国以来经验告诉我们，党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特权主义，是造成党脱离群众的主要原因；不能正确认识这些，就会在主要矛盾变化后找不对工作方法，就会置我党于忘记初心的危险境地。

从邓小平同志提出主要防“左”，至今有30多年了。30多年来，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历史转折。农业人口史无前例的从1980年的80.6%，下降到2016年的42.7%（国家统计年鉴）。留在农村的农民，经过土地流转，公司加农户等改造方式，已经向农业工人转变。虽然家庭承包制对农业小生产的产业升级，农业的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了阻力，但农村电网的普及，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大大的开拓了农村、农业，农民的视野。每年全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达到七八百万。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产生工程师，农艺师、农业机械师的国度。法制不断健全。今天的国情，远远不同于60年前近90%人口刚刚扫盲那样的条件。虽然左倾的思维惯性作为意识形态的一定独立性，难于立即根除，但是，左倾的经济土壤、条件，相对过去已经不再充分，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如果将邓小平主要防“左”的论断极端化、教条化，那就会成为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刻舟求剑，也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

4、关于话语禁忌与恐左症

19大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美好生活需要，已经不再是建国后前30年已经解决的温饱问题，而是公平、富庶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有两类现象，必须加以正视。

①, 据《邓小平年谱》记载，从1981年12月12日起，到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至少有十五次在各种场合谈及“两极分化”，一再强调“不会两极分化”，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不搞两极分化”。但到1993年9月16日，终于承认“两极分化实际上自然出现”。这是我们在建国后一再出现的主客观分离的试错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出现重大问题的严重信号。从邓小平承认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实际数据是：

②十八大以来，反腐取得了巨大成果。腐败案发后，人们才发现这些官员中，很多都与私有化国有资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无不损公肥私，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2009年通钢私有化改革引起通钢事件，时任省委书记王珉是一手炮制、处理者；所谓“宿迁模式”的医院私有化改革，仇和卖光医院却一路升迁，只是他们腐败案发后，人们才发现这些官员与私有化的“巧合”关系。

这些现象中，暴露出一些借改革之名，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实，公饱私囊，挂羊头卖狗肉，严重脱离群众，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是从客观现实出发，还是从观念出发？我们共产党人应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力求主客观统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

建国以来的历史表明，在实践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党内的麻木现象。如果任凭混淆“左”和左的根本区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会逻辑混乱，混淆原则问题，就会无视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些人就会变为资本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南辕北辙。

2007年以来，目睹董存瑞牺牲的生前战友和一批捍卫英雄志愿者，为保卫历史事实，经历了数年恶人先告状式的法律诉讼缠斗，所较量的对手，不是党外右翼，而是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党内人士。从这一案例所表现出的党内一些人的思潮来看，人大通过英烈保护法，既是这种诉讼案例的胜利宣告，也完全可能是新一波与新的背叛者斗争的始点。

总而言之，恐左症把左派和极左相混淆，如果不做辨析，改革开放就容易脱离现实，脱离人民群众，甚至如在董存瑞名誉诉讼中那样，坐在人民的对立面。

5、左派与群众立场

理论的生命之树之所以能够常青，在于群众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芸芸百姓之中，就在远离权贵最大多数人民之中。搞革命，搞社会主义建设，搞改革开放，我们的基本力量没有变，这就是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的“人民主体论”。

在实践中，我们有些同志，一提到群众路线，就担心“吃瓜群众”乱来，害怕群体事件，害怕舆情产生。他们一点也不适应信息时代人民群众文化程度、民主意识素质的提升，叶公好龙。他们越是害怕群众，越远离群众，也就越远离马克思主义左派。

不错，群众运动的确不都是天然合理，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没有正确的政治理论指导，群众运动就有可能变为一种盲动，就有可能被利用，有可能产生一种破坏性。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本应走在群众运动的前列，因势利导，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消极站在群众的后面甚至对立面。

官僚主义者从来不做自我批评，从来不考虑自己做错在前的因果关系，没有考虑到，在产生群体矛盾问题上，党的领导到位吗？自己思想正确、作风扎实、深入群众吗？在和群众的关系上，是不是先做学生，再做先生？如果我们的干部没有做到这一点，就成了官僚主义者。

再来重温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概括。习近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第一代领导，到今天新时期的领导，他们的话是两种说法，一个意思，效果只有一点，就是维护人民利益，努力践行为人民服务，它是与官僚主义、专制主义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就受到人民衷心的拥戴。

总结

如果说，马克思是对的，那么，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就是左派的政党，左派就是马克思主义，左派就在全党，就在劳动人民群众之中，正如恩格斯说的，共产主义不是观念，它是一种现实。

这就叫做理论自信。

2018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