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黎平：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特点研究

点击：作者：张黎平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发布时间:2020-12-06 10:30:10

【纪念毛主席诞辰127周年】

张黎平：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研究系列之一

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特点研究

早在2013年4月9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就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色，不变质，就一定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一论述，充满着忧党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借鉴毛泽东在1945年“回答黄炎培提出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中国历代王朝兴亡的历史周期率”的著名论断，是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合法性和执政规律的进一步的深刻揭示。这就告诫我们，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要深刻认识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历史规律及其警示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程中，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是一笔宝贵财富。由于毛泽东对反腐倡廉的卓越见识和高超谋略，反腐倡廉不但在革命战争年代成为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前提，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营造了世所罕见的清廉氛围，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保障。因此，研究总结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和实践，不仅对我们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指导我们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对今后工作乃至全人类反腐败实践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是对老人家最忠诚的缅怀。

毛泽东反腐倡廉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十个方面：

一、洞烛幽微，高度警惕

铲除贪污腐败的社会是毛泽东“革命”的初衷，因此，毛泽东在革命初期就对贪污腐败表现出异常愤恨，对其影响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就有深刻洞察。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新生苏维埃政权受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势力的侵蚀，党内出现了铺张浪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毛泽东就同张闻天、项英、何叔衡等中央政府领导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廉政斗争。1931年冬，刚就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亲自签发了《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1]1932年5月，在决定因贪污腐化、生活堕落的瑞金县九区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枪决时，毛泽东曾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表明了毛泽东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态度和对其意义高人一筹的认识。此后，毛泽东又签署了一系列训令。1934年1月，为了总结中华苏维埃反贪污、反浪费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2]

抗日战争时期，党和军队廉洁风气已普遍形成，毛泽东并没有懈怠，而是更加重视党员干部的廉洁问题，多次强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是最可鄙的；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3]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下，中共中央1937年8月25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把“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作为重要内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民主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法规、条例。其中在关于《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们的党腐化……应该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毛泽东的眼界已经不仅仅局限在革命根据地内了，他已开始考虑更为长远的问题。1944年3月，历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史论著作《甲申三百年祭》后，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号召全党学习。

建国前夕，毛泽东更是深思熟虑，进一步丰富了反腐倡廉思想。他把反腐败斗争提到立党立国的高度，提醒全党同志加以注意。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出现“被糖衣炮弹”袭击的问题做了形象描述，对建国后党的更伟大、更艰巨的任务做了深刻分析，对全党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要求。

现实不幸被毛泽东所言中。建国后，党内确有一些共产党人腐化了，党内也出现了普遍的官僚主义倾向。为此，毛泽东开始把拒腐防变的方针付诸实践，领导全党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整党运动和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要求“凡有贪污现象者皆须彻底肃清。”[4]并批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并鲜明地提出从严惩腐的措施：“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判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5]要求全党“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6]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系列指示都贯穿着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把建立廉洁政治、反对贪污腐败作为建国治党的根本思想，成为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基础部分。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反腐败斗争的高度重视并使之转化为全党共识，才使得我们在建国初期“四面楚歌”的危机面前沉着应战，并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

二、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作为熟史如珍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深谙历朝历代的腐败无不是从“朝廷”蔓延到“官僚”，最后扩散为普遍性风气的规律。因此，不管是在党的初创时期还是在威震天下的时刻，不管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时，做廉洁自律表率一直是毛泽东的自觉追求。

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给自己规定的粮食定量只是一线普通战士的3/4。就连艰苦的长征路上，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也不允许警卫员设法为他多领20个红辣椒，被严令如数退回。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已经在全党树立了绝对威望，但他照样带头开荒、种地；衣服一补再补；伙食费和大家一样，每月三元，不允许有丝毫的特殊照顾；深夜工作为了节省灯油，考虑问题时总是把灯芯拔小。

新中国诞生后，作为全党全国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依然廉洁如故。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徇私。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他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他的内衣补丁摞补丁。他一生粗茶淡饭，最高档的就是红烧肉和活鲤鱼，但在三年困难时期也被叫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同样严格要求，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

