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杰 张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对创新引领型产业结构再认识
点击： 作者：唐杰 张猛 来源：《经济导刊》6月刊 发布时间:2018-06-30 10:29:41
【内容提要】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以创新为驱动的实体经济结构升级将会引起创新活动与制造过程分离，加速服务业占比上升。从德国工业4.0和美国先进产业发展所表现的趋势来看，受数字革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影响，我国传统的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区分变得模糊，以数字制造和数字传输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高度整合，相互支撑。以数字技术统领制造技术，以创新提升制造业价值将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核心。在此过程中，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制造会引起制造业占比下降，这与提升制造业质量，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2018年1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在中国即将完成工业化进程，迈进高收入经济发展阶段门槛时，有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想具有重要战略指导意义。
一、三次产业结构演进与实体经济发展
1、三次产业结构演变有着内在的规律性
库兹涅茨的研究表明，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可以表达为三条相互关联的倒U型曲线，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一是收入分配差距先扩大而后缩小；二是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从持续上升而后降低，代之以服务业为核心的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体；三是城市或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从急剧扩大到趋于收敛。三次产业结构演进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第二产业占比持续上升转为下降的峰值，是一个国家大体完成工业化、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标志；二是相对于资本偏向的工业化过程，第三产业发展的劳动偏向特点更加突出。由此可以推论，收入分配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趋于缩小与工业化占比越过峰值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
以中国、美国和德国为例，假设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经济结构有关，按照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实证结论，中美德三国因人均GDP差异导致制造业占GDP比重的差异，人均GDP越高，制造业占比应当越低。从图1可以看到，过去20年，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美国人均GDP与德国人均GDP比值波动幅度很小，基本稳定在1.17倍；美国对中国人均GDP的倍数从29.7倍下降到7.6倍。美国制造业占比明显低于德国，德国的制造业占比又明显低于中国。可以看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三国制造业占比稳定下降符合内在的客观规律。
按照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的德国人均GDP对中国人均GDP的倍数，从26.2倍下降到6.6倍，但德中两国制造业占GDP比例之比则从0.67上升为0.78。与此同时，美国人均GDP对德国人均GDP的比值相对稳定，制造业占比的比值却在持续明显下降，1996年美国人均GDP是德国的1.13倍，2016年是1.15倍，美国和德国制造业占比的比例却从0.75下降为0.53。对此可以解释为德国制造业相对于中美更具有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等价推论是，美国和中国产业结构演变与库兹涅茨提出的一般规律相符，但与德国相比，美中两国制造业占比下降可能过快。
从美德两国的经济规模与制造业规模之间的比例关系看，1996年美国经济总量约为德国的3.3倍，2016年美国经济总量已是德国的5倍；虽然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但制造业总规模始终维持在德国制造业总规模的2.4倍以上，最大值出现在2000年前后，四年平均超过了3.34倍，2016年美国制造业与德国制造业的规模之比为2.84：1，仍然明显高于1996年的水平。可以解释为，一是相对于服务业，制造业产品是可充分贸易产品，能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上出清。经济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全球商品市场，全球经济经历了历史性繁荣和持续扩张期，但是国家之间贸易不平衡始终是经济发展中难以消除的障碍。中小型经济体，甚至包括德国、日本等少数大型经济体，可以发挥本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形成高于均值的制造业占比，同时保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出清的制造业规模。对于美国以及中国这种超大型经济体而言，却很难以国际市场作为规模巨大的制造业实现市场出清的场所。二是从德国作为在高收入阶段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制造业比较优势的现实可以看到，国际贸易规模在时空上的有界性也会对大型和超大型经济体的经济结构产生外在的约束。这种外在约束有界性清楚地表明，重商主义只能是短期或局部行为，重商主义在全球泛滥会引发全球市场割裂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引发长期的世界市场萎缩与经济停滞。
产业占比的变化有两种表现形式，国民经济总量不变时，一个产业占比的下降表现为该产业规模的萎缩；另外一种情况是，国民经济总量增加，但一个产业比另外一个产业增长得慢，引起结构占比的相对下降。在工业化过程完成后，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占比中下降，是长期结构升级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占比变化也经常出现短期波动。在常见的3-5年的金融周期中，往往可以观察到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引发大规模的资产价格泡沫现象，同时发生的结构性特征是，服务业占比上升，其中金融业及与资产价格泡沫密切相关的房地产业等是主要贡献因素。由此构成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中长期变化的短期扰动因素。如何科学合理地判断短金融周期扰动对中长期产业结构趋势的扰动，这对经济研究是一个挑战。
2、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人均GDP已接近高收入门槛，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的工业化过程。表1的数据取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可以看到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产业变化情况。
