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健：毛泽东为什么能在井冈山成功？

点击：作者：石健来源：书林斋发布时间:2020-12-25 13:07:09

记得是07年的寒假，俺兴冲冲的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了崭新的3卷《毛传》，运回老家，假期后再运回学校，书上只是落了些灰，可还是摆在寝室书桌的正中间。不久之后，无意间翻起了这套书的（1949—1976），觉得很难读进去；后又硬着头皮翻了（1893—1949），似乎读进去了些。

一、生意而已

金一南老师这么总结：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蒋介石三次上台，三次下野，回回依靠枪杆起死回生。

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8月14日，因为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争权夺位，但不到5个月蒋介石便被请回来上台。

第二次下野是1931年12月15日，因为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占和「剿共」不力，但仅44天蒋介石就重返南京政府中枢。

蒋每一次上台都比原来的实力更加强大，手段更加老辣。

蒋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所向无敌，通过辞职、下野、收买、驱逐、行刺、战争等手段，使如此众多的对手如多米诺骨牌一般纷纷倒地。蒋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机关枪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袁大头」买通石有三、韩复渠、余汉谋。

这自然引申出一个结论，区别于旧军阀，蒋是有新的不同的。

有人会从蒋的履历中发现一点不同。

据考，护法运动失败后，蒋于1920年与浙江同乡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等人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合股开设了「恒泰号」，位置在四川路1号3楼，营业范围是代客买卖各种证券、棉纱。恒泰号资本总额为银币3.5万元，共35股，蒋在其中占了4股。

交易员的职责，要求蒋要善于配置各类资源，要善于实现「双赢」；熟练配置资源的过程又进一步拓宽眼界，形成视野优势。

北伐，苏联人投资了3000万卢布（约折价约2700万银元，仅供参考）；

1927年2月，来到南昌面见蒋的江浙财团代表人物虞洽卿，给出的筹码是6000万银元，条件是对共产党动刀子。

27年4月1日至4日，上海的银行和钱庄向蒋介石提供了300万银元的财政援助。「四·一二」之后，银行家们信守承诺，又向蒋提供了700万银元。

补充说一下，虞洽卿，浙江人，是中国第一家综合性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理事长，「恒泰号」的几位交易员正是在此活动。虞很早就在上海从事金融、商业活动，曾任罗斯切尔德家族的荷兰银行中国总帮办。蒋被人上门逼债时，由虞洽卿托黄金荣出面斡旋。这样的结合，听着就比与远在千里之外的布尔什维克合作更合理。

银行家集团为蒋融资，专门成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发行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

这个理财产品，你只要看当时的材料，一般都会提及。大概就是国外商品进入外国人控制的我国海关，需要交5%的关税，但蒋搞的可是国民革命，是要打倒列强的，所以计划在夺取全国政权后，在这个关税额的基础上，另外征收入关国外商品2.5%的附加税，这样就可以保护我们的民族工业。

只不过现在把控海关的外国人还没表态，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蒋现在手头有点紧，还好江浙财团认这个事，所以发行了总额为3000万银元的国库券，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以及江浙两省共同负担。

27年4月至5月，蒋介石就获得4000万银元的融资（另有观点认为实际数字还多一些，此处暂用4000万的数字），再看看苏联，再想想附加的那一堆清规戒律，呵呵。

这上海的江浙财团有这么大的能力么？嗯，1925年浙籍人士就控制了上海银行公会22家银行中的14家，而这14家银行掌握了上海银行总资产的84％。所以当江浙财团联手切断了对武汉的融资通道，逼汪精卫妥协时，武汉物价只能飞涨。

可能古今中外的军事强人都会想着把钱袋子攥在自己手里。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中央银行」，建立了「四行两局」的金融体系。1938年，改四行为联合办事总处。1939年9月，蒋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这是面上的事。

1935年2月，孔祥熙、宋子文同赴汉口见蒋介石，讨论中国、交通两行股权结构问题。3月20日，国民党中央通过孔祥熙提议，决定于4月1日发行金融公债1亿元，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部随即给中国银行的一纸命令，意思是该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应及时充实资本，用2500万元公债作为该行的「官股」（即政府股权）。此举轻松改变了中国银行股权结构，实现对四大银行之一的控制，手段了得。值得一说的是，黄郛在前往南昌路过上海时，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公权便答应给蒋透支100万元；中国银行是当年承购「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最多的金融单位；更有意思的是，中国银行的总经理张嘉璈正是通过在市场募集资金600万银元，才把中国银行从北洋政府手中夺回来，实现了私有化。