舐犊之情人皆有之，作为伟人的毛泽东照样如此。但毛泽东对子女的爱护，不是让受宠，不是溺爱，而是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要求和培养子女。他不仅对自己苛刻，对子女也毫不放纵，决不允许有丝毫的特殊。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没有让他呆在中央机关，而是放到农村拜农民为师，让他去亲身体会民间疾苦和劳动的艰辛。建国后，毛泽东也没有把毛岸英安排在机关工作，而是让他到工厂去劳动。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当有人提出要将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时，毛泽东毅然否决。而在最宠爱的女儿李敏和李讷上大学时，不准有丝毫特殊的事例，更是尽人皆知。

毛泽东的行为是对中国传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思想的一种无形鞭挞。毛泽东身后萧条，他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任何遗产，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伟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表现在他能叱咤风云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表现在他的细微末节处。毛泽东之所以至今活在人民心中，就因为他是这样一位伟人。

三、防微杜渐，思想筑堤

从思想上建党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大特色，而防微杜渐更是毛泽东一贯的思维风格。“只有从思想入党才能在组织上入党”，“人的思想，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体现在反腐败斗争中就是，“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防线”，“狠斗私心一闪念”。

毛泽东历来认为，贪污腐败是剥削阶级思想意识腐蚀的结果。因此必须重视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1929年红四军第二次党代会上，毛泽东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深刻论述了它们的根源及纠正措施，从而为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变成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奠定了基础。他曾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7]1937年9月，他提出了反对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8]在郭沫若公开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后，毛泽东要求党员，“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在新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在会上重点谈了防骄破满问题，在他的倡议下，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从而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建国后毛泽东更是重视从每件具体小事上规范全党言行。在他指导下形成的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党必须经常进行党内教育，不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损害我们党在政治上的纯洁。”后来他更加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9]“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工厂、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10]这些论述都是毛泽东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防线，从小事上防微杜渐的有力例证。

毛泽东不仅注意思想教育的理论指导，更注重实践中探索思想教育的方法。除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法宝”，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要在党内不断开展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对马列主义来一个集中的学习，对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来一个集中清理与整顿。

关于思想教育的内容，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与党的任务的转换虽然时有不同，但一些基本的内容，毛泽东始终是十分强调的。其一是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他认为马列主义是无产阶级最革命最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防腐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其二是惩恶扬善，用无产阶段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克服各种剥削阶级腐朽的思想道德意识，保持思想革命化，以抵制糖衣炮弹的攻击。并反复告诫全党同志务必警惕。

四、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有人认为毛泽东重视“人治”忽视“法治”，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毛泽东一生不仅十分重视法治建设和制度规范，并在许多方面成为带头执行法律和规章的典范。在反腐倡廉建设中，他不仅十分重视建章立制，更重视反腐的机制建设，以法反腐是毛泽东反腐倡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特征。他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规，就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

早在井冈山时期的1933年，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11]中就提出：

对贪污者，要在“以量论罪”的基础上，由纪律处分改为按法律程序处置，任何组织和个人，其贪污腐败行为一经查实，一概立案依法处理。后来在瑞金时期、延安时期，毛泽东都亲自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反腐训令。建国后，又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法律文件的形式使反腐败活动规范下来；同时制定出台了《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条例》、《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央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规定》、《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等一系列法规，阐明了贪污罪的概念，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同时为加强党员干部的廉洁自律，中央还颁布了一系列党员须知和党员生活准则等。此外，还对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与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在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毛泽东更注重从机制上制约权力滥用，防止腐败。如井冈山时期的审计制度，对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廉政建设起到重要作用。建国后，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设立行政监察机构，对党员和干部的权力形成约束机制，为公职人员廉洁自律创造了一种健康的社会环境。从50年代到毛泽东逝世，清正廉洁成为大多数人的自觉自愿行动，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灵魂深处对腐败有一种切肤之痛，这种氛围的形成，不仅是“人治”的结果，更是“法治”的结果。

