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史鉴（之一）列宁：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下）

点击：作者：张文木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18-06-30 10: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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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经作者授权，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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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战略学札记·史鉴之一

列宁：单靠农业的丰收还不够，我们还要有重工业（下）

　　26、1939年的日本真是祸不单行！美国刚刚终止航海商约，在诺门坎日本又遭重创。8月20日，苏联军队集中飞机、坦克和重炮的优势兵力在诺门坎对日军发起总攻击，对日军形成大包围。日军近16000兵力，死伤近13000名，伤亡率达76%。日方和苏方对日方的损失有不同的估算，“但不可否定的是，在诺门坎事件中日军的损失非常惨重是历史事实”[112]。诺门坎事件是日军在没有德国策应的条件下独立执行“反共产国际”战略的试探，日本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且没有得到其盟国德国的同情。这些对日本国内北进派的信心是沉重的打击，事实上，日军在诺门坎测试出来的德国反应是冰冷的。此时的希特勒对日本已厌恶之极。1939年8月22日，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高级军事会议上告诉他的同事：

　　天皇相当于末代沙皇，懦弱，胆怯，无主见，但愿他为革命所淹没。我同日本的合作决不会受到欢迎。往后我们将在远东和阿拉伯策动骚乱。我们应想到我们是主人，而这些民族充其量是一些受骗的猴子，他们想要尝尝皮鞭的滋味。[113]

　　将希望寄托于德国而又不北不南的外交彷徨的恶果终于显现了。就在希特勒发表上面讲话的第二天，即8月23日，德国在事先没有通知日本的情况下与苏联缔结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对《反共产国际协定》签字国的日本无疑是当头一棒。

　　27、远东慕尼黑阴谋

　　1941年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接见野村大使，将“日美民间有志者”所拟定的并向罗斯福总统事先汇报过而赫尔也表示“总的来说，美国并不反对”[114]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交给野村，表示：“这个方案，可以作为野村大使的提案，美国政府准备开始非正式谈判，并列入议程。”[115]尽管这个方案最终没有形成双方政府确认的文件，但由于它事先已经过日美双方高层相当的沟通，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美国在远东的战略考虑。

　　方案开宗明义：“日本国政府及美国政府，为了谈判并签订一项旨在恢复两国间传统友好关系的全面协定，现愿承担共同责任”[116]，双方在以下方面达成谅解：

　　关于“国际观念和国家观念”，双方声明：“日、美两国互相承认为对等的独立国和互相毗邻的太平洋强国。两国政府表明，在希望确立持久和平并开辟一个以互相尊重为基础的信任和合作的新时代的事实上，两国的国策是一致的”[117]；“两国政府抱有坚定的决心，保持以两国固有传统为基础的国家观念和社会秩序，以及作为国家生活基础的道义原则，而不能容许与此相反的外来思想的泛滥”。[118]

　　这实际上是日美承认各自在太平洋的势力范围，美国承认并变相接受日本“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这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变相放弃1922年华盛顿会议确立的有利于欧美的太平洋利益分配原则。

　　关于“对欧洲战争的态度”，日本声明“对于以轴心同盟为基础的军事义务，则只限于该同盟缔约国受到现在尚未参加欧洲战争的国家积极攻击时，才履行此种义务”[119]；美国则声明：“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不论现在和将来，不受攻击同盟的约束，即决不援助一方面的国家而攻击他方面的国家。美国政府声明：坚持对战争的厌恶态度，因此，不论现在和将来，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只取决于保卫本国的福利和安全而考虑”。[120]