现在，蒋孔宋只需铁面无私就实现了枪杆子和钱袋子的「双赢」。

你大概要问，这样做不怕引发市场恐慌么？身兼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的孔祥熙估计也想到了。1936年2月，孔祥熙向市场放风，说政府财政困难，将调换公债并停止公债付息。一时民间纷纷将所藏公债抛出，价格猛跌，孔则大肆吸收；而后，财政部宣布公债付息照常，公债价格回升，孔重新抛出，这样的压力测试堪称彻底。另据考，在这一进一出之中，孔得利3千余万银元。

发债终究需要流通到公开市场，大庄家这样的操作手法，谁还会买呢？容我引用一下：

1927年，上海总商会会长傅筱庵就因未满足借款要求，被国民党南京政府以其曾资助军阀孙传芳而通缉并没收财产。

棉纱、面粉大王荣宗敬被逮捕，罪名是「奸商并曾资助军阀」，蒋亲自下令没收荣家在无锡的面粉厂，荣宗敬捐款25万银元，罪名取消；

1916年盛宣怀去世，留下1300余万两的家产。其中五成归盛氏，五成设立愚斋义庄，作为社会慈善赈济及家族公用、公积之基本金。1929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先后通令扣押、没收除慈善基金外的一切盛宣怀遗产。1936年6月，义庄慈善基金产业（约占义庄总值的40%）全部清理结束，所有收入共计240万余银元。连同已于1933年缴纳的35万余银元「剿匪」经费，共缴428993.39银元；加上已「报效」的70万元卷烟库券以及1931年捐助的60万银元南京市建设费，核计义庄已「报效」政府款达170万银元。后，上海盛氏愚斋义庄正式解散。

这样的发债真爽。我还是受累杜撰一张表要紧。

民国十六年度（1927年）及十七年（1928年）前半期

国民政府收支表

宋子文在1927年6月至1928年6月的财政报告中说明，政府开支的87％用于军事；贷款共计7340万元，占总收入的48.6％。

（注：国民党南京政府第一个五年总收入约为25亿元，其中6.21亿即24.6％来自借贷。1927至1937年间，仅财政部就发行公债22.58亿元，加上向上海银行团的借款和发行意、苏退还庚子赔款凭证的借款等约3亿多元，共举借内债在26亿元以上。）

另请注意，财政支出中的军费，仅仅是国民党中央势力范围内的军队费用，不包括其他各军阀军队的费用。

（注：如果地方军阀的军队费用也由中央财政支出的话，全国84个军、18个独立旅、21个独立团，据推测一年的经常费和临时费约合6.6亿元。众多的军队只能「自找活路」。）

透过这张表，只能看到发债借钱——扩军打仗——发债借钱。建设？民生？稍等等吧。

公债到期或多或少还是需要还的。你看看收支表里，这个政府治下的税源，还能再窄点么？那能怎么办，加税呗。据考，1933年各省(市)上报给财政部的杂税杂捐征收统计情况,浙江最多,有252项,较多者如江苏、江西和湖北等省,苛杂项分别为143、137和110项。其余各省市,少者也有十多项,一般省份都有数十项。1934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孔祥熙在会上报告，拟从1934年7月至1935年8月，在全国各省裁废各类苛捐杂税五千余种（真心祝你成功）。

当时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农业经济占绝对比重，税负的负面作用直接在农村中体现。

1931年，孔祥熙在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的提案中，提出「农村危机」问题。1932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内政部所写的咨文中，明确提出了「农村经济破产」问题。1933年，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在抄发修正农村复兴委员会章程的训令中，进一步提出了「农村经济加速崩溃」的观点。国民党南京政府全国土地委员会的调查统计称，全国农户「收支有余者不及总户数四分之一，而收不敷出者反逾三分之一……大多数农家皆陷于经济困难之中」。

