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启：乡村振兴中国道路的烟台探索

点击：作者：周维启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1-03-10 11:07:55

【摘要】：烟台市围绕乡村振兴的时代课题、实践难题和理论考题，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优势结合起来，以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工作思路，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支持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创造性地在全市范围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党建融入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政治方向，把群众组织起来、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强化集体统一经营、完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度，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抓住组织振兴“牛鼻子”、带动“五位一体”统筹推进，贯彻优先发展总方针、实行上下联动全域推进，是坚持党的领导、共同富裕、全面振兴的乡村振兴中国道路的生动实践和可贵探索，展现了乡村中国的美好明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普遍的实践意义。

没有乡村振兴，就没有民族复兴；而没有组织振兴，就没有乡村振兴。乡村振兴要靠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靠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但归根到底、落实到地、提纲挈领、凝心聚力，还要靠乡村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要靠合作经济组织的规模协同力、市场竞争力，特别要靠党组织领导合作经济组织的优势叠加效应和力量聚合效应所激发的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向长期以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统分不协调、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农民群众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等乡村不振重大难题精准发力。

山东省烟台市牢记为人民谋幸福一个也不能少的初心和使命、不忘乡村振兴不能富了老板丢了老乡的期望和告诫，尊重农村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借鉴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老典型的先进经验，敏锐地抓住时代变换提供的宝贵机遇，创造性贯彻落实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理论与政策，在全市范围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把党支部的政治优势、合作社的经济优势和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性融合起来，构建农民与集体合股联营、抱团发展、共享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形成党组织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乡村振兴生命有机体，在探索实践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中国道路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提供了乡村振兴的烟台经验，是值得研究和学习的优秀案例。

一、案例背景：新时代乡村振兴面临的普遍问题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新时代实施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要关注通过乡村振兴回应什么样的重大时代课题，而且要解决实现乡村振兴面对什么样的实践难题和理论考题。这是烟台市和全国各地探索实践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国道路所面临的普遍问题。

1.乡村振兴要回应的时代课题。

实施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顺应全体人民特别是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从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出发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过工业化、城市化的长期快速发展，新时代面临的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全体人民对城市乡村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亿万农民对美好乡村生活的需要更是日益增长。振兴乡村，就是抓住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着力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美好乡村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转化的时代回应。

实施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乡村是中华民族的根，根深才能叶茂，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如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振兴乡村，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固本之策，是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恢宏画卷，是实现全体城乡人民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只顾一头、不顾另一头，一边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也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乡村振兴构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全面现代化、城市乡村全面现代化的“半壁江山”。振兴乡村，就是对实现民族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梦想的时代回应。

实施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还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支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从国际看，东西方力量对比深刻演变，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影响广泛深远，国际大循环受到很大影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从国内看，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后期，产能过剩问题严重，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循环不畅加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带来的社会问题复杂难解，经济和社会运行的风险增多，城乡失衡的粗放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要应对国际循环受阻和国内循环不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通过乡村振兴，重塑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进一步增强农村活力、扩大农村市场、促进城乡循环，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了乡村振兴这个“压舱石”，才能在百年大变局中站稳脚跟，“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进而依托乡村振兴这个“广阔天地”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振兴乡村，就是对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的时代回应。

解决主要矛盾、实现民族复兴、应对百年变局，是新时代的战略全局问题。实施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要回应、要紧扣的时代课题正是这样的战略全局问题。围绕战略全局问题实施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然要进一步面对如何有效破解从乡村不振到乡村振兴的实践难题，着力破解三大结构性难题：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与乡”不平衡问题、农村经营制度的“统与分”不协调问题、乡村党组织的“职与能”不相称问题。

2.乡村振兴要破解的实践难题。

如何针对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状，重塑城乡关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需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运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两手”共同推进。但是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比如，由于长期工业化城市化优先发展战略的惯性，有的地方政府对“三农”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认识不足，对乡村振兴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有的地方出于错误的群众观和政绩观，在乡村振兴中不依靠农民群众、只依靠干部和资金，搞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做政绩工程和表面文章，出现干部群众“一头热一头冷”的现象，出现热心“锦上添花”、不愿“雪中送炭”的现象；有的地方沿袭抓工业项目和城市建设的思维，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实际条件和实际需要情况不明，搞多部门分散投入，资金不统筹，力量不协调，政策不配套，重复浪费严重，搞拆村并居的农村大社区建设，给农民造成经济损失和生产生活困难，甚至对乡村生态系统造成某种破坏。再比如，有的下乡资本出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逐，往往搞跑马圈地、把农民排挤出去，打擦边球、玩障眼法、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搞耕地“非粮化”、“非农化”，侵犯村集体和群众利益，农民由乡村的主人变成资本的打工者，加剧农村贫富两极分化。

乡村振兴需要政府推动和城市资源的输入，但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如果缺乏乡村内部有力的对接主体统筹承接、平等交流和高效运用，也难以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如何针对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分”有余、“统”不足的现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经营主体，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完善基本经营制度？面对分散弱小的家庭承包经营在生产发展中的困难处境、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地位，不能再走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导致乡村衰败不振的老路了，必须培育组织性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扩大统一经营的领域和范围，这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

但在实践中，这些规模经营主体一般都是强者的专业性经济组织，被大户和资本“组织”起来的广大的小农户无论是受雇劳作领取工资，还是土地入股参与分红，都在其中处于弱势地位，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很难分享多少全产业链增值收益。乡村振兴新时代是全体农民为创造美好生活而团结奋斗、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如果没有团结广大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共同奋斗、共享成果的综合性经济组织，而单有强者主导的专业性经济组织，是很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乡亲共同富裕的。

怎样克服过去“分”得太碎、“统”得无力的老问题，怎样克服富了老板、丢了老乡的新弊端，创新组织方式把普通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发展综合性经济组织，依靠团结奋斗、依托规模效益形成“造血”机能，既能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又能使广大农民稳步实现共同富裕，就成为乡村振兴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如何针对乡村党组织在职责上具有全面领导乡村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要求，却在能力上存在虚化弱化边缘化现象这种“职与能”不相称的现状，发挥乡村党组织全面领导作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乡村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负有全面领导的职责，必须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努力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但是，长期以来不少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领导责任。