　　这里，日本将矛头指向苏联，而美国则暗示对目前的正身陷困境中的英法没有特别的偏爱，这实际上是在变相纵容日本继续对英法出手，但前提是要给美国让利。

　　最让中国人民不能容忍的是，美国在方案的第三部分“两国政府对于中国事变的关系”中，非法出卖中国的主权利益以换取本国私利，宣布：

　　美国总统承认下列条件，并在日本国政府对此提出保证时，美国总统应根据这些条件，向蒋政权作和平劝告：

　　A.中国独立。

　　B.根据中国和日本签订的协定，日军从中国领土撤退。

　　C.不兼并中国领土。

　　D.不赔偿。

　　E.恢复门户开放方针，但关于其解释和适用范围，将来于适当时期由日、美两国协商。

　　F.蒋政权与汪政府合而为一。

　　G.日本自行限制对中国领土的大量的或集体的移民。

　　H.承认满洲国。[121]

　　这里，美国承认的只是中国半独立的地位。美国通过H款“承认满洲国”，认可了日本分裂中国的行为和结果；至于日本向中国移民，G款只要求“日本自行限制对中国领土的大量的或集体的移民”，这其实是条废款：且不说“自行限制”本是监守自盗，仅“大量或集体的移民”的定量就难以统一。说穿了，就是美国以牺牲中国主权利益换来E款即“恢复门户开放”。

　　在谅解方案中的第五部分“两国间的通商关系和金融合作”，美国变相弥补日本因美方终止《日美两国航海通商条约》后带来的问题，双方表示：

　　在这个谅解方案得到成立并经两国政府批准后，日、美两国各自需要对方所有物资时，由对方保证确实供应。两国政府并采取适当措施，以恢复《日美通商条约》有效期间中曾经存在的正常通商关系。两国政府希望签订新通商条约时，在日、美会谈中对此加以探讨，根据通常的惯例予以修订。

　　为了促进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美国对日本提供足够的信用贷款，以改善东亚经济状况为目的而实现工商业的发展和日、美的经济合作。[122]

　　文件的最后两部分事实上已抛开英、法、荷，这时，日美两国俨然以太平洋主人的身份划分太平洋势力范围。关于“两国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经济活动”，双方表示：

　　鉴于日本保证在西南太平洋方面的发展不诉诸武力而采用和平方法，日本在该地区所需资源的生产和取得，例如在石油、橡胶、锡、镍等物资方面，可以得到美国方面的合作与支持。[123]

　　“两国关于太平洋的政治安定的方针”是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第七即最后部分，双方彻底抛开欧洲，秘密达成如下分赃“谅解”：

　　Ａ.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的割让，或者对现存的国家进行合并。

　　Ｂ.日、美两国政府共同保证菲律宾的独立，如未挑衅而受第三国攻击时，两国应考虑救援方法。

　　Ｃ.对日本在美国和西南太平洋的移民，应予以友好的考虑，并给予其他国民同等而无差别的待遇。[124]

　　方案最后还带有“附则”，要求“本谅解事项应作为两国政府间的秘密备忘录”[125]。

　　尽管这个方案只是草案，但赫尔召见野村之前罗斯福已听取了德劳特和沃尔什关于他们与日方共同起草的《日美谅解方案》的汇报，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方案》内容已获美方的相当认同。这对亚洲各国和中国说来，是欧洲张伯伦“慕尼黑协定”在远东——尽管尚未公开——的翻版，其私自出卖他国利益的规模远比《有田—克莱琪协定》[126]，甚至比《慕尼黑协定》都要大得多。只是几个月后德国突然向苏联发起进攻，日本北方战略压力暂时解除，日本野心迅速膨胀，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宣战，这才使美国转向支持英、苏并与苏联一起组成反轴心国阵营。这里，值得提前说明的是，1945年，在打败日本人的前夕，为了本国的利益，美国人又老病重犯，罗斯福又与斯大林签订《雅尔塔秘密协定》，出卖中国东三省利益以换取苏联出兵东北。这其实是上述《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损人利己阴谋的再版。

华莱士：日本侵华史调查

作者：（美）华莱士　著，王金铃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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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941年年底的日本犹如南下的列车已开足马力，无法刹车。尽管政府要求“应特别努力，不使美、苏结成对日的联合战线”，事实上这已成不可能的幻想。要想南下，又不想与美国冲突；要与美国冲突，又不想使“美苏结成对日的联合战线”，何况如日美谈判本身就“使三国同盟的基础发生了动摇”。[127]日本这时犹如冲入外交“迷宫”的疯牛，已不可理喻，不管谁也不能挽回。对此，时任首相的近卫记录了会议前一天天皇和众重臣讨论时的激辩场景：