轮回又变成了：敲骨吸髓借钱发债——扩军打仗扩大地盘——加租加税还债。

之前的历史有一点看起来比较悲哀，无论兴亡，总有一部分人过的不错。因为即便是发债，「四大家族的银行承购公债业务，银行承销公债一般打五、六折，还债还必须照面额十足偿还，加上债息，归于官僚资本」。这仅是发债一项，还有租税、货币发行、「官营」、「官商合营」等多种自由组合的征服形式。

一头吃有钱人，一头吃没钱的人，通吃。厉害。列宁：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不必说了。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实行的是银本位制，世界白银价格在这一时期连续下跌，使中国在汇率上受益；而白银不断流人，使中国局部经济在整个世界危机中反而显得较为活跃（当然比不了苏联）。

银子来得容易，换来的却是中原大战。

1934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购银法案，世界银价快速上涨，白银自中国大量流出。

银子流走了，资产价格下跌了，引来了更多垂涎三尺的「友邦人士」；发债终于难以为继了，国民党的金融系统只能仰仗新的金主，之后的之后是《北平无战事》里的事了。

即便如此，还有后世学者美其名曰「黄金十年」。是啊，留给我们的是传说中的大师辈出，是鸳鸯蝴蝶派的多情多义，是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这后面，是一个普通的金融交易员一步步走到了人生的巅峰，并站在了整个社会链条的顶端，这难道不是枭雄式的励志事迹么？

我也劝自己别太刻薄。

1927年。甘肃地震，被灾二十余县；鲁省蝗、旱灾尤重，受灾者九百万人；长江下游大水。

1928年。灾害突跃为全国性状态，受灾区域竟至25省1100多县，灾害种类有旱、水、风、雹、虫、疫等，而以西北、华北的旱荒最重，仅8省旱灾一项灾民数量即达3200余万人。

1929年。全国性灾情更趋严重。「陕、甘、豫、晋、察、绥、皖等大旱……其他各省均有罹及。川、鲁及陕北等省有局部水灾，苏、皖、鲁、赣、豫、晋、鄂、冀受虫害，沿湖一带。」国民政府赈灾委员会特派视察田杰生调查后惊呼为「人间地狱者其是之谓欤」。

1930年。「陕、晋、察、甘、湘、豫、黔、川、热、苏、赣等，被灾县份达五一七县」，「陕、甘灾尤重，居民初则食树皮，继则卖儿鬻女，终则裂吸死尸，易食生人，以上各省罹虫患县份一八八县」。

1931年。灾情更为惨重，以水灾为害最大，受灾区域达23省四分之三县份的广袤区域，水灾灾民数量据时人统计达「一万万人」。

1932年。一是「豫、陕、皖、甘、青、鲁大旱」；二是「晋、陕、豫等省均霜雹，灾区达数十县，晋尤重，五县损害甚巨」；三是「吉、黑、晋、豫、皖、赣、冀、湘、陕、鲁、粤、北满等大水灾，晋尤重……灾民达数千万人」；四是「鲁、皖、豫飞虫灾」。

1933年。一是黄河上游青、宁、绥等省区遭受水灾，黄河中下游现「特大洪水，使陕、晋、豫、冀、鲁各省连决数十口」，「肇本世纪迄此的最大一次河患」；二是长江流域浙、赣、湘、鄂也被水患；三是两湖地区同时出现旱灾，及皖、桂、黔、甘、滇、闽等省区发生旱水风雹霜虫等多灾；四是海南琼崖的特大风灾和四川叠溪7.5级、烈度10度的大地震之灾。

1934年。灾情继续。

1935年。......

想起一个研究曾国藩的湖南作家，著有历史小说《曾国藩》3册，被称为曾国藩的「异代知己」。这位作家笔下的曾国藩，让人为之喟叹，让人忍不住站在曾的角度思考问题，甚至一度让人觉得曾也不易。我虽意难平，但终究还是忍住读到最后。谁曾想，作者在结尾处，写了一场凶恶可怖的黑雨，这黑雨「使人猛然预感到，立国二百年的大清王朝，将要和眼前这个铁心保护它的人（指曾国藩）一道，坠入万劫不复的阴曹地府！」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官邸宣布「引退」。这一次是蒋统治大陆22年的结束。

二、崛起挽狂澜

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在国民党「清党」名义下杀害的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有31万多人。1928年6月召开六大时，全国党员从近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依文诺夫斯基怕是不会再说「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蒋，将蒋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了。

