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从此，北平的黑暗时代一去不复返，它成了人民的北京，随后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新中国成立时的北京城区图。

解放军为和平解放北平，与傅作义军队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平津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中央已经在着手准备接管北平。考虑到在接管北平的特殊时期，反动势力仍通过各种形式渗透在社会各处，不可能一扫而净，必须实行军事管制。因此中央决定，北平的接管将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1948年12月18日，在涿县召开的北平市委第二次会议上正式通过成立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叶剑英出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和北平市市长，彭真任市委书记。

七八千名接管干部聚到京郊的良乡后，叶剑英和彭真在一座庙里对他们进行了集训。彭真说：“进城后，一是安定社会秩序，二是搞好接管，三是肃清特务，四是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叶剑英则明确告诉大家：“北平将来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们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关系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

12月28日，北平市军管会发出了《关于做好入城准备工作的通告》，还颁布了14条入城纪律，内容涉及入城人员的军风纪律，要求入城人员服装整齐，注意礼节。甚至规定通行时要靠右边走，不准在市内乘马驱驰，汽车速度每小时不得超过40里等。

一切准备就绪后，1949年1月1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成立布告。同一日，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这是中共领导下的第一届北平市政府。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与傅作义军队交接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军管会和北平市政府也从郊外移往北平城内的办公处所，开始对外办公。中共北平市委和军管会选中东交民巷的旧德国使馆、旧日本使馆和兵营作为办公区，从此奠定了北京市委领导机关所在地的位置。北平市人民政府的办公地接收了原国民政府北平市政府旧址及北京饭店、南河沿翠明庄等地，后迁至正义路2号。

北平和平解放后，市内原来国民党的党政机关、文化教育、企业、交通等大大小小千余家单位，皆转入人民手中。北平秩序安定，国民党的残余势力被肃清，人民群众过上稳定的生活。

“北平市政府”的名称使用时间不长。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623人一致举手通过定都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两个月后，北京市的第一届人民政府诞生。

收回东交民巷

北京城最长的街是长安街，最长的胡同当属东交民巷。它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与车流奔驰不息、人流接踵摩肩的长安街相反，东交民巷路静人稀，鳞次栉比的西洋风格小楼掩映在浓密的国槐树里。

这条建于明朝的狭长巷子，呈现过繁华，更经历过劫难。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这里成了使馆界，八国驻兵防守，独立管理，禁止中国人入住，并堂而皇之地写在《辛丑条约》上。

到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的时候，东交民巷的各国兵营仍然掌握在帝国主义的手中，这个领事馆区仍然是“国中之国”。这就不难理解，在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的时候，毛泽东要特别批准，让威武的人民解放军穿过东交民巷……

叶剑英在政协会后受命南下，聂荣臻继任北京市市长兼军管会主任。他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东交民巷是长在中国人脸上的一个疮，是到了根治的时候了！

1950年1月6日下午，北京市军管会所在的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院内，在环境幽雅的北楼会议厅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这是军管会召开的征用兵营行动的最后部署会议。

开会所在的楼于1945年日本投降前是日本驻中国的总领事馆，它的南邻是日本兵营，北邻是意大利兵营。据说，一战后，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订立的卖国“二十一条”就是在这座北楼签字的。北平解放前，傅作义曾将他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一度设在这里。此时，这里是北京军管会的驻地，后来成了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办公地。

晚清之后，经历了两次大战，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国中之国”的东交民巷，也映射了这些变化：原来的八国兵营，到1949年时仍有外国驻军的只剩5个，分别是美国、英国、法国和荷兰，和由苏联继承的俄国兵营。苏联与新中国最早建立了外交关系，并把俄国兵营交还给了中国，只是使馆人员还在其中暂住。几年后，苏联使馆建成，俄国兵营完全交还给了中国。

法国、荷兰都在北京军管会的限期下撤出了兵营，美国以各种理由抗拒了两天，但面对军管会接收小组的坚决态度，也仅仅拖延了两天就腾空了兵营。老牌帝国主义英国，最先用枪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和利益最多，在东交民巷占建的兵营最大，位置也最显眼——北墙斜对面就是紫禁城。