有的乡村集体经济薄弱甚至空壳，党组织缺乏代表群众根本利益、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经济平台，党组织对群众的影响力、吸引力、凝聚力虚化弱化，在群众中的地位作用随之边缘化，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缺乏有力的抓手。有的乡村因为中坚力量的大批外流，党组织队伍老化、能力弱化、精神退化，处于留守状态甚至软弱涣散状态，对推动乡村振兴无能为力。有的乡村利益主体多元复杂、矛盾重重，党组织被宗族势力、利益集团控制，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侵占集体利益，侵犯群众权益，乡村振兴的理论与政策被歪曲利用，党在那里的执政基础受到损坏。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开始重视农村基层党建，抓标准化建设，但往往脱离发展、脱离群众孤立地就党建抓党建，出了不少形式主义“党建”。

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党组织需要突出政治功能、强化组织建设，以发展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要抓手，带动和支持乡村各类经济社会组织的建立健全和作用发挥，把长期以来家庭承包、分散经营制度之下一家一户不愿办、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办起来，让散沙状、空心化的乡村恢复生机活力、重建乡土社会有机体，以组织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使之成为破解乡村衰弱不振难题的关键发力点。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集体统一经营完善农村双层经营制度，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乡村组织振兴，归结到一点，就是要着力发展乡村党组织领导的新型集体经济，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提供有力的承接主体，为强化集体统一经营提供有效的体制机制，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大有可为的活动平台。新时代发展党组织领导的新型集体经济，不仅是破解乡村振兴实践难题的突破口，也是探求乡村振兴理论考题、续写马克思主义“三农”理论新篇章的时代要求。

3.乡村振兴要探求的理论考题。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在乡村振兴中如何运用？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革命需要，十分重视通过典型示范和社会帮助，引导个体农民由私人的生产变成合作社的生产，从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943年他在《组织起来》一文中就指出：我国农民“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久的痛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2]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农民获得了土地、摆脱了封建剥削，但土地私有的小农经济仍占绝对优势，既不适应大规模工业化的需要，又会导致农村贫富两极分化。为既能支持国家工业建设、又能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不让中国历史上两极分化、治乱交替的历史周期律重演，1953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提出要逐步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合作化思想，也就是从组织土地私有、共同劳动的互助组，到组建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初级合作社，再到建立农业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完全实行按劳分配的高级合作社[2]。到1956年，我们党领导亿万农民完成了我国农村几千年来这个最伟大最深刻的革命，既保证了农业对国家工业化的支持，又保证了农民生活的普遍改善。到了人民公社后期，由于繁重的国家建设任务对农民取的多给的少而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人民公社在农村改革中解散。

由此产生的一个理论问题是，能否据此否定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光辉思想本身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革开放以后，那些坚持合作化思想、发展集体经济、追求共同富裕的全国有些乡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如鱼得水、大显身手，都率先建成了村强民富环境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些明星村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如何运用合作化思想实现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宝贵经验。而那些过于分散经营、缺乏统一经营的普通乡村，则出现了劳动力外流、农村空心化的衰败景象，这又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离开农业合作化容易导致农村空心化的深刻教训。在新时代的具体条件下，如何运用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来指导和推进乡村振兴，各地明星村的成功经验能否在更大范围普及推广，是一个需要通过实践创新来探求的理论考题。

邓小平关于高水平集体化的思想在乡村振兴中如何实现？邓小平领导我国农村改革仍然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只是将高度集中的农村经营制度改为更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但是，这是一种低水平的集体化，它带有相当多的个体经济的因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会越来越不适应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

邓小平历来主张我国的农业最终要发展集体经济、实行集体化。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3]。1990年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飞跃”的著名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3]到了晚年，随着农村形势的变化，他越来越重视农业集体化、集约化的问题，1992年他说，“以后分工越来越细，工艺越来越新，一家一户办不了，最终要走集体化道路”[3]。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对农业农村的发展进程作了富有远见的战略谋划。40多年过去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实现他谋划的“第二个飞跃”、发展高水平集体化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什么是高水平的集体化，新时代如何实现高水平的集体化？这仍然是需要通过实践创新来探求的理论考题。

习近平关于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思想在乡村振兴中如何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农民合作社、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2016年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有助于农业现代化路子走得稳、步子迈得开”[1]。2017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要在搞好统一经营服务上、在盘活用好集体资源资产上、在发展多种形式的股份合作上多想办法”，“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保农民受益，增强集体经济发展活力，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1]。2018年在参加全国人大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1]。2018年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为此，“要充分发挥好乡村党组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把领导班子建设强，弱的村要靠好的党支部带领打开局面，富的村要靠好的党支部带领再上一层楼”[1]。2019年在参加全国人大河南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要用好深化改革这个法宝，激活乡村振兴内生活力，“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突出抓好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1]。2020年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考察吉林时指出，“走好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我们要总结经验，在全国不同的地区实施不同的农业合作化道路。”[1]2020年在湖南考察时进一步指出，“要鼓励发展农民合作社，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对农民的科技服务，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参与市场竞争和应对灾害能力”[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农民合作社、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思想，是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思想、邓小平关于高水平集体化思想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的继承和创新。那么，在实施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背景下，怎样发展农民合作社、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就成为一个需要通过实践创新来直接面对和着手求解的理论考题。

无论是通过农业合作化引导个体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度为从低水平的集体化向高水平的集体化发展创造条件，还是通过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都是在不同历史环境下为坚持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而创造的理论成果。如何运用这些理论成果破解乡村振兴中的实践难题，则是需要探索求解的理论考题。烟台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围绕乡村振兴所要回应的时代课题，深入思考新时代实施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所面临的实践难题和理论考题，第一次超越村级范围而在全市范围推动乡村党组织发挥全面领导作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带领广大农民共同致富，探索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国道路的生动实践。