2000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5年后接近2000美元，10年后达到5000美元，15年后超过了8000美元。与此同时，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第一产业持续下降了约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在2006年达到了47.6%的峰值后转为下降，10年后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工业占比从42%下降为34.3%；制造业占比下降相对缓慢，从32.5%下降为29.7%，中国是现价美元计算的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与三次产业结构演变同时出现，当中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后，过去40年以第二产业（主要指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增长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已经被历史性地跨越了。值得注意的是，依据世界发展指标数据资料所做的横向比较表明，中国制造业占比已略高于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见表1）。
经历40年高速增长，中国也已经成长为超大型经济体，1996年中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还只是德国制造业的52%，2005年前后与德国制造业规模相当，2010年达到德国制造业的三倍，2016年已经是德国的四倍以上。中国是一个人口和幅员辽阔的大国，城市化还在进行当中，从规模看接近完成工业化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表明中国制造业发展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有界性”的客观限制。未来中国经济结构演进的总体趋势应当在第三次产业占比稳定提高的同时，加快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完成工业化过程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
二、制造业的数字化改造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着社会发展。”要“把握创新、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最新形态，现已成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和促进实体经济振兴、加快转型升级的新动能。2016年《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把“数字经济”定义为：“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信息技术、移动互联、泛在互联，数字传输以及由此出现的大数据搜集处理技术是一种商品；数字经济高度依赖技术，有生产过程、有产权和价值。因此信息产业依然是实体经济，参与物质的创造，是决定未来物质生产质量的核心创新内容。
1、数字技术正在成为决定工业制造的核心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数字技术发展一浪高过一浪，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及科技创新的主导性技术。移动互联技术的突破，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重大进步，人类社会借此进入了网络和信息社会。短短数十年，人类将几十亿台计算机连接在一起，实现了几十亿人的即时通信。2011年，中国腾讯公司的微信平台一经推出，不足10个月，注册用户就超过了5000万。2017年，微信与QQ用户已经超过了10亿。进入信息社会，物质生产与价值创造过程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时代的交通运输业通过巨大的运输网络运送物质产品到世界各地；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以泛在的移动互联技术即时地输送着各种信息。与即时通信相统一的是，物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传统的交通运输网在物联网统筹之下，完成物质产品空间转换,以数字方式传播的信息对于人类物质生产过程发挥着决定性的意义。
2、德国工业4.0战略是以数字技术重组制造业
2011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2020高技术战略》的公布引起了全球关注，其核心是迎接数字革命的挑战，以数字技术重组德国制造业，以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结合提升德国制造的质量和竞争力。传统的德国制造专注于创新工业科技产品的研究和开发，以及对复杂工业过程的管理，拥有强大的精密设备和车间工艺管理等历经百年精益求精的工业化积淀。第四代德国工业技术的目标就是充分利用物联信息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传统制造业生产方式将被改组为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模式。制造业将成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而带有信息功能的系统成为硬件产品新的核心。制造业的企业家们要在制造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增加产品附加值，拓展更多、更丰富的服务，提出更好、更完善的解决方案，走软性制造与个性化定制结合道路，传统的行业界限将消失，并会产生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
传统制造业的价值创造取决于产业链分工中的固定位置，智能制造将打破原有产业链的限制。未来的德国制造将集中表现为生产场地、生产工艺、物流和创新空间的数字化、智能化、虚拟化。互联网技术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导力量，能够有效在虚拟空间上实现资金、技术和人流、物流最有效的连接与整合，从而极大地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提高创新速度。数字技术创造的虚拟空间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实体创新能力的条件，源于路由器对数字空间有效隔离与有效接入。这是保证无数企业与多个生产领域和产业部门进行多维度协同，跨行业、跨部门、跨企业协作的关键，也是数字技术不间断突破、无休止膨胀，将一切人类活动卷入数字空间的吞噬性的力量。在此过程中，传统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划分将被产业融合所打破，数字是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将成为引导制造业创新的决定性力量。
3、美国先进产业加速产业融合
美国是数字革命的策源地，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高峰。以科学技术提升竞争力，专注具有未来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发展是美国产业发展的基本目标。美国布鲁斯金学会经过深入的对比研究，将美国先进产业定义为两个可以识别的统计特征，一是R&D支出密度；其次是创新型人才比重。具体的统计指标为，行业员工年R&D支出不低于450美元； 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员工占比不低于22 %。美国先进产业由50个行业部门构成，包括了35个制造业行业，3个能源行业和12个服务业行业。2015年布鲁金斯学会关于先进产业的报告显示，美国先进产业就业超过1200余万人，约占全国劳动力的9%，年创造2.7万亿美元增加值，约占美国GDP的17%，雇佣了全美80%的工程师，完成了90%的私营部门研发，产生了85%的专利，贡献了60%的出口。