　　在御前会议前一天（9月5日），我入宫晋见，秘密奏上议题《帝国国策实行纲要》后，陛下说：“看这上写的，第一项是战争准备，第二项是外交谈判，总有点战争为主、外交为从的感觉。关于这一点，我想在明天的会议上问一问统帅部的两总长……”对此，我回答说：“一、二的顺序未必表示轻重，政府的宗旨是，始终是以进行外交谈判为主，在谈判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问题时才做战争的准备。”我还上奏说：“关于这一点，如果陛下想垂问统帅部，请问在御前会议上进行是否可以。如果可以，现在马上就把两总长叫来怎么样？”天皇说：“马上叫来！而你总理大臣也要作陪。”于是，两总长立刻进宫晋见，我也出席作陪了。天皇向两总长垂询的问题和问我的一样，两总长做出了与我相同的回答。

　　接着，陛下问杉山参谋总长：“一旦日美发生战争，陆军确信用多少时间能够解决？”总长回答：“若仅在南洋方面，估计3个月左右就可解决。”陛下进而又对总长说：“你是中国事变爆发当时的陆相，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作为陆相曾说过：‘事变用1个月左右就可解决。’但现已历时4年之久，不是还没有解决吗？”总长惶恐了，絮絮叨叨地辩解说，因为中国土地辽阔，不能按预定计划作战。这时，陛下对总长厉声说道：“如果说中国土地辽阔，那太平洋不是更辽阔吗？怎么有把握说3个月解决呢？”总长只是低下头无言以对。这时，军令部总长抛来了救生艇，说：“统帅部是从大局来说的。今日的日美关系犹如病人一样，已经到了该决定是否动手术的紧要关头。如果不动手术，这样拖下去，将有越来越衰弱的危险。如果动手术，虽然也有很大的风险，但并非没有得救的希望。我想目前这种情形，已到了该大胆决定是不是动手术的阶段。统帅部始终希望外交谈判取得成功，但在不成功的情况下，认为应该大胆地实行手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成这个议案。”[128]

　　第二天（9月6日）的会议“在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中散会”[129]，这时的日本成了没头的苍蝇，在悲壮亢奋的情绪中，将日美谈判延长到12月之前。而此时的德国也在莫斯科战役中遭到重创，苏联大反攻开始，这更加强了美国不妥协——甚至有意激化日美矛盾——的决心，剌激日本率先向美国摊牌。日本果然上套。11月2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下达《帝国国策实施要点》，决定“发动武装进攻的日期定为12月初，陆、海军应完成作战准备”。[130]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递交给日本大使野村的声明草案价码越要越高，当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要求“迅速摧毁美、英、荷在远东的根据地，确立帝国自存自卫的地位”[131]。11月26日，日本政府收到美国方面近乎最后通牒式的强硬照会，根本无视日本的要求，由此激起日本朝野哗然，“军部愤慨，燃起同仇敌忾之火。对避免战争抱有一线希望的人们，也只好死心了”[132]。12月1日，御前会议“也许是由于愤怒和死心的缘故，草草地作出开战的决定”[133]：“帝国于此对美、英、荷开战”。[134]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日美正式开战。

　　29、制造假新闻颠覆国家政权的手法古已有之。为了进一步鼓动群众的反隋情绪，李渊命刘文静伪造隋炀帝敕，内称“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人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为兵，朝以岁暮集涿郡，将伐辽东。”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导火线就是隋炀帝强征高丽，不断在太原等地征发民众参加这场战争。“由是人情大扰，思乱者益众。”[135]

　　30、王夫之说：“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通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以静镇之也。”[136]