二、案例介绍：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动乡村振兴的烟台经验

烟台市从2017年以来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很大反响。《人民日报》《求是》《红旗文稿》《党建研究》《农村工作通讯》等全国主流媒体都作了宣传报道和经验介绍，山东省委组织部为推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进一步在全省推广烟台经验，学术界也形成了调研和探讨烟台经验的研究热点，各地纷纷去人参观考察、学习取经。

1.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推行看烟台经验。

有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自觉政治担当，才有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积极谋划。2016年起，烟台市委组织部为落实上级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建的部署，对烟台农村进行了深入调研，发现不同程度存在“集体穷、支部弱、群众散、产业衰、合作社乱”等突出问题。他们通过分析，深刻认识到集体经济薄弱党支部影响力就低，党支部影响力低集体经济就薄弱，进而导致群众集体意识淡化、基层治理困难、发展活力不足，而现有的合作社被资本大户主导，往往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偏离了造福群众、服务群众的方向。由此认识到，破解乡村系列难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进而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这决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是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赢得群众衷心拥护的治本之策，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集体经济“空壳”，党的领导就近乎“空壳”，要抓好基层党建就不能不抓集体经济。

理论上清醒才能政治上坚定，在酝酿这个治本之策过程中，他们深入学习领会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论述，《邓小平文选》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改革发展“两个飞跃”的论述，习近平《摆脱贫困》关于发展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的论述和博士论文关于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道路的论述，特别是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展农民合作社、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的新思想新要求，坚信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符合党的性质宗旨，符合农村改革发展的大方向，符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符合党内法规对村党支部职责的规定，是新时代条件下的工作创新，并不是什么“走回头路”。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领导对贵州省塘约村穷则思变、艰苦奋斗，由党支部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实行党建引领、村社一体、合股联营、抱团发展，仅用两年时间就把贫困村变成小康村的经验作出肯定，称其为“新时期的大寨”，这给烟台市委组织部很大的启示和鼓舞。再加上，烟台本地早就有一些村党支部自发学习全国集体经济先进村，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和经验（比如早在2013年东院头村党支部就开始领办合作社），这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在全市范围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信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全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他们以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自觉政治担当，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避免党建与发展、政治与经济“两张皮”现象，决心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抓党建与抓发展、抓政治与抓经济结合起来，在党支部带领群众发展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中，既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又增进群众福祉和党群关系。

有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明确工作思路，才有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奋力落实。乡村振兴千头万绪，组织振兴是“牛鼻子”，抓住这个“牛鼻子”把党员组织起来进而把群众组织起来，实现乡村组织振兴，才能形成乡村振兴强大持久的内生动力。2017年4月，烟台市把学习《塘约道路》作为全市党组织“两学一做”必读教材，召开报告会和座谈会，邀请该书作者王宏甲介绍塘约经验，拉开了在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大幕。宣传发动阶段，烟台市在县乡村三级开展了大规模思想动员，针对干部群众中各种疑问（有的不通，认为是走回头路，有的担心，怕出现小官贪腐，有的畏难，提出缺集体家底、缺左文学式的好干部），利用培训会、工作会、调研指导等各种场合，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讲话精神，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楚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讲清楚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资本大户领办合作社、“党支部+合作社”的区别，讲清楚新时代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历史上人民公社具有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讲清楚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才能保护和建设好农民自己的美好家园、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讲清楚那么多新老典型能干成功我们也能干成功的信心所在。

干部群众逐渐统一思想之后，紧接着就是利用村“两委”换届的重要节点加强选人用人培养人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好人+能人，才是当家人”的选人标准，从“好人”中选“能人”，列出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通过县乡村“三级联动审查”，把那些真正讲政治、敢担当、能带富、会服务的优秀人才选进村“两委”班子，涌现了一大批有情怀有担当、能干事不出事的村书记。为提高村干部的素质能力，烟台市每年选派100名村书记到浙江大学参加“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专题研修班学习，筛选一批村干部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100个示范村跟班学习，让村干部把领办合作社的意义和合作社如何运营学明白。这些工作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下了牢固的组织基础。

有了组织基础之后，烟台市不搞“一刀切”、“大呼隆”，而是坚持试点先行、典型引路，选出试点村闯出经验、打造样板，让越来越多的村看到实效、跟进尝试，在全市逐步推开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确保成熟一个就推进一个、领办一个就成功一个。从2017年筛选11个村试点、率先探路，2018年百村示范、树立样板，2019年千村覆盖、规范管理，到2020年全域推进、全面提升，全市实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村已经发展到3045个，占全市村庄总数48.2%，通过“思想发动、组织推动、示范带动”始终稳扎稳打向前推进，形成了星火燎原、蓬勃发展之势。

有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推进乡村振兴的高效体制机制，才有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全方位支持和保障。烟台市委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纳入对省委省政府公开承诺的重点工作，坚持统一领导、各司其职，整合各部门力量支持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财政扶持方面，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设立专项资金，对资金短缺、前景较好的合作社优先给予资金扶持，对领办合作社成绩突出的村“两委”成员给以奖金激励；设立发展集体经济专项资金池，村集体从池中申请资金创办合作社，并用集体股部分分红资金重新注入池中，带动更多合作社接力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优先承担现代农业产业园等财政项目。金融服务方面，稳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金融试点，优先支持在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内部开展信用互助；推动山东省委组织部与有关金融机构联合开发的“强农贷”业务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提供贴息贷款。专职服务方面，农业农村部门制定系列措施支持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供销合作部门建设村级综合服务社和电商服务站优先帮助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开展供销业务。智力支撑方面，邀请100名农业专家、科研人员、农技推广人员、种植能手组建专家顾问团，深入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现场进行精准对接服务；创办烟台市乡村振兴学院，把村书记纳入干部培训规划，围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产业发展、财务管理、规范运营等内容组织村干部集中轮训和专题研修。

为避免历史上我国农业合作化曾经出现的管理粗放等缺点，为防止出现大的经营风险，烟台市对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及时进行规范性指导，确保安全、高效运转。2019年出台了《关于促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合作社的内部架构、股权设置、产品质量等提出22条指导意见，建立了章程统一审核、项目统一论证、分配统一规范、财务统一管理、社务统一公开、文档统一保管“六统一”机制，用制度管人、管钱、管事，对成立的合作社逐个审核把关，对新上的项目逐个科学论证，对重大事项严格由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对村级集体资产由乡镇党委负责监督管理，形成科学规范的治理体系。2019年还编写了《烟台市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操作实务30问》，从政策制度、推进措施、实现路径、工作成效等不同角度，总结实践中积累的鲜活经验，回答实践中遇到的疑难困惑，指导更多的村党支部领办好合作社。