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广州起义维持三天便失败了。湖南的「灰日暴动」一开始就被镇压下去。湖北根本没有发动起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先后牺牲了。

「对敌人屠杀的愤恨和复仇的渴望，对机会主义错误的强烈憎恶，像一团烈火那样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膛中，使他们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急躁的冲动的心理」。

更何况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说了，中国革命就是「无间断的革命」。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中指出，「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

1930年8月6日，李立三：现在只要有一个伟大的力量，他能坚决号召反对军阀战争，能勇敢的做反对军阀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则无疑问的，广大群众一定会汹涌的起来拥护他。

李立三还说，共产国际「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趋势」，并且要求蒙古出兵配合中国革命，「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战果，大可不必说风云际会的国际形势，就是在国统区内，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就很有限的力量暴露出来，先后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12月，共产国际把李立三召到莫斯科，一负责人问：你们能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不依靠着苏联？

史家有言：要求几乎赤手空拳又没有受过严格训练和组织的工农民众，单凭「指导者和群众的坚决勇气」，「无论有多少枪支都应立即举行暴动」，而暴动后会遇到哪些困难，怎样对付敌人残酷的镇压，很少考虑和准备；对有些根本没有条件举行暴动的地方，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强令他们去举行毫无胜利希望的暴动。只能使大革命失败后不容易保存下来的那点力量在众寡悬殊的盲动中再次遭受重大损失。

于是，共产国际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亲自圈定了出席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的37人名单，当时身在上海的一些现任中委不在其列，反而让王明、博古等15个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列席，并规定列席者也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一届班子刮起了异乎寻常的旋风，从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一直延续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历时整整四年。结果，教科书里写了。

此时的他，说不上成功。

党的三大，他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任中央局秘书，「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八七会议，他变成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3月，本是回湖南改组省委，领导秋收起义的他，被「开除党籍」，成为「党外人士」。

1929年红军七大，他被符合程序的选举「下台」。

年纪轻轻的党，年纪轻轻的领导人，本就热血，而他们的战友在牺牲，所以都是不太在意职务升迁的。

失败者对世界总是充满疑问。

他问为什么要按照八七会议确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湖南的秋收起义「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他问为什么还要忽略军事？明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主要的依靠工农武装暴动，反而以军队辅助。

他问为什么要自讨苦吃？明明大城市的敌人更强大，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为什么还要去打大城市？

他问为什么军队就只能打仗？军队怎么就不能做群众工作，怎么就不能打土豪筹款子，怎么就不能守住「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怎么就不能帮助地方搞根据地建设。

他问为什么要执行「左」的政策？为什么要「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他说不能全部剥夺地主土地，要让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能活下去。

失败者说话总喜欢带刺。

他说：湘赣边界割据地区的成功，原因就在于湘赣边界的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说：有些同志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也主张分兵冒进，甚至主张只用赤卫队保卫大块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敌人方面除了挨户团之外还有正式军队集中来打的一回事。

他说：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这都是因为「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的缘故。没有用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

他说：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红军营养不足，病的甚多，医院伤兵，其苦更甚。好在苦惯了。

他说：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

他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所以，失败者表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不合时宜。

瞿秋白希望他到上海机关工作。他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告诉他，要直取长沙，他「临阵脱逃」，要去农村山区。

上山，不过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所以路上，兵心四散，见面互相询问：你走不走？即便上山后，给农民分了田，收获却是还乡团，「国民党军队趁红四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发动猛攻，侵占边界各县城和平原地区，焚烧房屋，屠杀人民，湘赣边界遭受严重摧残」，这是「农民分田，地主割禾」的「八月失败」。

他的战友也无法容忍他了。「家长制」的帽子先是给他戴稳了，不过只是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做地方工作，不过是给了个「严重警告」的处分。

他的上级也无法容忍他了。「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这还是客气的。因为经过分析，他的问题是「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

「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

他不可能知道，苏联开始了清洗式的肃反，罪名重的，也就是日后要给他雷霆一击的：「富农路线」。

他：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一块石头不仅能打烂大水缸，有时也被形容又臭又硬。

他还是因疟疾病倒，此病持续三四个月。后得知妻子杨开慧已牺牲，三子岸龙病亡。再往后，亲属受牵连，其他人若与他观点接近，难逃「小组织派别活动」的帽子，「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一切显得水到渠成。