　　31、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突厥[137]数万人进逼太原，李渊加紧守备，命裴寂、刘文静严守诸城门，同时又令将城门大开，“不得辄闭，而城上不张旗帜。守城之人，不许一人外看，亦不得高声，示以不测”。突厥自外郭城北门入，又从东门出，而未敢进内城。李渊又于夜间派兵出城，占据险要之地，早晨又改道入城，使突厥误认为是另有援军来到，更不敢轻举妄动。这种不战不和、虚张声势的空城计使突厥感到难以对付，从而主动撤兵，使太原解围。[138]

　　32、初次进军，李渊对两个儿子还不放心，特派太原令温大有为其参谋，并嘱咐温大有道：“吾儿年少，以卿参谋军事，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温大有当然尽量为其效力，李建成、李世民精力充沛，勇气十足，他们与士卒同甘共苦，作战身先士卒。所率军队纪律严明，“近道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亦不诘窃者，军士及民皆感悦。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听其入”。高德儒虽然闭城拒守，但终于城破被俘。李建成、李世民除了将高德儒一人斩首外，“自余不戮一人，秋毫无犯，各尉抚使复业，远近闻之大悦”。李渊高兴地说：“以此用兵，虽横行天下可也。”[139]

　　33、在1943年11月英、美、苏三国首脑第三次会议上，丘吉尔给斯大林祝酒时说：斯大林将与俄国历史上伟大的英雄们并列，并且已经赢得了“斯大林大帝”的称号。斯大林回答说：“他身上越积越多的荣誉，实在属于俄国人民。他说，为这样的人民服务，当一个领导人是容易的。的确，红军打德国人表现了巨大的英雄主义，但是不这样，俄国人民是不会容许的。‘红军战士要往后退必须拿出比面对敌人时更大的勇气’。”[140]

　　34、1943年12月，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明确表示：“我们打算要求芬兰补偿它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同时，我们不需要钱，而要求用实物补偿。芬兰可以在5~8年期间之内完成赔偿，向我们提供纸张、木材及其他材料，以补偿我方损失。”丘吉尔不同意斯大林的要求，挖苦说“在芬兰同德国结盟的战争时期，芬兰人给俄国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这个穷国能够提供的补偿。当我谈到这一点时，我的耳朵里响起了苏维埃的口号：‘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丘吉尔说他“自俄国革命时代起就记得这个口号”。斯大林则以玩笑的口气告诉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141]

　　35、1954年6月，丘吉尔作为首相访问华盛顿。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陪同丘吉尔驶向白宫的车里问丘吉尔，如果同盟国接受了他的建议，向南部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发动进攻，而不是集中兵力于D日[142]在诺曼底登陆，结果将会怎样呢？丘吉尔淡淡地回答：“嗯，本来可以轻取维也纳的。”[143]言下之意就是，如果这样，东欧就是我们的了。

　　斯大林与丘吉尔的看法正好相反，1947年8月他对法共总书记多列士说：“如果丘吉尔晚一年在法国北部开辟第二战场的话，那么红军就打到法国了。苏联曾设想一直打到巴黎。”在回答多列士“当时美、英军队在法国登陆，与其说是要摧毁德国，不如说是为在西欧抢占地盘”的问题时，斯大林说：“美、英军队当然不容许自己呆在非洲岸边坐视红军解放巴黎这样的丢脸事发生。”多列士说：“请斯大林同志相信，法国人民会热烈欢迎苏联红军的到来。”斯大林回答说：“那将是另一种局面了。”多列士说：“这样就没有戴高乐了。”斯大林设想说：“戴高乐会逃跑。”[144]