烟台市以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以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工作思路，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支持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在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破了所谓村集体经济不适应市场经济、少数“明星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是“偶然的例外”的思想束缚，创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集体经济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案例，实现了走集体共富道路从零散的星星之火到成片的燎原之势的可贵突破。从具体运行来看，烟台市推行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基本形式就是由村党支部书记或支委代表村集体，依法注册成立合作社，村集体以资源、资产、资金入股，群众以土地、资金、劳动力入股，建立起党支部主导的村集体与群众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面向市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形成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具有政治引领、组织起来、全面振兴三个突出特点。

2.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特点看烟台经验。

从本质特征看，它是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不同于资本大户领办的合作社，也不同于“党支部+合作社”。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把党支部的全面领导贯彻到合作社创办和运行的全过程，党支部又受上级党组织的领导、约束和支持，保证合作社“姓党不姓资”、“姓公不姓私”：一是在发起成立合作社的时候，党员干部不畏难不怕烦，通过上门入户宣传发动群众，通过组织群众观摩学习、座谈讨论，帮助群众细算入社前后的经济账、生活账、长远账，不仅积极组织群众入社，而且带头入社让群众放心。二是党支部书记或支委代表村集体注册成立合作社，都要把“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合作社理事长”写入合作社章程，明确这是职务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党支部书记换人，合作社理事长就要相应换人，确保理事长由现任村书记担任。三是明确合作社股份构成中，集体股占“金股”，原则上不低于10%，单个社员持股原则上不超过20%，防止大户控股变成“精英社”，确保党支部代表集体股掌握决策权和否决权，为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的经营目标服务。四是在合作社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党支部贯彻落实党的新发展理念，党员干部发挥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不断发挥创造精神、提升创业本领。很多党支部以合作社为平台，将质量兴农、绿色发展贯穿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采用良田、良种、良法、良品“四良”模式，运用水肥一体、机械作业、物联应用、智能管理等先进技术，进行统一种植管理和品牌销售。五是党支部代表集体股掌握合作社利润分配的主导权，在保证群众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保证集体增收和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在提取5%—10%的公积金用于合作社发展壮大之外，明确提出群众分红比例不低于40%，有的实际上都达到80%以上，确保群众利益最大化。

而资本大户领办的合作社，虽然有利于把自己的资金、技术、管理等优势与从群众手中流转的土地相结合发展规模经营，但是以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往往富了老板、穷了打工老乡，或者强强联合、丢了多数群众，有的甚至成为资本下乡圈地谋利的工具，成为套取和独享政府财政扶持资金的假合作社，有的只是为完成上级指标任务而设的有名无实的空合作社，从而容易偏离办合作社服务群众的初心使命。烟台市提出一个公式：“党的有组织＞资本的有组织＞小农的无组织”，揭示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生产方式上的先进性。

至于“党支部+合作社”或者“支部建在合作社上”，则是先有群众自发成立和运营的合作社，然后为了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双覆盖而在合作社中设置党支部，党支部在其中没有主导权，管得了党建、管不了发展，很难引领群众、造福群众，很难落实党的领导，往往不是边缘化，就是混同化。另外，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也不同于党支部书记个人领办的合作社，前者是职务行为，代表的是党的要求，后者是个人行为，代表的是个人利益，体现不出“党支部领办”。

从历史比较看，它是走组织化的市场化道路，不同于家庭承包的分散经营，也不同于人民公社的集中经营。与人民公社相比，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也是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它不是处在农业支援工业的国家工业化初期，而是处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特别是处在重塑工农城乡关系，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融合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新时代，拥有越来越好的经营环境。它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按指令性计划进行集体生产的单纯的生产性单位和产权不清的“大呼隆”式的大集体。它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则，在党支部领导下将村集体和群众的各种生产要素折算成股份，然后聚合起来进行规模经营。它设有理事会、监事会构成的内部治理机制，按章程规范运转，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保证群众话语权，把保护群众利益贯穿合作社建章立制、机构选举、管理运营全过程，接受群众监督，让群众清楚合作社要干什么、怎么干的、干的结果[4]。它是按股合作、产权清晰、治理规范、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市场主体，实际上走的是市场化的组织化之路。

与家庭承包相比，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也是面向市场自主经营，但具有不同的经营能力。它不是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营、分散经营，而是把大量各类生产要素聚合在一起进行的适度规模经营、适度统一经营，可以大幅度节约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买卖地位，可以开发运用先进技术设备和先进管理方法，减少许多重复劳动、低效无效劳动，可以更有效抵御来自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提高经济活动的稳定性、可持续性，从而产生1+1>2的规模效益，进而不断累进地向前滚动发展，能够集中力量办成一家一户所办不成的大事、难事、长远的事，避免小农分散经营在市场经济大海中的弱小无助和随波漂零，避免农业的停滞化荒废化、农民的非农化老龄化、农村的空心化衰败化，实际上走的是组织化的市场化之路。

烟台市的不少村干部通过几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深刻认识到，人民公社时期农村有组织化的优势，搞了大量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但没有市场经济的环境，改革以后农村实行家庭承包，有了市场经济环境，但组织化的优势削弱了。烟台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把两个时期的优势结合起来，始终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农村的最大制度，但既不是“一大二公”，也不是“重分轻统”，而是按照股份合作制重新组织起来的、面向市场的、集体股为“金股”的、股权分散而经营统一的新型集体经济，在新时代走出一条农村发展的创新之路，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的思想。

从发展趋势看，它是支撑乡村恢复生机和全面振兴的经济合作，不同于单纯的经济公司，也不同于单纯的行政组织。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与全面领导乡村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乡村党组织紧密相联，与拥有集体股、参加利润分红、负有村级治理责任的村集体紧密相联，因此其经济发展的内涵必然会不断拓展，其产生的外部功能也必然会逐步强化。