先进产业同时支持着多条供应链以及其他形式的附属经济活动。一名先进产业从业者每年从其他产业购买23.6万美元的商品和服务，远超其他产业从业者的6.7万美元，因此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具有更大的带动作用。先进产业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得益彰，相互支撑。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先进服务业占美国先进产业就业的50%，占先进产业产出的40%。人均研究开发支出相当于先进制造业的58%，但STEM员工所占比例比先进制造业高20个百分点。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美国的先进服务业是名符其实的高科技创新行业。
数字经济在制造和数字创造、信息传输方面已经深深渗入了美国经济，成为了主导性技术经济力量。数字技术产业部门包括：先进制造业中的计算机和附属设备制造，通讯设备制造，导航设备、半导体、电子设备等；先进服务业则包括了软件业、有线网、无线网、卫星传输、其它通讯和信息业、数据处理、计算机系统设计等，这13个生产部门构成了狭义的数字产业。数字经济部门占先进产业总产出的将近三分之一，数字经济部门人均研究开发支出是先进产业平均水平的1.73倍，以STEM员工标志的创新人才占比是先进技术产业平均的1.28倍。其中，数字产业服务的就业与产出分别是数字产业制造业的2.37倍和2.05倍。因此，是服务业领域的信息业在引领美国信息产业发展，数字经济的物质生产性质不因生产差异而不同，也不因生产过程所处阶段差异而不同。美国数字经济服务中软件、计算机系统设计与各种信息处理和传输行业对数字经济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日益多样化的规模巨大的需求，也决定了计算与通讯设备的效率。英特尔公司为计算机提供了微处理器，微软公司为计算机提供了操作系统，二者缺一不可。二者结合而成的数字经济对美国经济和产业规模水平与创新效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成为美国制造业不断高数字化、高附加价值化的基础。
4、生产和创新中心的分离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
在工业时代，制造业中心与母国经济水平、交通运输（尤其是海运）能力和金融资本规模紧密联系，但这三个因素仅属于伴生性支持因素，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科技创新能力。蒸汽机时代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出现在英国，使英国能够在长达一个多世纪担当全球制造业中心。在数字革命时代,全球制造中心有了与工业化时代不同的特点。概括而言是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与全球制造业中心出现分离，制造中心依附和依赖于科技中心的趋势已经出现，并且，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不再是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首要因素。
首先，在信息化时代，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发生逆转，制造业规模、制造业中心地位与产业能力的关系弱化。其次，制造业产品的价值决定于创新知识的含量，创新知识和要素的价值决定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其具体表现为制造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相对分离，全球科技中心控制着制造中心。第三，通过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外包，强化了低端产品对高端产品的依赖，利用核心技术、市场需求的掌控力实现对生产的控制，以及市场需求等方式,实现全球科技中心对制造中心的控制；最后，大规模网络化的采购系统成为直接有效市场需求。网络化的市场需求不仅是信息产业的生产和制造的基础，也已开始成为传统制造业的市场需求基础。大规模网络化的集成采购体系的拥有与控制大幅度地降低了生产和消费者市场交易成本，也能形成并发挥全球市场中枢功能。
三、工业发展的转型升级与产业空心化问题
在工业经济的演进中，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往往伴随产业空心化这一现象。压缩过剩产能，淘汰低端产品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这是国民经济从规模外延扩张（数量型）转向内涵增长（质量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出现国民经济增长失速，以及低端产能比重过高的局部地区陷入经济衰退，形成产业空心化现象。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加快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此外，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受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影响也会形成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因产业外迁引发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1、产业空心化概念
一般国际上将因经营资源规模的转移而发生的行业性或地区产业空白现象，称之为“空心化(Deindustrialization)”，即指特定产业的崩溃和衰亡。产业空心化也被看作是新产业的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导致地区经济的不同程度的萎缩。早期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殖民体系瓦解，海外直接投资兴起，国际格局变化引发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大环境出现的变化。英国不能继续独霸殖民地作为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导致本国工业迅速衰退，Singh（1977）把这一过程称为“去工业化”（De-industrilization）。Thirlwall （1982）进一步认为制造业衰退会影响国民经济中的其他部门，引发连锁反应。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担忧，是基于当时美国汽车和电动机械等重要制造业向西欧转移的背景，B.Bluestone和B.Harrison(198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实业资本撤退现象；Bluestone（1984）把去工业化和失业问题联系在一起。小岛清（1978）认为对外投资引起产业空心化，会给母国带来贸易逆差和失业率上升等负面效应。
2、产业结构调整与低端产业退出引发的产业空心化