　　36、东方领先西方的历史始于隋唐之后。其间比较好地解决了教权与皇权及皇权与分封王权的关系，这是促使东方快速发展的关键。每次长期战乱后都造成分封王权的大衰落和国家的大统一，在这方面秦始皇创造的郡县行政体制，当推首功。钱穆总结说：“春秋时代有封建贵族，东汉以下至中唐时期有大门第，晚唐以下迄于宋明，社会大门第全消失了，农户散漫，全成一新形态。”[145]“新形态”即由商鞅开始的农民由国家直接联系并由国家直接调度从而更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政治形态。而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融于以“忠君爱国”为使命的中国儒学，则需要更为细致和复杂的“否定之否定”过程，而融儒释道三家为一炉的新儒学标志着这个过程的基本完成。事实上，在公元后新千年开始之际，在欧洲开始为时近千年的“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146]历史进程之时，中国人却完成了国家行政统一和意识形态统一的任务并由此迎来了较欧洲更快发展和更持久的繁荣。

钱穆先生全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繁体坚排版新校本）

作者：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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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三武一宗”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的“灭佛”对中国的历史进步乃至对佛教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经过这一系列强力整顿后，整个中国佛教基本放弃了其独立的政治诉求，返璞归真，回到其起源时的和平和学术的本位。此后，中国思想界的所谓“三教之争”就转为多元共存的轨道。在政治上，佛教从此也采取与王权绝对合作而非企图取代或独立于王权的生存方式，其教义也日益与道、儒两家糅为一体，成为宋明以来以忠君报国为理想的新儒家学说的重要思想养料，佛寺也更多地担当起失意者，尤其是政治上的失意者心灵慰藉而非造反者聚集的场所。尽管五代时期仍然不乏佞佛的皇帝，但总的说来，“王权强化对佛教控制的历史趋势，也开拓了宋以后佛教进一步依附于世俗政权的新阶段”[147]。与此相应，佛教主流也从隋时与国家合作的天台宗到武周时富有张力的华严宗最后归位到主张自我心灵反省的禅宗，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148]那些曾经激进入仕的僧人则转向“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149]的异端，尽管不是主流，但它还是“一方面反映了佛教自身的衰落，另一方面又包含着对现实人生的厌倦和否定”[150]。

　　38、关于“三武一宗”灭佛的积极意义，在比较同期基督教在西方崛起及其后果后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如果我们看看同期欧洲在罗马帝国覆灭中崛起的基督教教廷通过“丕平献土”获得了土地主权继而获得税权、司法权等权力后，与欧洲北方“蛮族”建立的世俗王权形成的二元强势制约和由此造成的欧洲千年乱局，以及15世纪欧洲启蒙主义者为了改变这一乱局试图恢复君权至尊的法统地位而做出的与崔浩、卫元嵩等反佛人士同样的反天主教会的努力，我们就不能不为东方“三武一宗”对中国佛教的有力整顿措施及其积极效果感到庆幸：它不仅对于中国统一，而且还对于中国后来一千多年的政治统一——欧洲迄今还在为此艰苦地努力——都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历史作用。

　　39、“三武一宗”之后，佛教才真正融入中国文化并成为中国统一政治的有益补充：国难时，它与国家共渡难关；承平时，则与道家一起成了社会失意者精神慰藉的“失乐园”和平衡社会心理的调节器。隋之前，中国只有汉朝可与罗马帝国相媲美；此后中华地区竞争力大为提升，中国相继出现唐、宋、元、明、清五大盛世，中国获得高速的发展。中国各朝持续的时间虽远不如罗马，但其总的繁荣持续的时间则比包括罗马在内的古代西方——即罗马古典时期和后古典时期——要长得多，而与中国隋之后同期的欧洲长期陷在愈演愈烈的政教二元冲突之中难以自拔。以隋为界，世界地区竞争正能量开始从西方向东方中国汇集。

　　40、隋文帝于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七月二十三日敕书匾额，赐智顗创办的精舍名曰“玉泉寺”。“天台宗在杨广的政治扶持下终于最先成为独立的佛教宗派”[151]。经过自北魏太武帝至北周武帝的改造、限制和利用政策，自隋始，佛门从独立于国家政治到现在融入国家政治之中，而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人就是智顗，从这个意义上说，智顗是一位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宗教人物，而他创立的“天台宗”则是对中国历史具有转折意义并做出巨大贡献的教派。郭朋先生评价说：