它一般从专业化生产起步，由于农村自然生态系统的多样统一性，又会向多样化生产发展，以求提高综合生产效益[5]；由于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属于弱质产业，它又会向农业、加工业、服务业三产融合的合作社转型，向生产、供销、金融“三位一体”的合作社升级，以期把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化[6]；由于村级层面合作社经营范围的局限性，它又会向乡级乃至县级的合作社联社发展，以获得更为有利的经济条件和经营环境[7]。

空心化、老龄化的乡村社会要恢复生机、全面振兴，村“两委”必然要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所不断发展壮大的集体经济为基础，以专业化合作到综合性合作的不断演进为动力，逐步强化健全的乡村社会有机体所必须具有的多种功能，推动乡村产业、人才、生态、文化、组织“五位一体”全面振兴。因此，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不同于一般的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公司，也不同于一般的靠财政维持的行政组织，而是与党支部、村委会一起构成职能明确而又三位一体（常常交叉任职）的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组织基础和内生力量，适应作为有机整体的农村自然生态系统和作为熟人社会的农村社会生态系统平衡运行的需要，是有很大发展空间和发展前途的地域性经济共同体。

烟台市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让基层党组织走向经济发展第一线、乡村振兴最前沿，在新时代走组织化的市场化道路，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让集体与群众因合股联营而同心合力，以组织振兴之“犁”开拓出一片片乡村全面振兴的“希望的田野”。经过2017年以来的几年实践，烟台农村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集体经济和共同富裕、社会治理和全面振兴都取得了令人欣喜、催人奋进的显著成效。

3.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成效看烟台经验。

党的建设因为有了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发展集体经济的共同平台而面貌一新，党的领导因为有了党群之间紧密的利益联结而落到实处。过去农村党员不是外出打工经商，成为流动党员，就是各种原因无法外出，成为留守党员，党组织不是找不到党员，就是聚不齐党员，“三会一课”缺乏吸引力，有的还要为参加组织活动的党员发误工补贴，农村基层党建往往流于形式。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后，党员知道支部的事、村里的事就是大家自己的事，响应支部号召的积极性非常高。在组织群众办合作社，发展产业、脱贫攻坚、强村富民的过程中，党支部围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抓党建，党员干部个个信心满满、劲头十足，找到了“当家人”的责任感和“领头人”的自信心，体会到了多年未有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涌现了越来越多组织信任、群众信赖的好书记好干部，留下了很多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的感人故事[8]。

通过领办合作社，党支部由推着群众干变为领着群众干，群众切身感受到党支部强村富民的决心和干劲，加上合作社承接的上级扶持政策通过党支部惠及群众，群众对党支部心生感激，再加上集体经济实力强了，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能力也强了，时间一长群众就对党支部产生了信赖感，对合作社有了归属感，由过去的“百呼不应”变成现在的“一呼百应”，愿意在党支部带领下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奋斗，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和创造力，有的村出现了群众先集体后自己的感人事迹，有的村干成了几代人不敢干、干不成的大工程，很多村出现了群众投资投劳、参加集体劳动的火热场面[9]。党支部在群众中的向心力、凝聚力、号召力明显增强，使党在农村的威信大幅提高，党在农村的领导能力和执政基础随之不断做实。

规模经营和产业发展因为有了正确方向的引领，既发展壮大了集体经济，又带动了群众共同富裕，促进了村强民富实现双赢。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既改变了将村集体资源发包收租的低层次发展模式，也改变了小农户单打独斗分散经营的简单再生产模式，最大限度地聚合、激活了农村生产要素，有利于集约土地、改善设施、综合经营，有利于党群同心、群策群力、攻坚克难，能创造比一般资本大户更大的规模效益而又规避了资本下乡盲目经营带来的伤农风险，实现了群众致富和集体增收的统一[10]。

对群众来说，有土地流转保底收入，有土地、劳力、资金等入股年底分红，有在合作社内务工的按劳计酬收入（或在合作社外的再就业收入）。由于合作社的决策权牢牢掌握在党支部手中，会主动接纳致富能力弱的普通群众入社，主动吸纳贫困群众在合作社就业，主动调高群众在利润分红中的比例，可以帮助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实现“土地养老”，帮助贫困群众实现稳定脱贫，让群众的利益得到优先保证[11]。

对集体来说，有集体资源资产资金入股获得分红，有土地成方连片和开荒造地所多出的土地作为集体资产折股入社获得分红，有财政扶持资金转为集体股份获得分红，形成了可观而又稳定的村集体增收模式，使全市集体经济薄弱村和空壳村大量减少。这反过来又为村集体持续发展公益造福群众、扭转乡村空心化、增强乡村聚合力提供了源头活水。

乡村面貌因为有了党群同心、重建家园的内生动力，而变得人心齐了、活力强了、环境美了、群众高兴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了良好开局。在过去农户分散经营的情况下，群众关心各自的个人利益，集体又缺乏协调能力，不仅逐渐淡化了集体意识，带来了公共环境的脏乱差，而且积累了许多难解的复杂矛盾，削弱了村里的发展活力，助推了群众外流和乡村空心化。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后，村“两委”在群众中的政治威信和为群众办事的经济能力明显提高，乡村治理大大改观。合作社把群众的心连在一起，集体劳动场面、集体文化活动激活了人们生产生活的精气神，群众的集体主义精神得到恢复发扬，“多条心”变成“一条心”，“一盘散沙”变成“一个拳头”，不仅主动关心合作社的生产经营和村里的大小事务，有的还组成各种群众性协会，帮助村里解决过去无人关心的问题[12]。