面对北京军管会的接收公告，英国试图拖延。他们表示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征收英国兵营的行动暂缓，但也仅仅暂缓三个月，英国还是把东交民巷的英国兵营交还给了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皆被废除了，外国军队不可能被允许非法驻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

北京今天的行政区划是怎么来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行政区划有过多次变化，反映出城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水平与功能定位的演进。1958年的那一次“扩容”，是北京最大规模的一次行政区划变化，在这之后，北京的市域基本稳定下来。

1949年1月，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当时的北平城区，面积不足百平方公里，却如棋盘格般划为12个区，前三门以北称内七区、以南称外五区。

这种小而密的棋盘格局，是从清末至民国沿袭下来的区划方法。城区外围，还分布着8个郊区，大体相当于如今朝阳、海淀、丰台的大部分地区。1948年解放军进入北平郊区时，还曾划定东至通州，西至门头沟，南至黄村，西南至长辛店，北至沙河，共12个军事管制区，与接管的20个区共同构成32个区的格局。

刚刚解放的北平城，大量特务、惯匪在城内流窜，社会秩序亟待恢复。区辖面积过小，机构多，权力分散的弊端更加凸显。由于进城干部有限，庞大的行政机构也造成区政府干部严重不足。第八区1949年4月的一期民政工作月报曾反映，“区干部编制应该四十余人，只有21人，因此工作只能是水来土掩式的被动应付。群众路线自然也走不好，甚至根本谈不上，成了坐办公室的状态。”干部不足，精简机构需要立刻提上日程。

1950年，北京内城的七个区合并为五个区，外城五个区合并为四个区。合并后，不再分内城外城，统一按照第一区至第九区命名。

到了1952年，区划再次整合。过去以数字命名的北京各区，终于都有了各自的名字：围绕紫禁城，第一区改称东单区， 第二区为西单区，接着是西四区、东四区。前三门以南，前门区居中，左右两边是宣武区和崇文区，同时，郊区有了东郊区、南苑区、丰台区、海淀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的称呼，已经和现在的名称基本一致。

为服务中央，给首都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空间，原属河北省的邻近县陆续划归北京管辖，现有规模、格局基本形成。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8年）期间，首都工业、农业飞速迈进。当时的报纸描述：“不论你走出建国门、朝阳门，还是东直门、广渠门，都会看到林立的烟囱，无论在南苑、在丰台、在海淀，还是在城里，都可以找到令人兴奋的新建或扩建的工厂。”

北京开始不断扩容，最早融入北京的是宛平县和房山的部分村庄，1952年7月23日，华北行政委员会批准将热河省宛平县全部和房山县部分村划归北京市。到了1956年，隶属于河北省的昌平县划归北京，更名昌平区，同时河北省通县所属的金盏等7个乡被划归北京市东郊区，也就是后来的朝阳区。1957年12月，河北省顺义县中央机场场区和进场公路划归北京市管辖，这也就造成不少顺义人说的“我们土地上的首都机场划给了朝阳”。

最大的扩容动作是在1958年，当年3月7日，国务院批准将河北省的通县、顺义、大兴、良乡、房山5个县和通州市划归北京市管辖。5月，国务院批准将通县和通州市合并为通州区，良乡县和房山县合并为周口店区，大兴县和南苑区合并为大兴区，顺义县改为顺义区。这些地方就是现在北京六环边的第一圈卫星城，不仅为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还为北京所需物资特别是生活物资的供应提供了可靠保障。

10月，河北省怀柔、密云、平谷、延庆四个县划归北京市，这些北部长城脚下的县，每个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水库。这是北京自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扩界。至此，北京基本成就了现有的市域范围。

2010年，原东城区与原崇文区合并为新东城，原宣武区与原西城区合并为新西城，形成16区县行政区划。

2016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千年大计”宏图展开。2019年1月11日，北京市级行政中心正式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迈入了新的历史篇章。

来源：北京日报

文字 董少东 感谢北京市档案馆大力支持