　　智顗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他同陈、隋王朝深相结纳的一生；天台宗的建立，也可以说就是他同隋王朝深相结纳的产物。随着隋王朝的统一，国家的统一，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一部分的中国佛教，也就结束了南北异趣而走向统一。由智顗所创建的天台宗，便是体现这种宗教统一的产物。智顗在中国佛教史上之所以据有重要地位，其原因也就在这里。[152]

　　此后，中国佛界出现可喜的变化，即佛教开始向一种被“世俗化了的宗教”[153]方向转变——这种转变几百年后成了欧洲“文艺复兴”所追求的目标：神权概念逐渐为君权的内容所充实，爱国成为从中国佛教地平线上透出的新曙光。李小荣先生在《〈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一书中对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发生的这种可喜的变化总结说：

　　总的说来，佛教在理论上取得了较大的优势，但实际上则被不断地同化或中国化，甚至在北朝还曾两次遭到禁毁。这就迫使佛教要适当调整发展方向，尽量向儒家的政治要求靠近，它基本上尽力避免与儒家直接论战，而是采取无情地攻击道教的策略。[154]

　　41、一切宗教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而一切能成为“问题”的宗教都牵涉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毁佛乃政治大事。从小处说事关统治者的权力稳固，从大处说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按理说，当时最不愿毁佛的应当是北方胡人政权，而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应当是南方汉人政权。只是北方胡人从政治的高度——而不只是像同时期的南方汉人政权不分原则地从吸纳和包容人才的角度认识宗教问题——果断地放弃佛教而选择中国传统的以“忠君报国”为使命的儒家意识形态，并最终挥师南下实现了隋唐的国家统一。而南朝则默认佛门与君权二分天下，致使国祚为北方迅速承接。

　　42、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反佛政策在与道教结盟之后为什么又要反他们早先所青睐的道教呢？这是由于佛道二家各奉其主，与君权保持距离甚至不合作立场，以至影响到君权的存亡。就北朝统治者的本意来说，在儒、释、道三家学说中，他们最不愿反的就是来自胡地的佛教，据此可与文明水平高于胡人的汉人儒家学说相抗衡。如果说北魏太武帝只是看到长安寺中僧人匿藏的兵器，那北周武帝看到的可是不久前目睹的梁武帝因贬儒佞佛致使国祚速移的教训。比较起来，为了统治的需要，这两位英主打破族域偏见，罢黜佛道、首尊儒家的选择，都是当年汉武帝吸取文景二帝以奉道家无为之术放纵意识形态而召致“吴楚七国之乱”遂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经验和思路的重演。

　　43、黑格尔将国家提到“神”的高度，他说：“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155]黑格尔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通俗地说就是：神不是别的，它就是国家。

　　44、“僧是愚氓犹可训”，知识人错了，改了就好；若死不认错，这样的学者多了，就会“妖为鬼域必成灾”，这时国家就要遭难，就需要“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了。

　　45、曹魏明帝时，名士空议之风渐起，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明帝死，曹芳继帝位，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马懿辅政。曹爽重用少年名士何晏、邓扬、毕轨、丁谧等，终日浮华交会，好言庄老，清谈玄理，深虑“帝幼制于强臣，不堪为主”，于是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变易朝典，政令数改”，其政策“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156]。这些人最终遭司马懿清肃，这为随后中国的统一奠定了政治基础。

中国佛教思想史稿(全3卷)(共6册)

作者：潘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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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李纨笑道：“叫了人家来，不说正事，且你们对讲学问。”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读了这段，使人联想起今日各式“文化”和“艺术”，比如“饮食文化”“身体艺术”等。

　　47、“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157]