合作社的产业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人才需求和人流物流，不仅在做项目闯市场的实践历练中培养了越来越多优秀的干部、技师、土专家，而且吸引了本村外出青年回村创业就业，有的农业产业园还从全国各地招募来优秀青年从事项目管理，各地来商谈业务、乡村旅游和参观考察的客人更是增加了乡村人气[13]。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使集体收入逐步增加，为改善民生、化解矛盾提供了经济条件[14]。村“两委”利用办合作社所激发的群众关心集体的热情，掀起了整治居住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推行绿色发展、改善生态系统、净化美化家园的热潮[15]。在村“两委”的带领下，产业发展了，脱贫增收了，人气兴旺了，集体福利增加了，家里老小有人照顾了，群众矛盾逐渐化解了，整个乡村仿佛醒了、活了，呈现出一派蓬勃生长、全面复苏的喜人景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和系统阐述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新思想新要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指导、作出了顶层设计。2018年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我国乡村振兴道路怎样走，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探索。”[1]烟台市通过党建引领在全市自上而下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通过全市越来越多的村党支部组织群众兴办合作社，强化了党的建设，做实了党的领导，壮大了集体经济，促进了共同富裕，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乡村振兴全面推进，走在了乡村振兴的时代前列，对各地探索实践乡村振兴的中国道路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三、案例分析：乡村振兴的烟台经验对探索实践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国道路的普遍意义

乡村振兴的烟台经验以其创新突破和显著成效，回答了新时代乡村振兴如何落实党的领导、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如何推进全面振兴这些最根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对乡村振兴中国道路的积极探索。

1.探索实践新时代乡村振兴如何落实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国道路的最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多年以来，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没有很好地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不同程度地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的问题。有的对上级党组织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党的方针政策难以落实落地，甚至背离党的性质宗旨，有的党支部与村委会关系不顺，村“两委”矛盾复杂、内耗严重，有的面对分散经营、一盘散沙的群众“磨破嘴、跑断腿”，缺乏领导群众的有力抓手，有的甚至在基层社会不断边缘化，而某些家族势力、宗教组织、资本大户以及黑恶人员却不断强势化。党的领导弱化又加剧了党的建设虚化、变味、缺失，有的干部面对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工作力不从心、得过且过，有的党员对组织号召不甚积极，往往忙于个人谋生创业，与组织很少联系，有的队伍“青黄不接”，甚至后继无人，连建个支部班子都比较困难。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发挥不好，又导致一些集体经济薄弱村、软弱涣散村、贫困村长期得不到改观，又进一步加剧了不少农村的空心化、衰败化。

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而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党管农村的基本原则，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全面领导，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健全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组织体系，建成领导乡村振兴的坚强战斗堡垒。那么，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落实党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探索出一条以党的领导为最本质特征的乡村振兴中国道路？烟台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强化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为此提供了有益经验。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党建融入发展，引领乡村振兴政治方向。党建不能脱离发展，否则，就成了形式主义党建，就无法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反之，发展也离不开党建，因为任何发展都是有目的、有方向的，必须把党建融入发展、让党建引领发展的政治方向，确保发展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成为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民对党的领导更加拥护的发展，而不是成为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人民不满意不认同的发展，发展方向对了才能提高党的领导地位。

烟台市提出“抓党建就是抓发展”、“党建要统领一切”的工作理念，把强化农村基层党建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相结合，创造性提出和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构建起抓党建与抓发展相融合的平台，既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政治引领，保证乡村振兴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避免合作社因缺乏党支部的引领而出现种种乱象，又为农村基层党建提供了“练兵场”，让党建为乡村振兴强化主心骨、打造先锋队，避免党支部没有合作社作抓手而发生空转，解决了困扰不少农村的党建与发展“两张皮”问题。

有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上级党组织就有了抓农村基层党建促乡村振兴的聚力点，为加强党建做指导、搭班子、抓培训就有了发力点，为振兴乡村给支持、送服务、立规范、建保障就有了承接点，党对乡村振兴的领导就能落到实处。有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基层党组织就有了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崇高使命，能够激发起干事创业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就有了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平台，产生了说话有人听、办事有人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党组织对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就有了生机活力，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职责和能力不相称的实践难题就能得到破解。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需要，上级党组织和社员群众的热切期望，推动党支部不断提高把方向、谋发展、带队伍、攻难关的领导能力。农村基层党建在领导发展的实践中做实了，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基础也就有了前提了。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掌握了全国政权，成了执政党，但不能忘了马克思主义革命党本色，不能忘了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成长壮大起来的，是靠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起家发家、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我们党作为执政的革命党，不仅要靠政权力量，而且要靠群众力量，来干事创业，能否保持党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能否成功地领导乡村振兴。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分散经营的农民群众在不断强势的资本面前处于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只有不断提高组织化程度，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才能摆脱弱势贫困、巩固脱贫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建成美好家园。能否把广大农民群众更好地组织起来，是市场经济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初心使命的重大考验。烟台市各级党组织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通过在全市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广大农民群众重新组织起来，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建立起党支部领导的村集体和社员群众紧密相连的利益共同体，找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如何保持党同农民群众血肉联系、如何组织农民群众增强市场竞争力的高效途径，回答了党在长期执政和市场经济的考验面前，要不要组织农民群众、怎样组织农民群众这个重要问题。

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突出矛盾，由乡村不振转向乡村振兴，需要政府贯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总方针，在规划先行、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法治保障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也需要资本运用资金、技术、管理、信息等优势，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但是，政府不能也无法包办代替，只靠政府扶持是长不了、靠不住的，而资本是以自身利润最大化为宗旨的，以资本的力量组织农民是不可能带农民共同致富的。正如，鸡蛋从内部破壳是无穷的生命力，而从外部破壳却是他人的盘中餐。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依靠乡村内生动力，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民怎样有效发挥主体作用？只有组织起来。谁来组织？只能是我们共产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因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才会把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组织农民的出发点，也才有组织农民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所以，只有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才能同农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把农民群众有效组织起来，发挥乡村振兴主体作用，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也才能对接好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好资本的参与作用，形成乡村振兴强大合力。

党的领导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和人民作出的选择，但这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还要不断地经受考验、接受选择。党章赋予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但要把这种地位由党章的规定变成群众自觉接受的现实，还要靠党组织能够围绕群众的利益有效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带领群众、服务群众，让群众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然后自觉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以组织起来的力量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农村基层党组织把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了，党在农村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基础也就做实了，走好乡村振兴的中国道路就有了可靠的“发动机”和“方向盘”了。