周振华 (1998）指出，产业空心化是新产业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形成的经济萎缩，导致特定产业的崩溃和衰亡。各国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这一问题。中国理论界有人将产业空心化理解为国民经济过度服务化或超工业化，是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流动日趋不合理，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衡，蚕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我们要看到，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新旧产业交替中的“空洞”化。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买方市场的特征比较鲜明，消费品市场和投资品市场产能过剩现象都比较突出，包括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生产能力也有相当程度的“放空”。其实质是产业新陈代谢失调，相当一部分产业处于衰退状态，新兴产业又没能及时跟进填补衰退产业退出的空白，导致经济增长趋缓。因此，产业空洞化形成的根源与机理，因具体环境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异，不同国家、乃至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其产业的替代更新可能具有各自的特点。
3、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引起的产业空心化
Kotabe以实证方法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企业所采取的生产外包以及全球供应链方式进行全球资源配置与美国产业空心化现象。Kotabe（1989）认为，如果创新者不能一以贯之地将最初的创新优势转换成一种全球主导战略，仅仅关注于细分化市场竞争力，发展中国家的追随者就能够通过模仿获得比较优势。由于新产品在国外推出的速度随着创新领先时间的缩短而逐步失去竞争优势，美国企业因高工资和低劳动生产率，就会失去了产品制造的竞争力。美国的创新领先优势下降，迫使美国跨国公司更多地使用生产外包降低成本，以提升价格竞争力。不过单纯生产外包会改变既定产品的生产成本和需求函数，也会改变美国公司的创新者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美国公司向单纯设计师转变，从而丧失长期形成的“研发—制造”双重竞争能力，并引起传统优秀企业与新兴技术分离，在新的制造和生产过程中落后。
他运用1977-1982年美国海外投资数据，实证研究了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外包生产提高竞争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国产业空心化效应。所得到的基本结论是选择新的生产地点，发挥研发资源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优势，以高度协调的方式，在美国跨国公司内部组织设备、产品生产和研究开发的分工，跨国公司内部跨地域跨国界的分工提升了自身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也构成了不对称的国家间的产业分工格局。海外子公司可以共享母公司研究开发成果，母公司可以对其外国子公司进行内部产品采购，特别是加大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制造品的采购后分销到世界各地，包括美国，从而可大规模使用廉价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但不降低创新竞争力综合利益，这是美国跨国公司的战略推动力，也符合美国整体的国家利益。
他将美国企业海外投资对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具体化为四个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为，路径（1）主要的分工方式：母公司研究开发-输出零部件-海外控股子公司进行装配制造；路径（2）母公司和海外控股子公司的研究对于零部件分工有重要影响，对美国本土的产业空心化影响不显著；路径（3）母公司研究开发活动强化了输出设备的能力，对产业空心化影响不显著；路径（4）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研究开发活动持续增强，显著增强了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其中。尽管利用廉价劳动力可以发挥立竿见影的短期效果，但提升美国跨国公司研究开发密度是提高美国产业全球控制能力的基础。从Kotabe定量化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到，美国企业全球化配置资源的就业效应是，在美国本土就业人数会下降；与此同时会出现就业结构的变化，即研究开发人员增加，非研究开发岗位减少；研究开发就业增长具有比非研究开发就业增长更强的就业带动效应。与此同时，因研究开发岗位逐渐独立于制造过程而列入服务业范畴，美国就业与经济结构开始更加明显地转向服务型导向的经济，这被称为去工业化或是产业空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外包采购方式整合跨国资源获得全球竞争优势的产业空心化过程，实际上代表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工业化过程。
结 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节点、各个层次、各个主体和各个领域相互关联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我们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和有益做法，也要重视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这需要考虑如何提升产业划分的科学性，反映当前数字产业的需要，尊重知识产权，推进数字化产业的大发展，强化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在实践中，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产业升级和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是传统产业领域淘汰过剩产能与新一代产业崛起之间出现过长的时滞引发经济衰退；二是要防止没有科技创新产业组织模式和创新支撑引发产业升级的虚化；三是要防止脱离数字革命，简单重复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重化工业化升级。坚持中国制造业2025是以数字革命带动加工革命、材料革命、工序工艺创新和生产组织方式创新。要充分尊重与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示范带动引领作用，采取有效措施，为企业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风险提供更加强有力的公务服务，提供更加有力的前瞻性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撑。
有关产业更替与全球配置资源引起的产业空心化的分析则表明，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业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应当也必须付出的转型代价，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在全球配置资源也是作为全球大国必须做出的长期战略选择，但从短期看也会引发产业空心的效应。这提示我们需要研究有效转型与稳定发展，保持长期与短期相对平衡的政策体系。加快推动创新型产业增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其中的关键。
（作者：唐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深圳市副市长；张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来源：《经济导刊》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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