　　48、我们看报纸上说印度是软件大国、科技大国，但情况似乎不是这样。2000年，我到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在他们财务处交费时，只见财务报表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半个房子堆的都是账本。整个大厅没有一台电脑。他们的国际政治系只有一台386型电脑，还经常不工作。我等一个电子邮件往往要等一两个小时，打字员用的打字机跟英国工业革命时候的差不多，工作起来响声很大；整个行政大楼都是这声音，跟工厂一样。这种情况说明它国内电脑市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印度有钱人也不买电脑，买了没有用。它整个生产与市场完全是分离的，市场依托于国外，国内大量穷人基本生活保障靠政府包办，穷人的一些消费项目如饮水、医疗等都是免费的。有一次我去他们政府办的医院作了个小手术，从挂号到手术结束共花了10卢比，相当于人民币两元钱。印度多数人是穷人，穷人手头没有多少货币，因而就不会有太大的购买力。因此统计数字表现出的消费高指数多是政府包办而非国内民间资本拉动的。印度人聪明的脑袋是给外国人长的。我去一个小餐馆，那天女老板高兴得不得了，说她儿子拿到美国绿卡了。在印度家里有人拿到美国的绿卡是很自豪和高兴的事。印度人绝顶聪明，但这只能为西方人服务，因为印度的民族市场很小。

　　49、在印度旅途中，我们摇晃在返回德里的列车上，车厢里横竖挤拥的人堆和难耐的热浪，使我想到了死亡。我眼前忽闪出一幅幅电影画面：

　　——人们无节制的需求和竞争已造成环境污染，空间的臭氧层浓度减少、空洞出现和地球上紫外线辐射超量增加；

　　——气温持续变热使室内空调失去作用，大部分动物和部分人类死亡，少数（主要是北方国家的）有钱人重返森林和山洞；

　　——继而森林退向并消失于极地，沙漠迅速扩大，海水上涨，人类整体死亡，生活在地球陆地上的两栖动物返回湖泊和海洋；接着是湖泊干涸、海水表温增高，生活在海洋表层的动物死亡，部分转向紫外线无法穿透的深海中并得以存活；

　　——此后，气温变冷，冰川期开始，地球污染停止，这些都使空间的臭氧层得以自我修复；在相当的一段地球寂静冷冻期后，深海生物的生存空间上浮；四季再现，部分海水动物向两栖动物转化；

　　——近海陆地动物出现，其中部分向山林扩展，动物竞争导致高级动物即人类再次出现。不过这时的人类不一定是我们现在这种形象，至于是什么样子，印度教解释是，那要看现代人的修行：也可能是狗的样子，也可能是四不像的样子，反正只有主司宇宙毁灭和重建的湿婆神（Shiva）知道。

　　现代人发明的微波技术似乎就是人类灭亡过程的预演：目前的地球就象一个微波炉，我们人类就像不慎进入其中又启动了开关的活物，为生存而发生的恶性竞争又使人类不能统一意志以停止红外线辐射，接着就是在红外线持续辐射下人类的整体毁灭和微波炉即地球本身的整体毁坏。事实上，自英国工业革命将资本这个“潘多拉”微波箱的开关拉启后，马克思曾提出用社会主义即有节制地发展生产力的方式解决人类间恶性竞争所带来的恶果。但为了眼前利益，现在人已听不进马克思的逆耳忠言了。正如我现在坐的列车已经开动，如果司机之间打了起来且无法调和，其结果可想而知。我想：可能人类已这般地毁灭和再生了若干次，我有幸上了现在这列人类“列车”。

　　愿上帝保佑！

　　50、随青藏高原的崛起和推动，中国平原地带被拉入山地的怀抱中。如果也将与之连体的帕米尔高原即中国古代所说的“葱岭”考虑在内，横亘于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犹如一道永不倒下的垂天神盾，使中国地缘政治结构有了西可“依山”，东可“傍水”的优势[158]，中国由此避免了欧洲大平原上那随时背腹受敌的四战困境。中华民族总是幸运的：在远洋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中原人民背靠大海有力抵抗着来自西北铁骑的南犯；在远洋技术兴起，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从东部海陆侵犯我中国时，我们又有青藏高原的庇护，在这里中华民族聚集起二次反击的力量，并最终赢得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目前看，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人类在技术上尚无法克服在海拔七八千米的青藏高原中进行大规模自由跨国穿行困难，那么，可以断定，在同样的时期内，青藏高原对中国安全的那神盾般的终极保护作用是不会改变的。