把党建融入发展，把群众组织起来，党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全面领导才能坚强有力。党的领导坚强有力，才能引领新时代乡村振兴朝着共同富裕稳步前进。

2.探索实践新时代乡村振兴如何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国道路的最根本目标。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实现共同富裕，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就是要闯出一条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共同富裕的路，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但是，多少年来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突出，累积成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在城乡之间和农村内部都存在不小差距，引发了很多复杂难治的社会问题。

“我们追求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的发展，我们追求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1]。进入新时代，我们走上了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2020年我们已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解决了存在千年的绝对贫困，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跨过了重要一关，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到2035年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相对贫困得到缓解，到2050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历史上的崇高追求，是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上的长期任务，但也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民族复兴、引领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国道路的最根本目标，必须通过更加积极有为的现实努力不断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不能遥遥无期、无所作为。

那么，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中如何带领农民群众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探索出一条以共同富裕为最根本目标的乡村振兴中国道路？烟台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强化集体统一经营完善双层经营制度，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为此提供了有益经验。

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强化集体统一经营，赋予双层经营制度新的内涵。农村改革以来，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制度，实践的结果是，家庭分散经营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而集体统一经营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1]，导致不少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集体聚合能力下降、治理能力衰减，生产要素向外流失严重，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虚化弱化。

进入新时代，很多农村对集体土地实行“三权分置”，坚持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为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创造条件，这是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在各地探索实践中，土地流转给谁成了一个焦点问题、关键问题、方向问题，在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的基础上，除了一直存在的大量小农经营以外，新出现了专业大户经营、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公司经营等规模经营主体，也随之带来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烟台市没有把确权登记当作“三权分置”改革的终点，而是作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新起点，针对土地流转中的一些乱象，对规模经营主体再创新，动员群众将承包地的经营权以股份的形式流转给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在集体和群众产权明晰的基础上实行合股联营，把集体的统一股权与社员的分散股权、集体的统一经营与社员的积极参与结合起来，让集体的规模经营与资本大户的规模经营、新型经营主体的统一经营与小农户的分散经营共同发展，创造了统一经营的新形式，通过强化统一经营进一步改变了“统”不足、“分”有余的不协调格局，赋予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新的内涵，进一步巩固和完善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增强了制度活力。

党支部代表村集体掌握了合作社的领导权，也就掌握了这种新型规模经营主体的决策权和分配权，不仅可以更好地吸纳贫困群众就业，帮助他们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缓解相对贫困问题，而且可以对股权结构的设置、劳动收入与股权红利的分配、集体股红利的使用作出有利于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分散经营的土地流转给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不仅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兴办现代农村产业、形成可观规模效益创造了条件，而且关键的是为持续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有效的制度基础，保证乡村振兴稳步地走在共同富裕的中国道路上。

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巩固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误导，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发展起来的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在发展市场经济背景下有很大一部分在“改制”中逐渐私有化，出现了农村集体的资源资产资金被一些干部群众侵占的问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中的集体权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成为很多乡村衰败不振的经济根源。如何在实行集体土地家庭承包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巩固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就成为乡村振兴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烟台市推行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在新时代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发展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的探索实践。

这种新型集体经济，不是发生在工业化初期和城市化高潮期而是发生在工业化中后期和城市化转型期，战略导向已经发生了从优先发展工业和城市到优先发展农业和农村的大转变，具备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这种新型集体经济，不是发生在计划经济时期而是发生在市场经济时期，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要素市场化、产权明晰化、股份合作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乡村振兴新时代的创新实现形式，能够包容和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积极性，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具有很强的内生动力和经济活力。这种新型集体经济，不是发生在个体经济十分普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过去，而是发生在社会化大生产相当发达的今天，有着科学的发展理念可以指导、丰富的管理经验可以学习、先进的技术条件可以采用、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开拓，具有充分的发展潜力。

从实践来看，这种新型集体经济的优势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走在时代前列的那些集体经济共同富裕村的卓越成就所证明，不是什么“回头路”，而是摆脱乡村不振、走向乡村振兴的新出路，可以说是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之字路”，是低水平的集体化之后的某种“高水平的集体化”。

强化集体统一经营，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新时代乡村振兴朝着共同富裕稳步前进才有牢固的制度基础，才有希望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最根本目标。而党领导农民实现的共同富裕，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的美好生活。

3.探索实践新时代乡村振兴如何推进全面振兴。

全面振兴是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国道路的最美好蓝图。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体布局不断完善，从“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农村不仅仅是发展农业、为城市提供农产品的地方，不是只要能够依附城市发展、满足城市需要就行了，不是只要做到农业产粮、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就行了，将来即使我国城市化率达到70%的时候，农村仍然是四、五亿农民生产生活的家园。我国农民为红色政权、为工业化、为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多年来乡村留守化、空心化、社会结构碎化、社会机能退化问题比较严重。

进入新时代，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条件早已具备，实施乡村振兴正当其时，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走出一条以全面振兴为最美好蓝图的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国道路。烟台市在全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从两个层面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农村基层发挥党支部全面领导作用和合作社多种价值功能，在全市范围加强领导、整合力量、上下联动、全域推进，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上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实践。

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抓住组织振兴“牛鼻子”，带动“五位一体”统筹推进。农村在过去分散经营、党政分开、城市吸引等“分”的力量持续作用下，组织力普遍削弱，农村社会出现碎片化、空心化、衰退化的不良趋向。要恢复生机、振兴乡村，必须对准症结，创新体制机制以增强组织力，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把生产要素聚合起来统一经营，把党员和群众聚合起来团结奋斗，通过聚合生产力达到发展生产力，通过组织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把乡村振兴这个大事办起来办成功，使之成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动力臂”，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盘”，成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压舱石”。