国民党不厌其烦地宣称他已故去；因沟通不便，共产国际终究信以为真，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假如他不是那个人，只是那个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的年轻人，我还是对他心存敬意，毕竟他在绝境中还是充满希望。

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

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

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

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

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

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

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

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总是失败，死去的人是牺牲了，活着的人有的会拼命到底，有的就会陷入前途无望的幻灭。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着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革命，需要胜利。

你大概会说，反「会剿」「围剿」的军事胜利不够么？中央苏区一度面积不是好大、人口不是好多么？给苏区好多好多农民分了地不算么？

胜利，须先是政治上的胜利。成熟，也须先是政治上的成熟。

《毛传》：「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

我念高中时，历史老师反复要求，一定要将土地革命路线背下来，包括历史变化，什么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什么抽多补少，什么抽肥补瘦，都要背下来。

最后，我大约记得这一革命阶段的路线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之所以在政治上区别对待，是因为一条很简单的标准：在农村经济中是否被剥削以及被剥削的程度。

贫雇农只能出卖劳动且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因此是依靠力量；中农主要靠自己劳动，受剥削而一般不剥削他人，因此要联合；富农既受地主剥削，又剥削他人，因此要限制；地主阶级只剥削而不被剥削，因此要斗争。

（注：在城市中，对应的策略是依靠工人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限制民族资产阶级，消灭买办大资产阶级。）

假如你看我拖拖拉拉的搬运了这么多文字，颇有些烦了，但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个标准，这个很重要。

这样的路线具有天然正义，反压迫的天道与耕者有其田的人道得以统一。

这条路线是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权力运行规则的统一。有的人穷经皓首，只能在其中一个方面做些许的努力，他一出手，就是彻底的震撼。

这样的路线轻松抓住了万千事物中的主要矛盾；这样的路线直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要害，无可回避；这样的路线阐述清楚了中国革命存在和发展的道理。

这样的路线揭示了革命的逻辑，展示了他和他们的抱负：将社会剥削链条颠倒过来。身处被剥削底端的绝大多数的人们，砸碎的只是链条，得到的将是全世界。

这样的路线的确立，需要实事求是地承认敌人力量的强大与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需要相信兵民是胜利之本并走依靠最大多数的群众路线；需要熟悉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与自己动手打破封锁的独立自主。

秉持这样的标准竟然取得了胜利。也只有他有资格说，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所谓千年的文明历史，显得渺小。

秉持这样的标准一旦取得胜利，那她就很难再消逝，她会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血脉中。当时未必所有人都会相信她，他的敌手们会发起一次次挑战，只不过是给后世增加了一些胜利纪念日。

组织路线服从于政治路线，确立了这样的路线，「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星星之火，点燃了他要擎起的火把，人类历史上巨人中的巨人就此崛起。

三、狂飙为你从天落

国民党政权治下的县政府，「指导思想为『自治』，县为自治单位，其明显不足之处在于县政府组织不充实，权力不集中，事权不统一，科长、局长、区长、村长等的任免都和县长没有实质性的关系，县下各级行政机构尤其是各局往往自行其是，结果『办事少而冗员多』」。

赈灾不在行，「剿共」自是更不在行，甚至面对初步组织起来的农民就已无能为力。

在衡山县白果乡，妇女们也能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在醴陵县，有个诨号叫「乡里王」的土豪易萃轩，最初极力反对农协，后来又低头作揖，给乡农会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在许多地方，还推翻了过去维护封建统治的都团机构，人们谈论都总、团总，都说：「那班东西么，不作用了！」农会组建起自己的武装——纠察队和梭镖队；农民还禁烟禁赌，组织起来修道路、修塘坝等。

所以，当年还乡团杀回来，抓捕赤卫队和红军，就把他们的心肝挖出来，炒着吃——但这不是因为仇恨，而是因为恐惧。古来的风俗是这样的：杀了一个人，他的灵魂就会来找你报仇，只有把他的心肝挖出来吃了，他的躯壳就没有了灵魂，于是，杀人者就会免于被鬼魂报复。