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

作者：张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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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12]李凡著：《日苏关系史（1917~1991）》，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113]《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高级军事会议上的讲话》（1939年8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30页。

[114]1941年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与日本大使野村开始会谈。其间，赫尔表示：总的来说，美国并不反对《日美谅解方案》。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39页。

[115]［日］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动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页。

[116]《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3页。

[117]《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4页。

[118]《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4页。

[119]《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4页。

[120]《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4页。

[121]《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4~825页。

[122]《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5~826页。

[123]《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6页。

[124]《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6页。

[125]《日、美两国谅解方案》（1941年4月16日），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17世纪中叶—1945）》，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6页。

[126]1938年10月，日本放缓了对中国的战略进攻，着重从政治上诱降中国，这一新策略以只反共不反蒋为核心，这对英美及蒋介石集团都有极大的诱惑力。1939年7月15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开始谈判。7月24日，双方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宣布“英国完全承认”日本造成的“中国之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应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军或有利于日军之敌人之行动与因素”，英国“均无意加以赞助”。这一协定实际上是英国在东方放任侵略，纵容掠夺战争的丑行，是“东方慕尼黑”阴谋活动的重要步骤，是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让步的政策。参阅《有田—克莱琪协定》（英日初步协定），王绳祖、何春超、吴世民编选：《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0页。

[127]［日］重光葵著：《日本侵华内幕》（中文版，原名《昭和动乱》），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63页。

[128]转引自［日］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3~794页。

[129]转引自［日］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5页。

[130]《帝国国策实施要点》（1941年11月2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0页。

[131]《促进结束对美、英、荷、蒋的战争内部方案》（1941年11月15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页。

[132]［日］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8页。

[133]［日］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8页。

[134]《对英、美、荷开战案》（1941年12月1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组编：《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5页。

[135]引自《旧唐书》卷五十七《刘文静传》，转引自牛致功：《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136]引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唐高祖》，转引自牛致功：《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137]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四《突厥传》：突厥“其族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高视阴山，有轻中国之志。”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隋书》（第六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429页。

[138]牛致功：《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139]引自《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转引自牛致功：《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40]［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330~331页。

[141]《美英苏三国首脑德黑兰第四次会议记录》（1943年12月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页。

[142]“二战”中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登陆欧洲大陆的日子，即1944年6月6日。

[143]转引自［美］尼克松著，尤勰等译：《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页。

[144]参见《斯大林与法共中央书记多列士的会谈记录》（1947年11月1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39~640页。

[14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1册，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146]司马迁：《史记》卷六《本纪第六·秦始皇嬴政》，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一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147]潘桂明、董群、麻天祥著：《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1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149]［宋］王涛：《五代会要》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2页。

[150]潘桂明、董群、麻天祥著：《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历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151]袁刚著：《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152]郭朋著：《中国佛教思想史》（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

[153]［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6页。

[154]李小荣：《〈弘明集〉〈广弘明集〉述论稿》巴蜀书社2005年版，第354页。

[155]［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259页。

[156]《汉晋春秋》曰：凌、愚谋，以帝幼制于强臣，不堪为主，楚王彪而才，欲迎立之，以兴曹氏。凌使人告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今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晋］陈寿著：《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00页。

[157]［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158]风水观应起源于古人类的安全观。古人猿从山林进入平原开阔地带，不习惯平地生活的古人猿面临的危险及不安全感随之提升。在实践中他们发现离山地不太远的平原有利于迅速回到山林，这样的地形有利于逃避危险，若平原前面再有可以阻止野兽偷袭的护围河，猿人们的定居生活前后就有了双保险。这样便产生了依山傍水的风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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