烟台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党支部立于乡村振兴核心位置，以合作社等组织为聚合体，把党委和政府的力量、集体和群众的力量、邻村和城市的力量聚合起来统筹运用，实现组织之变、产业之变、人才之变、文化之变、生态之变的互促互进，形成乡村全面振兴的“核”“聚”“变”。党支部有党的理论路线方略的指导，有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全面领导责任，又有组织起来的信心和力量的支撑，合作社有合股联心的机制，又有面向市场竞争不断做大做强的动力，村集体有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农村最大制度作依靠，有入股合作社发展集体经济的能力，又有社会治理和服务的职责，所以，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形成的党支部、村集体、合作社“三位一体”共同发力，必须也能够贯彻新发展理念，面对乡村不振的现状坚定自觉地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把乡村社会作为一个合股联营共享共担的生产共同体、乡里乡亲互帮互助的生活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统筹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位一体”全面振兴。通过“三位一体”组织振兴推进“五位一体”乡村全面振兴，走出一条以全面振兴为最美好蓝图的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国道路。

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贯彻优先发展总方针，实行上下联动全域推进。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时代环境考验下，全国各地有一些农村基层党组织全面准确把握和创造性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他们落实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但坚持强化集体统一经营，没有一分了之，他们落实适应市场经济的企业改制，但坚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没有一私了之，涌现出一批党的领导全面有力、集体经济不断做强、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明星村”，创造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成功结合的先进经验。他们的经验也曾吸引了不少农村党员干部的自发学习运用，但是由于认识不清担当不够，怕被认为是“走回头路”，一直不见哪个地方由点到面地在更大范围自觉推广。

烟台市通过深入调研乡村不振的现状和机理，深入学习领会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思想内涵，以为党分忧、为民造福的自觉政治担当，参考各地走共同富裕道路新老典型的经验，发挥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首次突破村级范围而在全市范围有领导地扎实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打破了向“明星村”学习的自发状态和零星状态，形成了上下联动、你追我赶、星火燎原的喜人局面。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方针，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探索实践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国道路的新生事物，尤其需要优先发展，需要通过加强政治领导、思想动员、组织推动、典型引路来持续向前推进，需要通过政策支持、规范指导、力量整合、多层联动来优化发展环境，需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促进，适时制定和发布指导意见，及时总结和推广基层经验，还需要完善现代经营体系、产业体系和生产体系，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横向合作与联合，建立必要的合作社联社，扩大发展平台，畅通经济循环，伸展经济体系，从而推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力不断增强、体系日益发达、阵地越来越大，不仅在内涵上而且在外延上共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中华农耕文明曾在人类历史上长期领先，但进入近代以后，开始走向衰落。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成为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不论是实行农业合作化还是实行家庭承包经营，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探索，不能互相否定，只能继承创新。进入新时代，我们党围绕解决主要矛盾、实现民族复兴、应对百年变局的时代课题，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领导人民实施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为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统分经营不协调、农村基层党组织职能不相称的实践难题，为探求农业合作化、高水平集体化、发展新型集体经济的思想如何指导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理论考题，必须牢记初心使命、勇于砥砺前行，积极探索实践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中国道路。

烟台市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党建融入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的政治方向，把群众组织起来、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走党领导的乡村振兴中国道路；强化集体统一经营、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走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中国道路；抓住组织振兴“牛鼻子”、带动“五位一体”统筹推进，贯彻优先发展总方针、实行上下联动全域推进，走全面振兴的乡村振兴中国道路。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际上成为走通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国道路的关键。乡村振兴的烟台经验，瞄准乡村振兴的实践难题和理论考题，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优势结合起来，为探索实践新时代乡村振兴中国道路作出了可贵贡献，展现了乡村中国的美好明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普遍的实践意义。

注释：

[1]《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第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习近平黑龙江考察：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人民网2016年5月25日。《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39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第1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61页，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习近平论“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3月8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习近平文汇”。《习近平：因地制宜走好农业合作化道路》，央广网2020年7月23日。《习近平论“三农”工作和乡村振兴战略》（2020年9月18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习近平文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259页，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习近平总书记谈共同富裕》，求是网2021年2月2日。《习近平的“三农”情怀》，人民网2013年5月9日。

[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03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邓小平年谱（1975年—1997年）》第641-642页，第1310-1311页，第133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4]北城村党支部每年年初和年底，要向全村党员、村民代表报告合作社预决算，乡财政经管站定期对合作社资金往来明细进行监督把关，赢得了群众信任。

[5]望埠村党支部领办果蔬专业合作社，先期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保基本收益，进而重点发展夏桃和秋桃种植，保证两季都能上市增收。

[6]八角村党支部领办海参专业合作社，引进先进设备，缩短加工时间，提高营养价值保存度，还与一家智慧冷链平台合作，打通了国内外高端市场，2019年销售收入超1150万元。

[7]由莒格庄镇党委牵头，组建10个合作社构成的联合社，为成员社统一提供人员培训、物资采购、产品销售等服务，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

[8]槐树庄村书记带领干部群众开发300多亩荒山，规划了生态种植区、有机养殖区，为吸引群众入股，他带头把自家的农资店无偿捐给合作社。三里沟村书记为了全身心办好合作社，竟把本来年收入100多万元的物流公司以5万元承包费转给别人经营。下门楼村书记针对有的群众不愿意把流转区域内的土地入股合作社，心甘情愿用自家处在盛果期的4亩果树与群众置换，把利益让给群众。

[9]衣家村是一个缺人缺钱缺资源的偏远山村，交通不便，果树老化，经济困难。党支部领办“一点园”果蔬专业合作社以后，衣家人真正成了“一家人”。村书记衣元良为把有限的力量聚合起来，发明了“工票”制度，对参加合作社劳动的，按男劳力120元/天、女劳力80元/天的标准发工票，满2000元就折合一股“创业股”，工票可在合作社内换取果树苗和灌溉用水。为改变穷困面貌，衣家村不是等着政府扶贫、盼着企业投资，而是靠党支部把群众组织起来自力更生、战天斗地，书记一吆喝，全村劳力早出晚归齐上阵，仅7个月时间，硬在荒山中开出5.5米宽、5.5公里长的环山路通往山顶，又在山顶建起2座大型蓄水池，为350亩果园架设了滴灌设备。在外打工经商的衣家人深受感动，纷纷支援家乡建设。衣元良书记感叹：“老百姓还是那些老百姓，但组织起来后就大不一样了，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真是难以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