五、突出重点，紧抓领导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毛泽东深谙其理。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特别注重紧紧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辩证地把握工作重点。他要求一是领导干部做艰苦奋斗，廉洁自律的带头人。不仅自己言传身教，而且要求各级干部都这样做。如七届二中全会上针对高级领导干部提出的“不祝寿、不送礼”等六条廉政措施；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出的低薪、节俭保廉、定期参加劳动等一系列制度，就是为了保证领导干部坚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克服官僚作风，强化党同联系群众的密切联系而制定的。二是领导干部要成为反腐败斗争的带头人。在“三反”运动中，他要求领导干部要“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向当时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来打。同时对行动比较迟缓，领导不够得力者实行严肃的批评与督促甚至撤职查办。三是对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严厉惩处，毫不徇情。在“三反”斗争中，明确提出从严惩腐的方针，“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判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他支持武汉市委公开揭露和惩处一批公然压制群众批评的领导干部，同时主张对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消除，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加重惩处。而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时的坚决，更是尽人皆知。

六、废除专制，依靠民主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毛泽东汲取历史教训，在治理腐败中充分依靠民主，这是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一贯立场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折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唯一动力”是这种折射的思想基础。

早在中央苏区时期，面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蔓延，毛泽东就看到民主力量的伟大，成立了各级工农检察院，作为各级党组织领导反腐败的办事机构，利用各种媒体，大造舆论声势，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反腐败突击队、轻骑兵、通讯员、工农法庭等群众组织，动员千百万群众广泛参加到反腐败斗争中来，取得了我党历史上苏区反腐败斗争的第一次胜利。延安时期和黄炎培的对话，是毛泽东民主反腐思想成熟的标志。建国后，毛泽东始终把依靠群众监督，依靠民主反腐作为根本措施，他所领导发动的一系列整风运动、反腐败运动，都是民主的典型运用。尽管由于“左”倾思潮的恶意误导，使毛泽东依靠群众的初衷扩大僵化，但其紧紧依靠群众的方针是不容质疑的。

毛泽东民主反腐思想，主要体现在民主制度、民主原则、民主手段三个层面。他认为，民主制度是反腐防腐的根本。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深刻论述了新中国民主制度的基本内容就是“多数人的统治”；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体制，更摒弃了几千年的专制政体。1954年制定的宪法，明确规定了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根本权力，享有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选举、监督、管理与罢免等权利。从而在国体与政体两个层面上，为反腐倡廉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本保证。民主原则是防腐反腐的基本保证。他制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成为党内民主的基本制度。民主方法是防腐反腐的具体措施。毛泽东着力强化人民对权力实行民主监督，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行政监督、人民团体监督、信访监督、舆论监督等具体途径。

七、定性严肃，敌我论处

毛泽东的反腐倡廉实践，经历了一个由“本能痛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本能痛恨”是因为毛泽东出身于平民阶层，所以对官僚腐败有一种天然的厌恶；更因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因此对腐败导致人亡政息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深切的认识；而“理性反思”则是党执政后，面对不断滋生的腐败现象，逐步深入的。

党执政初期，毛泽东还仅仅是从反骄破满、人亡政息的角度去看待腐败的。但随着党内腐败现象的不断冒头，毛泽东的认识发生变化。他把党腐化不腐化问题提到了还需不需要再次进行流血革命的政治高度去认识，指出资产阶级糖弹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大贪污犯是人民的敌人，他们已经不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故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他们肃清，而不应有丝毫的留恋或同情。”“这些大小老虎是资产阶级安置在我军内部的堡垒，他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后患无穷。”[12]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此时已经把腐败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去看待，认为反腐败斗争实质就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现，是极其严肃的政治斗，所以必须以敌我矛盾的方式去处理。毛泽东对腐败问题的这种严肃定性，对发动全党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教育全党全国人民从灵魂深处与旧世界的观念决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只是由于一些投机分子的另有所谋，趁机将其推向反面。

八、不分亲疏，一律重典

由于腐败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因此视党的事业和纯洁如生命的毛泽东在腐败问题上从不做任何妥协和让步。党内经他亲批处死的“功臣”就有7个。在这些人中，有少年时代就跟随毛泽东干革命的“老井冈”黄克功；有与毛泽东私交甚好，身上有几十处枪伤，在住院时毛泽东还把中央特批给自己的牛奶让出的萧玉璧；有长征年代的“红小鬼”刘青山、张子善。毛泽东也是人，也有一个正常人应有的感情，毛泽东在决策对这些人的处理时也是异常痛苦，但最终还是“党情”战胜了“私情”。薄一波曾就刘、张被枪毙问题上评价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和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其他有识之士也称赞说：“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挽救了大批党的干部。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挽救了党，挽救了新中国”。