南昌行营不得不创设临时清乡善后委员会，以代替被革命冲击得支离破碎的县级政权机构，委员由县长遴聘地方素行公正且负有声望的士绅充任……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非但在实力上打不过西方列强，而且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面对弱肉强食、蒸蒸日上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似乎在「道理」上也陷入理屈词穷的境地，在「道路」上似乎已日暮穷途。

蒋似乎是对的，是符合这样的历史大势的。他的统治早早聚焦在大城市。毕竟历史以来，「皇权不下乡」。

孔祥熙说的更直白些：「近来我国社会，空虚益甚，上海一埠，存银至乏，商业萧条，现在要请各位注意的，中国财政之贫乏，非由于政府无办法，而因于整个社会无办法。」

除此之外，蒋介石和曾国藩在写诗作词方面也无甚办法。因为一点缘分，石达开的诗，我看了一眼就记住了几句：

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

只觉苍天方愦愦，欲凭赤手拯元元。

几十年后，苍天依然愦愦，东南依旧到处有啼痕。只是反抗的人不会再葬送在安顺场，井冈山上流传下来的是《红军阿哥你慢慢走》。

他说人民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但这支军队创立之初的兵源很有意思：潮汕叶贺旧部；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浏的农民；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边界各县的农民。

这些人也有自己的一套「世界观」：军队就是打仗的；你要成立政治机关也行，政治工作机关要归军事工作机关管；宣传发动群众不是我们的活儿；给钱打仗，没钱回家；凡事应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我说的被否决，你说的也别想通过，通过了我也不执行；要么就一切平均，要么就别废话……

他说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也难免有些名不副实。「许多地方无所谓工农兵代表会。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使群众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初期的政府委员会中，特别是乡政府一级，小地主富农争着要干。他们挂起红带子，装得很热心，用骗术钻入了政府委员会，把持一切，使贫农委员只作配角。」

于是，在坚决贯彻的民主集中制、严肃了纪律之外，《毛传》里展现了一个唠唠叨叨的形象，他对这个讲，对那个讲，在这个会上讲，在那个会上讲。也许是按照自己说的，像「用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一样，他打算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下的一次次讲道理来实现量变，「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他选择了仅有的最成熟的方式。好多人还是嫌他，但听进去了一部分，剩下一部分，失败的事实会接着教育。邓说他有一大功绩，就是教育出一代干部。

原谅我的拿来主义，韩毓海老师的书里阐发了一系列精彩的观点。

「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由劳动体系、商业体系和资本体系构成，资本的控制贯穿于这个体系的全过程。换句话说，这个体系的目的不在于劳动、商业的发展，而在于资本积累。在这里，『货币变成了资本』，即货币不是为了生存和交换被付出的，而是作为利息和利润被『贷出』的。」

资本主义追求的是无限制的财富积累，这种无限制的财富积累是以摧毁一切社会关系，把一切社会关系改造为金钱债务关系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是一种毁灭性发展，并不是真正的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从工业革命中发掘出机器的暴力，从圈地运动中发掘出农业革命的暴力，从交通革命中发掘出殖民主义的暴力。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代表的是资本的暴力。

西方以暴力摧毁了中国的治理体系，它迫使中国人重新审视自己的文明，并且使中国人不能不以军事组织的方式重新改造中国的治理体系。

他所面对的还不仅仅是一穷二白，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还有天文数字的割地赔款。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魏源的一个伟大贡献是把世界上的文明划分为居国、行国、海国，即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元和清的组织方式，是一种军事组织方式，而西方以城市堡垒为核心的民族国家，是在对抗「没有中心的帝国」（大意指元帝国）的过程中形成的。他准确概括出「反西方军事组织形式」的另类军事组织形式——西方是以城市征服农村，而中国革命则是以农村包围城市。

马克思认为，在欧洲，所谓「生产资料的私有化」是从土地私有化开始的，而土地私有化则是日耳曼化的结果，从此，公社制度在欧洲就被终结了。欧洲无产阶级在城市所进行的斗争，是为了争夺工业化的生产资料的斗争。由于欧洲的土地是私有化的，因此仅仅在城市里夺取工业化的生产资料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要从根本上避免生产资料私有化，就必须避免土地私有化。

马克思思想的真正断裂，其实发生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之后。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举家流亡英国。在大英博物馆，马克思看到了大量东印度公司的资料。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马克思说自己的时间都被「亚洲问题」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