九、亲抓细研，不断总结

毛泽东出于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凡涉及党和国家安危的关键问题都会“事必躬亲”。反腐倡廉就是他毕生关注的“军国大事”，更是如此。从井冈山时期亲自制定《反腐败训令》、亲自撰写“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到建国后亲自起草一系列文件、指示，从亲自搞调查，听汇报到亲自抓斗争，抓案件，无不体现了一代伟人对人民、对信仰、对真理追求的一种“内在自觉”。这种“内在自觉”，既体现了一代伟人的历史责任感，也使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在实践的扎实基础上。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前无古人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就是因为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来源于实践而不是书本和凭空想象，所以才对实践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三反”“五反”等反腐败运动能够取得巨大胜利，无不是亲抓细研，不断总结的结果。

十、注重合力，讲求实效

毛泽东作为一位战略大家和策略大家，对腐败产生和存在的复杂性和反腐败的艰巨性有着深刻认识。因此特别注重发挥各自综合优势，系统治理。一是注重各方面的合力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如在总的反腐防腐体系设计上提出共产党要接受来自四个方面的监督，即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并赋予监督的真正权力。在手段上坚持各种手段同时运用。如在苏区时期，坚持党的领导、舆论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多措并举。在建国初的廉政风暴中，在打击贪污浪费的同时，开展了整党整风、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会道门、消灭黑势力、禁毒灭娼、土改运动等。二是注重治理与腐败相关的有关因素。如反贪污、反浪费的同时提出要勤俭节约，在中央苏区时就主张“奖励廉洁，禁绝贪污”；反腐败的同时密切联系群众，如井冈山时期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由于反腐与倡廉相“双管齐下”，使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好作风在苏区蔚然成风，与国统区那种贪官污吏横行、骄奢淫逸成风的腐朽风气有了天壤之别，极大地调动了苏区人民参军支前生产纳税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三是始终注重把反腐倡廉建设同其他中心任务相结合。他一贯强调：“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同时开展其它方面的工作……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13]针对全国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他具体指出：开展“三反”斗争，“也不是停止一切工作不做，专做三反斗争，而是和各项工作结合，…。”[14]在军队中，“三反”斗争则是结合当时的军队整编进行的。毛泽东认为，孤立地进行整编工作，整编就会失去应有的意义，整编的内容就会残缺不全。只有通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真正做好整编工作。“务必将整编和三反结合去做，二者不可缺一。”[15]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把反腐败斗争与其他工作有机结合、合并推进的思想。四是十分重视反腐倡廉的治本效应。一方面通过开展一系列的党内整风运动加强党内民主与监督，同时还通过严肃党纪并及时制定各种有关法规和条例进行事先预防和事后制裁，逐步对党员和干部的权力形成约束机制，为公职人员廉洁自律创造了一种健康的社会环境。由于注重综合治理，毛泽东领导的每一次反腐败斗争都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和经济效果。三反五反前，党内外许多有识之士，目睹建国初期出现的腐败浪潮，疑虑重重。通过三反五反，一个个豁然开朗。一位解放军炊事班长说：过去看到个别干部贪污浪费，还以为是党的政策变了，现在发现，不是党的政策变了，而是我们队伍里少数人思想变了。国民党留用人员对共产党大张旗鼓反腐败，更是佩服之至，因痛恨国民党腐败毅然投诚的国民党上将陶峙岳感叹：“有了这一手，共产党一定万岁！”

诚然，社会主义在探索过程中难免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如对腐败问题侧重于强调阶级原因，而对社会经济和制度机制方面的原因认识不够；反腐斗争运动化，不能解决长久之计，且容易伤及好人，造成干部队伍和社会无序化等，值得我们今天记取和改进。但瑕不掩瑜，谁也不能否定，毛泽东时代是我们党的干部队伍最清廉、风气最好的时代。否则，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历史将记住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及其实践的伟大功绩！

参考文献：

[1]《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全文载1996年3月13日《大河文化报》

[2]《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4页

[5]《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3页

[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48页

[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094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59页

[9] 毛泽东：《中国农业社会主义高潮按语》

[10]毛泽东：《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